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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德:何人懺悔——《我的人生感悟》讀後感(一)
(博讯2006年8月25日)
    林正德 (福州作家、評論家,國際名醫、世衛專家 歐洲導報社張英轉發供稿 原載國風網歐洲導報版http://www.guofeng.info)
    
     最近,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季羨林先生《我的人生感悟》一書,該書以“修身”、“治學”、“寄情”、“曠達”為題,將季老的文章分為四大部分。不過,這些文章所涉內容包括方方面面,很難用一篇短文就能全說清楚,還是拆開來慢說吧。 (博讯 boxun.com)

    
    誠然,對於廣大中國讀者來說,人們主要是通過《牛棚雜憶》一書認識季羨林先生的,可以說《牛棚雜憶》就是季羨林先生的代表作。在《我的人生感悟》一書中有兩篇文章《牛棚雜憶——緣起(1)》、《牛棚雜憶——緣起(2)》取自《牛棚雜憶》中《緣起》一章,所以,要談該書的讀後感不談《牛棚雜憶》一書是不行的。
    
    《牛棚雜憶》寫於1992年,出版於1998年,為什麼拖了6年?按照作者的說法,“其中確有一個說法,而這個說法並不神秘,它僅僅出於個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點私心而已。”在此之前,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於1976年,中間又隔了16年,所為何來?季先生在《牛棚雜憶》《自序》中說,“這十六年是我反思、觀察、困惑、期待的期間。”“我期待著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出來。”“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人寫。”而眼看著這批受迫害的老人一個個都離開了人世間,他自己也垂垂老矣,迫不得已只好自己動筆,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寫了下來,當了第二個巴金。在《牛棚雜憶》出版之後,時間又過了8年,季先生又出了《我的人生感悟》一書,不過,還是沒人把牛棚經歷寫成書出版,幸虧季羨林先生動筆寫了《牛棚雜憶》一書,這恐怕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紀絕唱了。
    
    其實,這一些一點都不奇怪,看看1956年那場反右鬥爭,除了幾個青年學生出身的“右派”還寫了若干有關反右經歷的文章和書之外,老知識份子出身的“右派”就少有反右經歷的回憶錄,更甭說有關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經歷的長篇小說問世了,就是擅長寫長篇小說的著名作家丁玲不也是沒有把自己遭遇的苦難寫成長篇小說麼?現在,那些老知識份子出身的“右派”基本上都已經謝世,他們把自己遭遇的深重苦難都默默地帶進了火葬場,恐怕我們的後代是再也無法瞭解他們所遭遇的真實的苦難了,這不能不是我們民族莫大的悲哀。
    
    至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基本也如此,那些能進“牛棚”的知識份子基本上在解放前都有些閱歷,他們在文革期間就已經是中老年人了,現在連文革都已經過去四十年了,他們有幾個人能夠活到像季羨林先生一樣九十五歲高夀啊?就是活到九十五歲高夀,他們又有幾個人能像季羨林先生一樣每天筆耕不輟呀?所以,我才說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恐怕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紀絕唱了。
    
    何況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之所以能夠出版,是因為他的名氣實在太大了,是僅次於巴金的一個大師,而且,他又有多位門生弟子鼎力相助,所以,他出書是不成問題的。而其他沒有什麼名氣的“牛鬼蛇神”即使是有膽量和魄力把“牛棚”經歷寫成書,恐怕也是難以出版。迄今為止,有關文革題材的作品還是屬於禁區,都要通過中央一級的嚴格報批,現在走市場化的出版社有哪個會去等那遙遙無期的報批啊?所以,季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都沒用,只是盼得“東方太陽出來了,然而我的期待卻落了空。”(見《自序》)。
    
    當然,老邁的“牛鬼蛇神”們是沒有魄力和膽量把蹲“牛棚”的經歷寫成書,然而,稍為年輕一些但如今業已是兩鬢斑白的當年清華、北航造反派頭頭等還是有人將文革經歷寫成書,只是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只能在網上發表或境外出版。本人有一篇關於當年紅衛兵破“四舊”的文章都印成小樣了,最終還是被撤版。本人花三十年寫了一部關於文革及上山下鄉的三部曲《非常十年》,而要尋求出版也花了二十年仍遙遙無期,可謂三十年磨一劍,二十年等出書,而奇怪的是我這只在網上發表的書竟有一些公司、機構將其製作成光碟銷售,有的提供刻錄光碟服務,有的機構將其製作成手機電子書,更多的網站、機構將其製成下載軟體、電子書,有的還是收費下載服務,還有某市圖書館、某大學圖書館將其作為館藏圖書(電子書),所有的這一些行為都未征得本人作者的同意(除某一網站是本人投稿),我不知道這些是不是屬於盜版侵權行為,按說應該是吧,但我無可奈何。
    
    季先生在《自序》中說:“此外,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對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而說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麼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這一類人現在已經四五十歲了,有的官據要津。即使別人不找他們算賬,他們自己如果還有點良心,有點理智的話,在燈紅酒綠之餘,清夜捫心自問,你能夠睡得安穩嗎?如果這一類人——據估算,人數是不老少的——也寫點什麼東西的話,拿來與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寫的東西對照一讀,對我們人民的教育意義,特別是我們後世子孫的教育意義,會是極大極大的。我並不要求他們檢討和懺悔,這些都不是本質的東西,我只期待他們秉筆直書。這樣做,他們可以說是為我們民族立了大功,只會得到褒揚,不會受到譴責,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該文中什麼“人數是不老少的”,連電腦都在下面打波浪線,理應是作者或校對的筆誤,這句話應該是“人數是不少的”。我不知道作者的這段話主要是針對北大人說的,還是泛泛而談。既然該書是記敍作者在北大的文革經歷,姑且也縮小範圍說吧。眾所周知,清華和北大是全國最著名的兩大高等學府,清華出了好多位政治局委員,而北大好像就沒出一個,這究竟是為什麼呀?莫非在文革運動中清華的動靜比北大的要小?非也!那麼,也就只好在北大人的性格上去尋找答案了,許多北大人的性格都有一點強勁,季先生也在書中說:“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麼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強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強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老北大校長馬寅初不是也很倔強,無論多少人圍攻他,他始終不肯承認他提出的《新人口論》是錯誤的。原北大校長陸平也有點強勁,他在文革前社教運動中靠邊站了,接著,北大第一個“社教”工作隊撤走了,由北京市委領導的第二個工作隊又進駐北大,陸平東山再起,在1965年5月4日晚,在北大“五.四”運動場舉行萬人營火晚會,陸平又重登主席臺發表演講,揚眉吐氣地大聲說:“我陸平還是好人嘛!”還有那個聶元梓也是強脾氣的,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貼出後,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5月26日上午,校党委派副校長黃一然在臨湖軒同聶元梓談話,黃一然曾擔任駐蘇大使館文化參贊等職,善於辭令,他娓娓動聽地勸說聶元梓主動檢查,把大字報撕下來,聶元梓沉吟片刻,回答說:“檢查,可以,我檢查,不過,把大字報撕下來,我不,我不撕。”也許,因為北大人中強脾氣的人太多,與主流社會不易融合,所以,北大人當大官的不多,倒是右派出了一簍又一簍。在季先生書中說的“造反派”——新北大公社的“打砸搶分子” “有的官據要津”,那麼,這些人恐怕就是“漏網之魚”了,處世肯定是圓滑的,滑得像泥鰍一樣才會漏網,他們躲避還來不及躲避咧,現在要這些人寫文章寫書回憶過去或者懺悔,這不是一廂情願的事麼?也許,這些人還會振振有詞地說當年那數以千計的老紅衛兵們手執各種打人器械封鎖了北京火車站的所有進出口,野蠻殘暴地把成千上萬被他們驅逐出城的所謂“黑五類分子”打得死去活來,許多人當場就命喪黃泉,而他們中的許多人現在不是當了大官就是大款,他們有沒有人懺悔呀?還有那麼多貪官貪污受賄,瘋狂地斂財,他們又有幾人會自動懺悔呀?而他們當年所作所為,只是執行所謂毛主席革命路線,或者說按當時的極左政策行事罷了,他們可能犯有錯誤,那也是時代鑄成的,他們至少沒有貪污受賄。
    
    我以為當年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和後來的新北大公社,實際上只是當年社教運動產下的怪胎,如果當年只搞社教運動而不搞文化大革命的話,那麼,產生的班子模式就跟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新北大公社差不多。周國平在《歲月與性情》一書中也說:“北大的情形就很不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裏的造反派頭目根本就不是學生,而是一個專職黨政幹部。聶元梓的反陸平實質上是黨內爭權奪利的鬥爭,由於某種特殊的需要,她才僥倖獲勝。她其實完全是傳統中的人,上臺後也仍以傳統的方式領導北大的運動。”之所以她人稱“老佛爺”,就是因為她霸道,壓制不同意見,“完全是傳統中的人”,正如季先生在《自序》中所說,“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熱的‘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囉用長矛刺殺校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對於“老佛爺”辦的學習班,或者俗稱“牛棚”、“黑幫大院”,我以為跟其他工作隊、軍宣隊、工宣隊、革委會辦的學習班都差不多,只有“傳統中的人”、老紅衛兵們才熱衷於建“牛棚”鬥“牛”,而另類的造反派出身成分大多不怎麼好,他們對父輩的不幸遭遇只會產生兔死狐悲之感和惻隱之心,怎會熱衷於充當“鬥牛士”呢?所以,“老佛爺”的所作所為是不得人心的,才會遭到那麼多的人反對和反抗,連季先生這樣的老知識份子也看不下去,於是,他“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由於季先生“自己跳出來”,結果,他被“老佛爺”整慘了,被抄家,被揪去批鬥,被抓去勞改,被關進牛棚,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幾乎把自己老命賠上。”正因為季先生有這些九死一生的難忘經歷,才有《牛棚雜憶》、《我的人生感悟》這些書留給後代人,讓我們的後代知道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曾經發生過這麼一幕轟轟烈烈、淒淒慘慘的“文化大革命”,正如作者在《緣起》中所說,“我還有一個牢固的信念。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地寫了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裏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的。它會告訴我們,什麼事情應當幹,什麼事情又不應當幹,絕沒有任何壞處。”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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