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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现有社会理论也配称“科学”吗?
(博讯2006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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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以后,总是吃亏挨打的中国人,还来不及进行全面而冷静的思考,就在鲁迅、胡适等激进帮读书人的鼓吹和炒作下,文过饰非地,把中国的落后和积弱不振的原因,统统归结到“没有民主”和“不讲科学”这两个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僵化的的思维定式。一时间“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比现在的“超女”还要家喻户晓的“明星”,人人都希望能和它们“挂上钩”,或起码“沾点边”,以示能赶得上与时俱进的时髦潮流。小时候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借原子弹之光、人人都以能拥有一支“原子笔(后来改称圆珠笔)”来炫耀为荣。另一个就是大小理发店门口、或橱窗里写的“奶油科学电烫”广告。尤其是后者,让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的笔者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要是那些女人们在头上抹了“奶油”,再一烫出香味,那出得门来,一定马上引来满头的苍蝇,岂不要赛过那些“黏蝇纸”了! (博讯 boxun.com)

    
    虽然后来逐渐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些无伤大碍、够不上现在这种高科技“坑蒙拐骗”档次的商业噱头。但是却从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中,体会到由于文化的精练、压缩,以及长期实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背)书高”的、靠几句“子曰、诗云”教条,就可登堂入室当官的科举制度(现在又“进步”成大学文凭甚至海外博士硕士之类的考试学位了),和儒家宣传、灌输的“唯上(皇帝、父母、师长)是从”观念,让中国人养成了不求甚解、鸡毛也可当令箭的习惯。完全丧失了马克思所提倡的“怀疑一切”、以及毛泽东加以进一步明确的“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真正“科学态度”。等于把脑袋送进“托儿所”,交给专家学者或权威“阿姨们”去照料,自己只要看看电视里的足球和超女选拔赛,或上网忽悠一把就“民主”了。甚至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徒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却不仅不能对人类社会的文明有所建树,反而落到只能当西方“跟屁虫”,同样染上一身不堪的“社会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客观上早就“民主”了的中国社会,那里的“大众皇帝(社会主人)们”,已经不知不觉、习惯成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社会风气,甚至成了社会的“遗传基因病”。这里面并没有一点夸大不实之处,只要随便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任何一段(如公车上书、洋务运动、义和团、百日维新、五四运动、国共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现在的改革开放等)拿出来认真剖析一下,都一定可以找得出这种“基因”来的。
    
    不过,如果把这种“社会基因病”统统像激进帮那样,一味怪罪到自己的文化(甚至文字)身上,那是非常不公平、更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一种文过饰非的态度,就像得了梅毒或艾滋病,不去先检点自己的生活作风,却把责任推给妻子、二奶、情人一样,只能让这种病在更多人身上蔓延开来。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古代中国的圣贤、学者、或诸子百家们,由于受时代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局限,没有能力、或来得及以个人的有限生命,从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开发出一套可以正确认识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没有难以自圆其说的死角的、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系统,给中国人立下一套可以成社会方圆的规矩。反而匆忙中出于私心杂念,走上和代表少数人利益集团的权力结合、狼狈为奸、合伙“愚民(多数人利益集团)”的道路(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检验民主的唯一标准》http://www.newmilestone.org/06/czl60612.html)。让由功能强大的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在根本无法消灭的天性影响下,以其它文化做不到的,从上下左右里外,全方位“窝里斗”方式,形成了的确有中国特色、却被“高等动物”以自己的另类无知眼光、判断为“落后”的社会。正是这种任何统治集团都不敢掉以轻心的“窝里斗”,耗费了中华民族本来拥有的巨大社会能量。这种能量之强大,只要想想毛泽东手下的中国人,在内战、抗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五十年代能够在那样艰难困苦的不可思议的物质条件下,却在今天还被世人公认为“了不起”的两弹一星高科技领域里,做出的惊人成就,就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对如此伟大的成就,我们除了用“制度优越性”“领导正确”之类似是而非的原因,甚至“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绝对错误的理由来解释、夸耀或自豪外。却始终拿不出一个有理论依据、可以令人心服口服,甚至可以如法炮制重复的科学解释。以至于到数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可以拿这件事来打“文字官司”,进行网上“窝里斗”,以此为理由或借口,来振振有词地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让有关部门即担心又无奈,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地,牺牲真正的言论自由了!
    
    其实究其根本之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就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放到桌面上,公开对全社会(包括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从精神上整合民意共识的道理。革命者永远只能靠拿前朝许多贪污腐败的表象事实来宣传,煽动社会早已存在的不满,产生“换人做做看”的预期心理,却不符合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愿轻易交出权力而遭到镇压。最后必须靠“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肉体战争或政变手段,来强行夺取。但是在取得胜利后,皇帝(领袖)和他的参谋班子,仍然没有能够拿得出一套、可以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作为管理社会并能克服前朝弊病的利器。用来当政府要推行一个政策时,事前就有理论做可行性的后台保证,让各级领导个个都胸有成竹。这样一旦遇到任何具体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由自己或手下出面,来光明正大地,说出『为了整体长远的共同利益,谁必须暂时吃点亏、谁可能一时占点便宜』的理由,让所有要讨“说法”的人,心服口服地摆平。正因为始终没有没有掌握这样的理论,所以谁也不敢实行真正的民主(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文革“给民主”实验,只能半途而废),被迫继续采用“暗箱作业”和控制言论自由的手段,最后让中国社会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殊途同归地,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宿命轮回,反而让理应属于假冒伪劣货色的所谓“历史周期率”理论,倒成了颠簸不破的“真理”!到底原因何在呢?
    
    可以认为,社会理论和相关的学者、专家、权威们,他们的作用就好比要为政权和社会“看家护院”提供保护的、类似武侠小说中的“教师爷”。除了一方面教主人全家老少,都学习掌握一些基本防身武功之外,更要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击退任何敢于来犯挑衅之各路蟊贼或劲敌,以自己高超无敌的武功,保证全家(社会)得以享受无后顾之忧的快乐和安宁。所以当社会出现任何有可能干扰、打乱正常进程的错误思潮时,他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反驳错误,维护正确。如果失败,就应该虚心检讨自己“武功不到家”的缺失,重新学习、设法弥补缺失,让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能力,脱胎换骨般更上一层楼,而不能指望“近亲交配”出来的同门师兄弟去收拾残局。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实吧。原来这些社会理论“教师爷”们,一向习惯于生活在由权力提供生存庇护的学术“象牙塔”之中,自己有的本事只不过是一套套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需要锦上添花的时候,还可以仗着主人势力作为靠山,“狐假虎威”般走在前面耀武扬威、振振有词地把民众唬得一楞一楞地。但是一遇到真让东家为难,甚至力不从心的、强大的“(问题)对手”挑战,而需要教师爷亲自出马过招时,就马上吃瘪。非但不能用自己的本事去“雪中送炭”,主动出面替东家分忧解难,凸现出真正货真价实的权威实力,反而躲在靠山后面不敢出头,一味唆使权力主人在无奈之下,运用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去对付对手(比如不公平地分配话语权和舆论资源,拉偏架、甚至以行政或技术手段,来打击、迫害对手。而笔者挑战错误社会理论的文字,经常在各论坛被扣,个人的《新里程碑》网站http://www.newmilestone.org 在国内被长期屏蔽,就是确凿的证据)。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如果成功,则继续“占个茅坑”混下去,再顺便搞点“私活”留条后路。一旦失败,马上转投新的权力主人,再当另一家胜利者的教师爷。客观历史地看,迄今为止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谓“社会理论”,就好比只跟胜利者上床的名妓陈圆圆(文革年代由四人帮控制的“梁效”理论写作班子就是典型)。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领袖或伟人一致面临的悲哀或不幸。因为他们徒有好的身心素质和机遇,却始终掌握不到一门天下无敌的精神“武功(社会理论)”,并拥有一把可以削铁如泥的理论宝剑。才会不得已在平庸的教师爷簇拥下、包围中,被迫做出一件件这样或那样的违心之举(如毛泽东自嘲的“猴气”),背上理应由无能的社会理论和相关读书人来背的“黑锅”(笔者对文中所有评论、比喻的准确性负责,欢迎组织批判围剿,直至在允许公开审判前提下的讼诉)!
    
    不过最不可原谅的是,由功能强大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社会理论学者,不仅不能从解压缩中国文化中,找出几乎所有认识、解释、甚至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启示,进而总结出一套真正有中国特色,却可“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适用于全人类(不是高等动物)社会(也不是原始丛林)的、可以当之无愧带上“科学”桂冠的社会理论。反而学着当年五四激进帮要“全盘西化”的口气,一味嚷嚷着当“跟批虫”,主动去和西方理论“接轨”!他们甚至不能(或不敢)指出,正在主导人类社会行为的,西方社会理论所存在的根本方向性、原则性错误。正是这种明显是绝对、完全错误的社会理论,以不设前提条件的“自由”名义,极尽打压作为“天性克星”的人性之能事,而“人性”反而因为没有可以让理性“师出有名”的理论根据,去约束社会行为。最后让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统治集团,以错误理论为借口来为所欲为(就像现在美国、日本的表现那样),成为导致人类社会总是不断产生事与愿违的、末日般灾难的罪魁祸首和总根源,一切问题都由此而起。所以就法理而言,包括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乃至伊朗和阿富汗人等,一切东西方人种都在内的全人类和他们生活的社会,都是错误社会理论误导下的直接受害者!
    
    但是必须指出,东西方社会在这个社会理论的问题上,受害的程度差不多,但是从表象反映出的本质却完全不同:
    
    对中国社会而言,是没有能够形成一套正确而完整的社会科学理论系统,尽管那种文化里面,早已具备建构这种理论所必需的全部元素(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系统,就是由这些元素组成)。却因为千余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养成的保守习惯势力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展出一个可以不受主观影响的科学理论体系。就像中医和中草药一样,绝对能治病却说不出只要照办、就可以重复的所以然来,相对于西医,表象上留下“落后”的把柄。而那些不同朝代的领袖,就像水平不一的中医,有的的确医术高明,有效地治好不少“社会病”。但都不能把自己的治国理念(医术)提升到经得起推敲质疑,可以重复实践的科学层次,使中国社会总是呈现“人亡政息”的不稳定特征;
    
    而在西方,则是拿在相对简单得多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主义,照搬到远比自然科学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在做化学物理实验,或解剖青蛙老鼠时积累的、力不从心的研究能力和观察水平层次上,轻率地把至今还不能自圆其说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猴群们在原始自然环境条件下才适用的“丛林法则”,当成社会理论的开山祖师爷和圭臬,以物质文明的标量,来冒充真正人类文明的矢量,拿来当广告模特儿去引诱世人,让自己和人类社会,棋错一步满盘皆输地,误入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死胡同,由此证明西方就根本没有一个“科学”的社会理论”。试想一下,要是布什总统当年在耶鲁大学,真正学到一门经得起推敲质疑的社会理论的话。那今天还用得着总是冒经常被戳穿的难堪,千方百计地说谎,不顾“文明”的斯文脸面,要像猴子般地靠野蛮恐怖的肉体战争武力,强行在国际上“称大王”吗!
    
    总之一言以蔽之,就是东西方社会,尽管原因不同,结果却一样地殊途同归。那就是至今都没有一个可以正确认识和指导人类社会行为的、真正的有资格称之为“科学”而没有例外的社会理论。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是只能用进化论的语言,得出『人类还没有完成高等动物的阶段性进化。本质上只不过还是一只只表面上穿着打领带的西服(或长衫、唐装),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行为上却在不折不扣地按照“丛林法则”行事,至今还在乐此不疲地把自己人造的社会当成丛林,进行着和“人类文明”风牛马不相及的动物般原始野蛮,残酷恐怖的肉体战争的另类“高等猴子”』的结论。而当前国际社会表现出来的的乱象现实,就是这个结论的权威背书!
    
    所以笔者现在要以“受害人”身份,和由此获得的权利,明确地要求一切与社会理论相关的学问和各种大小研究机构:
    
    请摘下你们现在打着的、因你们的实际表现和行为结果、而受到歪曲玷污的“科学”招牌。因为在通过“精神战争”的考验和洗礼之前,你们现在还没有资格,更不配名正言顺地、享有这顶桂冠!
    
    潘一丁 2006年8月22日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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