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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小泉时代中日面临外交错位
(博讯2006年8月09日)
    
    季节进入灼热的8月,在8·15终战纪念即将引发一年一度首相参拜靖国骚动之前,在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纷纷出炉、政界热议日本未来和亚洲外交之际,由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东京-北京论坛”于8月3日-4日在东京召开。
     (博讯 boxun.com)

    这是继去年在北京举行首届论坛之后,移师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为打造为期十年,以相互尊重、坦诚对话为主旨的新型交流平台开了一个好头,也在中日两国传统官方外交和以往民间外交模式以外,做出了推动新型“公代外交”的新尝试。大会同时发布“中日同步舆论调查结果报告书”,显示中日民众存在巨大的认识鸿沟,激发与会者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一、“东京-北京论坛”树立高规格公共外交范例
    
    2005年,中国部分城市发生反日游行,中国关系不仅在政治层面,更在民间层次也陷入低谷。有鉴于中日民间亲近感日趋低下,政府交流渠道长时不畅,言论NPO决意创立能让双方坦率交流、真诚沟通的公共外交平台。2005年8月,首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
    
    今年第二届“东京-北京论坛”,引起中日有识之识高度重视。中方组织了35人参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现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石广生,外事委副主任王英凡,全国政协港澳台华侨委副主任唐闻生,中国前驻日大使杨振亚,现任大使王毅,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重要智库和众多一线媒体人士。日本方面出席人员有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内阁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外务副大臣盐崎恭久,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座长小林阳太郎,众议院议员加藤□一、中谷元、仙谷由人、铃木宽、林芳正,以及产业界、学界、传媒业界主流人士。在 8月3日举行的论坛开幕式,人气正旺的后小泉时代政治代表、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亲自拨冗与会,表现了关注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姿态,也使得“东京-北京论坛”的权威性和社会辐射度获得背书。
    
    本次论坛除两国代表发表基调演讲以外,与会者分为五大科目,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言语交锋。这5大分科是:亚洲大交流与中日协力;资源·能源· 环境一中日共同课题;改善综合认识和相互认识─媒体的作用;超越历史问题;亚洲的未来与中日关系。大会还同时公布了“中日同步舆论调查”的结果,为论坛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数据参考,也为社会提供了认识中日关系现状的有力资料。
    
    论坛结束时,中日双方发表共同声明指出:东京-北京论坛得到中日两国舆论界、政界、产业界、文化界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人士的积极参与,正在成为一个中日两国面向亚洲未来,民间主导的新型交流平台。论坛既是连接中日的有效的新型平台,又补充两国政府间的讨论,是具有号召力的以民间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北京-东京论坛”不同于两国官方外交模式和以往的民间外交模式,将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二,后小泉时代中日面临外交错位
    
    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也明显表现出一种特点,那就是对于中日关系,中国方面还停留在“友好乡愁”之中,而日本方面却有强烈的“脱乡愁”倾向。
    
    所谓中日关系的“乡愁”,大约有两个层次:第一是日本领导人对中国文化寄予“乡愁”。在中日建交之初,日本首相和老一辈政治家都是战前出生,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憧憬。田中角荣是汉诗迷,中曾根康宏是空海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真言宗的信徒,而小泉可能是最后一位怀有中国文化“乡愁”的日本首相。小泉十分喜欢孔子的《论语》,在国会辩论中经常引用孔子语录。
    
    而新生代政治家安倍晋三在战后出生,留学美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感觉。他在本次论坛的致辞中明确指出:在日中建交后的中国热潮中建立起来的,基于中国憧憬之上的日中关系不能长久。他在7月出版的新作《走向美丽的日本》中,曾借一名预测了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美国专家的话,批判那些被中国文化魅力迷住的人。那位专家说:对中国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判断是非常难的,对于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更是这样,这是因为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是非常有魅力的国家,不只是爱德加· 斯诺,许多研究家都堕入了对中国的恋情中。当本次与会的全国政协港澳台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唐闻生质问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日本的心,究竟是亚洲心,还是欧美心?中川直率地回答说:不应该从究竟是亚洲心还是欧美心这样狭碍的立场出发,而是要创造出超越这种观念的新的概念。
    
    第二个层次是中日友好的“乡愁”。中日建交以后,日本老一辈政治家抱有忏悔和感恩的情怀和中国交往,他们对中国对日本的“以德抱怨”永不忘怀。田中角荣曾在1973年访苏时对苏联总理科西金说:中国问题对日本来说一半是内政问题,谈和中国发展关系,政府总能得到近半数的民众的支持,在感情上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亲近的。在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人说:把日本人送回母亲身边,于是就把几百万日本人送回了日本,而你们却把很多日本人送到西伯利亚,强迫他们干重体力活,有很多人在饥饿中死去。
    
    因此,中日关系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一直有强烈的感情因素融于其中。小泉首相或许是最后一位怀有“友好乡愁”的首相,他也是第一个为日本“殖民地统治和侵略”道歉的自民党首相。而安倍晋三在致辞中明确指出:日中要从互相都很客气、保持一定距离的奢侈的友好,变为正面讨论问题、不怕摩擦、通过对话的不断积累,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日本新一代政治人物表现得很明显:要从那种乡愁式的感情外交中脱化出来,在利益共有基础上建立“实利外交”,而他们提出的“实利外交”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政经分离”--对于那些历史的、感情的纠葛,尽管争论,但是别让这些影响日中联手挣大钱!
    
    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大会致辞中呼吁重温老一辈政治承诺,他说:现在有必要重温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做出的郑重承诺,重建两国新一代领导人的相互信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在发言中讲述说:在他任上海市副市长的1992年,有5万-10万中国人欢迎天皇、皇后,而去年上海却有5万-10万人参加反日游行,这使他心情很不好。而安倍晋三对中日感情低落的认识却比较洒脱,他也举了两个数字,78%和32%。78%是1980年代日本国民对中感情的亲近指数,32%是当前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感到亲切的数字,他把这个数字比喻为“生产的阵痛”--这是向着日中两国达成真正相互理解而不能不通过的,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日方重要政治人物发言中,包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外务副大臣盐崎恭久,都强调“政经分离”;中方发言中,则极力反对日方提出“政经分离”这种过于实际的想法。赵启正指出:我个人认为,政冷的现实至少使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不能达到应有的理想的高度。所以,尽快克服“政冷经热”,刻不容缓。
    
    对于中日关系的认识,中日之存在着“乡愁”与“脱乡愁”的严重落差,必然使后小泉时代中日在相互理解的方式上也产生严重落差,交流基础和沟通层次的乖离,必然造成交流语码的错位--这也是这次“北京-东京论坛”所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杨文凯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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