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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我们怎么会没有言论自由的
(博讯2006年8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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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伟人毛泽东,曾经发出过一句气势如虹的“豪言壮语”,谓之『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句本来绝对有资格代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自信心的话,说得多么好啊!不过笔者要狐假虎威地补充一句,那就是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只要让人说话,天就永远不会塌下来』。甚至更狗尾续貂地,要再进一步说『天之所以会塌下来,就是因为坚持不让人说话的结果』。从纣王无道导致谏臣比干挖心,韩非的“禁心说”导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直到蒋介石国民党的“莫谈国事”导致自己被赶到台湾。并继续限制言论自由,最后让一个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国宝和国库中的黄金,都弄到台湾去的大“黄鼠狼”政权,通过自称是日本人李登辉的渐变操作,终于下出了陈水扁这样一代不如一代的“窃国小耗子”。这就是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屡试不爽的严重教训!那么,包括毛泽东蒋介石在内的,聪明的中国领袖,怎么会不断犯下这种比蠢人还不如的“第N次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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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仅是毛泽东蒋介石,中国历代的“英主明君”,开始时也都抱有这种观点,留下不少“兼听则明”“广开言路”“言者无罪”之类的名言绝句,甚至尝试付诸于实践。比如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矫枉过正地,公开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言论绝对自由”的群众运动,终于导致物极必反而收不了场。让接班人最后不得不采取只做不说的“不争论”的曲线政策。最后又回到限制言论自由的原点。如果我们以中医“根治”的理论,来找找“病根”。就不难知道,这完全是因为由错误社会理论养成的习惯势力所控制的社会,仗着死人不会为自己辩护的苦衷,让许多“只会读书不会用书”而变得没有出息的中国读书人,得以老是“文过饰非”地、拿历史伟人当替罪羊,借题发挥地,痛斥所谓的“不民主、独裁、专制”。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受害者”,博得了“大众皇帝”的同情和支持,对当局形成舆论压力,而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遗憾的是,当这些读书人一旦获得某种机会,可以从政府下分得一勺(注意,仅仅是一小勺而已)“权力之羹”后(比如获批准和赞助成立一个网站,自己当上有一定人事和经济支配权的总编辑),马上招兵买马、拉帮结派地纠集一批跟随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小园地”上,建立起一个“权力小朝廷”(类似水浒传中王伦把持的梁山“议事厅”),实行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来。在内部互相拉拢、吹捧,并以“排除异己”的不光彩手段(比如对有不同观点者的“言论自由”围剿不果后,就借口调整,取消他们进入内部讨论区的密码,来维持观点的大同小异),来“排除异己”(这种类似的遭遇,笔者过去在国内外的网站上都已经多次遇到过)。而政府的权力,就是建立在具有如此习惯和心态的多数读书人基础之上的。怎么能指望由他们来实现真正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呢?
    
    不过把责任推给中国读书人,也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从古代他们的祖师爷开始,受客观时代环境和物质条件局限,除了不断地补充中国压缩文化的内容之外,并没有留下“解压缩”的方法(可能他们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有“压缩”这样的概念)。所以只能让后人根据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社会地位)的私心,去各取所需地作片面解释,却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这才是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问题的症结或根源之所在。因为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质疑和实践检验,科学而正确的社会理论,可以让伟人用来“以理服民众”,或让民众(或各成员国)反过来“以理服领袖(联合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无法反驳的“(道)理”。最后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只能以“反恐”或“反霸权的不公平压迫”、以及“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名义或借口,靠一样野蛮残酷而恐怖的肉体战争,或技术行政手段,来“以力压人”了。
    
    对西方而言,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因为那里的文化能力和文字,还不足以把大多数人加工到中国人所具有的普遍水平和能力。正好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丛林法则创造了基础条件,让他们很容易接受人类是从猴子进化来的“高等动物”,并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优良强种”,有权合法对同类实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终于形成今天全人类社会这种一起成双作对“窝里斗”的乱象。殊不知就本质而言,西方也是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因为他们的文字至今还没有分出以“言”为偏旁的言论,和以“口”为偏旁的“鸟啼、蛙鸣、虎啸、狼嚎”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把像那个过去台湾女教授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性高潮”之类的各种“叫床声”,也当成要保护的“言论自由”,却把“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种理论上的确属于“言论”范畴的不完全正确、甚至绝对错误的思潮,当成不能容忍的邪恶,异曲同工地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
    
    这更是大陆不能实行真正言论自由的原因和苦衷。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专家或权威们,根本就拿不出一套可以供领袖和政府用来“以理服人”的理论根据(比如当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就哀叹“经济学家解释不了陕甘宁边区使用的边币”),要是贸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连久经大风大浪的毛泽东最后都坚持不下去,百般无奈之下,只有先按老祖宗养成的习惯,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再次用“以力服人”的手段来饮鴊止渴,埋下四人帮倒台的“火种”,而始终跳不出历史循坏的误区。
    
    所以,如果把迄今为止的东西方社会,一向就统统没有真正言论自由的罪过,归咎于东西方迄今为止,都没有正确的(甚至反而是错误的)社会理论,来指导社会行为的结果,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而『是否害怕真正的“言论自由”?』,更是判断手中有没有正确的社会理论的唯一标准。不信的话,就再等着瞧吧。只可惜糟蹋了中国文化一次“当仁不让”的崛起机会。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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