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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趋炎附势,岂能树立司法权威?/陈树庆
(博讯2006年7月25日)
——评席传喜因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艰难的维权历程

    一、案情简介

     1998年6月,因杭州市城市建设需要,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吴山指挥部)根据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作出的杭房拆许字(98)6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许可,要对位于杭州市上城区陆官巷2号席传喜所有的房屋进行拆迁。由于房屋面积、房屋性质(席传喜主张是营业用房而非居住用房)等存在争议,双方未达成拆迁协议,亦没有签订房屋拆迁调换协议。后吴山指挥部申请裁决,市房管局于1998年12月15日作出杭房拆载字(1998)第132号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席传喜接到该裁决书后五日内搬迁腾空。席传喜不服,于1998年12月26日就该拆迁纠纷裁决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9年1月21日,吴山指挥部在席传喜与市房管局的行政诉讼尚在进行过程中,在席传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所有的私房予以拆除。 (博讯 boxun.com)

     2000年9月20日席传喜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吴山指挥部赔偿原告土地使用权损失和归还非法拆除的原告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合计1255728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17日作出(2000)杭民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认为席传喜主张赔偿土地使用权损失,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席传喜称被拆除房中存在贵重物品,由于吴山指挥部拆除造成灭失,因其未能提供证明,故其要求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吴山指挥部赔偿席传喜人民币5000元整;驳回席传喜的其余诉讼请求。席传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11日作出(2001)浙法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

     从此,席传喜走上了已历多年的申诉与上访之路。

     其间,2003年一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年3月11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2003)浙检民行建字第3号检察建议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判决赔偿席传喜5000元缺乏法律、事实依据。该检察建议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举证责任的论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其适用前提基础是,诉讼各方当事人,在诉前发生的违法、过错行为不至于对进行民事诉讼乃至法院裁判必须据以的证据采取“毁灭性行为”。而本案一方当事人(吴山指挥部)在诉前的违法、过错行为,构成对诉讼必须据以的证据实施毁灭性行为,导致法院裁判必须据以的证据灭失,毋庸置疑,这就破坏了“谁主张谁举证”之证据规则的适用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据该规则进行判案,显然违反了证据适用的基本原理和重要规则,有悖于立法本意,有失公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建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至此,本案一审、二审存在重大误判错判已经更加明显,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味地寻求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和解而不尽快作出重审,结果导致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不仅受损害当事人席传喜的合法权益久久不能获得公正有效的司法救济,而且在维权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光诉讼费就已经化了三万多元,其他包括律师费和车马费,累积超过十万元)也不堪重负,从一个家底殷实的工厂主沦落到如今一介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生活一再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

     二、案情分析

     本案,从席传喜提供的材料和叙述来看,有下列问题:

    1、席传喜原是一家个体工厂的老板,因本案厂房(处城市一类地段)被拆迁,拆迁单位安置给他是住宅(四类地段)而不是营业房,两者间存在巨大的地级差价和商业用途差价,并且给他过渡房只有23平方米,由此造成席传喜土地使用权损失是明白无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2、3款明确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本案一审和二审判决,怎能说本案强行拆除席传喜房屋后席传喜诉求赔偿土地使用权损失是因无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呢?

     当然,吴山指挥部和法院可以说,本案是依据政府机关作出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合法”拆除,不能定性为“侵权法律关系”。但从拆迁地段的事后用途上来看,用于建设清波菜市场及住宅,乃商业用途具有商业价值,非纯粹的“公用设施”和为了“公众利益”,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拆迁中或事后席传喜要求获得“公平、等价”的土地使用权损失也是于法有据的,本案一审和二审判决的法院法官难道不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具体法条不成?而专横地认定“席传喜主张赔偿土地使用权损失,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这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法院判案,法律只是法官手中可用可弃的“工具”,判决可以天马行空而不受法律约束。一旦具体案件的审理“有法官而无法律”,要他法律又有何用?

     2、本案被告吴山指挥部,在一审过程中,是个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临时机构,属于亦官(有权力)亦民(有利益)的组织,既具有权力背景,有具有资本利益,相对于被拆迁人席传喜来说具有明显的强势。

     各级法院目前在财政支付、建设用地、法官安置等诸多方面与地方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法官和行政官员一样纳入了“党管干部”的官本位人事体系。在现有体制下,不能排除法院和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官官(法官与其他官员)相护”的合理怀疑;不能排除法官审理具体案件除了根据法律和事实以外权衡其他涉及法院或法官自身利害关系的合理怀疑;

     3、据本案席传喜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诉状》反映,2001年4月11日二审开庭过程中“一审审判长一直待在高院二审审判长办公室,庭审中午休庭时,二审合议庭成员将被诉人(吴山指挥部应诉人员)叫出法庭至审判长办公室,遂即关门长达15分钟,15分钟回到法庭后即宣布闭庭,并于同日下达终审判决,该判决几乎是一审判决的翻版”。就象我了解的其他绝大多数一审的误判和错案一样,在二审“照本宣科”地予以维持,在当事人屡屡申诉中被推委或长时间“束之高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有“二审终审”审判体制、简单的“错案问责制”、法院年度人大工作报告中片面追求“数字政绩(如二审或再审‘发回重审与改判率低’)”的不合理,不能排除不同审级法官“同病相怜”而官官(法官与法官)相护的合理怀疑。

     三、本案启示

     本案,可以说是近十几年来城市扩建和旧城改造过程中,大规模征地、拆迁所产生的千千万万纠纷的其中一件。社会需要发展,城市需要建设,这是无可否认的“硬道理”。但是,社会需要怎样的发展,城市应该进行怎样的建设,且是众说纷纭,这里面不仅包含着不同的发展观,更多地牵涉了利益。在具体操作中,“公共权力”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和位置?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权力人”在“职务行为”的名义下是否牵涉了他们自己的“私利”?“权力人”是如何尽最大限度地“以权谋私”来实现“权力”与“资本”的相互转换与“统收”?社会当如何有效地防止“以权谋私”来确保公共权力的廉洁与公正行使?成了至关重要因素。

     根据作者本人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现实情况所反映的问题应该说是不容乐观的。虽然“权利本位”在理论上已经开始兴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与司法机关也都口口声声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挂在口上,但由于受中国封建主义“权力控制”治国之道的影响,当权者的实际行动却屡屡与真正法治“规制权力,保障权利”反其道而行之,在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上几乎仍旧“死水一潭”,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有根本性改变的明显征兆。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转型期,官官(权力与权力)相护、权钱照应,连“捍卫法律与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法院及其不少法官们也趋炎附势,即使明显有错就是久拖不纠而损害司法权威,又岂能让法律成为普遍的社会信仰?

     权力大于法律的结果,权力、或资本捆绑着的权力在以“法律”名义下更加耀武扬威乃至穷凶极恶地与民争利。在权力和资本疯狂的双重挤压下,民众权利屡屡受到“合法”的伤害,像席传喜这样的弱势受害者到处都是。权力资本与民众纠纷双方的强弱之势力是十分悬殊的,这种悬殊,可以贯穿整个案情发展的始末,广大民众通过“法律程序”寻求公力救济之路劳命伤财而备感艰辛,长时间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甚至一无所获。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空中楼阁的“法制”决不会比万丈深渊安全多少,如此少数“权力人”的天堂乐园和广大“权利人”的地狱苦海,尚能久乎?

    2006年 7月25日 完稿于杭州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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