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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市场化不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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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7月14日)

垄断行业市场化不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好办法

------对吴敬琏《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一文的补充与批评

刘晓峰
    
     如何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到持续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能否持续下去,甚至直接影响到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十分紧迫地摆在决策层乃至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社会科学人士的面前。《中国经济时报》在7月5日的头版刊载了吴敬琏先生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的发言《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一些媒体也曾用“吴敬琏称当前贫富差距拉大 分化源自腐败和垄断”的醒目标题予以报道。在笔者看来,该文有不少好见解,但也有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疏忽,容易产生误导。在大家都在寻求深化改革的路径的时候,对于吴先生这样一个有影响,平时也乐于就公共问题发言的专家,而且是以“妥善处理”这样的策士口气的献言,理应认真对待。
    
    一、关于收入差距过大产生的原因
    
    吴文认为,当前收入差距过大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腐败,二是垄断。
    
    收入差距过大的第一个原因是腐败,这个看法不是不对,但是有些“宏大叙事”(即大而化之)的味道。我们知道,腐败导致社会不公,收入差距蕴涵其中;也就是说,收入差距过大只是腐败引发的若干不良后果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把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的关注导向去聚焦反腐,并不利于准确认识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真实原因。
    
    并且,众所周知,由腐败引起的实际收入的差距基本上是隐性的,因为这种差距毕竟不受法律和政策的保护;而公众主要关注的收入差距,不仅仅指腐败带来的实际收入的差距,还包括那些发生在体制内的、合法的收入差距。甚至主要是指后者。比如,在一些国有企业严重亏损,领导人的收入却高的离谱。如媒体曾经披露的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总裁陈久霖,在亏损的情况下自己每年的收入却达到了450万美元。再如一些国营企业领导人的收入高出普通职工的几倍,十几倍甚至更高。
    
    因此,对于当前公众反映强烈并引起中央高层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吴强调通过反腐败来解决,看上去有道理,其实把因果关系搞的模糊不清,不利于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二个原因,吴敬琏认为是存在行业垄断。这个看法也不是不对,但是,这只能解释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却无法解释行业内部和其他方面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人都懂得,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维度的收入差距过大。除了前面讲到的企业内部的差距之外,随便列举还可以看到一些,如:城镇内部差距、农村内部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内部差距,等等。因此,吴敬琏指出的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二个原因,过于狭隘,同样不足以帮助决策层妥善制定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
    
    二、关于对策
    
    其实,通观吴敬琏全文,可以肯定地说,他对当前收入差距过大产生原因的分析不过是“虚晃一枪”,因此分析的不准不全也不足为奇。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提出后面的对策。他说:“我们现在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条就应当是把腐败制止住,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要实现市场化。不实现市场化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对于“把腐败制止住”就可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建议,稍作分析就会发现缺乏说服力。防范和惩治腐败早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八十年代就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这有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公开论述为证,为何现在突然就监管不力了呢?事实上,这些年来,对腐败问题的监管机制和惩治力度不是削弱而是在不断增强,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正是在这些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发生了八十年代并未出现的严重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如果看到这个基本事实,就应该承认,把当前收入差距过大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腐败,多少有些“大而不当”,并不利于解决问题。
    
    就是按照吴先生的立论,如果要合乎逻辑,就应该说,这些年来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原因,是监管能力的提升赶不上腐败的速度。那么,推动腐败加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承认惩治腐败的力度加大的前提下,寻找这个原因难道不应该从这些年的经济改革政策中去找吗?
    
    关于第二项对策,吴敬琏说的是:“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
    放出来。也就是说,要实现市场化。”
    
    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仅仅靠市场的力量足以防范腐败吗?其实,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引经据典详细分析。先看市场化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我们也比较熟悉的香港:如果市场化自身可以产生防范腐败的力量,设立那个花纳税人钱的廉政公署干什么?再以坚定不移固守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观的美国为例:为何“反垄断法”是国会的“政治性”立法而不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政性管理规章?按照吴敬琏的逻辑,“反垄断法”就应该是后者。
    
    必须指出的是,吴敬琏在提出这项对策时还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我国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出现,不是在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也不是在改革停滞的时候,恰恰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后,也就是说是在市场化速度加快之后!笔者决不是否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是,这个相关性至少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保证市场化进程健康推进的某些条件当时还不具备,难以防范这个进程中的权力寻租,导致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过大。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今天,那些条件就具备了吗?吴敬琏对那些条件是否得到完善这个问题未做分析,就强调要加快推进垄断部门的市场化,对于一个有公共影响力的人而言,这怎能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三、关于防范“民粹主义方式”
    
    对于公众关于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强烈反映,吴敬琏表达了他对民粹主义情绪的忧郁。他引用人家的话说:“用民粹主义方式去炒作和应对,只能把问题弄得越来越乱,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从全球范围看,在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民粹主义确实是一种危害。这个危害的核心是关注了公平却损失了效率。在东欧一些国家,通过凭证式私有化实施的员工持股的改革方式被认为是“民粹资本主义”的典型。这种方式的问题是,企业股份分解到每一个职工之后,股权高度分散,资本的代理关系模糊了,因而失去了代表“效率”的权利主体,从而效率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那种改革方式的不良后果并非象一些人曾经预言的那样严重,情况甚至正好相反。因为,员工持股的所谓“民粹”式的改革方式,对于让改革获得民众政治上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为新的市场体制的建立打下了道德基础”。(参见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 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随着股份的交易转让和外资的进入,高度分散的股份自然会逐渐集中以形成资本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资本主体,不是以对普通职工的强制剥夺为条件,既承担着效率责任,又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目前,走“民粹式”改革路径的那些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有法制保障的比较规范的经济秩序,从而经济绩效也开始显现。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如南美一些国家选择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改革路径------即通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剥夺绝大多数人的财产权而人为制造出“资本家”,直到现在,这些国家缺乏良好的经济秩序,经济绩效也不理想。
    
    基于这些国际经验,对于民粹资本主义的危害我们当然要警惕,但同时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也要防范。吴敬琏先生对民粹主义改革方式的危害保持高度警惕,对另一种危害却不加分析,并且又没有指出“第三条道路”,对此,我们说吴先生持的是一面之辞而非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不会过分吧?一些公众有尖锐批评,在我看来主要责任是在吴先生自己。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任何一个试图保持对公共事务有影响力的学者,无论过去有什么突出贡献,在体制的转型期,都有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近几年,一批法学界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他们带来了一些法学概念,对于经济学人思考改革和发展问题很有启迪。比如,“程序公正”高于“实质公正”的观念就很值得我们体会。当前,在谈到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时候,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分配的不公平结果,而忽视了决定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事实上,无论一个单位的规模大还是小,如果决定收入分配的过程无法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怎能保证收入的均衡?
    
    还有,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应该重视做案例。郎咸平曾经弄得一些经济学家一脸尴尬,取巧之处就在用了案例说话。虽然他的案例问题很大,但毕竟比那些“空口说白话”的学者对公众更有说服力。做案例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中国教授们的先天不足,但应该自觉弥这个缺陷。笔者因为了解一些垄断行业这几年实行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大量弊端,基于这个事实体验,对吴先生的立论做一点批评。得罪了!
    
    (7、13)《中国改革论坛》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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