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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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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7月10日)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和谐,指事物发展处于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和谐社会作为人类永恒的生命主题和价值追求,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实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和谐社会有着不同的诠释。 (博讯 boxun.com)

    
      (一)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是“谐”,“谐”即是“和”,引申表示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即《中庸》里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周礼》中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快乐。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完全一致。
    
      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还落实到制度上。中国历朝历代,从夏商周起,就对环保有明确法律与禁令。可以说,中国古代在伦理哲学、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结构上都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用于“王道政治”的需要。如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身和谐。儒家虽不提倡禁欲主义,但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锢蔽,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执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讲修来世,力图以事事无碍的超然态度进入一种彻悟的心灵境界,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人和谐。孔子提出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环境。并以“仁爱”为原则,实施途径两条: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孔子还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道家也极力反对人与人的冲突。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社会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治和谐。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说的以民为本。其二,经济和谐。儒家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儒家尤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其三,文化和谐。发扬中国文化的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在于大中华需要一个能兼容并蓄的主导意识形态,多元性在于各种思想能在此基础上相互揉合。从先秦诸子百家始,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至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各种学派与民间信仰交流激荡成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养心”,正是“和而不同”内在精神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和谐。儒家的理想就是“天下”。《礼记》中“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说的就是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论语》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以文德感化外邦,诚所谓“仁者无敌”。古代中国是“文化中国”,是“文明共同体”,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都有自己向往的和谐社会模式。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以“爱无差等”为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图实效;佛教以“善地净土”为梦想,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却早了两千年。《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
    
      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历史局限,但“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伟大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不懈奋斗。当社会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为使民众响应,都把西方社会主义比作是中国的“大同思想”。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因此说,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基本特性,在今天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仍具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二)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观
    
      和谐也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西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认为,联系世界万事万物的标准就是和谐。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说:“自然追求对立,对立产生和谐”,“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而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柏拉图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会从“无秩序变成有秩序”,在他的理想王国中,人们各守其德,各司其责,秩序井然。亚里士多德提出“混合政体”,认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各阶级力量能够合作与平衡,从而减少冲突实现和谐。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中间层”的作用,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上下层冲突的天然缓冲带,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西方早期的和谐思想还体现在民主的进程上。古希腊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几百年后的罗马也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民主共和制。民主是社会各阶级的调和品,是人们渴望平等追求和谐的产物。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主流思想对社会和谐的认识,就是强制人们的理性服从信仰,社会的和谐与否由上帝掌握,只有皈依上帝,人类才能找到内心与社会的和谐。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使人们对社会和谐有了新的认识。开普勒写成了《宇宙和谐论》,探讨了宇宙之所以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原因。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运动,用“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对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把社会和谐奠基在人与神的和谐之上,使基督教成为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即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理性、克己、勤俭、救赎、节制”等新教伦理能够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也确使得疯狂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完善,修正补充,得以延续。
    
      伦理、人性与理性一直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斯宾诺莎认为只要在理性指导下,遵从自然必然性,使人的身心和谐,进而“人人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以实现国家内部的和谐。康德却以德国人那套纯粹理性和绝对命令为核心的自律伦理,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规律的统一和谐。黑格尔用辩证法进一步完善了康德的思想,认为“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正是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哲学探索,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奠定了三个重要基础。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洛克和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机制,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平衡和谐;约翰?密尔对私权和公权的界定,设计了公民和政府和谐相处的制度框架。最后,发展成为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自由社会”理念。
    
      然而,根据“自由社会”自私的“自由选择”原则,其对财产主权的过分肯定,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对力量的过分崇拜,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过度迷信,加上资本主义无限消费观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使其反而加重了人与人的不公平、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亚当?斯密洞悉了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自由经济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后,也同时对这种“利己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所必然带来的贫富不均、社会失序、阶级矛盾、片面追求财富而导致的道德问题,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在构思《国富论》之前,就预感到自己所要描述的“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一只没有羁绊的欲望之手。为此,他先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试图构筑一个“利他主义”的道德屏障来促进社会和谐。他认为经济过度发展必然带来阶级分化,而阶级分化必引起阶级斗争。多年来,我总听到人们津津称道《国富论》而却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同一作者写的《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表达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即“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
    
      但在崇尚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主义”的经济思想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天然矛盾。如何协调统一,始终是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被称作是“斯密难题”。为了解决它,西方各派学者行动起来研究社会和谐,其中“社会均衡论”认为社会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分工论”认为分工造就统一进而带来社会和谐;“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系统现存结构的均衡稳定可以造就社会和谐;“社会融突论”认为社会冲突与社会均衡的互动平衡可以促成社会和谐;“社会解压论”认为将潜在的社会冲突及时转移释放可以实现社会和谐。他们都失败了。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还引发了频繁而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初,面对经济大萧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思路,采取了一种“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人物是凯恩斯。他认为市场并不能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达到充分就业,国家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干预政策,这造就了罗斯福“新政”。“新政”是西方经济思潮从自由放任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只是一国内部的调节。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使得各大列强因对资源和市场的不断竞争而加剧了内部矛盾,激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终极和谐社会”的信念动摇了。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没有死亡。许多思想家对资本主义传统工业文明固有弊病进行了深刻反思。各发达国家内部也因为公平与和平等问题爆发了持久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引起了西方生态主义浪潮。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共识。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主张,击中了西方文明的要害,因为传统西方工业文明一直以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为导向。“可持续发展”并不是要简单地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立,不是要停止发展来保护环境资源,而是追求一种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今,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界主流。
    
      (三)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观
    
      “斯密难题”被马克思主义破解了。马克思主义从起源到目标,本身就是为了追求和谐社会。这在一开始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如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一书,提出了不和谐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制度”所代替。欧文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公社”命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思想进行了肯定,认为它们包含着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
    
      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和谐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各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贯通的稳定状态。马克思把辩证法思想应用于考察社会问题,其中有个著名的观点,叫社会有机体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各要素、各方面、各成员利益关系的综合体,社会和谐则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马克思的矛盾同一性和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能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
    
      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隐讳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和谐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他将社会和谐解释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我,使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合二为一,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社会。“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不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成众多流派。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主流。
    
      科学社会主义通过经济的必然性来批判资本主义,强调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所强调的暴力革命只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还要通过进一步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者如今都认为暴力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而劳动生产率才是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科学社会主义也认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是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运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是用社会主义民主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思想体系的总称。它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强调通过和平的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纠正来走向社会主义。指导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和谐社会研究的思想体系十分繁杂,主要是多元主义、伦理本位和民主至上,即是在理论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欧洲哲学相结合,认为只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各种思想都可融合;政治方面认同议会制和多党制;经济方面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伦理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真正发展的基础是道德原则。民主社会主义将自由、民主、公正、互助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
    
      如今,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流派也发展迅猛,例如市场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即把市场效率和社会主义公平价值统一起来。同时还提出要使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认为公有制仍是争取平等的基础。生态社会主义是将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相结合,谋求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其哲学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全球生态危机。这两个流派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活力。
    
      (四)中国共产党的和谐社会观
    
      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思想体系,正逢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的关键时期。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威信大大下降;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能力仍然强大;全球资本化的急速发展使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提倡的福利政策受到严重挑战。
    
      社会主义受到挫折与挑战的同时也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急剧加大,生产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失业,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生态系统也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提倡平等和民主,反对等级和压迫,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传统生产力发展之刻,就是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成熟之时,人类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目标永不过时,社会主义必将卷土重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于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多注重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几大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取决于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人与自身的和谐就是克己爱物,将欲望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身和谐的外化,只有在集体和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个人向往自由、要求权益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要求权利规范。两种需求能否协调一致,能否归于和谐,是现代社会需首先解决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未被人类劳动涉及的自然界也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能反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个子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系统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三大和谐源流的科学归纳。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基于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再认识。任何和谐社会都是一个拥有巨大凝聚力的社会,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
    
      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可持续发展是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取得巨大成果和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基本结论,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另外,西方文明价值观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系列原则本身并没有缺陷,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些价值原则被虚伪化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既摈弃了以神为本,也摈弃了资本主义在以人为本口号下所掩盖的以钱为本,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合理吸纳和批判超越。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理念成熟的标志,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因为其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即斗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只是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根据具体情况而产生的阶段性表现。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理论归宿。在新世纪里,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已重新认识到共产主义在追求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的现实价值。如果说世界新社会主义运动是试图在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超越的话,那么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对现在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借鉴和超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二、什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
    
      (一)“环境友好型”概念的由来
    
      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不断深化逐步形成的。环境危机首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于西方发达国家局部爆发,此时,经济增长等于一切,“先污染后治理”是这一时期环境治理的主要特征。当生态环境危机全面爆发并严重影响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时,环境治理思路才开始向“源头和过程控制”转变,即从末端治理变为源头预防,清洁生产应时而生。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环境无害化技术”,被通称为“环境友好技术”,主要是指预防污染与清洁能源的工艺、技术、产品。1992年在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概念。90年代中后期,“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环境友好企业”等概念相继出现。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等方面所提出的综合要求,迫使人类必须彻底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转型。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节点,是“世界问题复合体”。环境与人口、资源彼此作用,共存于一个复合生态循环中,环境问题是一个人口与资源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又主要通过生产、消费和分配环节进行联系,因此环境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而实现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到全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带来人们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的变化,解决不好就会使社会人文与社会道德伦理受到威胁,因此环境问题就又反映为一个文化问题。环境问题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整个社会实践,强调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全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为占有更多环境资源,各国在方方面面进行着激烈博弈,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就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就必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的机制,就必须革新传统技术体系,将这一系列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中,就必须进行一场综合的环境革命。这场综合环境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国开始全面提出“环境友好”的理念。2004年日本发表了《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就此诞生。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涵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致力于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形态。就中国而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开放有序的贸易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人类社会经历“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和谐自然”三个基本阶段。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人类敬畏自然,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迫使人们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工业文明时期,贪婪资本与强大科技的结合,使人类将自然界变成服从于人类物欲的对象。人类生活获得极大改善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危机。环境友好理念抛弃了古人“敬畏自然”中的神秘性,吸取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自信,吸取了改造自然的积极因素。
    
      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倡经济和环境双赢,实现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最小化,将这种负荷和影响控制在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良性循环。有人说,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就已包括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实则正相反。在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资源节约是环境友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观念方面,资源节约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资源使用率,如节水、节地、节能等等,但不能涵盖环境友好所包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要素,也达不到环境友好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伦理层次。在经济方面,资源节约可以提供“节流”措施,而环境友好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统筹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在政治方面,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多地强调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措施降低环境成本,解决更为广泛的国计民生问题。在文化方面,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为关注生产和消费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强调生活质量、生活内涵、生活意义的幸福指数,有很强的道德文化传承价值。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胡锦涛同志2005年指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起点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点,在于基本价值观与解决问题的原则完全一致。二者在价值理念上都主张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者的社会伦理观都区别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也区别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将人文精神、法律制度、经济技术、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整合为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赢的强大力量;二者都坚持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体现社会关爱,遵循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外发展的五统筹原则;二者都要求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公平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综合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
    
      胡锦涛同志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正是这六大特征的具体体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来促进公众参与,通过绿色GDP和环保问责来强化官员的正确政绩观,通过强化环境法规来保障人们的环境权益,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础;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实现途径;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精神,反对极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人人互助团结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提供了文化氛围;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大力开发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产业,需要一大批创新型人才与高新科技,需要实现中国环境与经济双赢,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平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一系列环境资源的分配机制与环境经济新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保障人民健康、关注社会热点、化解群众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稳定保障。至于说到人与自然和谐,那本来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也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环境资源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建国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又少了1/3,加上原来天然不可居住的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仅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龙头产业几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我们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是他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5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资源国内将仅剩六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中国北方的水资源已近枯竭,华北平原下出现了25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中国南方的水资源严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水已经完全丧失使用功能。全国17%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我们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五到十年内,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加大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环境问题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我国目前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五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并一定要处理好的是水坝移民问题。2020年整个西南地区的水坝移民要达100万。中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松花江事件后,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环境问题引发强大的国际压力。我国已签署和批准了5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着我们的国际形象。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西方国家已把环境问题作为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周边邻国开始越来越关心中国跨界河流海域的污染开发,主要西方国家更加关心中国在15年后将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近期没有削减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能结构,当轮到兑现削减承诺时,中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众矢之的。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中国的最大出口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仅最近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国机电出口每年损失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71%。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维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然而,全国各省在提前超额完成“十五”GDP指标的同时,主要环境指标都没完成。如今,中国用20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年里集中显现。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必须不惜代价提前解决中国环境问题。
    
    三、如何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问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因为思想文化决定了社会制度、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设定。中国环境问题首先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以前我们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斗争哲学,而且在“唯生产力论”的误导下认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缺位加重了道德丧失和信仰危机,追求物质财富已成为社会惟一目标,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发展的束缚。再次,我们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没对现代文明中的真谛吸纳多少。例如,权利和契约这两个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环保的必要条件;各种环境权利普遍界限模糊,环境和资源无法进入生产成本核算;各利益群体间因缺乏公平博弈的平台来达成契约,弱势群体的环境权利被剥夺,等等。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导致认识的错误,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为的短视。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是要全面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次是据此重新制订我们的战略发展目标;再次是据此设计我们的制度机制;然后再据此指导我们各专业领域的工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若要更新思想文化体系,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寻找源泉。
    
      (一)确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方向
    
      西方国家爆发生态危机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反思生态危机的成因,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消费理念共同塑成了一种强大的征服掠夺自然的物质力量。所以,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有着难以剥离的密切关系,生态危机的爆发为认清资本主义本质提供了难得教材。
    
      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生态破坏状况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但是他们却深刻地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他们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虽然体现了现代工业发展的某些共性,但根本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绿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马克思深刻分析道:“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像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社会是由人生产的,自然也在按“人化”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成为“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因为自然史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出现,人改造自然的状态,受到人与人关系的影响;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物质关系又是基础。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互为中介,也互为制约。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然因素始终发挥着基础作用,而人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攫取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他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服从于人的需要”,“劳动本身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他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一个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文明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掠夺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一个是针对人与人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既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解”就是“和谐”,两大“和解”就是两大“和谐”,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二个观点是阐明人存在的二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积极顺应只能是“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亏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三个观点是生产力学说。马克思是从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的,指的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结合。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时,总是强调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将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综合起来,便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人类自身生产所提供的劳动量与物质资料生产所提供的生产资料量之间配置是否适当。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构造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明了方向。
    
      (二)奠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
    
      环境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环境文化在世界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环境文化相结合,必形成一整套人与自然和谐、诚信友爱、注重精神超越的全社会奉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命脉不绝,精神不倒,是因为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既重视自强不息,又崇尚和谐包容,始终强调与自然合而为一,强调和平的国家关系,强调宽容自由的个人信仰,强调公正的社会,强调个人对“天下”的责任,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自由的精神高度吻合,也与生态文明的思想非常接近。
    
      我们必须重新构建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反对从整体上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虐症与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应从比儒家思想更为广阔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去发掘适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看,完备的道德宗教文化,互相补充包容的信仰价值与道德规范,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提供精神需求。
    
      我们必须理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要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作为西方文明成果,它要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在实践上的成果,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理论上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集体主义;如儒家伦理道德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儒家和谐观与安定团结;如儒家变革维新思想与与时俱进;如儒家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如儒家节用裕民与艰苦奋斗;如儒家强本抑末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等等,方方面面都能找到相通互补的结合点。
    
      我们必须理顺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二者互补会对现代化进程形成新的合力。“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绝不仅仅是儒家精神的胜利,也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胜利,而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成功的胜利。由于全球化趋势,东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在同一时空、不同层面出现了交锋与碰撞,我们应将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精神有机联系起来,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涵义。不以中华传统文明为基,我们现有的道德资源就不足以解决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弊病。道德力量强大时,可以形成潜在的规范力量,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诚信,遏制全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借鉴西方将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
    
      (三)重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
    
      思想文化观念一旦统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制订一个个战略目标,要把环境因素提升到整个宏观经济决策链的前端。
    
      没考虑环境因素的战略规划必带来深刻教训。现有的行政规划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能源和经济结构都在资本的作用下进行着重大的调整,如果我们仍然按照同一种增长方式,肯定要出结构性问题,肯定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例如,我国城市规划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造成城市布局像“摊大饼”一样地无限扩张,加剧了用水紧张、交通拥堵、热岛效应与空气污染。再如各省市在作能源、电力、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时,由于没有考虑生态脆弱的承受力,已造成了几代人都难以恢复的生态问题。大大小小的规划和政策由于当年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致使我国经济仍是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型增长。
    
      我们应该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与宏观决策之中。综合分析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奇缺的能源、淡水、耕地、矿产、生物五大资源以及现有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进行更为合理的战略安排,变过度开发为适度开发,变无序开发为有序开发,变短期开发为持久开发。
    
      我们应该重新调整国土规划。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制订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发展目标;再据此制订土地、流域、区域以及工业、农业、能源、城建、交通、林业等不同的专项规划;再按照产业结构、产业比例、产业方向进一步确定开发方式;最后,再根据土地利用结构,确定重点开发区域,提出地域开发计划。
    
      我们应该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同时实现资源能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与经济高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在全球,走循环经济之路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和争夺国际发展制高点的一场新竞赛。循环经济的发展政策不仅深刻影响国家经济的走向和抵御未来风险的潜在能力,而且通过各种国际绿色标准、资质、标志,日益延伸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乃至国际政治诸多领域。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循环经济能否成功。
    
      我们应该迅速制订新能源战略。以核能、太阳能、风能、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并获得成功,而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新能源战略是我们能否走出环境与经济“非此即彼”困境的惟一出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四)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支撑
    
      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就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实。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支撑的基础,首先在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环保等公共事务上,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公众参与的主体,不应仅局限于人大、政协,还应包括基层社区、民间团体、企业、基金会。公众参与的方式,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立法、监督、信访,还应包括听证制度、公益诉讼、专家论证、传媒监督、志愿者服务等多种途径。
    
      环保公众参与将促进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环保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必成为改革的先行窗口。在政治理念、综合决策、发展战略、法律法规等方面,可以率先探索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内涵。环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
    
      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我国环境立法虽多,但管用得少,很多法律条文似乎还停留在理想主义层面。按当今环境形势,诸多立法存在空白,加上执法不严、体制交叉,直接影响了法律实施效果。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重新整合,突出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地位。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纳入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例如《环境保护法》就应修订成纲领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大法。
    
      民主法制建设的内涵是公平。环境公平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基础。实现环境公平,首要是建立一整套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一般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是“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通过区域补偿、政策补偿、资金补偿、技术补偿、教育补偿等方法实现环境公平。例如发达国家实现环境公平的基本途径,就是在资源被产业化或资本化开发的同时,对资源地的民众给予一定比例的股权补偿。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除上述制度建设外,它还要求我们进一步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形成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例如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去将人为分割在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权能重新统一起来;例如将执行环境法律政策的队伍垂直起来;例如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此外,还要求我们制订一系列环境友好的政治制度,如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如官员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如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如公众参与监督制度。从长远看,还要制订国民环境教育制度,即通过一整套环境友好理念传播机制,去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消费方式、道德素质。惟有如此,才能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得以真正实现。这是个理想,虽未成现实,但决不能变成空想!要做的事太多,必须一件件地做起,关键是今天今时今刻从我们开始做起!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历史任务,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阶段性目标,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成为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要实现这一指标,就必须实践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体现在先进性上,而“先进性”三个字体现在“可持续”这三个字上。凡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生产力,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凡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就最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扩而言之,凡可持续强盛的民族就是先进民族,凡可持续执政的政党就是先进政党,凡可持续领先的理论就是先进理论,凡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就是先进的生活方式,凡可持续和谐的社会就是先进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正是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就是先进社会。
    
      潘岳于2006年6月中旬 原载人民网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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