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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会心的漫游—读张承志《鲜花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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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7月06日)
    向往不同者游方各异,一个人跋山涉水去远行,寻访的当然是居住地难得一遇和无缘满足的东西。“为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这是一联把写作与旅游联系在一起的诗句,诗人显然更看重文字,他快意而作的壮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让作家下连队去体验生活的创作实验。但文字本是气质的流露,气质有蕴含,才会流溢于文字,气质中若没有,再向外强求,也终无补益。
    
     张承志的写作情况与上述的文字渴慕症显然有别,他生长在都市,饱受过学院教育,倘若他只看重文字,靠他原有的体制内工作,做学问或搞创作应该说都是很把稳的。然而他志向并不在官方的学院和主流的文坛,更吸引他雄心,更滋长他壮志的,似乎从很早开始就是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以外的边远地域,特别是与太驯化的汉文化大相径庭的野性的东西。于是他率先深入蒙古草原,后来又求学于日本,对这两个曾经是中华强敌,因而国人普遍都不屑正视的异族,他在文化气质上反而有更多的亲和与认同。能感觉出来,张承志之倾心蒙古或日本,主要是他的个人气质对阳刚性事物的感应与契合,是属于一种同气相求的行动,自不可与《狼图腾》作者那种毫无底气的“输血论”相提并论。 (博讯 boxun.com)

    
    对这位已出版六十本书的作家,我以前并无多少研究,只能说从以下要讨论的这本新作可隐约看出,张承志立志 要勇闯他那条“荒芜英雄路”,一是源于他身为回民固有的激情,二是出自他对当代中国现状的种种厌弃。前者属于他个人的血性,本得自其族群和父母;后者则是比较复杂的个人反应,当然与他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政治运动,所受的社会及理论影响有一定关系。后者牵连了前者,前者也制约着后者,只因有这一特殊的情意纠结,他虽参与过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对商业大潮下出现的种种流弊作过尖锐的批判,但却没有与满口学院腔武装起来的“新左”们为伍,而是采取了反潮流的自我放逐方式。就这样,他带着插队知青的理想残热跑到甘肃西海固,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姿态,改宗为伊斯兰教徒。在回归其族群价值的同时,更为不识字的农民编写了地方教派苦难的抗清史,从而以穆斯林的声音重新发布了拥抱穷人和支持弱势群体的宣言。这一族群回归的行动刷新了他的精神和感情,把他推向了“念天地之悠悠”的孤立境地。从此以后,对于大陆本土,他不只把那里的知识精英作为“精神侏儒”一并唾弃,连这块厚土上曾一度有过的辉煌也都茫然地视为空洞。于是他怀着失古的情怀——一种没有光荣史可追述的落寞——放眼世界,把他从毛泽东时代带过来的第三世界革命关怀转化成伊斯兰国度的朝圣考古。这就是他安达鲁斯之行的出发点,而《鲜花的废墟》这本书,按他的说法,“不过是些可留可弃的脚印”罢了。显然,文字之于张承志,仅为漫游的产物,属于旅游后确认经验的表述,可称为一种后体验书写,对照余秋雨那种在媒体策划下制作文化产品的旅游,张承志的审美考古漫游在品味上要独特多了。
    
    这是本印得蛮不错的新书,栗褐色封面的浅淡处浮现出阿拉伯石雕的花纹,黑白照和彩照素艳相间地插配书中:素的素出了废墟的苍劲,艳的艳出了鲜花的热烈。据说此书去春在大陆出版后反响极好,但接着秋天在台北重印,至今销路都不太理想。因此我有些惋惜,特别惋惜编辑在编印上煞费的苦心。在台北飞往纽约的飞机上读完全书,当下就觉得有必要撰文向选择太多而无所适从的台湾读者作一些应有的推荐性说明。之所以在文章开端写了那么多背景分析,是想在进入文本赏析前,先理清作者的思想脉络,这不但便于引入以下的讨论,对那些台湾主体意识过浓的人士来说,也可增添一点透视大陆和通观世界的眼光。
    
    在谈及张承志的安达鲁斯之行时,我特选用“漫游”一词,是有意要区别如今风行的大众“旅游”。在休闲服务如藤蔓缠绕游览、参观和度假活动的形势下,“旅”或“游”越来越受到商业操控,随团的观光客们由导游牵着鼻子,一波波被导向了对风景名胜的消费。他们在人堆中迷糊地张望,拿起相机见景就拍,兴奋随一时的在场性很快流失,等在不断变换的地方逛完了大同小异的热闹,能带回家的满足感也就只剩下去过某名胜地的空洞纪录。
    张书的序言首先指出他此行“不同于炫富的旅游,更与哗众的探险两不相干。”这些年,他多次在长旅中迎送岁月,简直把漫游当作消磨余生的度日方式。为寻访穆斯林文化八百年在地中海两岸的花果飘零,他先后两次进入安达鲁斯,历时六个月之久。为节省旅途的自费开资,他经常挤长途汽车,住便宜旅馆,每到一地,尽力去找可求助的关系。这样的奔波有辛苦和劳碌,也有探幽与发现的欣喜,在一切活动都得靠自己安排和落实的行程中,更有缘与沿途的普通人交上朋友。漫游的目的不只是一站接一站奔赴固定的景点,途经的街市村落、人情风貌和民间气象,全都属于一个漫游者留意观察,仔细感受的内容。关于这方面的描摹,张书中动人的片段很多,比如写到摩洛哥村民,说“他们待人和善,所谓不狎不怒,眉宇动作之间,呈着一种天性的尊严。好像那些海峡的橄榄树,那些树沉默着,虽数它们年代古老,但它们并不对历史说三道四。”(十六页)这样的观察感触正是一则同气相求的佳例:景不是外在于人的死景,它有待于人的发现,你有一定的心境,才感受得出相应的外景,你看待他人的眼光总是与你心底的人性深度成正比的。张书的描写显然告诉我们,别看此类穷乡僻壤,只要人们有信仰地生活,就能保持人世的常态,淳风旧俗便与山川草木同在而共荣。在描写菲斯旧城的一节中,他以赞赏的口气扫描出那些迷宫般曲巷小街上自足的兴隆,让我们一瞥到北非小城中那种古意盎然而又现世繁华的一片喜气。张书所捕捉的此类景观也使我想起自己漫游时的见闻,在漫游欧美各国的旅途中,我也见过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国民,他们的仪态举止显得很安于自身既有的状况,与他们接触,也看不出非把什么当先进和认定什么是落后的分别之心。他们在自己的常态中活得自适而自尊,即使置身巴黎的香榭丽舍或纽约的第五大道,也都无动于衷地头包该包的布,身披该披的袍。相比之下,有些大把花钱的中国游客就显得吵闹和盲动的多了,他们也许是拥挤和禁锢的环境中待久了,突然置身白人世界某些有名气的场所,立刻就衬托出他们得意的张扬。张承志肯定对同胞的此类德行极为不满,最气愤他们富足后攀比欧美,又看不起弱小贫穷国家的人民。尤其是被他称为“智识阶级”的一群,他蔑视他们的孱弱和浮躁,在这本安达鲁斯纪行中,他见缝插针,得空就要讥刺他们几句。该如何概括张承志的这种情绪呢?如果模拟以上所引黄仲则那联诗的口气来说,他就是“为嫌故国太洋气,故作穷乡怀古行”了。
    文化的传播方式并非仅从中心向周边单向地投射,给与受其实总在互动中相斥兼容,征服者要扎根所占领的地方,也得经历一番在地化的转变。结果,某些区域文化的构成,便呈现出多种共存或多层重迭的现象,正是有明显的对比和反差混合在一起,才更加显示出该区域文化的奇特魅力。张承志涉足的安达鲁斯地区——从西班牙、葡萄牙南部越海到摩洛哥这片土地——便具备了这种特色。特别是当地的建筑,既不失古罗马丰厚的底蕴,又从摩尔人棱角方正的石头堆砌中改建出天主教至今使用的教堂。这一切都让前来瞻仰的漫游者领略到穿越了悠悠岁月的坚实素朴之美:从红炼瓦的色泽到粗花岗岩的质地,到一色白的坡上民居,再点缀上独株或丛生的橄榄树灰绿,风日刚烈下,一派伊斯兰风格的洁净肃穆。张承志是考古专业出身,且有相当的绘画才情,对有关建筑审美的问题,他在书中发了不少很专业的精到之论,我这篇短评篇幅有限,实难在此详尽征引和一一评说。
    
    书中写阿兰布拉宫一节最为引人入胜,正好我也漫游过那座雪山下集摩尔式建筑精粹的宫苑,读到张承志长卷般的精细描写,自然就多了些会心的欣赏。我翻出当初的漫游日记,再对比张书的文字,我发现,对流水在这座人间乐园中激荡的活力,流泻的气韵,传送的声响,两个漫游者的感受和表述有不少所见略同之处。但我那简单的记叙仅为即景速写,即兴领会,不过是纸上的鸿爪雪泥,仅供我私人备忘。张的长篇大论则融入了他阅读参考所得的新知和研究后的思考。除了写伊斯兰文化中“用水愉悦”的种种实践,他还讲述了摩尔人当年的灌溉工程给安达鲁斯大地上留下的遗泽,顺便也谈到他们引入异域草木,在种植业上带给西班牙人的厚礼。读完了这本穿插着求学笔记的纪行之作,对于水和伊斯兰文化的密切关系,我才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是个干旱中发展起来的文明,先天的缺水不只迫使人们在水的应用上创出了诸多妙趣,还养成了在身体和心神上都很重视洁净的习俗。
    
    有关摩尔人与西班牙天主教徒发生的冲突,张承志从穆斯林的立场出发概述了不少史实,也穿插着发了些或激奋或痛切的议论。伴随着历史的回顾,他不时把叙述转回到漫游途中目睹的反美游行现场,对他最憎恨的美帝霸权发出了一连串强烈的谴责。谴责美国的新霸权,我在此没有什么异议,值得注意的是谴责者出于何种心情,传达了什么声音。张承志既然那么不满横行的霸权,那就不能不进一步诘问他,他书中极力颂扬的摩尔人西班牙政权和奥图曼帝国当年在欧洲建立的功业算不算霸权?这个世界的胜败荣辱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实力的较量,胜当然要胜得堂堂正正,才显得阳刚。等到更强的对手出现了,自己的实力衰落下来,失败的命运落到了头上,那时候你就得认输,只要还输得起,能拿出勇气接受失败,你仍不失尊严,仍称得上阳刚的格调。不管在东方或西方,这一军事品格乃是古代世界通行的高贵原则。张承志那么崇尚阳刚性的事物,又是个穆斯林,摩尔人的战功和奥图曼帝国的辉煌当然都值得他怀念了,但千载之下,独有他对摩尔人失败后的屈辱絮絮叨叨,反复追究,满口替古人担忧的怨愤,听起来就未免不够大丈夫气了。说一句老实话,阳刚之人多为勇于行动之士,好阳刚而仅仅阳刚在思想和文字上,有时候反弄得自己窝火和无奈。这种“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境况就是很多左情综合症的着火点,树立一个批判武器的靶子——比如美帝或汉奸——则是他们发火的通则。张承志抱怨了西班牙天主教徒的不义还气愤不过,掉过头又历数中国人战败的屈辱。他很不舒服地咽下一口失败滋味的唾沫,再缅怀起陀里格在直布罗陀的胜利,于是登上地中海的岩岬,天风海涛中为穆斯林的战功大发咏史的壮怀,长长地出了口东方蔑视西方的闷气。只因我们远东与那个近东都同属东方,就必定一起拥有胜利的共荣圈吗?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我们有必要翻出旧账,彻底清算殖民主义者历史的罪恶,但不是为了把仇恨导向未来。当一个人处于有力无处使的境地时,如果他仅拿满腔的义愤喂养那支撑自我的激情,其结果只能败坏个人心情,也实在有损于做一个“真的猛士”的形象。
    
    
    原载《南方周末》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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