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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在那里?/张鹤慈
(博讯2006年7月03日)
就中国的现状和吴庸先生商榷

    张鹤慈 吴庸先生在《大陆民主运动将有新突破》写道:

       “目前,当政者已经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消耗消耗殆尽,用以笼   络人心的理想主义已化为泡影,唯一指望的是依靠社会黑恶势力   的猖獗,维持政权苟延残喘,‘红与黑’的这种勾结,实施的是   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 (博讯 boxun.com)

    近来中国黑社会的兴起,黑社会和官场的勾结,是不争的事实。先不 谈黑社会和官场在毒、黄、经济犯罪等方面的勾结,只谈官方利用黑 社会打压民间的维权活动这一个问题。(吴庸先生的文章重点也是这 个问题。)这是不是可以说明,现在的官场已经大不如前,可以轻而 易举的进行统治,它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舆论、公检法 等等,已经不够用了。共产党的权力有了制约,至少是基层的权力有 了制约。民间的维权运动,已经给政府很大的压力,已经不是骗骗吓 吓就能压下去了。而动用国家机器,已经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和随心所 欲了。我过去说过,邓小平在“6.4”当的动用毛泽东都没有有过的 军队、坦克,并不说明他比毛泽东更凶残,只是因为,毛泽东已经耗 尽了共产党的合法性的资源,已经不可能只用欺骗和恐吓就把十几亿 人治得服服贴贴了。

    官场利用黑社会来替它干脏话,说明官场已经不能利用它手中的合法 资源,而不得不使用非法的手段。这无疑地增加了官场操作的成本: 钱和法律、上级、舆论等多方面的安全成本;官场或是官员,必须加 大成本。这就说明了统治者也必须正视游戏规则。“目前,当政者已 经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消耗消耗殆尽”这一判断,有没有“消耗殆 尽”还不好说,但肯定是大不如前,消耗得很可以了。但我不认同目 前“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这一 论断。新左派和吴庸等,在原则问题上可能针锋相对,但对今天的现 实的判断是一致的,都是全盘否定的。局部地区的黑社会的猖獗、官 黑勾结、不按规则出牌、以及将来社会矛盾激化时可能异常残酷的镇 压,不能说明现在就是“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 最暴虐的统治”,更不能说现政权“唯一指望的是依靠社会黑恶势力 的猖獗,维持政权苟延残喘”。

    说现在是“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 治”,那么,49年后的镇压反革命的残忍、土改的残忍、三反五反的 凶恶、反右的凶恶、大饥荒的三面红旗的毒辣、反右倾的毒辣、文化 革命的暴虐,和今天比较,哪一个应该用“最”?

    废除了领导的终身制后的中共,是从封建的专制向现代社会进了一 步,是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进了一步。在论资排辈的中国,一群老干部 退了下来,对执政者多少是个压力和制约,执政者身后又有一群等待 接班的年轻人。执政者知道他们的权力有结束的一天。和毛泽东的绝 对的家长制比较,这可是松动多了。这个松动,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专 政力量的加强。这个松动了的金字塔的顶端,不再是一个权力无限的 政治强人。党内派性的出现和公开化,不但是有了可能,而且是发展 的必然。先不说党内派性的出现,是否是党内民主的开端,并能开启 国家的民主。只说党内派性的出现,是弱化了专政的权力,使之不可 能象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统治”。

    正如有了私有制的中国,国家不可能象以前那样,用粮票和统购统消 就能把所有的人,钉在地上。地方财务的相对独立,使中央集权大大 地削弱。地方势力的壮大、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和斗争,也同样使专政 的政权被削弱,使民主有发展的空间。我们看清末的历史。清王朝的 崩溃,和地方势力的强大有非常大的关系。中央的削弱,使“实施的 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统治”成为不可能。那么强大了的地方,是否会 “是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统治”呢?整体上,是不可能的:中央 对地方,会有制约;地方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制约。

    如果形式的发展,危及到目前统治中国的利益集团的生存,他们不是 没有可能“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统治”,但这不是今天的现实, 而是明天的可能,也只是明天的可能,而不是明天的必然。

    现在的维权活动的风起云涌,就是中国政治形势进步的最好的说明。 49年后,中共对公民权利的几次巨大侵犯,如农村的土改、合作化、 人民公社、城市的公私合营、三反五分,加上大跃进的共产风、文革 的抄家等等,规模和危害应该说是远远地超过了今天。但当时几乎没 有什么维权活动。再看,今天的维权活动,集中在沿海的发达地区。 这不是说,西部的不发达地区的侵权活动就少于发达地区,而是说 明,发达地区的人们的维权意识,高于不发达的地区。我们不能把维 权活动的增加,看成是政府更黑暗、更暴虐了,而应该看到,维权活 动的发展,是社会的进步,是专制政府权力的弱化。

    我们搞维权活动,是基于我们认为,通过维权的活动,有可能松动专 政的基石,有可能改善中国的政治生态,能为中国将来可能发生的颜 色革命的成功,一点一滴地积累──如天安门母亲和她们身边的维权 活动的群众,如《冰点》和很多的类似的杂志、报刊,如李大同和他 的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新闻人,如张思之和他一样的站出来的律师,如 时时刻刻受着打压,并且时时刻刻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打压的敢言者。

    另一种的搞维权活动,就只是要唤醒民众,让民众认识当今的政权的 凶恶和暴虐,“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恶、最毒辣、最暴虐的 统治”。在最黑暗的时刻,在“”姓是生活在或者说被憋闷在这样的 环境中:不能上访,不能罢工,不能游行,不能示威,不能集会,不 能结社。“(吴庸:《说说维权抗暴接力绝食的反对意见》)既然已 经是不能,不能,不能,但我们仍然搞维权活动,就是为了让政府镇 压?让血腥的事实,使民众认识政府”实施的是历史上最残忍、最凶 恶、最毒辣、最暴虐的统治“?下一步呢?进攻巴士底监狱?

    再来看看,中共是否现在是:“唯一指望的是依靠社会黑恶势力的猖 獗,维持政权苟延残喘”?用黑社会的力量和中共手中的军队、警察 比较,我看,是很难得出中国的“维持政权苟延残喘”的“唯一指 望”是“社会黑恶势力”,而不是“政府黑恶势力”的。过去的国民 党,利用黑社会,在美国暗杀了作家江南。台湾的黑社会现在也还是 很猖獗,也存在着黑社会介入政治。但我们仍然说台湾现在是民主社 会。再看,对民间的维权活动,吴庸先生的文章中所说的,“官逼民 反的结果是自发的群体维权抗争不断扩大规模和声势,官方宣布2005 年已达87,000起。”这87,000起事件,不论是的压,是抚,基本上是 平息了。而这平息,又有多少是依靠黑社会解决的?又有多少是依靠 警察、军队的“压”和政府官员的“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 者和被压迫者,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平衡随时会被打破,再 取得想到新的平衡。如果我们用量化的方式来表述:整个的状态是 100。如果统治者是90,被统治者就是十。这个数字的百分比,目前 我们不必统一。但量化的比较,目前的中国和过去比较,是向哪个方 面倾斜了?这点只要尊重事实,是不难统一的。

    毛泽东时代,反右,几十万知识分子成了罪人,没有一次群体抗议; 大跃进后的“三年灾害”,3,000万人饿死,反倒是“一片大好”; 文革,上百万人死于非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反观邓小平 和他以后的时代,牢骚、政治笑话越来越放肆,不但是朋友之间,就 是人大的会上,也能听到很刺耳的声音。反对政府的群体事件确实在 逐年曾多。征地补偿少了,媒体受控制了,抗争群起……所有的专制 社会都是歌功颂德,所有的民主社会都是怨声载道。在澳大利亚,天 天报纸上有总理的漫画,天天有人指责执政党,示威抗议、罢工、游 行时有出现。到朝鲜听听,歌舞升平。如果只有这两种社会状态,是 愿意天天听那歌功颂德、还是宁可忍受这怨声载道?

    陶业先生在《绝食,维权的陷阱》一文中,有一句话,是一针见血 的:“维权是对人民付出,默默耕耘。绝食是从人民那里获取(同 情),哗众取宠。“为了获取(同情),为了舞台效果,当然需要把 布景渲染得恐怖些。吴庸先生强调今天是:”百姓是生活在或者说被 憋闷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上访,不能罢工,不能游行,不能示威, 不能集会,不能结社。“正是出于这个需要。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官逼民反的结果是自发的群体维权抗争 不断扩大规模和声势,官方宣布2005年已达87,000起。”那么,这 87,000起事件,如果不是他所说的,“不能的上访,不能的罢工,不 能的游行,不能的示威,不能的集会,不能的结社”,又是什么?总 不会是87,000起绝食斗争吧?为什么2006年可以发生87,000起自发的 群体维权抗争,可以上访、罢工、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到了 2006年的3月,就全都是不能了呢?这几个月发生了些什么,请吴庸 先生告诉我。

    现在的中共没有本质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坚持一党专 政,利用国家机器,压制民主。中共有着非常差的人权记录,对新 闻、媒体的打压,是在世界上的前几名。但也同时应该看到,中共在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有着很大的变化。这里,有它本身的变化,如, 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废除终身制和按年龄的退休制度。更多的是 形势使然:经济的改革,使共产党无力把每个人钉死在一个单位、一 个地点;共产党对人的控制能力是大不如前了。(经济改革就是最大 的政治改革,私有制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合法化,就是最大的政治改 革。没有私有制,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开放后, 关上门做皇帝的任意的窝里反也是不可能了。70年代,我在监狱中, 对美国指责苏联的人权,而对人权更坏的中国,一声不吭,感到异常 的气愤。后来,我明白了,当时的美国,除了两害相衡取其轻外,主 要的是,美国可以影响苏联的人权状况,但对当时的中国,几乎不能 施加什么影响。当时的中国,就象是现在的朝鲜。比较一下这两个的 区别,不是非常的明显吗?

    今天的中国是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还是处于一个已经从“最黑暗”变 得有了点光明、蕴含着非常多的正面因素的时期?中国的未来的变化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目前的中国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仍然不 是没有发展成为民主的现代国家的可能。为什么台湾、南韩可以和平 地从专政转为民主,中国就一定不可能?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共产 主义可以和平的解体,中共就一定不可能?为什么中国过去可以出现 胡耀邦、赵紫阳,今天就一定不会再出?为什么颜色革命可以在世界 横行,就在中国一定不可能?

    (2006-04-05于墨尔本)

    〔原载《动向》杂志。提供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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