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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丽: 一本书引起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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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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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今年也不知怎么了,接二连三的事情指向17年前的回忆。
    
    文/王心丽
    
    今天早上收到了个挂号的邮件:一本书,拆封看是《萌芽》50年精华本《风景依然》。书中收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倪娅和倪娅的潇洒》。这篇小说发表在1989年7月号《萌芽》杂志上。那期《萌芽》封面大快蓝绿色上是白光和漆黑的夜,《萌芽》两个猩红的大字竖排居中。《倪娅和倪娅的潇洒》这篇小说发表在这期杂志上显得过于宁静、茫然、有些压抑,没有选择、没有出路。小资算不上,颓废也算不上,描写的是八十年代中国都市普通青年的温吞水般的平常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不是那首“八十年代新一代”歌中的盲目亢奋。也没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中热门的寻根意识,说潇洒,其实是无潇洒可言的无奈。写篇小说时的心境和收到这期萌芽杂志时的心境完全两样的。这篇小说完成于1988年秋天。那年夏天出版了长篇小说《越轨年龄》的出版,这年秋天我写了三篇短篇小说,这是一篇,还有两篇《快乐咖啡馆》和《陆阿香》(恰同学少年)。《陆阿香》发表于1989 。5期的《上海文学》。《快乐咖啡馆》后来收入日文版散文小说自选集《紫草帽》。同年11月开始长篇小说《陌生世界》的写作。
    
    无锡对于我是一个难忘的城市,太湖同我之间似乎有一个隐秘的约定,这个约定就像我和上海之间的隐秘约定,属于生命中的必然。1979年春天我独自来过这个城市,为一篇文字,为了一段爱情的结束,我独自浏览这个城市。刚要在太湖上船,却看到父母站在码头上,失败得要命!10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个城市。这次不是为情感而是为文学,一篇小说获奖了,有一部小说化纸浆了,看不出来此刻是什么。文学本身没有成功和失败之说,因为它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心之言或心之声。文学只有在有参照的情形下才有成功或是失败之说。对于一个写作者的文学成功与失败的参照只有时间能够说明。
    
    1990年5月对于我来说,对我的写作经历来说都是重要的。这年年初我从企业的教育中心下到了车间的流水线上。也就是这次上海无锡之行,7月的西安之行后,我离开那个工厂成为自由作家。开始了漫长的自由写作生涯。
    
    1990年的上海无锡行是我人生低谷中短暂明媚时光,也是八十年代文学青年文学之梦的回光返照。在太湖之畔的那么几天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文学活动,这几天是一个分界,明丽的春光和明丽的太湖水激励我用青春赌明天。这躺上海无锡之行回到南京后,我更加无法忍受每天在流水线上上班的现状。我的生命、我的青春不应该耗费在为每月工资而工作的流水线上,时间是个常数,1989年过去了就不再会有1989了,1990过去了就不会再有1990 了。如果我没有勇气反抗自身的生存环境,我将被这个环境吞噬,被生存环境吞噬的决不应该是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那几天有风,太湖里的风浪很大,这哗哗的水声让我的心更加的不宁静。如果放弃,将彻底放弃。放弃意味着另外一种人生,放弃意味着少女时代的梦想幻灭,与其逆来顺受,不如抗争。不如逆反。
    
    10年前,1979年第一次到无锡的时候,随身带者一本《拿破伦传》在列车上阅读,有一个比我大9岁的男青年坐在我的对面,他说很少有女孩子读这类的书,读这类书的女孩子一定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为。我说,未必。他问我,你对其中的哪个章节感触最深?我说对拿破伦登基时的一个行动,不是我欣赏他登基做皇帝而是一个行动,他满脸狐疑地看着我。我说“拿破伦从授予他皇冠的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就是说……”那男青年打断我的话:“你别说了,明白了,你会与众不同的,祝你好运。”后来他久久地望着窗外,不再同我说话。直到我下车,他才转过头来说:“希望你坚持到底,10年后还是这么想。”我对他说,再见。他没对我说再见,他要去的地方是终点站上海。这段旅途情景极其深刻,如同书签一样插在我的记忆中。
    
    11年后1990在太湖,在游览太湖的游艇上,在明媚的阳光,明媚的浪花中,在与《萌芽》杂志社的老师、朋友和一道获奖的来自各地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想到了10年前在火车上的这个情景。与众不同?10年后还是这个想法?我仅仅觉得自己与大众不同,与文学青年的小众还是相同类似的。当然如果逆来顺受,放弃自己的想法,那么就会和大众一样,如我坚持,我会同这个小众有所区别,坚持就是破釜沉舟,我不知道未来,我有信心,我相信自己。但不知道之后的17年是那么的艰难,付出是那样的大。不知道就无所畏惧,不知道就有许多美好的幻想,这些幻想是动力,也是疗伤的药。面对幻灭,自我安慰:船到桥头自然直,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幻想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为当时的选择而感到庆幸:我终于成为一个敢于独立面对世界、独立面对生存环境的、冷静的自由作家。
    
    1990年的中国,只有作家协会认定的专业作家才是作家,法定的作家,直到今天还是这么认定,其他写作的人都是自由撰稿人。当年的拿破伦从教皇手里夺过皇冠自己戴上,而我这个自由作家也是这样的:无须什么组织认可,无须什么人授予,我为自己戴上光环,我的光环来自强烈渴望自由的心灵,来自对环境和主流观念的抗争和叛逆,来自一个自我的认同。“自由”的光环就是我这样作家的文学生命力。我是自由文学、自由思想的行动者。10年前火车上的那位男青年,不知他是否还记得那位在火车上阅读《拿破伦传》的女青年。
    
    这次文学聚会已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学聚会,经历1989之后,每位到会者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谁都知道眼前,谁都无法预测以后。但是有一点,我相信自己会同文学相伴一生,不离不弃。此刻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当时的以后转换成了现在的以前。
    
    在这次聚会上见到了当时《萌芽》杂志的社长曹阳老师、主编俞天白老师,上海作协的领导赵长天老师。与同是作家的责任编辑周佩红是第二次见面。还有上海女作家唐颖。我和唐颖住一间房间。在上海第二次与张贺琴老师见面。最有意味的是:见到了签发我的长篇小说《陌生世界》的二审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杂志的李一安先生,他为这期被销毁的杂志差点被撤职。如果1989换个说法,我在湖南理所当然地应该获一个奖。然而“如果”是不存在的。
    
    这次聚会之后,我成为自由作家,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文学聚会。
    
    又是一个11年过去,2001年《落红浮升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落红沉香梦》《落红迷归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凯斯酒吧》《不安分的春天》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陌生世界》在上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06/25/2006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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