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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说先表的人——回忆民主墙时期的中国英雄们/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26日)
    武振荣
    
     一、 (博讯 boxun.com)

    
    在评价1979年中国民主墙时期的英雄们时,还缺乏一个能够准确地表达这些人的本质和个性的相关词。过去,我所写的某几篇文章中,把这些人称“先知先觉者”,但是事后的分析又感觉到不妥:一则,“先知先觉”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用来说明辛亥革命那一代人的,因此就历史来看好象有一个意义的“在先”;二则,与这个词相对应的是,它的另一端所指的人民是“不知不觉”之徒,显然,这与1979年的中国人民觉悟不相称。因此,我感觉用这个传统的词去说明现实中的民主问题,好象是不成功的,于是,就有了本文题目中的提法了。就此,我不认为“先说先表”这个词在语法上就不可挑剔,而是说这个词所指示中的那些人物在民主意义上有着“不可挑剔”的特性。
    
    79民主墙这一代的英雄们是人民社会中间的英雄,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社会因产生了自己的英雄和代表已经和共产党社会完全地分离开来的话,那么这一代英雄人物的言行就具有我们今天所还没有解读出来的内容。如果我们运用科学的方式对于中国人民社会作一种建构的话,那么岂不是说,中国人民在近100多年的时间内经历了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这样的革命运动的同时,又经历了与革命运动相平行的“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并且在此之后还经历了共产党类似于“政治童话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在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伴随着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政治解放”运动,而“政治解放”运动的失败又引发了1976年的声势浩大的以“非毛”为其主要特征的“4-5运动”,可见,到1979年这一年,我们的人民已经不是政治上的“阿斗”,也不是政治上的“不知不觉者”——就是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因此把民主墙运动看成是一个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要求“独立”发言权的现象就非常正确!于这种现象相表里的是:一个人民“语言”的时代到来了!
    
    二、
    
    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自己的代表——这好象已经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因此我们把79民主墙时期所产生的这一代英雄人物依据常识看成是人民社会中间的代表,你甚至都可以发现他们的“原汁原味”特征,即这一批人中间,没有几个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当时社会“人民”这一阶层中的清一色的小人物,和目前中国社会上的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异议者群体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既然已经弄清楚了上述的问题,那么我们研究一下,这些英雄人物们的所作所为,我看就用得上“先说先表”一词。与“先说”一词对应的是“后说”,而“后说”的意思又表明了“人民有话要说”(和现在的“李敖有话要说”有一点点相同),但是事实上,人民却还没有说,许多人都闭着嘴,这时的“英雄人物”就属于“先说者”了。“先表”中的“表”,有两意:一,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提供的解释,有“把思想感情显示出来”的意思,还有“俗”语上的“用药物把感受的风寒发散出来”的意思;二,就此推理,可以理解“发表”为,“向集体或社会表达(意见);在刊物上登载(文章、绘画、歌曲等)。”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社会上已经产生了两样世界各国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大字报和专门张帖大字报用的民主墙。如果我们把民主墙看成是一种不正规的出版物的集中地的话,把大字报看成是“出版”或者“发表”了的言论,“先说先表者”就不但是用自己的口说话,而是借用了当时简陋的、也事实上也是合法(75“宪法”上有大字报的内容)的次一级“刊物”来说话,因此,自由言论中的两种意义:“口头表达”和“文字出版”都具备齐全了。
    
    我因为手头缺乏有关民主墙方面的资料,因此只能够是从大的方面提出研究这个时期的方法或者方法之建构框架,而不能够提供具体事实,但是我认为,只要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去整理这个时期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那么我们中国民主就可以脱离目前这样一种很不如意的现状。此处我声明,我个人不是这个时期的人物,那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任某部连队指导员,因此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过,但是同那个时期普通人对民主的热爱一样,我内心里民主的火焰也是在熊熊燃烧着的。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借故去西安,其实就是在西安的民主墙——钟楼邮电大楼去看大字报,一看就4、5个小时,饿了,就一边看,一边啃馒头。那时,在西安民主墙上唱主角的是一位名叫常本宽的人,他领导了一个名叫“星火编辑部”的自治组织,非常地活跃,写出来的大字报非常地有吸引力。据说他是21军的一位副连职转业干部。
    
    那个时候的西安的“中心”——就是钟楼民主墙,在它上面写大字报的人就是英雄人物。其实除了有名有姓的常本宽外,没有留下姓名的人至少也有上千名之多,他们就是真正的无名英雄,那时的陕西省民主的中心就由这样的一批无名英雄支撑着。和传统的英雄人物不同,他们这些人本身就生活在普通人中间,是面目平凡的英雄,他们或者是在办公室上班的机关干部,或者是在车间工作的工人,有的还是产生队的社员,因此和共产党那些“英雄”比较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身上没有弹眼,脸上没有伤疤,肚子里没有“传奇故事”,尽管如此,他们所写作的那些大字报,已经构成了一种“业绩”,而正是这种“业绩”使他们变成了人民社会里的英雄。现在当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已经消沉,而其中一小部分变成今天的民运领袖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已经失去了姓名的英雄人物群体的回忆,就有着一个呼唤他们精神的意思在内了。就拿上面我提到的常本宽来说吧,在魏京生被判刑的那一年,他也锒铛入狱了,在此后的多年中,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到我出国的2002年,连他生死的消息都打听不到啊!与他同时的那样一大批没有留下姓名的先说先表的无名英雄,在民主墙运动失败后一劳永逸地消沉下去的事情实在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
    
    三、
    
    如果我们把现在中国海外民主网站上、民主刊物上的言论同回忆中的民主墙时期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民主墙上的那一种言论是“原汁原味”的人民言论。这样的事情就促使我思考,中国民运人士如何从民主墙时期获取经验的问题。在这里,我无心否认民主的言论需要提高的问题,也不否认民主的言论应该包括异议言论,但是我却认为如果把“提高”的行为理解为对人民言论的出超,或者把异议言论理解为民主言论那则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认为要把那时的人民言论“提高”到专家、学者之类的知识分子的水平上,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说我本人对于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在30年的时间中没有多少起色的历史要发表个人意见的话,那么我认为:民主墙被邓小平使用非法手段取缔之后,中国社会上已经产生并且取得了长足发展的人民言论时代就此而宣告破产,从此之后,中国社会在“禁止”人民声音的时候,却“开”了一个让异议知识分子讲话的有限的“口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这个“口子”有日益开大的迹象。
    
    如果我们对民主墙这样纯粹的中国事物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它的最本质的东西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人民在讲话”!“人民讲话”引发的“奇迹”是中国社会各到四处的“墙壁都在讲话”,这和《旧约全书》上的巴兰的驴开口讲话的“奇迹”相比甚至是大巫见小巫。正因为是“人民在讲话”,所以被“讲”的“话”中也都是普通人在政治上的感受、见闻和心得,而这些东西又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方发表(等于“聚众”),于是,一堵民主墙就等于是一场“待发”的民主运动。因此,可以这样说,处于“静态”的民主墙就是一个大字报集中地,而它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动态”的民主运动——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普通人没有发现的话,那么老奸巨滑的邓小平倒是发现了它,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取缔“静态”中的民主运动,这样的做法就等于剜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心”。因此,我们若把魏京生被判除徒刑一事不看成是魏本人的一场悲剧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被挫败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要重新启动中国民主运动在1979年就已经迈出的脚步,就必须正视和研究这个时期的问题。
    
    四、
    
    民主墙时期的这一批先说先表的英雄们的行为有以下几个值得人们研究的地方:一是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当时人民热切关心的和高度感兴趣的政治话语;二是这样的话语大多数是以组织的名义发表的;三是这样的话语中有着直接地组织人民运动的动机、目的和功能。
    
    就第一点而论,它是人民在持续的政治运动之后发生的对运动的反思,因此它是一种地道的政治话语,围绕着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其中的许多事情是普通人经历过的,而且普通人对之也已经产生了初步认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同中国共产党的形而上学的那一套政治语言是完全相反的,表明了我们中国普通人在政治上进步和成熟的尺度。如果我们注意这个时期人民的语言的外在表现,它没有政治上伤感的情绪,也没有政治上消极悲观的现象,就是一个看点。
    
    就第二点而论,79民主墙时期的先说先表的英雄们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所有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的言论大都不是“个人言论”,而是“组织”的言论。那个时候,我虽然因为身在军营对当时的情况很了解不多,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北京的“人权小组”、贵州的“解冻社”、上海的“民主讨论会”和我上面我所说的陕西的“星火编辑部”等等组织的存在,因此,把它同现在中国社会上的那种“异议言论”比较起来,它显然是一种有“组织”的民主言论。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民主墙时期的中国英雄们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就完全正确。
    
    由此所产生的第三问题是,民主墙时期的先说先表者的言论围绕着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它直接的具有政治上组织人民的动机,和目前中国社会上异议知识分子言论是要在共产党“错误”中去表现他们个人的“正确性”的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是这样,那些用毛笔写成的大字报一旦张帖出去,就立即会引起那么多的读者们围观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我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这些东西与人民“心心相印”。每一张大字报都在“聚众”——聚集着民众的心声——这就是要害。
    
    五、
    
    那个时候,身在军营的我虽然孤陋寡闻,但是却听到了魏京生先生的“第五个现代化”的高论了(在魏先生没有被判刑前,虽然对他的大名我们还叫不上)。在我当时参加的那种政治的“家庭沙龙”中,就已经谈到了它。我记得我们当中一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看只要有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前面的‘四化’就是多余的了,哪一个国家不想着要‘四化’呢?单单我们中国要?问题是:想绕过民主化而现实‘四化’——这就是痴心妄想!”2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的今天,虽然共产党的统治还存在,但是共产党提出的那个“四化”已经变成了一个笑柄难道不是事实吗?谁还在有脸去提它呢?可是,“第五化”中的“民主化”——就连胡锦涛这样的人也还不敢公开对抗的,最近在美国,他也还是许诺了“民主”。因此,我们若说中国社会民主潮流在1979年的民主墙上已经得到充分表现的话,那么此刻,在我们中国,创造历史的主动权经由人民掌握——就是一桩可以论证的历史事实!
    
    现在许多人在寻找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时基本上对这个时期的运动作了没有分歧的认同,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若由此而把认识推进一步的话,那么就会十分容易地发现:民主墙运动的风气却不是开创于1979年,按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中国思路我们去探讨问题,就会发现民主墙时期的民主风气是直接地承袭了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余波。如果说66运动在70年代末已经彻底地失败了的话,那么同历史上任何进步的事物的失败的情形一模一样,它也是有遗留的失败的,它的遗留物是:一个合法地被使用着的大字报,一个由大字报造成的合法的民主墙和“半合法”的公民自治组织以及那些由“历史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大批先说先表的人民英雄。
    
    六、
    
    79民主墙被暴力取缔之后,中国民主就失去了“人民的本子”——这就是我要指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邓小平们“镇压”民主墙运动的罪行和“6-4”屠城行为对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主的“人民本子”的丧失,并不就意味着民主的完结,但是它却为民主的“精英的本子”准备了空间。在民主的问题上,如果说“人民直接出场”是“错误”的,那么放弃人民运动的中国传统(这个传统始于孙中山革命),而“改”(改革的“改”)为由“精英”们设计的民主——这好象意味着对中国民主“经验与教训”的一种“总结”,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人民自己的先说先表者在身陷囹圄而不得自由时,一些“冒牌”的“精英”们就站了出来,向社会出示了一个民主的“精英本子”。在民主墙“倒墙”后的10年时间中,就是这个“精英的本子”统治着中国。89民主运动其所以失败,也在于89民主精神失去了和民主墙时期的民主的直接的、正面的联系,而几乎可以它是由“精英本子”培养出来的。
    
    也正是对上面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才对民主的建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产生出了一种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它宁可要先说先表的人,这样的人即使是政治上的“半瓶醋”,也不需要那些自认为“众人独醉我独醒”的“精英人物”。但是自民主墙倒之后,人们认识民主问题时的方式和方法也就随着“民主墙”一样地“倒”了,好象以为每一个搞民主的人都应该先使自己达到一个“精英”的水平才可以言民主。别人的情况我且不说,就是当年的几位先说先表者,在而后的时间中变成了知识分子时,其对民主的认定也还是“精英式”的。可见,在民主的人民“龙脉”被斩断后,所续上的那个“非人民”的一节,就无异于狗尾续貂!因此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若要恢复中国民主的“脉气”和“元气”就应该从民主墙时期着手。
    
    就此我们去观察民主问题,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先说先表的人的与人民存在着一种“鱼水关系”,因此即使他们的语言的“质量不高”,说话的技巧也有问题,但是他们“说”人民的话,“表”人民的事,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人民之于他们的话,就有一种“我欲言而人言”的感觉,而在民主的体系和话语中,这样的感觉才符合民主的本意。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认为应该把民主的语言“提高”到“高级知识分子”的程度,那么朋友,你岂不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的教训?
    
    在民主墙时期,先说先表的那一批人没有挑剔人民错误与缺点的动机,没有一个系统的“人民错误”的观念,而是站在人民中间以大多数能够听懂的语言总结人民在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1966年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因此可以说在政治上它是一种“标准”的“人民言论”。这个时期的民主其所以同中国普通人“血肉相连”,原因也就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问题的人,那么你研究在民主墙上没有发现知识分子的身影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时期的中国不是没有知识分子,而在于它不是一个知识分子逞能的时代,是一个人民逞能的时代。因此,可以这些说,我写作的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对“人民逞能时代”的回忆和呼唤!我认为民主——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让“人民逞能”。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不需要民主的“先知先觉”者了,也不需要一伙民主的“指路灯”式的人物,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民主墙时期的那种先说先表的人。如果说民运人士应该拒绝自己充当前一类人物的角色的话,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造就自己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先说先表者!在普通人不敢说话的时候,我们“先说”;在普通人对某些已经形成了初步认识的事物还缺乏表达时,我们“先表”——这已经可以说是“半个英雄”的了。如果说我们中间有志向的人要使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英雄”的话,那么,他们所说的话,就不应该脱离人民,所表达的事物就应该是“人民的事务”。
    
    2006-6-26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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