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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腐败源自于社会主人的寡廉鲜耻
(博讯2006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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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受到贪污腐败风气的困扰,引起民众的不满,上访事件时有所闻而抱怨声不绝。甚至听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公开或内部场合下,提出过可能因此“亡党亡国”的警告! (博讯 boxun.com)

    
    不过,这种警告并非言过其实或危言耸听,而是有历史事实为鉴的。翻开历代王朝的兴衰过程纪录,远的不说,仅以明、清、以及后来的中华民国为例,他们几乎无一不是栽在朝廷(政府)上下一同的贪污腐败之上。是贪污腐败导致的无能,外不能抵御异族异国的入侵或敲诈勒索,内不能统筹民生、抚慰民怨,最后失去民心而被后起者取而代之。
    
    那么,能够一味地去指责过去的统治者们,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吗?当然不能,他们之中(尤其是领导开国的一届)往往都是具备雄才大略、能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之佼佼者领袖。不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胜利,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前朝因贪污腐败造成的“自掘坟墓”行为,而不能把功劳完全据为己有。所以胜利之后,开始还能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接受教训,想方设法实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新政,也总是能制造出一段长短不一的盛世繁荣和稳定。只是后面的人在若干年以后,由于自私贪婪的天性使然,又一次“好了疮疤忘了痛”,不断重蹈政权更迭的历史覆辙。让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社会学者们,反而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历史周期律”。甚至有知名读书人到延安去访问时,还拿这个问题把毛泽东都唬得一愣一愣地,只好在同样表象认识层次上,搬出了现在已经被西方国家、自己开始发现也有点失效的“民主(新民主主义)万金油”,并将其在文革中运用到物极必反的地步,反而在他自己铸就的一世英名丰碑上,留下不能抹去的遗憾!
    
    在中医理论中,有所谓的“根治”,和“治标”“治本”之说,是很有道理的。这种理论认为,人生病需要治疗时,不能光根据表象症状(如头痛、发烧之类)就开药。而是要找到病因,再从根本上去对症下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不仅可能因为药不对症,让病情出现反复,甚至可能因为用错药而丧命。
    
    可以说中医学和中国文化之间,哲学上有着相辅相成的因果互动联系。而以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论”和“新人类社会学”系统理论,就是秉承这样的传统,要从本质上认识人类自己和自己的社会,把所有出现的表象问题,都看成是生了“病”。还认为千百年来反复出现的问题(老毛病),就是因为始终没有找到“病根”,只知道采取“治标”的方法,一味根据表象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开出“止痛片”“退烧针”之类三流药方的缘故。虽然“症状”暂时似乎减轻了一点,但因为始终没有“根治”,所以总是不断复发,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就拿“贪污腐败”这个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从来没有治好过的“顽疾”为例,来探讨一下。结论虽然可能让人大吃一惊(感情上甚至无法接受),但却绝对是明白无误而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因为它的“病根”,原来就是大众皇帝(社会主人)自身普遍的“寡廉鲜耻”!
    
    在《论民主》一文中已经阐明,自从人类进入自己创建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开始,“民主”就是一种像空气一样、从来没有再失去过的客观存在。正是受自己民族文化加工出来的社会人,由他们中多数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决定了那个社会的管理层(政府)行为气质、社会风气和主流价值观走向。根据这种“民主观”,认为客观上早已确立了所有社会人的主人地位,社会从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以及行为表现,都取决于由文化加工出来的主人们自身的表现,而中国社会的现状,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因为正是那个社会的主人们,他们各种普遍的寡廉鲜耻行为,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熏陶,让一批批从学校、家庭进入社会,又从基层工作岗位提拔到政府去的“公仆(官员)”们,可以随时利用权力创造的条件,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或家庭亲友,去做其他大多数人也想做却做不到的营私舞弊勾当,结果就在这样的土壤上,造成“出(现)之不尽,撤(职)之不绝”,前仆后继地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象。所以这种现象也是有根可循的。
    
    首先,所谓的“猫论”通过这些年来的宣传、强调 、实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人的潜意识中,“不择手段”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了卑鄙者成功之路上的座右铭和“通行证”,社会的价值观也从“发展是硬道理”直接等效到一切向钱看的“金钱万能论”,完全背离了经济和货币的用途只不过是社会的“润滑油”的形成初衷(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论经济》),更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乎情、理、法)”的行为准则,反而使其成为迂腐、不识时务的表现。可以认为,今天社会所有跟贪污腐败有关的丑陋现象(如贪赃枉法、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都可以从中找出原因,无一例外。
    
    其次,就是后来被社会誉为“国之栋梁”或“脊梁骨”的、会读书而不会用的中国读书人(伟大的毛泽东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外),面对这样的现实,不仅不能从自己那个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原则上甚至已经无所不包的“文化锦囊”中(已经有足够的把握,来打发所有质疑者),寻找启发或灵感,知己知彼地找出有效的因应之道。反而自己像进了“西方大观园”的刘姥姥,被那里花花绿绿的物质世界撩得心猿意马,定力全失、乱了方寸,对比之下,以为就是自己文化“落后”所致。从此矫枉过正地,由过去巴金笔下冯乐山的“保守派”,一跃成为鲁迅、胡适之类的“激进帮”,鼓吹实行“拿来主义”的全盘西化,完全罔顾“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格言警示。在没有真正吃透以宗教原罪理论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土壤特质之前,就要照单全收。同时因为不知道西方文化还没有确立道德和羞耻的互动概念,还以为这是要割掉的“阑尾”。所以也跟着倒掉了自己文化之水中的那个叫”羞耻感“的宝贝孩子。终于形成今天社会这种既无上帝和原罪的宗教约束、吓阻,又不受道德和羞耻感的管教,自由到一切都可以胆大妄为、便宜行事的现状!
    
    在《论社会》一文中还指出,人类实际已经生活在一个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中,有着和实行丛林法则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则--道德,以约束社会人的天性不要超出社会可以承受的极限,避免其无限膨胀而导致社会崩溃。这种和丛林法则绝对背道而驰的道德的可行性基础,就是人类(绝对不是高等动物)真正唯一具有的人性,以及在人性基础上发掘出来的“羞耻感”。
    
    可以自豪地认为,中国文化和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古代学者、圣贤,已经捷足先登,不仅陆续归纳出经得起时代和实践的考验、足够全面完善的道德原则。更掌握了从正(荣誉)、反(耻辱)两个方面,全面运用人性,在人的层次上运用生物共性(天性)的“条件反射”理论,将肉体的疼痛(或愉悦)感,代之以精神上的疼痛(或愉悦)感,来训练、培养社会人,让他们懂得在行为上自觉遵守道德的规范,从而保持社会在进步大方向上的一致。其科学性和高明之处,足以当之无愧地去独家接受“博大精深”的赞誉!
    
    遗憾的是,受到时代物质和环境条件的限制(比如交通条件限制了人员来往互访;缺乏信息普及、传播、交流的物质手段等;以及缺乏在自然科学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思维理论和方法,所以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地,整理归纳出一套完整而有认识、解释、指导社会实践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系统等问题)。让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内部封闭的停滞环境中,失去比较、鉴别的条件和机会,养成保守、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和善于窝里斗的传统习惯,更受到天性本能的负面影响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导致上层统治集团的日益堕落,涣散无能,最后社会只能不断靠外部异族或内部发生的、暴力革命式的政权更迭,以重新洗牌来暂时阻断这种恶化的进程,而不能彻底“根治”,落下不断复发的“顽疾”,最后反而被由“兽文化”加工出来的高等动物,当它们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和丛林法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错误的社会理论所形成的价值观判断标准和眼光,来窥视中国的文明时,就从开始时的惊讶、佩服、畏惧,转而变成蔑视而不放在眼里。以为中国就是一块送上虎口、让强者得以争而食之的“弱肉”。从此利用靠自然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尖牙利齿(坚船利炮)”,极尽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之能事。还要把自己说成是“优胜”的强者,更让那种加工中国“弱肉”的文化,背上“落后”而应该被“劣汰”的黑锅!这只要想想没有经验和思想准备的人们,乍一碰到荒野中的狼群时的精神状态和处境就知道了。怎么能因此得出人比狼落后的结论呢?除非自己也已经换上了一对看“人”低的“狼眼”!
    
    当前,面对社会种种不良之风气,民众只知道将怨气和责任,一味推卸到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头上,呼吁加以严惩。却不知道这些官员,当初都是来自于自己身边的社会基层,甚至出自于跟自己一样的普通家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和家庭所有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影响脱不了干系。比如这次因许多弊案牵连而被收监关押的所谓“台湾第一女婿(驸马)”赵建铭,据说入赘陈水扁家庭前,原是一个表现口碑很好的年轻人,现在短短的几年,就蜕化变质成为同流合污者。根据中国早就存在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格言,只能得出台湾由大众皇帝形成的“民主社会”,只不过是一只黑色的“大染缸”而已(其实同文同种的大陆社会现在也一样),这才是“民主”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以及“民主社会”也要生病之根源所在。
    
    今天一些所谓的精英和许多读书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嚷嚷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居然故意无视曾经被我们私底下当作“民主样板”的台湾,早从李登辉开始的所谓“民主时代”,就从来没有脱离过和腐败弊案、黑金政治之间的丑闻联系的事实。现在那里以反国民党腐败上台的所谓民进党“总统”家族,自己就带头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沼,自身难保。只是因为身处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掀不起什么实质性的大风浪。但设想要是由大众皇帝以“民主”的名义,想要类似这帮人的人来接管大陆,其结果的严重性,一定也会按人口比例,被放大到比大陆现状还要糟糕的地步!
    
    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信口开河,而是以历史为鉴的推论。因为台湾又在跃跃欲试取代民进党的国民党,当初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大陆大众皇帝支持的共产党驱赶到台湾去。后来又再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台湾的大众皇帝以“民主(选举)”的名义要民进党取而代之的。现在民进党也被证明是一只同样的“烂平果”,难道我们不应该提醒大众皇帝们换一个角度,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其实这个“社会病”的病因,就是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皇帝们,自己因为道德标准和羞耻感的缺失而导致的普遍寡廉鲜耻,使公仆跟着上行下效的结果。试想一下,要是一个社会从最基层的家庭开始,从小就在家庭成员老少的一致共识中,养成鄙视贪污腐败、贪赃枉法行为和对其理应“急恶如仇”的习惯(而不是妒忌、羡慕的“酸葡萄心态”式议论),进而在社会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舆论压力(而不是变相宣传“金钱万能”、“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的观念)。那就算再借给官员一个胆子,就怕他们也不不会或不敢去胡作非为的!
    
    这种“病”是不能靠“民主、法制”之类的手段来治的,就像人生了病不能找“兽医”来治一样。因为在《羞耻感的表象和本质》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这是比中国文化低一个级别的手段,是治不了中国的“社会病”的(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论社会》)。所以中国社会说要跟西方社会“接轨”,就像用“Windows”的电脑要和还在用“Dos”的电脑“接轨”一样,是行不通的。因为前者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那个社会已经懂得靠道德和羞耻感来规范作为“民主”主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所以当人们被告知自己就是受丛林法则支配的高等动物,以为道德和羞耻感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或阑尾,而自己的追求目标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付诸行动时,其现实后果的严重性就可想而知了。
    
    也许在大陆的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表象上认识到这一点,而开始试图加强道德和荣辱观的教育,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正确方向。但是这种教育,必须掌握“动之以真正人性(而不是高等动物)之情,晓之以绝对科学(经得起推敲质疑)之理”、不能像佞臣般一味迎合“(大众)皇上”的原则。更不能靠带有政治功利目的的教条说教,和那种“只要说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依据。这才是从蒋介石年代就提倡过什么忠孝仁爱礼智信的“新生活运动”起,直到后来的“五讲四美”“学雷锋”,以及台湾的领导人去带头扫街、拾垃圾,大搞什么心灵净化“洗脚礼”之类、表象动机似乎不错,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的主要原因。不信的话,我们再走着瞧吧!
    
    
    (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从同名文字的链接中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org/06/czl.html)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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