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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评《中国危机或现端倪》
(博讯200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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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渊评:有人问我,冼岩是谁?我说我不知道,这该去问《多维新闻社》。至于冼岩究竟是国安部的,还是中宣部的,我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冼岩的文章“包藏祸心”,还是“包藏良心”?从最近冼岩的文字来看,良心多于祸心,所以《多维新闻社》可以安心。文章说现在共产党“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这里有两方的问题,首先“上令”是否对?其次“下行”是否错?且看,胡锦涛说思想管理学北韩,张德江同志就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只要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全党就一致“上行下效”。而冼岩指的“各行其是”都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上面有正确的认识,下面反而可以不干,因此中国的危机是双重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胡锦涛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于是没有威信,乃至一切好坏对错,下面都可干可不干。 (博讯 boxun.com)

    
    冼岩的文章还算不上什么“盛世危言”,但说癌症病人感冒了,在一个讳疾忌医的社会里,也还算有三分人格。而冼岩并不是不知道解决的办法,只是不敢说而已,那就是先把思想陈旧,犹豫不决,没有威信,力不能胜的政治辅导员请下台去,让解放军国安部里找真知国情的人(如张普京)出来辅佐党内能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少见,遵义会议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博古,文革后邓小平取代汪东兴华国锋,我看现在又到“小乱止大乱”时候了。“刚性”的共产党体制,没有实行变革的有序机制,只有不仁不义。至于换了人,你们改革不改革,就再走着瞧吧。
    
冼岩:中国危机或现端倪

    
    在刚性体制(“专制”之别言,学渊注)的压抑下,中国社会一直潜伏着危机。人们关心的是:危机会不会被引爆?它会以何种形式爆发?当前,危机的可能引发方式似乎已现端倪,其具体表现就是遍布全国、层出不穷的政令不行、有法不依,中央为此焦头烂额,却似乎又无可奈何,只能一再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国是个政治社会,全社会的有序、有效运行,端赖于政治系统的效率。近年来从宏观调控步履维艰,到违法用地愈禁愈烈、房价顶风逆长;从矿难频仍、对事故的瞒报屡禁不止,到助学贷款只打雷不下雨、违规贷款如失闸之洪、单笔个人房贷竟然高达四亿,无不显示出这架机器已经出现问题,最典型的症侯就是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
    
    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下,下级不可能公开挑战上级权威,最经典的做法是阳奉阴违。阳奉阴违并非新鲜事,它与现行体制如影随形,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即一直存在。以毛泽东之无上权威,对此也捉襟见肘,最后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于是乃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上下同历浩劫。(下一次文革就毋须毛主席亲自发动,还没有牛鬼蛇神,就可以专打共产党了,学渊评)
    
    毛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权威逐代递减,凭籍个人威望从上而下施压以期上下一心已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以力服人”不可持久,于是代之以“驱之以利”,即顺应人性、将中央目标与地方乃至官员个人利益调节到同一方向上,以利益来调动个人积极性。这是法家管仲的治理精髓,即顺人性之流而导之。自邓小平开始,利益导向就取代政治权威与思想道德教育成了中共高层驱使整个官僚系统有效运转的主要手段,其它如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等等,都只是辅助手段。这是共产党政权由神性回归世俗的标志,也应该是改革二十多年来,官僚利益快速膨胀、官僚阶层成为最大获利阶层的主因。(“利”之穷尽,则无可为也,学渊评)
    
    “驱之以利”奏效的前提是有利可驱,并且能够将个人的牟利冲动调节到与中央政府目标一致的方向上。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权让利”,恰好能做到这点。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这一目标在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又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为官员个人权力的设租、寻租创造条件。这样,中央、地方、个人三方积极性汇合于“发展经济”这一方向上,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大驱动力,乃至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二十多年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外出招商引资,还是在地区内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金融、地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直至压制劳工,为投资者清除阻力、优化环境,地方官方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官员个人的积极性比政府部门高、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高,中央基本上实现了管子所描述的“顺流而下”治理境界,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乃至而今高烧难退的主要原因。
    
    当下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有两方面的原因迫使中央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而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求发生偏离。一是国外对“中国制造”的接纳已近限度,外向型道路越来越难走,中国经济只能调转目光向内,变单纯的GDP增长为强调“科学发展观”;二是国内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已近极限,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方式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公共政策必须更多兼顾公平。无论是强调环保、节约资源的科学发展观,还是重视公平与社会保障底线的和谐社会论,都是对原来经济增长方式的修正,都会损及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这种新的调整方向上,中央目标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发生分歧,三种力量不再作用于同一方向,这是近年来由中央到地方“政令不畅”现象凸显的主要原因。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曾在大会上怒斥下属地区瞒报矿难死伤人数、甚至毁尸灭迹,但与此同时,并未见山西相关官员因瞒报而遭惩罚。可见瞒报不但符合下属官员的利益,也符合同为地方官员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利益:张宝顺其词若有憾焉,其心或实喜之。(油价翻了几番,昨闻铁矿石再涨20%,美国就要用玉米酒精开汽车,中国的玉米要喂人;洪水滔天,邓小平都不管了,学渊评)
    
    政策调整必然带来利益调整,包括官僚体系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此轮调整中,自身利益能够与中央目标保持一致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诸如审计、环保、国土、生产安全等垂直监管部门,这是近年来上述部门能够不断扩权的主因。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监管部门及其官员是中央政策调整的主要支持者,而地方政府及其下官员则依托中央不可能放弃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前者相博弈、相抗衡──中央调整的只是增长方式,作为支撑政权稳定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这一目标不会改变。
    
    由此可见,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中国政权体系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将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化,直至成为中国社会进程的分水岭。
    
    一,由于政权体系内部不再目标趋同、上下一心,中央需要同时兼顾相互冲突的多重目标,而地方与部门也分别在不同目标上与中央或保持一致或发生对抗。每一目标都有体系内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与阻挠方在大多数时候都难以取得压倒性优势,政治较量与利益博弈将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反复进行。
    
    二,官僚体系内部的利益分歧很可能成为软化政权效率的慢性毒药。当“驱之以利”的法宝不但不能导向上下齐心反而导致利益冲突时,官僚体系的内部整合就失去了最有力的手段。从历史经验看,这很有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由强势政府沦落为弱势政府的分水岭。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昔日一盘散沙的状况,这也是当下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现状。
    
    三,这种趋势当然会表现在政权机器的整体效率上。正如人们看到的,当前的政策调整进展极不顺利,与追求GDP增长时的上下协力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经着手的调整又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两方面都不如人意。
    
    四,“驱之以利”策略的后果之一是官僚阶层的利益膨胀,在社会分配中切去最大一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由于权力缺少制衡,这种利益膨胀与伤害且呈日渐扩展之势。在这种深压重负下,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没有引发危机,完全是因为经济保持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纵然大量经济增长成果被官僚所攫取,其他群体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来缓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将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国经济的这一最强助跑器丧失动力,政策调整前途未卜,中国经济很可能不再能保持近2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各种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会削弱,中国前景堪虞。
    
    五,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根据历史经验,强势集团必然要利用种种优势转嫁损失,最终使损失大部分由最无力承担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苦难之不能承受,必然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社会可能因此崩盘。要避免这种绝境,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调节功能。但当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节能力有限,中央政府有两条生命线,即社会稳定与财政税收。社会稳定关系政权基础,财政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油,没有税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权机器运转不起来。这两条生命线都有一端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成为中央的软肋、地方的撒手?。只要祭起此二个法宝,地方及其官员就能官冕堂皇地阻挡来自中央的利益调整要求。
    
    利益博弈并未影响政权系统形式上的运转,它只是影响其运行效率。这种利益博弈甚至不会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因为中央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对于中央一些要员来说,个人羽翼的丰满比中央政令的畅通更重要;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阳奉阴违不仅意味着更多利益,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在资源有限、且多个施政目标相互牵制的条件下,真正“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意味着一事无成、捉襟见肘,阳奉阴违反而有可能在某方面有所建树。纵然这种建树未必有利于社会,但绝对有利于个人的考核、升迁。
    
    综上所述,如果说经济增长的停滞将标志着社会危机的开始,那么政权内部的政令不通或许就是经济效率下降的前奏。中国危机,已现端倪。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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