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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严厉打击巧取豪夺人民财产的反动行为(外二题)
(博讯2006年6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自己的基本纲领的初期,就全力打造和构建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乡村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清算剥削者的罪恶,人民群众一心一意跟著共产党闹革命,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人们的物质文明方面更是可圈可点。为了更好的改革和开放,高度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政治理想,对于巧取豪夺,鲸吞国有资产的罪行,也要依法惩治,以顺应民意,凝聚党心。

    分析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的诸多原因,只要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就不能否定其中一个因素是,社会上存在著严重的公权寻租和商业贿赂相互勾结现象,结果导致了一些极端的暴富事例。某些公职人员,某些私营业主,在很短的时间内,用非正常的方式(实质上是很卑鄙恶劣手段)聚敛大量财富,或者说利用国家资源在短期内积累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并以此作为初始资本而进入市场经营的行列,进而成为身价千万百亿元的富豪。因为在中国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存条件下,行政监控或者经济法治的体系均不健全,特权可能具有比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加明显的诱惑力,金钱腐蚀也能找到渗透的缝隙,于是一些人肆意破坏经济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利用公权大量四处寻租,或者行使商业贿赂各处投机。

     一段时期内,他们的投机和暴富没有受到惩罚,或者虽受了惩罚,得到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的成本。民众认为这类违法乱纪的暴利暴富,巧取豪夺,乃是一种与罪恶相伴随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原罪”,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驳过的丑恶肮脏的罪恶。可是在泛市场化思潮涌动期间,有些自封的经济学精英竭力主张,要对那些来路尴尬的“第一桶金”完全赦免。有些地方的高层管理机关也轻率地做出了响应。 近些年来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精英行政”互动的施政模式,可是却冷落了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结果往往是所谓的“精英”先制造一顿舆论,然后行政部门就出一套文件。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拍卖国有资产等莫不如此。而这一次的资本积累原罪特赦二重唱又是如此。如此重大的决策是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议决?老百姓是否答应这种非法的洗钱合法化?对此,应当有明确的是非界线。 (博讯 boxun.com)

    第一,不能对任何“原罪”都宽恕极少数人通过钱权交易获得暴利暴富,是靠不同程度地损害社会主义国有资产得来的,是把国有资产无偿地或者用象征性的价钱转到私人名目下的瞬间过程。2000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我国数万亿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必须管好用好。” 可是那些非法收入却是对全国人民在党的第一代领袖们领导下辛勤积累的财富的无情掠夺,是将人民的血汗财富窃为己有,这是阳光下的罪恶,因此没有任何可以饶恕的余地。从不劳者不得食的古训来看,这样的清算也是完全应当的。这些人用非法手段取得财富,等到适宜的时机后便用计合法化,摇身一变成为民营企业家。如此宽恕下去,哪里还有什么正当致富呢?所以不能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口实,对巧取豪夺的原罪就予以赦免。

    不管如何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为,都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要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只有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对民营经济的最大支持。什么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恰恰应该是一个具有健全法制规则,能够坚决施法的系统。所以,该追究的就坚决追究,绝不放过和轻饶违法乱纪行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放过少数人的犯罪,轻饶少数人的罪过,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就是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不追究少数人的经济犯罪行为,将会向社会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即非法致富的速度快、成本低,那样在客观上只会纵容、鼓励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它既严重戕害社会公正,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也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更为严重的是严重挫伤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和基本标准。严格实施法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基本途径,这是看得见的正义。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依法惩处商业贿赂犯罪,营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这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随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由做出部署,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消除“不贿赂,办不成事”的反常现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国各级法院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治理商业贿赂的重大意义,全面加强审判工作,坚决遏制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对那些鲸吞人民共有财产的犯罪行为,这些积极措施必将起到严厉的惩戒作用。

    第二,改革体制完善规章以历史的视野观察,部分国内民间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受到体制变动的强烈影响。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多领域的制度存在空白和漏洞,一些权力因素便乘虚进入经济领域,使得社会财富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例如,从价格双轨制开始,到公司上市、国有土地进入市场,还有政府采购等,一些人既用金钱收买权力,又通过被收买的权力攫取财富。一些民营资本的原罪问题,主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实际上哪位民营企业家不想通过合法渠道赚钱呢?倘若不合理的制度环境不能改善,社会就永远都会存在灰色收入。

    所以,治理制度不完善,必须深化体制改革,造出合法行商的环境。建立法治当家的科学合理制度,细化惩治贪污的标准,是维护法律尊严,确保法律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的上上之策。目前中国共产党为了实施“十一五”建设规划纲要,再次做出了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决策,提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坚决打击以权谋私和商业贿赂犯罪。这些决策维护了人民利益,群众拍手欢迎。为此贯彻落实党的英明决策,要明确划分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的界线,严厉禁止公权利直接干预商业交易活动,破除存在的少数经营领域内的行业垄断现象,从制度建设方面筑起一道抵御腐败侵袭的万里长城。

    总之,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重申国家经营和法治建设中一个原则: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要建成混合所有制形式,但是要以大型国有制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市场地位,不能偏转和背离这个大方向。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十几亿民众经历半个多世纪用血汗积累的庞大国有资产是人民的共有财富,绝不能任凭巧取豪夺,使之逐渐分解、沦失、消融而被□食,落入极少数人手里。不能让通过钱权交易而得逞暴富者逍遥法外,眼看着他们用各种卑鄙手段和虚假名目得到的国家财产合法化。中国古代圣贤庄子曾经抨击过一种黑暗的现象:“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在剥削统治阶级当政的封建社会,这是常常出现的情况。饶恕鲸吞国家财富的“原罪”,就是重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黑白颠倒之事。这种由地主阶级操纵在中国封建社会屡屡出现的悲惨局面,绝不应当让其在新中国发生。

    但是,具体如何处理剥夺者的不义之财,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实事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大恶极者。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在的贡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国情,支持劳动致富,经商致富,这是开放政策给予的机会。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财富。在施法中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切实贯彻共产党的优良政策。是否要彻底清算,如何清算,正确的答案只能来自施法实践。

    二,我们必须勇敢走出思想认识误区

    现代社会有著与自由经济时代几乎完全不同的经济特点。人们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也清楚地看到,完全用市场经济规律代替其它法规,国家的发展就要受到损失。所以,深入认识市场经济,采用合理手段发展生产,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要方式。惟此,急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西方新自由主义说教形成的迷雾,正确辨析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的真正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稳妥方式。

    1.降低市场失灵的机会成本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经济的经典概括是一对抽象的供求曲线,在价格信号指引下,曲线彼此相对上升与下降,最后形成一个均衡交叉点。这个研究还要有一些假设条件存在,结论才能产生,理论才能自圆其说。实际上的社会经济均衡增长涉及很多因素,价格杠杆仅仅是一个方面。所以,不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有缺陷,而且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完善。因此,泛市场化论调将市场机制的□c能说得神乎其神,宣传采取攻坚的方式,强行实施激烈的经济竞争,优胜劣汰,迅速达到国际经济体制的结构转型。一些地方的实际贯彻结果显示,效果不好,谬误百出。其一,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只钟情于强者,强力推行经济竞争,结果加剧了利益分配上的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悬殊,显然这与中国的民族传统不相一致。

    其二,某些全局性、长期性、公益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及投资领域,市场机制的强制推行没有收到预期实效。而且,市场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与宏观利益往往产生矛盾,追求局部、短期利益时常损害了全局、长期的利益,这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的方向相背离。

    其三,市场价格信号形成的滞后性会对某些生产项目的资源配置给以误导,或者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或者浪费宝贵的资源,这对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的中国是很不利的。其四,用市场机制指导精神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不仅是失效的,而且是误入歧途,掉入了陷阱。采用激进方式推行市场经济,将一切都市场化,非常容易出现人人痛恨的腐败现像,因为这是泛化行为的一个副产品。总之,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经济形式,必须对它具有的先天性多功能性缺陷有个清醒的认识。

    一些依靠市场失灵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要由政府出面协调处理。市场失灵在公共产品方面表现的最突出。中国于2006年新春首次发布了“中国公众环保指数───民生指数”, 它们是市场失灵后果可信而且确切的答案。这个“民生指数”对“污染源认知程度”“个人空间环保行为”等34个环保指数进行了科学量化分析,十项公众环保膂b知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环保现状:超过半数的公众认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工业污染导致的空气污染;公众了解最多的环境权利是宁静权和清洁水权;公众最常用的环境投诉方式是向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等。 显然,单纯的实施市场经济运作是不能够处理中国的经济矛盾和问题的。

    说市场经济不能解救中国的经济矛盾,这并不等于说反对市场经济,人们在实际中也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一些积极功能激励著财富增长。人们反对的是目前那种市场经济唯大唯上的论调,而且是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有好效益的糊涂想法,它们是狭隘片面的市场经济主体论。美国经济学家埃克纳在编著《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科学》中提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供给曲线和边际产品曲线等四个部分存在理论不足的缺陷,它们却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而微观经济学又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这四个部分不能成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要垮台。埃克纳在书中写道:“关于这四个理论结构,最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它们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还都没有为经济学家在实践上加以证实。”他的话并不仅代表个人意见,只是揭示了存在著的事实。

    中国出现的那些泛市场经济论调,辨别是非可否像埃克纳那样直白,而不要一味追捧西方经济理论。尽管人力对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是无法清除,但是人们完全可以降低这类缺陷带来的机会成本,正确认识,积极预防,就是最好的办法。泛市场经济思潮已经影响了中国改革,误导了经济工作,使社会损失了很高价值的机会成本。坚决地揭开那类错误说教的华丽伪装外衣,降低其带来的机会成本,这件工作绝不是理论界的纯学术事务,而是具有严肃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中国应当走富有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一条兼顾社会-市场经济为内涵的发展道路。国家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之际,也要提高对其他非市场经济的社会建设活动的注意程度,并且要不断提高公共投资的职能,为大众谋求福利。

    2.清理新自由主义谬误当代市场组织形态虽然五花八门,可是全部通过一系列正式的制度安排、规则和惯例在发挥作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达,那是几百年间的制度演进结果,其过程充满曲折反复,也衍生出各种经济理论流派。这些各持己见的经济学流派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历过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符合不同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建议。例如,新自由主义大肆宣扬私有制市场经济万能论,攻击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毫无疑义,这个理论体系包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分十分明显,其目的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起著团结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产生瓦解作用。

    中国泛市场化论调执意追捧新自由主义,公开宣扬要推进改革,实际上是将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拉到中国,这个客观效果是任何托词都无法抹煞的。清理新自由主义,就是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西方经过几百年才达到的水平,这个任务的确是十分艰巨。要设计系列行的制度,不仅需要经常主动参加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创造特定的条件,使其生成和发育。改革就是对制度安排的重新定位、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其重大意义不容置疑。

    然而,改革有时候会遇到困难,甚至陷入困境。综观历史,每次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改革,无论是急进型的改革,还是渐进型的改革,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都会面临异常艰难的状况。此时,改革需要的成本加大,各类风险产生的几率增加。这个时候,表面上看,改革似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但这是十分必要,而且是万分有益的。因为,改革如同爬坡,在合适的时候,需要搭建一个平台,坐下来,歇口气,以便再登高。在这个时间,就要踩刹车,把过快的发展速度降下来,实施宏观调控。而且,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冷静思考,静观其变,理顺关系,化解矛盾。比如说,让富人充分了解穷人的疾苦,并富而思源,做到富而不忘回报社会;相反,穷人也有机会充分了解富人创业的辛酸,扛7d不仇富,做到积极进取勤劳致富。只要穷人之间、富人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能够建立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那么高质量的发展值得期待。

    所以,在“十一五”期间的前段时间内,可以不妨把它称为改革过程中的缓冲期。反思改革,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减缓社会转型带来的震荡。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未来改革进程的再设计,是一种新的抉择。改革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马虎不得,急躁不得。需要敏锐和智慧,需要胆识和魄力,更要高瞻远瞩。人们已经看到,国家正在进行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是谨慎和勇气兼备,先求和谐,再求发展。和谐发展并重,未来前景光明。

    三,我们不能片面追求GDP

    世界是复杂的,事物发展也因此而曲折,所以,实际进行的经济建设时常存在不如人意的方面。近一些年来,特别是“十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速度之快是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能力,可谓举世惊叹,但是绝不能因固步自封。因为与此同期,出现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实事是,国家财富总量迅速增长和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同时出现,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及严重程度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轻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显然可以认定是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显示出了新的不适应,因此必须进行新的调整和改革。发展固然是硬道理,而发展的结果必须有利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更硬的硬道理。当经济建设的成果并没有被全国最广大民众充分享受时,那么就必须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答7b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及时予以调整,否则就背离了改革大方向,甚至会危机社会稳定大局,引发难以控制的群体性动乱。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延续很长一段时期,经济总供给量会长时间不能满足社会总需求量,特别是在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经济短缺是绝对的,经济过剩是相对的,农村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是最主要的建设任务。“十一五”时期,国家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为首要任务,也是基于这个背景而设定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国家行政引导,财政积极投入,是开始运作的发动机。也只有在政府宏观调控之下,才能改变旧有低效的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缩小城乡之间差距。

    农村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诸如增产不增收、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义务教育缺乏和医疗保险薄弱等,此类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受到泛市场化论调的影响,一段时期内GDP指标的重要意义被片面地夸大了,结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目标被忽略了,导致农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产生活多种负面效益。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但是在评定新农村建设时,或者在判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综合考量指标。否则不仅偏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指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延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而且由于群众的积极性被挫伤,也会使实际进行的建设项目平添很多阻力障碍。

    需要强调的是,片面地追求GDP指标现象出现,乃是不完全的行政业绩衡量体系准则的一次暴露,也就是行政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的一个佐证。行政部门一些年青干部在追求单纯GDP指标或者形象工程方面,表现出了识别能力薄弱的缺点,除了体制存在缺陷因素之外,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缺乏艰苦锻炼,又过早的进入了重要领导岗位。结果使这些人自身缺乏必要的“审慎独立”思考,过早地领教了权力的力量,可是又没有机会或较少有机会吸取从小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免出痕7b大失误或防犯大错误的能力。要通过理论学习和规范的工作实践,对年轻的行政干部加强教育,使这些人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认清现实存在的国情。一段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颇为偏顷的年轻化标准。较高级别的行政干部选拔、任命,被过度的要求在若干年龄段内,政治和能力标准反而实际上的屈居后位。一些年轻干部就是因为急于在短期内拿出政绩,才违反客观规律单向追捧GDP指标,建设形象工程。所以,行政部分以年龄为重要尺度选拔干部的作法应当予以纠正。不然,个别腐败分子乘势以权谋私,败坏共产党的形像,降低政府威信。他们自私的行为割裂了党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也激化了非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干群之间保持紧密联系非常重要。政府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富民强国,而单纯的GDP指标则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物质文明的建设不能代替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后者是人们生活中更高层次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温饱问题的困扰之后,他们对高层次文化生活的追求欲望更加强烈,农村人和城市人相比,往往会加倍地自我创新营造出的精神文明氛围。

    甘肃省部分地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发挥农村文化活动积极分子的作用,丰富乡村业余生活,增强了农民群众建设新农村的自信心。酒泉市肃州区银达镇政府拿出部分资金,组织农民建立剧团,走村串户为农民演出秦腔、眉户剧。这些剧目题材选自农村,诸如《情系灾区》、《红花寄回家》和《梁秋燕》等,演员也由农民自己担当,演出还进了农户的院落,因此深得农民群众喜欢。这些“土生土长”的剧团或者“自乐班”在肃州区有上百个,演出贴近群众生活的剧目,不仅在乡村得到广泛传唱,而且有些优秀剧团还经常进城演出赚外快。类似的剧团或“自乐班”的活动在玉门市同样有声有色。

    由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乡土文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这些文娱活动对新农村建设有多重意义。它们调动了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宣传了新思想新风尚,丰富了偏僻乡村的社会生活方式,增加了人们工余后的休闲乐趣,为美好生活增添了色彩。由此也激发起农民的劳动热情,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此类文化不需要专门的资金投入,通过动员和发挥民间力量,就在一定的层面上解决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最大瓶颈。生活本来就是多彩多姿,一个GDP指标更本无法包揽。将其做为惟一的政绩考核指标,只能是为一些投机行为敞开方便之门。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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