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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给王怡上一堂宗教课的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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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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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分离说穿了还是公私分离。公共权力只能够保障个人的私有产权和精神自由,而不是剥夺和伤害。属灵的宗教其实就是全体公民的精神自由中的一部分。把宗教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或之外,恰恰是宗教自事的偏狭所致。这是很重大的一个文化课题,我本人只是抛砖引玉。
    
    
    [备考:关于作为欧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的政教分离,王怡的理解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参与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宪政转型,参与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乃是为着在其中彰显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基督的荣耀,这是我所看见的职分。在政教关系上,我不认同退缩在政治社会领域之外的信仰立场,也反对教会与政治的结盟,反对基督徒与有违圣经教导的推动方式同负一轭。作为普世人权的宗教自由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与政治密切相关,但教会的福音使命与政治无关。政治的意思是福音未得之前,基督徒与其他信仰或无信仰人群的政治合作关系。在今天,基督徒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属于维权运动中倾向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不能、也不应该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
    而在实际上,所谓政教分离就是宗教与道德之类不可以量化操作的属灵的东西,退回到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把公共领域里可以被法律程度和制度规则充分量化和可供操作的社会事务,交给公共权力部门来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地予以实施。换言之,无论是宗教还是道德,都是只能对己而不能对人的精神自律。在涉及到别人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所要遵守的都只是也只能是充分量化和可供操作的法律程度和制度规则。“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其实是不能够完全排除“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的。在王怡自己的同一篇文章中,所谓“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表达对恶法的抵抗。以法治的程序和途径,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来”;所谓“我以更强烈的态度反对政府对非暴力的民运人士的镇压和审判”,难道不正是不折不扣的“反抗运动的一部分”吗?!
    进一步说,王怡以属灵的个人性的宗教或道德的理由排斥诋毁“官逼民反”的正义反抗,本身就违背了现代基督教的政教合一原则。他和余杰等人不以神圣上帝的名义严格自律,却偏偏针对郭飞熊实施赤裸裸的人格伤害,更是既违犯世俗法律又违犯宗教戒律的不道德行为!
    郭飞熊身上并不是没有弱点和谬误,但是迄今为止他并没有被中国政府宣判为罪犯。即使他是一名罪犯,也容不得任何人非法伤害。王怡们在承认伤害事实的前提下,却只肯道歉而不肯认错,甚至于假借神圣上帝的名义一口咬定“我作[做]出了这一不后悔的决定,也背上了这一个十字架”,所证明的只是一点:王怡们永远不会犯错误,一切的错误和罪责只能来自于被他们所绑架的那个上帝及“上帝的手”。以此类推,参与伊拉克虐囚丑闻的美国士官,假如在虐囚之前像王怡、余杰、傅希秋那样祈祷了上帝,是不是就可以免除罪责呢?!
    只可惜像我这样的蠢货偏偏不知道如此廉价地把一个上帝或“上帝的手”供奉在自己家中替我承担一切罪责,然后再随时像王怡那样乖巧可爱地摆出“我作[做]出了这一不后悔的决定,也背上了这一个十字架”之类代上帝受过的撒娇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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