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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与文化不沾边的政变运动
请看博讯热点:文革四十周年

(博讯2006年5月20日)
------兼论中国民运发展的方向

    
     今年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海外热热闹闹的掀起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文革”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特殊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的显示出来,正如秦始皇的坑儒焚书,结束了思想解放的百花齐放的春秋时代一样,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一代的文字狱,奠定了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特殊境遇。那么文革呢?现在的后文革时代又是个什么发展趋势呢?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去研究。本人认为对文革的正确认识是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走向有深远影响的。 (博讯 boxun.com)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文革”发生的事实,请各位看看中共在其简史中是如何论述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栽自中共外联部网站中共简史部分)
    
    这些话中只有一句话是真的,“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当时的国际情况是,苏联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给翻了,国内的情况是党意思到了大跃进的错误,并开始加以纠正,虽然毛泽东利用权术(利用江青串通表态)搞掉了彭德怀,但是党内心照不宣的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因此,他的大权旁落,这时他意思到了危机,感到了一点恐惧,开始酝酿夺权。
    
    我之所以把文化大革命称其为政变运动是因为它历时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同类事件无法比拟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文化变革的意味,
    
    其实它是一个夺权的阴谋,它是成千上万的天真的善良的年轻的知识青年被利用的运动,它是广大人民被愚化教育的成果大展览,它是帝王将相们权术运用的及至之作,如果说有点文化意味的话仅此而已,权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登峰造极。
    
    为了收拾政变的残局,老毛大手一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些可怜的红卫兵们就上山下乡了,那些高干子弟们就去当兵了,哪里有一点进步的意味呀。唯一的一点意义据说是中国的文革影响了海外的青年,好像是搬倒了几位总统,结束了越战,我的妈呀,快别牵强的侮辱了我们的异国青年吧,别为可恶的自由民主贴金了吧,那臭资产阶级思想怎能担当得起伟大的中华文明之精华!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能偏激,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场浩劫也不能把它全部推到毛泽东的身上,试想如果在庐山会议上其他的人不违心的站在毛的一边,林彪不别有用心的捍卫毛,周恩来的作为不那么令人难以理解,毛也难以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政变。诗人毛泽东却是不同凡响,把邪恶的东西可以表述得很美丽,毛泽东不愧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林彪的无以伦比的战功终于抵不过伟大诗人的权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被逼出逃,再也实现不了他的国富民强代替老毛的国富民穷。你能了解当周恩来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后号啕大哭的真实心情吗?周心里清清楚楚,毛又搞掉了一个对它权力的威胁者。还有,你知道批林批孔实际上是在批周吗,周是被认为儒家的代表,孔子是儒家的鼻祖,指桑骂槐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十年浩劫,帝王术与儒家之道打了个平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帝王之术是儒家道家培养起来的,是猫教老虎。
    
    所以,如果我们非要从文化上探讨文革的话,它绝不是一场文化革命,它是一场中国文化的大表演。一般而言,有些人愿意说中国文化是儒释道的结合,这不完全队,中国还有法家思想,还有一整套的帝王之术,基督思想也是一部分,还记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吧。凡此种种在这场运动中都有表现,一些自由民主的精英也有表现,但是,在哪种体制下他的力量太渺小,中共的愚民教育太成功,一出现即被压制在萌芽中;那时也有洁身自好的,运动我不参加,上山下乡我不去,但这是不多的异数。
    
    另外,文革也不是什么一场人民革命,它确实是帝王将相发动的,意在夺权的广大人民被欺骗了的阴谋 。
    
    但是,综上所述,即使如此,虽然文革不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变革,我们也应该了解它的文化土壤,中国也是一个多文化的国家,但是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西方以基督教为主,教帝王如何去敬畏神,而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为宗,教帝王如何变为神。中国在20世纪之初,引入了政党政治,出现了民主的曙光,但是不幸的很,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采取了苏联的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的模式,这种模式结合几千年的帝王文化,其结果必然是党内为了权利不断倾轧而导致独裁,这是苏联和中国的不断的党内清洗运动所证明了的,说清楚一点就是黑帮政治,这种政治没有国家利益可言,有的只是政党集团利益,根本不可能导致草根运动。“文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时刻要警醒,当权者是怎样轻易的就强奸了民意,当权者是如何能轻松的就控制了民意,武力不能征服一个民族,为何就能一下子枪毙了民意,使十几亿的人民马上噤声。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其关键是不是信仰和言论的不自由呢?应该就是,单一信仰,单一言论使民意极易被控制,单一信仰,单一言论,难以形成草根运动。没有草根运动作基础,民意就极易被控制,民意就不能影响当权者,民意就极易被当权者利用。
    所以,“文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想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必须启动建立一个自发的广泛的持久的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而不是要建立有严密组织的类似起义的各种政党。政党政治是在广泛的民主意识建立起来之后,在草根运动基础上自然形成,这样就能避免新的集权形成。草根运动的关键是一定要冲破信仰言论的禁锢。
    如何冲破言论信仰的禁锢是当前关心中国民运的当务之急。
    在这回顾“文革”发动40年之际,写下一点滞后的感想,不知是否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有一点点益处,是否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这是我写下此文的初衷。
    2006年5月16日凌晨初稿20日凌晨修改 _(博讯记者:国民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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