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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我看红色文艺及其源头
(博讯2006年5月20日)
    徐沛更多文章请看徐沛专栏
    —为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柏林大会而作
     (博讯 boxun.com)

    今年是文革四十年,我也满四十岁。中共禁止反思文革,我则边揭批中共边反思来路。
    
    越反思我越觉得我很幸运。惨遭中共杀害的异议者全都没活到四十岁,黎莲才十八岁,钟海源和黎莲应是最早被中共活剥器官的女同胞。虽然他们中无人象我一样反共,张志新甚至还是共产党员。我则在十八岁时就拒绝申请加入中共。五年后,六四屠杀发生时,我已公开支持“打倒共产党”,并为了搞清马列主义而改攻哲学,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共份子。
    
    我在02年结识一对法轮功学员后开始修炼“真善忍”并大获其益。可是在大陆因炼法轮功被虐杀的同胞有名有姓的已近三千,这还不包括那些在红色集中营里被盗取器官后焚尸灭迹的法轮功学员。03年我上网后结交了清水君、张林、杨天水等同行,和他们达成许多共识,比如说鲁迅象毛泽东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可他们先后都被中共投入了监狱。在过去的三年里,狱中作家和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都在直线上升。
    
    同修们和同行们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激励我辛勤笔耕,尽心尽力地把反思表达出来,以助同胞们自我反省,从思想上摆脱中共,促使中共早日瓦解。
    
    今年也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七十年来,华人要么受中共毒害,要么受中共迫害,要么象刘宾雁一样既受毒害更遭迫害,很少有人象我一样能逃脱这两种伤害。原因何在?我以为这和鲁迅及其影响密切相关。下面就谈谈我的经历和看法。
    
    1生在血旗下
    
    作为66年生在四川的我也是从小就置身于中共的宣传中,用大陆学者的说法就是喝“狼奶”长大的。我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开红花啊”。它和我学跳的第一个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样都属歌颂中共的红色愚民文艺。
    
    76年,以悼念周恩来为由引发的和平抗争“四五运动”被中共镇压后,我作为校宣队的一员还表演过献给“首都工人民兵叔叔”的舞蹈。中共至今还在利用儿童搞红色宣传,包括对“连爷爷”进行统战。在八十年代之前我几乎只能接触到红色宣传,比如八个样板戏。
    
    幸好我虽也跟着唱《白毛女》,但此类红色样板毕竟远离生活,发挥不了榜样的作用。倒是有一首儿歌对我颇有影响。直到今年我才意识到这首儿歌可以算用来提倡女人尚武、否定男女区别的毛泽东名诗《为女民兵题照》(1961)的儿童版。好在这首红色儿歌对我却起到了正面作用,因为它没能促使我“不爱红妆爱武装”,但我这个生活在城里的小姑娘却因此爱栽花种树养蚕喂兔。这些绿色劳动无论怎样都比红色文艺陶冶情操。那时,除了我妈的几本古诗集外,我能找到的都是《金光大道》之类的红色读(毒)物。即使是《子夜》、《家》和话剧《雷雨》也都让我莫名其妙,只有《天仙配》、《三笑》等传统戏剧拍成的电影让我赏心悦目。
    
    我上高中那年,进入中共被迫给人民松绑的八十年代,海外的和古代的各色文艺扑面而来,我得以有了新的选择。邓丽君的歌声伴我从高中考进外语学院。八十年代是中共暴政下最宽松的时代,谁会自愿去坚持什么“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班十六人,只有一个男生入了党。我放弃报考研究生,就是因为不愿考政治。就是说17岁后我就算脱离了红色文艺,而爱上了《红楼梦》。现在想来,我从小受保姆影响信神疑鬼是我排斥“五四”以来的红色文艺和学不进也搞不懂中共那套歪理邪说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在大陆生活了22年,但没有被中共赤化,变成狼孩。
    
    2 鲁迅与红色文艺
    
    德国纳粹失败后,美英在德国展开了去纳粹化,所谓纳粹化就是德国人在戈培尔的宣传下多认同了希特勒的谎言,而戈培尔的骗术或曰宣传方式却是从德国共产党那儿学来的。纳粹和共产党都不尊重生命,都靠谎言和暴力搞邪恶专制,只不过共产党打红旗。
    
    为了迎接民主中国,我们得去红色纳粹化,我以为得从去鲁迅化着手。一来鲁迅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二来中共笔杆子全都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鲁迅开创的文风,确切地说是骂风。鲁迅误导了几代中国人,从新青年比如胡风到红卫兵比如张承志再到狼孩比如方舟子无不以鲁迅为师。
    
    好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赞同“复兴文化,实现民主,从告别鲁迅开始”,因为鲁迅正是“一个都不宽恕”的党文化的奠基人。以鲁迅为首的五四知识分子从革文言文的命开始,颠覆了推崇“仁义理智信”和“天地君亲师”的中华文化。没有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就不会有鲁迅的出现;没有陈独秀的鼓励,鲁迅就不会写小说。《新青年》之类的红色刊物把无数中华儿女引入共产邪恶主义的怀抱。
    
    如果说“五四”是共产邪恶主义登陆中国的开始,那么“六四”就标志着共产邪恶主义走向灭亡。我非常赞成张林提出的六四新文化运动,他甚至说六四“吹响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尖锐而凄厉的号角”。无论如何,六四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把鲁迅们颠倒的正统价值体系重新摆正。
    
    为了向中共表明清水君后继有人,我结合海内外现代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写了一系列文章以还鲁迅真面目,欢迎大家上网查看。在这儿我只想再举几例进一步说明鲁迅的影响有多大、多可怕!
    
    “六四”屠杀让许多人想起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但少有人知道鲁迅扭曲了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的真相。爱读鲁迅文章的刘和珍们在李大钊等的组织下唱着《国际歌》到段祺瑞执政府前去抗议八国通牒,引发军警枪击示威者。段祺瑞不曾下令开枪,惨案发生后,他处罚了凶手,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并引咎终生食素。从写于同年的《因雪记》可以获知段祺瑞才德俱全,是位诵经礼佛五年如一日的居士,然而“三一八惨案”却导致段祺瑞下台。简言之,被鲁迅说成“非人间”的段祺瑞执政期与中共执政期相比绝非地狱。刘和珍也非鲁迅所说“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而应该算中共的牺牲品。
    
    从26前后到36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十年也是中共所谓的左翼文学运动,用我的话说就是中共在鲁迅的帮助下抹黑国民政府和正统价值、赤化中华儿女的十年。
    
    从导致“左翼”阵营分裂和解散的“两个口号”之争及其后果可窥见鲁迅的深远影响。36年在王明听命于斯大林要“保卫苏联”的背景下,周扬(1908-1989)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胡风(1902-1985)则在鲁迅和冯雪峰(1903-1976)的支持下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提出这两个口号的目的则是用来指导左翼文艺创作。比如夏衍的剧本《赛金花》就是“国防文学”的实绩。鲁迅的病逝是这一论战的结束,但这一论战却间接促成了后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等冤案的发生。
    
    鲁迅的逝世“掀起了一个爱国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共话语)。因为其时中共正面临被国民政府剿灭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不择手段,不惜共特张治中挑起中日战争。而共特冯雪峰则大搞鲁迅追悼活动,还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上做文章,以至于毛泽东曾一度名列其间。最后由昔日的孙中山小秘、后来的斯大林间谍宋庆龄和帮陈独秀伪造文凭的蔡元培等名“流”出面主持了鲁迅葬仪。胡风、巴金等则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的尸体也就在中共假装抗日的情况下被覆盖上印有“民族魂”字样的锦旗。在北大也有鲁迅追悼会的召开。可以说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中共中央居然亢奋到一边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给许广平发去唁电,一边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同时发出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国民党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
    
    这以后胡风继承了鲁迅精神,继续滥用中华民国的自由,创办红色刊物、抹黑国民政府、赤化年青读者,以他为首的所谓“七月派”全都崇拜鲁迅,甚至有人说:“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这与郭沫若认斯大林为父没什么两样。
    
    对此胡风的同代人苏雪林(1899-1999)说得很透:“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 ‘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可惜苏雪林这样的明白人太少,以致中共的阴谋得逞。
    
    中共篡夺政权后先把大陆人封闭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生长在血旗下的人都被迫接受党文化。中共既利用学校教育也利用文艺来赤化下一代。在文革时达到高峰,全中国除了马列毛鲁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
    
    马列毛鲁和八个样板戏一起赤化了无数大陆人,尤其是文革一代!以致于这八个样板戏至今还有市场。殊不知这些红色样板象马列毛鲁一样违背中华传统和天理人伦、背离现实和真实,堪称假恶斗的样板。
    
    我这儿仅以《白毛女》为例来看看鲁迅对八个样板戏的影响。
    
    中共于38年,专门成立鲁迅艺术院,以便把受鲁迅、斯诺等诱惑而投奔延安的“新青年”培训成可以象鲁迅那样抹黑国民政府、讴歌共产党,颠倒黑白的鲁艺人。而鲁艺的头则是周扬,他负责讲“左翼十年”,根据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来讲解鲁迅。毛泽东自认为与鲁迅的心灵相通,是因为他们都反道德、反正统、好争斗。鲁迅和共产党一拍即和就因为鲁迅蔑视中华文化、热衷争权夺利。
    
    42年延安开始整顿党风、文风、学风三风,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党性或曰奴性。所谓整风就是批人性论,把有人性者扣上“特务”的帽子揪出来整。整死、整疯的都有。鲁艺以整人严厉在延安著称。就是说,谁不愿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阶级仇恨代替人类之爱,象鲁迅一样用文艺为中共服务,谁就可能象王实味一样引来杀生之祸。也就在这个时候周扬已经不准下属读古典文学了,因为他知道古典文学与党文化大相径庭。孔子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知道的五四以前的文艺无不宣扬天命论和因果报应。
    
    45年,抗战结束前,趁国民政府忙于抗日之机壮大起来的中共准备召开七大。为此在周扬主持下以贺敬之为首的鲁艺人在民间传说的白毛仙姑的老故事中捏造出新歌剧《白毛女》。“白毛仙姑”的传说本是: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法力无边,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然而,这样一个本土神话在“党的领导下”最后被改造成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红色宣传品。这和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把神话传说比如奔月糟蹋来攻击情敌高长虹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白毛女》是鲁艺人用民歌曲调为中共服务的先河。总之,中共得以用《白毛女》播种仇恨、煽动群众起来消灭地主阶级、为发动和打赢内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与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撒下的弥天大谎相得益彰。在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谎言中,毛泽东宣称:“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中共能够成功地颠覆中华民国靠的就是如此美丽的谎言和用它煽动的暴力。据称文革时,蒋介石被红卫兵污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暴君,中国人民的头号公敌,大流氓、大汉奸”,张戎却用史料证明这是毛泽东的写照!
    
    总之,在毛泽东的“新中国”,鲁迅儿也好、鲁艺人也罢全都饱受折磨,这何尝不是现世现报?靠唱白毛女出名的王昆的大儿子甚至两次被判处死刑,可惜即使亲身经历“新中国把儿变成了鬼”也难以促使她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不过鲁艺人的后代比如郭小林则已知大陆人被中共关在一个巨大的监狱里。
    
    我是读到郭小林因反对六四屠杀而入狱的经历后才注意到他父亲郭小川这个被中共封为诗人的红色喇叭,而郭小川则堪称喝狼奶长大的标准鲁艺人,因为他“五四”那年出生,37年,18岁时即加入中共,41年到延安并发表《毛泽东之歌》。类似的郭诗还有《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保卫我们的党》。
    
    我边读介绍他那些讴歌“残酷的斗争”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红色宣传边叹息。郭诗中居然有毛泽东的大白话“是你们的十月革命的炮声,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祭起法西斯的衣钵”等中共谎言。在《秋歌》里则出现“处处哟,都是红旗一片、凯歌一片”的诗行!在五四后的红色盐碱地上成长起来的郭小川写出的就是这类充满了打斗字眼和中共谎言的文字。简言之,郭小川既是受害人,更是害人者。读着马列毛鲁和郭小川的“党是太阳,咱是向日葵”之类的红色口号长大的红卫兵又怎么可能不听党的话,不革人的命?而郭小川从五十年代末就被迫自我批判或曰痛骂自己,检讨书中不乏“我从内心深处痛恨我自己,也痛恨周扬们。我更是愿意揭发他们这些王八蛋”之类的鲁迅文风。这样的检讨书郭小川一直写到76年死于非命。
    
    在此,我选了一首清水君去年在狱中赠给勇于为他辩护的律师郭国汀的诗歌,以供大家比较我们和鲁迅及其鲁迷的区别:
    
    赏莲须睛日,寻梅踏雪时;
    与君相约意,泛舟烟波里!
    他乡秋已至,故园春杳然;
    物竟各有术,天择一何难!
    石在火不灭,花开香自来;
    莫问成与败,江尘有遗爱!
    爱国催人老,忧民使人愁;
    老愁何所怨,但求春满楼!
    
    
    最后,我得为我辩一句,有同行说我“是少有的具有鲁迅精神的人!” 可我赞同说鲁迅精神就是“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我热爱中华文化、热衷修身养性,与中共水火不容,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可谓鲁迅天敌。
    
    
    2006年5月4日
    于德国科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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