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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人民文革是毛文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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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17日)
    在主流思潮,不管是中共正统派还是反共民运派,都在彻底否定文革时,有少数造反运动的参加者,提出了两个文革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毛的文革外,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显然他们看到了文革中有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又不愿与毛的文革同流合污,只能独立出一个人民的文革
    
       文革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刘国凯从人民利用毛文革进行“反迫害”,来论证文革的合理性。武振荣先生以中共原有铁桶般坚固的官僚统治为文革所颠覆,造成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来论证文革的合理性的。武认为这个人民争得的自由空间表现在以下几点:1、开辟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有些造反组织通过马恩原典的阅读,已经突破了毛的思想框架,直接开启了三年文革之后的异端思想。2、与中共原来的统治相比,民间产生了言论自由。3、民间出现了结社自由,甚至是全国性的民间群众组织。4、民间派性的出现,为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总之,由于毛文革对原有秩序的冲击,使民间的自由空间突现, (博讯 boxun.com)

    
      文革人民性的论证的基本思路是把人民文革与毛文革脱勾。
    
      《方圆: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一文,想以全红总对毛及中央文革的独立性,来说明人民的造反是有自己的目标,而不完全是毛及中央文革的工具,并以此来论证“人民文革”的存在。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100/7000/900/596883.asp?oD=1&Stat=0
    
      细读方圆的“全红总”的文章,我倒反而认为只有一个文革,就是毛的文革,而毛的文革本身就具有人民性。通过对造反派独立性的强调,来论证“人民文革”,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方圆的文章之所以通过突现全红总的独立性来论证人民文革的存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认定毛文革的动机是权力斗争,二是中央文革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这两个基本前提明显与邓对文革的定调一致。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为了论证文革合理性的一面,只能建立造反派不完全听命于中央文革的独立性形象。
    
      对毛及中央文革的认识,也必须摆脱邓的文革框框。庞忠甲先生的文章《“私”是毛泽东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重新解说“文化大革命”》一文,视毛的文革是向人性宣战,所以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要改变的是文化基因),文革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至善”的实验。我认为在毛主义中的反特权、反官僚,本身就有其人民性的一面。
    (http://www.haichuan.net/BBS_Data/1/600/100/7000/700/596680.asp?oD=1)
    
      当然,对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还没有定论,但反特权、反官僚至少也是毛文革的重要的一面吧。造反派在这一点上与毛没有分歧,他们为什么不能结成联盟呢?即使我们说毛文革中还有其他的面向,我们也没有必要与毛及中央文革划清界线呀?相反只要区分毛文革中人民性部分与压迫性部分就可以了。
    
      关键的问题是:造反派能否回避毛是他们造反的精神领袖?如果造反派确实是在毛及中央文革的支持与领导下造反的,那么我们应该承认毛及中央文革,在反官僚特权这一点上还是有人民性的。这样不必说两个文革,只要说这个文革本身就有人民性的一面。
    
      全红总有搅乱毛的部署的倾向,也有不听中央文革的指令的行动。全红总的独立性是人民文革的证明,还是恰恰是对“人民性”的偏离?我认为,全红总不是在争取普遍的利益,而是在争取特殊的利益,所以才偏离了毛文革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偏离了普遍的“人民性”(反特权,是一个争取普遍权利的斗争)。
    
      全红总作为为临时工争利益的组织,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就是争取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全红总追求临时工的利益,符合现代政党的特征。但只要想想广大的最底层的农民,就知道全红总为临时工争取转正的目标,不过是要临时工挤入当时的第一等国民的城市工人行列。他们并不为比他们更苦的其他人争取利益。从他们本身来说,这个要求是非常自然而迫切的。但试想如果各个组织都寻求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通过国家政策提高自己的地位,那么中共是不是有能力兑现呢?(临时工的问题可能可以解决,以后的临时工又怎么办,如果农民提出利益要求又怎么办?)。正由于全红总争取的是局部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平等的权利,他们只求现实的解决,而不是政治的解决。
    
      全红总的目标不在政治,而在经济,所以毛用“经济主义”来概括,是正确的。经济主义目光比较短浅,以为与劳动部、总工会签订一个三家协议,就可以获得保障临时工的上方宝剑,殊不知协议可以签订,也可以废除,而这个权力来自政治与实力。
    
      方圆为全红总辩护的文章,明显留有后来政治斗争胜负的影响,比如对中央文革的贬低,竭力把自己说成是不听中央文革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文革是全红总的后台,即使全红总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也不可能与中央文革对立。如果没有当时毛与中央文革造成的大气候,没有毛与中央文革的支持,全红总是不可能发展成那样的规模的吧?
    
      如果把文革的人民性,界定在有些造反派组织敢于追求自己特殊而局部的利益上(这个特殊利益是与普遍利益相对的),我认为是不妥当的。说文革的人民性,仅指像全红总这样的造反派组织不听毛及中央文革的指令,我认为不正确的(他们其实在争取特权利益)。
    
      问题根本不应放在造反派组织是不是反毛及反中央文革上,这样的思路就是受邓把中央文革说成是坏人的框架影响的(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英雄,但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如果毛与中央文革是站在造反派一边,造反派认同他们是非常自然的事。
    
      不得不承认造反派并没有突破毛主义反特权的基本理路,从这点上说,人民文革正是毛文革的一部分。毛文革的灾难,在于毛主义反市场经济与反人权的特征,决定了其平等理想的乌托邦性质,。而在其思想影响下的造反派运动也很难建立合理的秩序。虽然从文革的造反派中出现了最初异端思想与民主要求(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但与毛主义并没有原则的分歧。
    
      当然,毛文革有很多内容,对造反派的打压就是很重要的部分,毛对造反派的打压很大意义上可能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一定是原则差异。
    
      所以两个文革,是不是还是归于一个文革,而把文革中合理的一面,叫做文革的人民性一面为好呢?
    
    闲话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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