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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自由主义的复活
(博讯2006年5月07日)
    彼得•贝纳特 PETER BEINART(卧梅 译)
    
(原作发表于《纽约时报》2006年4月30日出版的杂志。本文是贝纳特新作《好的战斗:为何自由主义—只有自由主义—才能赢得反恐战争并使美国再次伟大》的节选)


今年秋天,美国选民将在911之后第三度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进行选择。他们知道,两党中只有一个会将国家安全作为中心议题。在2002年,民主党候选人企图改变竞选的中心议题,代之以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到了2004年,约翰•凯利用传记替代意识形态的辩论,大吹特吹他在越南的服役经历,几乎完全忘了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大量不良记录。在今年的参众两院竞选中,民主党看来准备重弹麦克尔·杜卡基斯的老调:称职能力。他们并不想告诉美国民众他们的具体规划,而只是保证说民主党会比乔治-布什干得更好。

民主党其实既不缺乏天才的外交实干家,也不缺乏富有意义的外交政策方案。他们的问题,是对911之后的世界讲不出一个连贯协调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还未找回他们那珍贵的过去。这种故事可不是精英集团能够制造的。它与其说是人为发明的,还不如说是历史继承来的。在医治好他们的意识形态健忘症之前,民主党是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摆脱他们的弱点的。

先让我们来看看布什总统的故事:美国在史诗性的反抗邪恶的战斗中代表了善良,而自由主义者却企图损害这样的道义显著性(moral clarity),限制美国的力量,使我们对自己的信心逐渐衰竭。但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总统是不会被束缚的,他要施展美国的全部力量,直到压迫的围墙轰然倒塌,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得到解放。

听起来怎么那么熟呢?可不是么。这其实也是罗纳德·里根的故事。事实上,右翼人士在911之后的世界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宏大比拟的:布什就是里根,托尼·布莱尔就是玛格利特·撒切尔,“邪恶轴心”就是“邪恶帝国”,好斗的法国就是好斗的法国。那篇由《标准周刊》编辑威廉·克利斯托(William Kristol)与卡内基基金会的罗伯特·卡甘(Robert Kagan)合著,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论文的题目就是:“迈向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911之后,绝大多数保守派人士把布什看作里根主义者。布什发自内心的对原教旨保守主义的执著,使他们对他喜欢不已,这种喜爱在2004年的大选中一直持久不衰,直到近来才有所消退。个中原因自然是因为这种原教旨保守主义正在现实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

自由主义者没有自己的原教旨,因为他们没有里根。越战后,他们只出了两位总统: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卡特的外交政策被广泛认为是个失败。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倒是未被广泛认为是个失败,不过这要归功于在他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当政的年代,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附属品。如果你要自由派人士就卡特主义外交政策说两句,他们往往吓得不敢开口。如果你要他们讲讲克林顿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们很可能给你个白眼。

其实,在越战以及伴随而来的失望和混乱之前,自由主义者是拥有他们自己有板有眼的故事的。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诸如莱茵霍尔德·牛伯那样的知识分子和诸如乔治·凯南这样的决策者们也能和他们的保守主义对手一样,可以就美国的冷战政策讲述一个系统连贯的故事,只是版本不同而已。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冷战既是为民主而战,也是为经济繁荣而战。民主的胜利依赖于经济繁荣的持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自身有着不同的描述。他们认为,美国可能的确在向邪恶开战,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代表善良。看来荒谬的是,正是因为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使国家更加强大,更加伟大。必须认识到,我们同样可能被权力所腐蚀,所以我们要寻求约束,这种约束是帝国所不愿意的。必须认识到,民主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不是我们所代表的。要推进民主,不仅需要我们向别人劝说和呼吁,更需要我们向自己的邪恶开战。让美国例外论者感到惊讶的是,承认我们与普通人一样会犯错,我们反而会感动世界。

理解了自由主义者的这个故事,对今天到处流传的保守主义的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了。布什的外交政策往往源于新保守主义。其实,现在的新保守主义者就是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他们在60年代才开始向右转。不过,布什从里根那里所继承的世界观事实上可以追溯到前一个年代,那时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本身才刚诞生。20世纪50年代中期,威廉·伯克莱(William F. Buckley)的新杂志《国家评论》创立了美国右翼沿用至今的意识形态理论。从那时起,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就一直受到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的缠绕:美国人一定能够明辨善恶吗?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保守主义者一而再地认为,道德相对主义使美国变得软弱。在1950年代,他们看到美国的敌人在前进:中国,半个欧洲,再加半个朝鲜,刚刚陷入共产主义者手中。他们认为,罪魁祸首就是自由主义:新政及其集体主义原则模糊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的界限;现代文化损害了老的信念,特别是对上帝的信仰。结果是,美国人缺乏其狂热的极权主义对手所拥有的信心,自我怀疑导致虚弱。维特克·钱伯斯,这位由共产主义者转变而来的保守主义者,在他1952年的转变自述《见证》中说:美国人在“像共产主义者对人类的信仰一样坚定地信仰上帝及其眷爱的自由”之前,只能从失败走向失败。他的《见证》对早期冷战右翼人士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国家评论》圈内人士中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思想家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ham)则补充说,西方正在失去“生存的意志”。

越战以后,保守主义者觉得美国人的自我怀疑病变本加厉了。许多美国右翼人士对法国人弗朗西斯·里佛尔(Jean-François Revel)的书《民主是如何凋亡的》表示喝彩。该书写道:“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有别的力量想要摧毁它而谴责自己的文明。”正是在这样黑暗、沮丧的氛围下,罗纳德·里根昂然出场,说出了保守主义者们期待了三个十年的黄钟大吕:“自我怀疑的年代结束了。”里根在准备他当政期间可能最著名的1983年的演说时,招钱伯斯来向右派的老祸首—道德相对主义—开炮。在演说中,里根把苏联称作“邪恶帝国”。他告诫听众,不要“给(善恶)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逃避对与错、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当苏联帝国崩溃时,上述演讲成了保守派的经典。他们认为,正是里根的政策,尤其是其中体现的道德显著性,造就了吞没苏联的这轮大潮。就这样,这个老故事传到了新一代保守主义者的嘴里,成为他们在911后的世界里的指南。

自由主义者的故事同样可以追溯到冷战年代的早期。如果说冷战保守主义是肇始于《国家评论》的创刊的话,那么冷战自由主义则发端于稍微更早的1947年。这一年,牛伯和埃利诺·罗斯福、休伯特·汉佛莱(Hubert Humphrey)以及汽车工会的主席沃尔特·卢瑟(Walter Reuther)一起,创建了《美国民主行动》协会(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简称A.D.A)。A.D.A诞生的时候,美国左派的内战正方兴未艾:一方是诸如休伯特那样的反共派,另一方是亨利·华莱斯以及那些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盟友甚于敌人的自由主义者。但到了1949年,华莱士被打败,从此A.D.A日益成为右派的截然对立面。

自由主义者的故事起源于对美国的另一种担忧。如果说冷战保守主义者担心的是美国不再看到自己的美德,那么冷战自由主义者担心的是美国只看到自己的美德。《美国民主行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是那位高个子的德裔美国人,神学家莱茵霍尔德·牛伯,他相当于保守派的詹姆斯·伯南。尽管牛伯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但他担心美国在进行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对自己的不公正视而不见。“我们必须采取--而且是坚持不懈地采取--在道德上有危险的行动来维持我们的文明,”他写道。“我们必须施展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既不应该认为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行动中能做到完全无私,也不应该对特别的利益与热情掉以轻心,因为那些利益和热情会损害我们为之奋斗的正义。要知道,正是因为我们在为正义而战,我们施展我们力量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牛伯认为,美国人千万别去效仿他们的敌人的绝对自信心,千万不要以为,一个曾经支持过麦卡锡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国家会在道德上是纯洁的。相反,他们应该培养足够的自我怀疑精神,以保证他们不会像共产主义者那样,将理想主义畸形发展到癫狂。他说,谦逊并不是“怀疑一切的人的美德;它是那些知道自己的信念并不绝对正确的人的美德。”

曾经是杜鲁门总统早期对苏政策的策划者的乔治·凯南,把牛伯称为“我们大家的父亲”。在冷战的最初年月里,牛伯对道德不可靠性的强调是美国在行使自己的力量时非凡的自我克制力的基础。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一半。而且,当时的西欧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向美国俯首称臣。然而,杜鲁门政府还是将美国自觉地约束在诸如北约那样的架构中,这些架构给其中的弱小国家赋予了对美国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杜鲁门昭告世人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我们如何强大,我们都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对此,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写道:“美国并不缺乏强迫其盟友俯首称臣的能力。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几乎从未发生,是美国在劝说—更多时候甚至是遵从—其北约伙伴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凯南确信,美国在冷战中的巨大优势在于,苏联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对其盟友胁迫的基础上的。以此相反,如果美国能够抵御成为帝国的诱惑,在尊重外国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联盟,这样的联盟就会长久。当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宣布马歇尔计划以重建战后的西欧时,杜鲁门拒绝了那些想利用援助来改造欧洲经济使其成为美国翻版的企图。诚然,他的政府协助了众多社会党,因为他认为,即使它们常常在意识形态上会与自己相左,但它们仍然可以成为抵抗苏联的本地(而非外加)壁垒。杜鲁门的国务院一位官员对此有精辟的解释:美国应该祈望欧洲盟国“足够强大到能向苏联和美国都说不,如果我们的行为需要他们说不的话。”

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对不完全遵从美国的原则和意愿的别国政府加以纵容,正是美国人对自己的事业缺乏百分之百的信念的又一个标志。在凯南认为苏联帝国是脆弱的同时,伯南却在羡慕其铁板一块的团结,并敦促美国建立自己的等价体。他说:“现实是,共产主义世界帝国的唯一替代是美国帝国。这个帝国,尽管可能不具有实际意义上的正式边界,将能够决定性地控制世界。”

对道德显著性的不同看法不仅导致了左右两派对美国自我克制的上述不同评价,它们也使双方在如何更好地在国内和国际上捍卫民主的观点大相径庭。马歇尔计划的前提是,欧洲民主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这个制度创造经济繁荣的能力。在发表于1949年的著名冷战自由主义宣言《致命中心》中,亚瑟·斯莱辛格将共产主义比喻成试图闯入屋里的入侵者。美国的武力可以阻止入侵者敲开大门。但是,如果屋里的人太绝望的话,他们可能把门从里面就打开了。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如此谈论共产主义的根本起源等于在将邪恶理性化,似乎觉得美国的真实死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产生共产主义的土壤。“不能因为有些穷人、文盲已经‘投奔’了共产主义,就断言是贫穷才驱使他们这么做,”这是第一位赢得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的《国家评论》式的保守主义者巴黎·格德瓦特(Barry Goldwater)的告诫。

在国内政策方面,双方的争论也同样激烈。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新政缓和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贫富差异,因而使美国人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对民主制度正在失去信心的时候,继续保持了对民主的信心。牛伯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使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更值得我们信赖,从而使我们更加无敌于天下。”但对保守主义在而言,自由主义者在国内推进平等的举措无益于在冷战中增强美国的力量,反而有损于我们的斗争所依赖的意识形态上的显著性。在右翼人士的眼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就带着美国在危险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这条危险的道路就是奥地利流亡经济学家哈耶克所称的那条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对美国来说,它模仿共产主义越多,就越难认清其邪恶。伯南写道:“自由主义者不能连续不断坚定有力地击向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会使自己也受到某种损伤。”

在911事件使外交政策重新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之后的这些年里,上述关于冷战的争论以另一种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关键的不同之处是,只有一方知道自己的来龙去脉。其实,早在911袭击之前,许多保守主义者已经在担心美国正在再次自断经脉。他们认为,在一个一强独大的世界里,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再需要考虑别人的意愿。在保守主义者的眼里,克林顿政府通过国际架构和国际条约对美国国家权力的约束,就好像绑住格列佛的手脚让他和小人国的人一起做游戏。自然地,保守主义者再次把这种自我投降归因于美国对自身缺乏信心。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nett)在其《我们为何而战:道德显著性与反恐战争》一书中写道:“判断缺乏主义(nonjudgmentalism)的宗教渗进了我们的文化,鼓励我们自毁我们的道德体系。”

布什总统在入主白宫的最初8个月里,就已经咄咄逼人地重申美国的行动自由,废除了至少6个国际协定或机构。911之后,布什进一步开始把美国独自行动的自由看作不仅是捍卫美国利益的手段,也是解放美国的美德以便重新改造世界的途径。2002年,保守派的专栏作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注意到,“人们现在正从‘帝国’一词的暗室里(意即帝国一词原来是贬义词—译者注)走出来。”有关帝国的讨论颇具唯心主义色彩。对支持者来说,“帝国”一词前面往往少不了形容词“仁慈的”或“慷慨的”。换言之,他们认为美国在摆脱外在约束的同时,会为整个地球的做好事,而不会被自己无限权力的诱惑所腐蚀。

现实是另一种情形。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摆脱了国际约束的美国的作为是不负责任的;在我们反恐监狱里,我们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那一刻起,布什政府对自己的仁慈所抱的自鸣得意,遮住了自己的双眼,对殖民法则的危险一无所知。与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者因为担心招致民族主义的愤恨而竭力避免改造欧洲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拉克临时权力机构的首脑保罗·布雷末单方面地废除了伊拉克对进口物资所征收的关税。布雷末可能以为他是在代表伊拉克这么做的,尽管他并未得到伊拉克人民的同意。其实,他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缺乏自知之明和谦逊,否则的话,他自然会晓得他并不代表伊拉克人民。对此,临时权力机构的一位善于思考的官员说道:“美国政治领导人该用谦逊的冷水淋淋醒自己的头: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别人最好,即使我们真心认为那些东西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以我在伊拉克的那些日子的经历来看,我们所作出的决定往往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牛伯不能比他说得再好了。

不过,即使保守主义者的实际作为是不成功的,但他们起码是基于深厚的历史根源在讲述一个一以贯之的政治故事,一个关于怎样确保美国的安全、怎样使其伟大的故事。与此相反的是,自由主义者所能提供的只是从精英集团和凌乱的政策提案中选出来的一些空洞的形容词。在约翰·凯利于2004年接受总统提名的大会上所作的演说里,凯利的嘴里17次蹦出了花样不一的“坚强”一词。在2006年的竞选活动中,参议院民主党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国家安全的计划,题目就叫“严厉而巧妙”。该计划呼吁在国内安全、能源独立性和特种部队等方面增加开支。不过,这类花样繁多、华而不实的方案并不是建立在美国现在面对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的,它们也缺乏美国力量之源的支撑。

事实上,现实情况使自由主义者那被遗忘的故事变得更富有说服力。冷战后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差距,并非如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使国际机构成为多余,而是相反,国际机构的作用更加重要。那些目睹了萧条和战争渡过重洋危及美国的前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不可能单独地保持繁荣,维持安全。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点更加明显。日益增强的全球融合使美国更容易受到发生在其它国家的病疫的损害。与以前相比,美国的安全需要对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进行更多的干预。例如,阻止禽流感在中国农村的传播;阻止腐败,以免触发泰国银行的倒闭;阻止圣战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策划阴谋。

不过,如果美国自己来进行这些干预的话,必然会触发牛伯和凯南所担忧的民族主义反冲击。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伊肯伯利(John Ikenberry)所说的那样,一强独大的世界就像一个只有一名警察而所有房子又都没安锁的小城。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向世人证明它能施展不受约束的力量,而在于证明它不会成为一个掠夺者。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的末期,托尼·布莱尔和克林顿曾经对此达成过共识。在科索沃,北约对米洛舍维奇发动了战争,使米洛舍维奇的国内恐怖不至于蔓延到邻国。当北约的炸弹落下时,布莱尔将这一干预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世界为稳定东亚经济、阻止危机蔓延所作的努力相提并论。他宣告说:“我们正在见证国际社会新准则的诞生。”换言之,美国和英国越是需要对别国的内部事务进行积极干预,它们就越需要从强有力的国际机构获得合法性授权。

后来,因为克林顿身陷性丑闻的困扰,布莱尔的宏图中途夭折。尽管如此,这段历史仍能为自由主义者提供了知识基础。近年来,有新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和潜在的流行病疫的处理都需要世界各国在环境和公共卫生领域加强协调。911本身就证明,遥远的国度可能孵育出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的狂热分子。不幸的是,自由主义者本身常常对布莱尔的宏图视而不见。在受到伊拉克战争的打击之后,许多人更对干预别国持怀疑态度。根据最近一个盖洛普民意测验,认为美国在国际上应该别多管闲事的人,民主党的比例是共和党的两倍。而2005年由世纪基金会和美国进步中心进行的一份民意测验发现,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对推进民主的兴趣要远远低于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在参议院民主党最近发表的宣言中,几乎未提到要把民主作为外界政策的目标。

另一方面,布什的下述主张也不是错的:美国的安全依赖于其它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治理方式。从长远来看,负责任的政府有助于根除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布什—以及比他早的伯南—的错误之处,在于认为美国可以单方面地颁布道德标准,而自己却无须遵守。在布什总统看来,自由只是单向的对话。美国号召别的国家拥抱自由,并提供援助。但当对方反过来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我们修正我们的行为时,我们却抛出了约翰·博尔顿。(美国外交官博尔顿索以口无遮拦、言辞强硬著称--译者注)对世界上的其它国家,自由会侵蚀它们的主权。但对美国,主权压倒一切。

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为民主是一种异端观念。事实上,他们渴望获得民主。他们只是不相信民主会是美国的真正目标。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并没有遵守自己鼓吹的原则。约旦记者拉米·侯理(Rami Khouri)写道:“乔治·布什宣称美国的一项使命是在世界上推进民主……每个世人都在看着美国,并问道,你们这么做的道德、法律和政治权力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权力只能来自某些参考点,某些合法参考点,如条约、国际法、国际公约、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大决议,某些具有可信度的机构。”

侯理所说的其实是一种交互关系,这也是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所隐含的。毫无疑问,这类机构必须承认强权的现实,就像北约、联合国以及其它国际实体在二战结束后创立时所做的那样。通过温和地重新分配权力,这些机构可以建立起并非伪善的合法准则。再强大的国家,为了实施更高的善行,有时候也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在自由主义者的故事里,美国在海外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依赖于劝说的能力,而非仅仅是强迫的能力。劝说的能力则依赖于接受劝说的意愿。而接受劝说的意愿,则最终取决于美国愿意承认自己也会出错的意愿。

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已经丢掉了在国外推进民主的信念的话,他们其实也丢掉了对民主与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信念。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到马歇尔计划(以及杜鲁门将援助扩展到第三世界的努力),再到约翰·肯尼迪的旨在拉丁美洲促进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步联盟,自由主义者一再强调,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必须同时促进经济发展。这正是自由主义区分于保守主义的显著传统特点。然而在今天,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置倒换。民意测验表明,自由主义者已不再比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援助它国了。这种立场倒换,加上认为美国人民愿意援助别国的意愿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消耗殆尽的感觉,使民主党在有关经济援助的话题上几乎噤若寒蝉。

这样的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因为穆斯林世界的主导声音—例如起草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学者们—亲自将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间的古老联系突出了出来。近年来,从北非到南亚的众多国家政府因为人口爆炸、经济停滞而无力提供良好的学校、免费医疗诊所,甚至净水。随着一些国家走向失败,伊斯兰组织--包括一些暴力和神权组织—填补了权力真空。吟游诗人学院(Bard College)的奥马尔·恩卡纳辛(Omar Encarnación)认为,中东经历了一场“广义的‘伊斯兰化’和激进化运动。这一运动源于民间社会组织中那些苛刻教条甚至常常是偏狭的特性。现在,这些组织正履行着以往由政府当局所行使的职能。”

诚然,圣战者往往是中产阶级。这是因为,恐怖组织和其它雇主一样,只接受那些最优秀的申请者。华盛顿大学的莫斯科特(Ethan Bueno de Mesquita)在对恐怖分子和潜在的恐怖分子仔细研究后发现,“低技能、低文化的人最有可能自愿加入恐怖组织。不过,恐怖组织会对志愿者进行筛选,”只录取其中的最优秀者。

但是,如果没有同情的人群,这些邪恶精英要开展活动就会困难得多。和游击队一样,圣战者需要他们的同情者对他们加以鼓励,提供法理依据,甚至提供保护。当恐怖分子得不到群众支持时—想想奥克拉荷马爆炸的案犯麦克维—他们就无法生存长久。不过,如果他们能生存长久的话,他们就可以威胁整个世界。

要在伊斯兰世界里培育经济繁荣,就必须大大降低中东妇女的文盲率(它是东亚的两倍),促进经济改革,以便使世界上57个伊斯兰国家中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在全球经济中参与竞争。目前,所有这57个伊斯兰国家收到的外国投资只比瑞典稍多。这意味着美国及其它富裕国家应该和伊斯兰国家一道,作出更多的援助。

不过,尽管美国可以提出伊斯兰版的马歇尔计划,但不能支配它。要使这一计划获得成功,计划特点必须由该地区自行确定。那样一来,这些特点会不同于美国的优先利益,就像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本身。例如,改革的努力最有可能将那些拥护民主反对暴力圣战者的伊斯兰主义者包括近来,不然的话,他们会至少会像当年的社会主义者那样抨击美国。对那些社会主义者,美国在二战后照样给与援助。

不可否认,期望今天的华盛顿保持谦逊是多么的不容易。尤其不容易的,是希望它谦逊到足以放下架子,不再发号施令,而是追求地方合法性;或者雄心勃勃到足以慷慨地在财政上支持这一计划。不过,正像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能理解的那样,宝贵过去的价值就在于:它使你在此刻免受智力的束缚。就在1947年,当时的国防部长詹姆斯·佛莱斯托(James Forrestal)宣告说:“此时此刻,我们将军费开支控制在比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下限还要低的水平。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增加帮助欧洲恢复的开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一精神有点陌生,但对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言,则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恢复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讲述自己版本的911后的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对外的慷慨同时需要对内的慷慨。在冷战的初期,美国在帮助西欧重建的同时,它其实也是在缔造一个为美国人民提供巨大机会的经济秩序。从1947年到1973年,美国的家庭收入大致翻番。尤为重要的是,穷人和工薪阶层的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富裕家庭。

1970年代之后,蓝领家庭的收入陷于停滞。它们没有下降的唯一原因在于,大量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与1969年相比,今天双亲家庭平均每年要多工作12周以上。由于面临激烈竞争,雇主们削减了医疗福利,取消了固定福利的养老金。在联邦政府方面,它不仅没有挺身而出弥补空隙,反而同样选择了退却。其结果是,失业保险和食品券正变得越来越抠门,而税收的累进率是出奇的低。

这样的情形似乎与外交政策毫不相干。但在以前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普通美国人的安全对美国在国际上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每一项大胆深刻,旨在解决我们自身社会内部问题,旨在增进我们自己的人民的自信、纪律、道德和社会精神的措施,”凯南写道,“都是我们对莫斯科的外交胜利,抵得上一千个外交联合公报。”

如果一个政府在其人民处于经济困难时不管不顾而让他们自己面对困难,那么以后政府在要求他们支持旨在帮助地球上其它角落的人民的政策时,就会遇到巨大的难题。这也是今年早些时候广大民众对杜拜港一事表示不满的深层原因。一些民众感到,政府对外国人利益的关心要远甚于对他们的利益的关心。因此,他们的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痉挛就发作了。

911之后,人们常常批评布什总统没有要求美国人做出奉献。但是,政府不能仅仅告诉美国人说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它需要向人民加以证明。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所做正好相反。后果之一,就是抱犬儒主义心态人数的增加,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下降。这使政府更容易地侵蚀个人权力,集中财富。而这又更加损害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使政府更难号召人民参与行动,由此形成恶性循坏。

在美国,就像在伊斯兰世界一样,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对当代人的耳朵来说,“为美国民主而战”这个词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在小布什的华盛顿,这样的战斗是为了更弱小的国家。但在自由主义的传统里,这个词组听起来一点都不怪。差不多60年前,《美国民主行动》诞生了。用它的第一任全国理事长的话来说,《美国民主行动》的诞生,是为了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国内民主和国际民主,”因为两者在根本上是不可分割的。这在今天仍然如此。美国并不是愚昧世界的当然榜样。不是别的,恰恰是为国内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为反抗我们社会自身邪恶而作的斗争,才为别的国家的人民在反抗他们的邪恶的斗争中提供了照亮前进方向的灯塔。“问题的实质在于,”凯南庄严宣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某个地方,某个及其偏僻隐蔽的角落,隐藏着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成分。”只要美国人记住,他们并不比任何其他人天生地优越,美国就能够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全文完。2006年5月7日初稿、二稿、三稿,首发于百灵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Modified on 2006/5/08)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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