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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中国现世的“恶之书”
(博讯2006年5月03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喻示“罪恶链”的诡秘无常。这是一本有关权力堕入“黑道”的警世之书,一部“公务员”变成“私利分子”的揭黑故事,当然令滥权者震惊,不过“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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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枚“中国印”几千年前就已镌刻问世,它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演义”和“现世世界”里,从古至今,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但现在,它似乎已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在全球政治界和商业界,它都在各地上演着各自的故事,看看“政变”与“破产”的根本律动,就知道,它不再是中国的专利。
    
    其实,它从来就不完全是中国发明创造的,它是政治与商业的“血酬定律”,毫无“国界”之分。现在,北大中文系出身的中国小说家赵大河对这个历史循环中的“中国故事”呈以细节之道,用血淋淋的残忍故事表达对“现世中国”的忧心所在,本质性、全景式地剖析出“罪恶链”(地方权力与黑帮的联姻)的形成和无形之手不出场的黑洞,这就是长篇小说《黄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所要阐发的“中国故事”。
    
    在当今中国庞大的小说家队伍中,赵大河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作家,他常常讷于言,却时时敏于行,在小说叙事、文体创新上,他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他十余年的写作史几乎涵盖了中国文体演进的各种流派,先锋、写实、现实、现代、回归······,他写于九十年代初的短篇小说《夏天的霍乱》,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小说传奇,可惜的是这只是他“潜在写作”的一个“抽屉文本”,迟至十余年后才拿出来发表,错过了在那个飞扬激越年代能产生震撼的力量。这足以说明,赵大河是思考型的作家,这在当今文坛是不多见的,他从不用“惯性”写作来延长写作生命。这从他一系列小说叙事追求上即可看出。
    
    《黄雀》的叙事方法与他3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刀口上的蜜汁》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具备了西方流行文学“哥特小说”(侦探、鬼怪、科幻、魔道、怪诞等文类))的某些特征。如果说《刀口上蜜汁》“哥特小说”运用的还稍嫌浅嫩,也没有多少“现世关怀”,只是一味的满足作者“叙事冒险”的游戏性尝试,那么《黄雀》在前者的基础上,渗透着作者近年来对社会“入世拷问”式的追问,并直指“中国经验”生成的底牌,这与大多数“出世享乐”的中国作家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分。
    
    小说叙述上也张弛有度,一开始用“雾”作为意象掩盖罪恶和放纵,拉开悬疑叙事的序幕,极具可读性,悬念和玄虚、设问牵引着阅读者的神经,令人欲罢不能。作者在考量“中国问题”和“小城罪恶”的意图下,将哥特小说“叙事侦探式、怪诞的哥特罗曼史”特质发挥的恰到好处,使本文演进、闪回都氤氲在漩涡式的谜团里,而小说家本人可以一层层剥开阴谋果核。
    
    《黄雀》的故事在其书名里即已透射,这是一个小黑帮和大黑帮、“显罪恶”和“隐罪恶”、算计和被算计的故事,是一朵现时代普遍盛开在中国大地上的“恶之花”。小说叙述了临江小城的黑帮头子雷云龙,用跟踪、监听该城乃至省城主要官员的肮脏私生活,开设官员“黑档案”,以此来挟持他们,并用子虚乌有的“阿波罗公司”向各大银行贷款,有“黑档案”作为“尚方宝剑”,自然是财源滚滚,数以亿计的钱被无恶不作的黑社会所掌控,并转往西方,而面目狰狞的黑社会头子后面还隐藏有调控黑社会走向的“红桃A”:临江市市长王绰,他们互为捆绑,将政治和黑金有机的结合,目标是更大的政治野心和权力高位,但随着一个个“食物链”游戏的失控,将他们都推上了绞刑架,“蝉们”当然得死,“黄雀”依然逍遥,这是小说的主核。《黄雀》里还有许多细节都是近年来见诸报端的普遍事象:十年上访、雇凶杀人、魔窟俱乐部、黑档案······。
    
    故事显然是老套的,且经常被各种都市小报用来大版面添油加醋炒作,已没有多少新奇感,但小说家赵大河无意用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来枝蔓他的整座小说大厦,他只是借用了这样一个流于坊间的“打黑故事”,作为他切割“中国经验”肌里,进而思考“现世中国”政治、道德、世风病相的策源。小说结尾正在道出作者的“潜在隐语”:当所有的“蝉”被以“正义”的名义消灭一净时,那捕“蝉”的螳螂和那个最大的“黄雀”都相安无事,由是,我们在《黄雀》里看到一个现世的“食物链”:穆子傲──麦婧──雷云龙──王绰──宁云帆──高书记······
    
    这个“食物链”是逐步增大和递进的,以此来对应蝉──螳螂──黄雀这样一个“食物链”图谱,小说家让真正的“黄雀”们在将“蝉们”收集的各自“黑档案”焚毁后,太平无事的继续“捕猎”下去。叙事至此也嘎然而止,并没有想象中的“终极罪恶”结局,“现世中国”的隐忧似乎在小说外蔓延、流淌。一点也不像坊间故事传播的那样,大大小小的“罪恶链”都落得个消亡下场,小说家用含而不发的含蓄收尾嘲笑那个平面故事的“一厢情愿”:那都是读者自己在“自欺”自己。这才是小说家赵大河要呈现的立体、多维的“中国经验”,也是他的叙说核心,这才是我们要冷静面对的“现世”,岂不让人心头沉重。
    
    长篇小说《黄雀》被冠之于“揭黑小说”,表面上揭得是“黑社会的黑”,实质上正如“黄雀”暗喻的“食物链”终端一样,是揭橥中国大陆官场的“黑”:“一个地市级的市长同时还是黑社会的老大”(P199),各级官员都被黑社会用“扑克牌”字母代替其身份和背景,那个“市长”老大便是“红桃A”,那个集“红桃A”/市长于一身的王绰是这样一个人:
    
    王绰是一个最虚伪的人,他把自己树成廉洁勤政的模范,而骨子里却不是这么回事,他坏事做绝,称得上是“五毒市长”。传说他每星期要搞一个处女;他到澳门赌博一次输掉二百万元;他有五处房子,其中临江两处,省城一处,京城两处;至于受贿多少,则没人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数目不会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是说他和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让黑社会为他服务……这就是王绰,春风得意步步高升的王绰!(P147)。
    
    作者还用层层叠进触目惊心的官场黑幕细节展开战颤栗般叙事,以彰显中国大陆官场腐败、堕落的恶劣生态现场。黑社会头子雷云龙挖空心思的想出用搜集官员“黑档案”来达到要挟他们的目的,因此派出大量人去监听、监视这些官员的行踪举止,以至于他在听取汇报时都已厌烦,因为除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他们一无是处:
    
    他虽然对官员的隐私非常感兴趣,但听得多了,就有些麻木,无非是偷情、受贿、卖官、争权等,大多大同小异,手段也说不上巧妙,花样也鲜有翻新,他们的最大共同点是虚伪,其次是贪婪,对权、色、钱永不魇足。比如,纪委书记下午刚做完要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报告,西门县的县委书记到家里给他送钱,他批评这个书记:“胆子不小,我话音未落你就来这套,不怕我把你作反面典型?”县委书记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纪委书记生气地说:“你拿回去,要不我就上缴!”县委书记只好把钱收回去,并做了自我批评。但他走后,纪委书记发现那只装钱的信封被遗落在沙发上。晚上他将钱交给妻子,并讥讽说:“哼,一万块,他也拿得出手。”完全是很不屑的语气,但这并不影响他第二天将家中买手纸的发票拿到单位报销。再比如,上周三郭部长儿子结婚,仅彩礼一项就收入了173200元。再比如,上上周二林副部长母亲去世,收入礼金75800元······(P76)。
    
    他说人事局长欧阳山前不久拔了一颗蛀牙,在市第一医院住了七天院,出院回家后,欧阳局长举着装有蛀牙的小塑料袋让妻子猜这颗牙值多少钱。妻子说八百,他说不对再猜。妻子说两千,他说不对再猜。妻子说一万,他说不对再猜。妻子又猜两万,三万,五万,八万……都不对。妻子说你颗牙难道比钻石还值钱,他说真的比钻石值钱。最后他报出一个数字,吓了他妻子一跳:385000元。也就是说,他住院期间那些想让他安排工作或想调动工作的人借探望之机共给他送了这么多钱。他让妻子把牙放进保险柜里,他得意洋洋地说这颗牙珍贵着呢。
    
    雷云龙说:“还这么会捞钱。”元狐说:“他在山南市当市委书记时两年调整了三次干部,给683人换了岗位,收钱不下200万。”
    
    雷云龙说:“想办法让他吐点血。”
    
    元狐说:“他在山南当书记时到吴城嫖娼被抓,罚了5000块钱,那儿留有档案。”
    
    雷云龙将一粒生豌豆咬得嘎嘣嘣响,很轻蔑地哼了一声,这事就这样定了。后来在元狐的策划下,“梅花3”从欧阳山那儿敲了150万,欧阳山气得吐血,一夜间头发白完了。这是后话。(P77)。
    
    而黑社会用来骗取国家银行亿计钱财的“阿波罗公司”,用雷云龙的话说“其实我们真正生产的是……阴谋和罪恶”(P86),而车间里“连个屁也不生产,只是里边养了一群猪而已”(P87)。连黑社会养的猪也参与了“罪恶链”的勾连,它们“吃掉217个妓女的肉体”。这是何其残忍血腥的画面。
    
    小说最后,雷云龙代表的“蝉们”被省公安厅副厅长宁云帆一举剿灭,令人可笑的是,在打开“黑档案”仓库时,这个“正义化身”的“英雄”发现自己也赫然在“黑档案”监视下,自己干的肮脏事情无一例外的被囊括在此,还有省委高书记也有肮脏记录,“黄雀”被永无止境的延伸······,这当然是一种失去监督的罪恶制度的必然。一个很好的反讽,一个可怕的社会生态。小说对大陆权力制度的“罪恶链”有着惊人的“再现”,是直面大陆“官场”黑幕的“缩图”,显示了作者非凡的写作勇气。
    
    作者让真正的“黄雀”们在将“蝉们”收集的各自“黑档案”焚毁后,太平无事地继续“捕猎”下去。叙事至此也嘎然而止,并没有想象中的“终极罪恶”结局,“现世中国”的隐忧似乎在小说外蔓延、流淌。一点也不像坊间故事传播的那样,大大小小的“罪恶链”都落得个消亡下场,小说家用含而不发的含蓄收尾嘲笑那个平面故事的“一厢情愿”:那都是读者在“自欺欺人”。这才是作者要呈现的立体、多维的“中国故事”,也是他的叙说核心,这才是我们要冷静面对的“现世”。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某种程度上《黄雀》正是这样一部书,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隐蔽的“恶的链条”,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经验之外的可怕罪恶,然而,这些又不是陌生的,甚至曾在或正在我们身边发生,因而尤其显得惊心动魄,作者正是藉此挞伐丑恶,并进行警世的。
    
     小康杂志 周冰心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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