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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忠给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检举信的附件
(博讯2006年4月25日)
    附件1。
    黑龙江省(省检察院和省司法厅劳改局)联合调查组1987年9月17日
     《关于陈世忠控告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摘录) (博讯 boxun.com)

    
     “据原管教队长李春歧和李植荣的同队犯人戴有让、崔殿昌等证实,约14时许,正在西侧警戒线附近猫腰打草的犯人李植荣误出警戒线,此时靠近李植荣的犯人戴有让发现西北角哨位的战士马洪才往西北角方向了望,意识到可能是观察是否有人出了警戒线,遂向战士报告:‘你看我出警戒线没有?’马指着戴打的草说: ‘那堆草是不是你的?往里边去!’随后就走到李植荣跟前,指着李打的草问:‘ 这草是谁打的?’李没敢回答,由于一再追问,才放下镰刀说:‘报告班长,是我打的。’马又问道:‘你出警戒线知道吗?’李说:‘报告班长,下次我注意。’ 这时班长王忠全赶来问马是怎么回事。马指着李说,他打草出警戒线了。王转过身来问李:‘你出警戒旗知道吗?’李还是那句话:‘报告班长,下次我注意。’王训斥说:‘随便出警戒旗还插旗有什么用?你们队长没跟你们讲不准出旗吗?’李答:‘讲了。报告班长,下次我注意。’王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李答:‘我叫李植荣。’‘犯的什么罪?’‘历反罪。’‘杀过人没有?’‘杀过。’这时王火了,命令李往前走,再向前走,每命令一次,李都向前挪动两步,李刚停住脚步,王便告诉马洪才打,马后退几步,推上子弹,举枪将李击毙,按着王的命令,马随后又对空鸣了一枪。
    
     枪声过后,劳改队长李春歧、郑海山相继赶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的战士询问了情况。王忠全介绍说:这个犯人越出警戒线要逃跑,给击毙了。两名队长简单商量几句,便让犯人集合,李春歧在队前训话,把王忠全介绍的情况向全队犯人重复了一遍,然后便下令收工。事后按‘逃跑被击毙’结论,并通知其家属。”
    
     调查结论:“………李植荣是在打草时误出警戒线,而不是逃跑,从调取的证据看,李植荣是一贯表现较好的犯人,未发现有逃跑思想。李春歧证实,子弹是从李植荣前面射入的。戴有让、崔殿昌证实,李植荣被战士喝住前正猫腰打草。对此 ,马洪才也供认不讳。上述事实证明,李植荣是在打草中误出了警戒线,并非逃跑 ,原认定‘逃跑被击毙’不符合事实真相,是完全错误的。”
    
     调查报告还强调指出:“被告人王忠全,马洪才在执行看押任务时,目无法纪,将劳动中误出警戒线的犯人李植荣当场击毙,按当时的刑事政策的法律规定,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可以判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按刑法第76条规定,追诉时效为20年。本案从1969年4月14日算起,仍在 20年内,不超过追诉时效,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件2。 马超元的检举材料
    
    证明人: 马超元,男,47岁.现住黑龙江省太来县六三农场二分场工人
    证明事实:1969年4月份,我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七分场服刑,亲眼目睹看押劳改犯人执行打草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事.这是一起冤假错案.事隔16年,现在应该恢复事情本来面目,依法处理这个案子.
     那天下午三时许,我们一百多名犯人打草.带队的是知识青年李队长.他大概冷了,到较远的昨天打好的草垛那儿去了.三个看押的解放军,在那面一个,这面一个.有一个好像来回巡逻的. 李植荣是一个积极超额完成任务的犯人.他在警戒线附近打草,并未出线.但看押战士说他出了警戒线.他解释说没有出线.那战士就令他放下镰刀往前走. 李植荣服从命令走到警戒线外约五米左右的地方.过一会另一名看押的解放军,大概是班长过来了,跟战士说了几句话.然后问李植荣:”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回答:”我过去在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当过排长”.”你犯的什么罪?””反革命.””杀过人没有?””杀过.”班长叫李植荣向后转,往前走. 李植荣又服从了,朝前走了五六步,站住了.班长小声跟战士说”打”.战士就推子弹. 李植荣听到子弹上膛声就转过身来.这时李植荣与两名战士相距20米左右.面对面战士举枪就打. 李植荣中弹往后倒下去了.班长又对战士说”再打一枪!”战士有点慌了手脚,不知怎的子弹掉在草地上.他拣起来推上,枪口教高朝天打出第二枪.这一枪很响,不像第一枪打到李植荣的腹部枪声不怎么响.我当时离现场七十米左右.开头的谈话我没注意听,只顾自己打草.我是听陈文勋说的.后来打枪前后我可认真的看和听.因为西北风,我在下风头.班长叫李植荣往前走,又小声叫战士”打”,”再打一枪.”这些话我确听到了.后来班长对犯人说”叫你们带工组长集合,找队长来.”李队长来了.解放军对他说了几句话.他又到李植荣倒下的地方,用脚踢了李植荣一下. 李植荣未死,我见到他翻身滚了一下.说什么话可都听不到.因为这时我们已集合站队在草垛旁,离现场有100多米远了.李队长到队前宣布:”犯人李植荣逃跑,解放军鸣枪警告不听,还往前跑,被解放军击毙了.现在收工.”我当时想,你李队长在很远的地方,前天打的草垛睡觉,既没看见也没听见.明明第一枪把李植荣打倒,第二枪才朝天打的.你们真是颠倒黑白.
     收工回监.两个解放军跟着,留下一个在现场.六小时左右以后,犯人李伯海,郑宝春奉命用小牛车去埋葬李植荣.据他们回来说, 李植荣还未全死.警戒的红旗被移动到离死者好几十米远的地方.因为当时两名解放军生怕别人说李植荣未出警戒线.在100多名犯人收工走后,有一个留下,把旗往里移动好几十米.又据说带工犯人组长刘德元第二天带犯人打草还要用红旗.他去拔红旗时发现红旗已被移进现场五六十米左右.可见这两名解放军是在伪造现场,掩盖故意打死人之罪.
     以上事实所见者不止几人,而是一百多名犯人.当然不能人人都像我亲眼见开枪的情形.但开两枪,人打死了,离警戒线很近这一点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回监舍后,石干指导员问我们犯人当时现场怎么回事.有的犯人就如实告诉了他.但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军管时期,法制遭到破坏.解放军随便打死人,犯人们又能怎么样呢?但人们心里是永远记住这桩极不公正的事的.现在法制日趋健全.我迫切希望公正的法律机关,正直负责的共产党员们,把这个冤假错案尽快查清处理,让死者的亲人得以平愤,让违犯法律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让全国关心此案的人见到裁处.
     我对自己的证言负法律责任,随时准备出庭对质与作证.
     据我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戴有让,胡三江,陈蔚森,郑维,陈世忠,段学礼,魏家庆,李才,李维政,刘德元,陆宇辉,郑远志,张磐,陈文勋,刘永发,王洪,宋光汉,陈月宦,王培良,崔梦庚等等,特供政府参考.
     证明人马超元 1985.7.2.

附件 3. 白景富的亲笔感谢信
    
    陈世忠同志:
    
    你来信反映解放军战士开枪打死人犯的情况,省委领导都很重视,已责成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查证核实,将案情事实搞清。你反映看押部队的战士王忠全、马洪才故意枪杀犯人李植荣的情况基本属实。根据法律规定,即将此案移送给发案地嫩江县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追究其刑事责任。
    
     你的政治责任感值得我们学习,并感谢你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祝你工作顺利!
    
     同志白景富
    1987年11月13日
    

附件4。 陈世忠离婚协议
    
     陈世忠 男 汉族 61岁 哈尔滨市职工大学 教师
     邱 冰 女 汉族 48岁 哈尔滨市第一职业高中 教师
    
     双方结婚十三年来感情较好,后因一起侵犯男方名誉权的诉讼案件,男方坚持告到底,女方则认为此案已耗费大量钱财和精力,继续上告势必严重影响家庭共同的经济利益,并担心家庭安全没有保障,双方矛盾无法调和导致感情破裂,经双方单位调解无效,现双方同意离婚,达成协议如下:
    
     1、共同住房(哈尔滨市道里区一面街64号三居室)归女方所有;
     2、男方的一切债务,包括由案子引起的债务,女方概不负责;
     3、根据中国法律,邱冰的女儿邱天怡随上述婚姻关系的结束,与陈世忠的继父继女关系也告终止;
     4、双方无任何有争议的未决问题;
     5、本协议自离婚之日起生效。
    
     男方:陈世忠 (指纹、盖章)
     女方:邱 冰 (指纹、盖章)
    
     哈尔滨市道里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公章)
     1998年12月20日
    

附件5。 陈世忠给肖扬的第10封信
    
    一封非同寻常的检举信
    ----陈世忠十访最高法
    
    最高人民法院
    肖扬院长同志:
    
     哈尔滨市职工大学陈世忠教授为了同一案件曾于1998年1月13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立案(9号房间朱同志立案)、到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上访(仲同志收下检举信)、加上1998年3月19日、5月21日、7月8日、12月24日和1999年3月4日、3月30日和9月19日给你本人的七封信,这是我第十次专程来京找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上访。先用一付对联概括这个案子:
     “两个杀人犯,两次混进党内,就在辽宁。
     一名真凶手,再度当上法官,直到今天。”
     横批是:“千古奇闻。”
    
     同前九次不同,我想和你本人交流一下,如何改进最高人民法院(像现在这样绝对不能让人民满意)的工作。
    
     请注意,我又一次亲自来首都是为了亲爱的祖国,特别是共和国的司法事业建树功勋,我强烈要求(不是请求)你本人务必认真而耐心地读完它,欢迎和接受我对最高人民法院和你本人的严肃批评。
    
     我比你年长几个月,建议你肖扬老弟亲手抓一抓这起千古荒唐案,解剖一只麻雀,来一个“拔出萝卜带出泥”,使这起建国以来罕见的牵涉到最高人民法院某些部门某些具体人的特大司法腐败案件得以水落石出,惩治杀人凶手、根除司法腐败,利国利民,对国人有所交代。
    
     一、案件梗概
    
     三十年前发生了一桩极其卑鄙残忍的故意杀人案。1969年4月14日下午,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七分场的130名“犯人”在两名知青队长和三名武警战士看押下执行打草劳改任务。大约14时半,犯人组长,劳动能手李植荣在猫腰打草时可能误出警戒线3--5米,被战士马洪才喝住,李辩称没出警戒线,马令李向外走了几步,李被钉在那里。过了一会,班长王忠全巡逻到此,看见一名犯人站在警戒线外,问马怎么回事,马洪才向王汇报了几句话,估计是说:那犯人出了警戒线,还犟嘴,于是我让他站在那里。王忠全听后就询问和训斥李植荣,双方对话达几分钟之久,王命令李往前走,再往前走,李服从了。王指示马开枪,马奉命开枪击中李腹部,李中弹倒下,王又命令马再开一枪,马朝天又开了一枪。
     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草垛旁取暖的知青队长。李队长赶到现场询问战士怎么回事,然后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集合队伍,按照两名战士向他叙述的“过程”当众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家。”在这过程中,李植荣曾忍痛跪起一条腿,随即又倒了下去。
     大队犯人被押回监舍,据说留下一名战士和一名队长看守现场。
    
     事后,听大车组犯人李伯海和郑宝春说,后来奉命去埋葬李植荣时,他的尸体还是热的。
    
     事后,二战士受到连队嘉奖,说他们“打得好、打得有力、打出了军威。”这件事为二人后来入党、提干奠定了基础。
    
     事后,李植荣家属接到通知,说李植荣“因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年代,直系亲属是“因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其寡妇孤儿的悲惨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大体上这个案子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二、揭发检举
    
     我当时因“反革命罪”身陷囹圄,是130名犯人中几十名目击者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怀与干预下,我于1981年4月15日获得彻底平反(有江华同志来信为证,见附件1),我又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使我无法忘怀的是李植荣被杀案,像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指鹿为马式的杀人罪行远不是每个人毕其一生都有机会碰上的,我受党教育与恩泽几十年,良心驱使我冒风险揭发检举这起故意杀人案。因此在平反后第三天我毅然将检举信寄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动静,这就促使我第二、第三封信地进行信访和上访,63个月中我一共找了32个单位,告了63状(附件2,我的第60封检举信,寄给胡耀邦)。我的坚韧不拔终于感动了“上帝”,由黑龙江省委三位领导批示,由黑龙江省检察院和省司法厅劳改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难调查取证,终于查明事实真相。调查报告详尽具体地叙述了李植荣被王、马二犯伪造假案,冷酷残忍杀害的整个过程,这种利用人民给的权和枪向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犯人开枪而又不采取任何措施抢救、致他于死地,进而诬陷他企图越狱逃跑的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无法原谅的。
    
     更何况,李植荣本来就是个被错抓错判,老实服刑长达13年之久的国民党起义人员,其原案已于1986年获得平反(附件3),这就更加重了这一冤案的悲剧色彩。
    
     1989年1月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二犯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但作出了轻得出奇的处理(附件4)。
    
     我和这两名罪犯无冤无仇,过去连姓名也不知道,我并没有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重要的是为无辜被杀害的李植荣恢复了事情本来面目,替他摘掉了“因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至于两名杀人犯,我满以为经过几年劳改,反省罪行,相信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政策,他们刑满后仍会有光明前途的。
     1989年法院对二犯判刑,证明我们国家对人权的维护,尽管李植荣当时在服刑,但即使是劳改犯,其生命也不能随便杀害,在新中国,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草菅人命。因此,我作为证人,没有追究法院量刑明显畸轻的责任,而是以为完成了一项历史任务,此后一心做好本职工作。就李植荣一案我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心血、钱财和精力,我没有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嘉奖,对此我心平气和,毫无怨尤,因为我压根儿不是为追求名利而进行揭发检举的。
     三、翻案逆流
    
     1997年11月起,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突然在神州大地的东北、西南、华东、华南各地区许多报纸上发表整版文章(附件5--9),指责陈世忠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冤枉了两名履行哨兵职责、忠于职守的解放军战士,与此同时,还把王忠全和马洪才两人的照片刊登出来,当作英雄来赞颂,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文革结束以来绝无仅有的诬蔑、造谣、中伤一个公民的不叫“运动”的运动。
    
     文章无意之中首次向国人披露了一系列违法乱纪的丑行,令人触目惊心,例如:
    
     1、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杨殿元曾率众到火车站为被逮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王忠全“送行”;
    
     2、一审判决后,杨殿元居然有权擅入看守所探望王忠全,嘱咐这个未决犯“千万别认罪,一定要上诉”;
    
     3、一审判决后,杨殿元利用职权,操纵该院党组讨论不归其管辖的王忠全杀人案,形成书面报告,向铁岭市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汇报,并亲自到最高人民法院求见任建新院长,找刑三庭陈庭长告状,套近乎,指责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不公;
    
     4、一审判决后,在杨殿元之流的压力下,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居然可以对“故意杀人案”的主犯、正在不服上诉的王忠全“取保候审”,听任其逍遥法外(见附件10:二审判决书);
    
     5、1989年6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一方面重申“王、马二犯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方面又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理由,宣布对二犯免于刑事处分;
    
     6、二犯被释放回老家辽宁后,杨殿元悍然不顾二审判决的法律权威,急不可待地给王忠全补发了工资,把法官制服还给这个仅仅是免于刑事处分的故意杀人犯;与此同时,马洪才也“坐车”恢复了党籍和干部身份(附件11);
    
     7、法库县法官王亲民(已死亡)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审判实践”杂志1990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颠倒黑白,编造谎言,为既未被宣布无罪、更未被宣布平反的王、马二犯开脱,用流氓语言对检举人陈世忠进行无耻攻击和政治陷害,胡说“陈世忠祸心不死”、“想革解放军的命”;
    
     8、二审判决后,王忠全继续申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一次“忽略”了一审、二审中对死不悔改的故意杀人犯量刑明显畸轻的失误,于1990年4月作出终审裁决,宣布此案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因此撤销此案(附件12);
    
     9、深知上诉、申诉不会加刑的王忠全继续申诉,马洪才尝到了坐车的甜头,感到有机可乘,一反常态,也参加到申诉行列中来,要求平反。1998年4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们要求平反的无理申诉(附件13);
    
     10、李占恒是从1997年3月开始对王、马二人的杀人案进行采访与调查的,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多次往陈世忠家打电话,套近乎,请陈的爱人赴宴,表示要采访陈世忠的劳改生活,并且多次委托陈世忠办几件私事,唯独只字不提李植荣被杀案,在完全没有向陈世忠征求意见的情况下突然在全国报刊上发起一场“批陈反陈大合唱”;
    
     11、李占恒自称是经过大量调查核实,掌握翔实材料之后才发表文章的。
     然而,从李占恒两次向法庭出示的证据看,他恰恰置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和司法机关的正式调查报告(附件14)于不顾,偏偏抓住当事人王、马二犯的“自我辩解词”不放,抓住法库县人民法院党委的汇报材料、王亲民在“审判实践”杂志上的文章等一系列全无法律根据的“证明”不放,就迫不及待地替杀人凶手鸣冤叫屈,放肆攻击仗义执言的检举人陈世忠;
    
     12、在这场长达22个月的马拉松式诉讼中,王忠全、马洪才、杨殿元利用他们的“党员、干部、法官”等合法身份一刻不停地为李占恒提供武器弹药,推波助澜地大肆造谣诬蔑陈世忠,例如:
     (1)一直表示认罪服判的马洪才一反常态,起来上诉,说“犯人李植荣逃出七十米外,再三喝令他回来,他不听,在慌乱之中一枪将他击毙,何罪之有?”(附件15)
     (2)杨殿元于1998年11月致函辩护律师蒋建兴,颠倒黑白地说“陈世忠内心深处是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居然表示:他的话如有失实,“愿承担法律责任”,在信中他还不打自招地承认他在这场违法乱纪的翻案逆流中起着多么卑鄙无耻的作用,请肖扬院长仔细读一遍附件17,实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真可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四、初战告捷
    
     李占恒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翻案文章后,我立即上访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去要王、马杀人案的二审与终审判决书,均遭拒绝。因此,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9年6月和1990年4月的两份判决书都是在故意向被害人家属、检举人和证人进行隐瞒的情况下作出的,它不仅剥夺了广大关系人的知情权,而且置检举人和证人于毫无戒备的状况而不顾,纯属典型的暗箱操作。
    
     由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不让我知道事实真相,陈世忠被迫于1997年12月(上海),1998年1月(北京),1998年6月、1999年1月、1999年8月和1999年9月(沈阳)先后六次专程赴沪、京、沈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其中仅1998年1月我先后向中纪委、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中央电视台作了书面揭发检举,22个月以来,陈世忠一共上访、信访142次,其中包括向尉健行(9 次)、罗干(7 次)、肖扬(7 次)、韩杼滨(7 次)、朱育理(6 次)、高昌礼(3 次)、何勇(3 次)、朱熔基(12 次)、李鹏(2 次)、徐有芳(3 次)、胡锦涛、李瑞环、李岚清、任建新、张思卿、荣毅仁、卞耀武、张丁华、孙维本、伍增荣(各 1 次),闻世震(5 次),请参看附件18的上访记录。此外,向各地新闻媒体书面反映350次,均无满意的答复,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从来就没有对我的检举作过任何回应。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陈世忠不得不诉诸法律,以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向法院起诉李占恒和五报社侵犯名誉权。此案先由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受理,于1998年12月8日开庭,“民主与法制”和“今日法坛”两家刊物作了详细报道(附件19、20),后来此案移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4月22日开庭公开审理,1999年9月2日审判长张建华向我送达一审判决书(附件21),陈世忠胜诉,其中关键词语有:
     “王忠全、马洪财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案,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并未宣布王忠全、马洪财无罪。即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
     “李占恒的事实报导完全失实,违背了有关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陈世忠积极地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行为,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陈世忠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表现,这不仅不能受到批评和指责,而是应大力提倡和发扬的。”
    
     由于判决结论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原、被告双方都交了上诉状(附件22),目前此案即将移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22个月以来,我为此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家多次接到古怪的电话;我的妻子忍受不了精神折磨和潜在的安全威胁,万般无奈地同我分道扬镳,协议离婚(附件23)。李占恒通过五家报刊,轻而易举地破坏了陈世忠的家庭,葬送了我爱人后半生的幸福。使我这个留学苏联的高材生、哈尔滨市教书育人先进教师(附件24)、技术科学硕士(附件25)、科教兴市重大贡献奖获得者(附件26)在63岁的高龄落一个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无家可归,无固定住所,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生命安全时刻面临现实威胁的凄惨境地。
    
     众所周知,法律是冰冷无情的,可是你肖扬大法官的心却是火热的呀!我向你,一位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的良心呼吁:如此颠倒黑白的千古荒唐事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你心灵的震颤吗?
    
     五、来京专访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压垮我陈世忠,一向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心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陈世忠从来认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真正令我寝食不安的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国土上,在建国五十年后的今天怎么会出现如此空前绝后的集体司法腐败案件,居然可以使两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杀人凶手沐猴而冠、弹冠相庆,继续当党员,当干部,当法官,而且是“廉洁法官”----如果不是陈世忠的存在,这两个家伙再过五年十年会不会接替你肖扬院长的位置啊?我们的党和政府怎么能容忍两个草菅人命,而且毫无悔改之意的杀人犯逍遥法外、继续诬蔑惨遭杀害的无辜无罪的国民党起义人员是“逃犯”,从而如此沉重地打击党的光明磊落的劳改政策,从而授西方国家诬蔑我们国家“不讲人权”以口实呢?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是我第七次自费离哈来京专门上访的动因!
    
     如前所述,我142次上访与信访均无回音,350次投书报界,无人敢于披露此事。确切地说,除了“羊城晚报”、“民主与法制”和“今日法坛”之外,几乎无人敢于刊登此事,在浩瀚的中国报刊海洋中,它们的声音未免太微弱了。同样,说谁也不过问也不够准确。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曾于1998年5月复我一信,内容如下(附件27):
     “陈世忠同志:您写给王东华副省长的上访信收悉后,王东华副省长批示给省委政法委,省委政法委要求按照王省长的批示精神认真对待,依法处理好此案。经省委政法委和省法院认真研究,同时省法院还专门向最高人民法院做了请示,省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撤案,符合法律规定,特此复函,
     敬礼
     省政府办公厅七处”
     就此我又一次参看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4月驳回王忠全要求平反申诉的通知书(附件13),上面写道:“经审理认为此案发生在1969年4月14日,至1986年6月13日立案侦查时,时过17年零2个月。当时经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此案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撤消王忠全、马洪才案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故驳回你的申诉”。
    
     这两份材料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免于刑事处分”、“撤销此案”的判决表面上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但事实上都是事先请示过最高人民法院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只不过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行事罢了。你不妨再参看杨殿元1998年11月致辩护律师蒋建兴的信(附件17),这封信不打自招地供认出其中的猫腻!
    
     你再看看那个当上法官的杀人犯是怎样进行反扑的,他在刑事申诉状(附件28)中写道:
    
     “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引用刑诉法第11条来撤销案件。我认为,撤消案件只能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起诉前,人民法院审判前还可适用。我案交付人民法院进行一、二审诉讼程序后,作出了有罪判决。在我多次的申诉诉讼中,你院又作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撤消案件”,这符合法律规定吗?其实质是回避矛盾,维护诬陷者刘宾雁、陈世忠的面子。按刑诉法第11条规定及有关规定,只能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再按法律规定,对诬陷者、伪证者实施反坐,才符合法律条文立法的精神实质”。
    
     这个混进我司法队伍多年的杀人犯,在法律程序方面当然比我明白得多。我认为他写得不无道理,这个案子实在不能不了了之,必须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和你肖扬本人的重视。
    
     你再看看那个辩护律师陈枢的经验之谈更是值得重视(附件29)。他的文章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在中国有一小部分律师已经把律师的神圣使命篡改得面目全非了。他沾沾自喜地介绍经验说,他采取了“大胖子脱衣服,一层一层地来”的策略,认为“本案一审不会彻底解决,肯定有二审,可能有再审”,他说:“既然一审认定故意杀人的情节较轻,那么二审完全可以从时效上否定起诉和判刑。进而使王忠全、马洪才获得无罪释放。经过认真努力,这个诉讼目标终于获得实现”。他以耻为荣地把这份替明白无误、且毫无悔罪之意的故意杀人犯作无罪辩护的辩护词载入了“中国当代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附件30),作为替杀人犯开脱罪责的成功范例彪炳于共和国司法史册长达数年之久。这种行为,这种现象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杨殿元有一句话问得实在好:“已过追诉时效,难道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就不懂吗?已过追诉时效把人抓了,押了好几个月,又判了刑,就这样了事,这不是明显欺骗老百姓吗?既然一审定了罪,判了刑,二审就应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这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我和杨殿元有同感: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明知“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者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为什么在“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下还要判王犯三年徒刑呢?说白了,就是让到庭旁听的广大群众和媒体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让人们感到我们的法律是多么公正,对两名杀害(即使是)劳改犯的凶手是要追究法律责任,对他们绳之以法的;然而,它同时又为随后以时效期限为借口使他们免受刑事处分埋下了伏笔。果然,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批法官们在再审此案时,只看“判刑三年”,少于十年,而从1969年4月14日到1986年6月13日立案侦查,则是17年零2个月,于是3〈 10〈 17。2,所以超过了“时效期限”,似乎是无懈可击,冠冕堂皇,更何况他们手中还有一道护身符:请示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不论从那方面看,不论判对判错他们都不必负责任!可是,恕我直言,不妨追问一句:这些法官们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是干什么用的?难道真的没有一个人发现如此浅显的漏洞----重罪轻判吗?就这样,集体负责就成了集体不负责。法律在这些人的手中完全蜕变为徇私舞弊,草菅人命、开脱杀人凶犯的工具。而这一切包庇纵容凶手的丑行的根子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陈庭长回答前来上访的杨殿元院长的十一个字:“你放心,我们一定认真处理”。现在,全国人民清楚地看到,这十一个字是怎样落实到行动上去的!
    
     可以明确无误地说,在这千古奇案中,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这六个司法单位中哪怕有一个把住了关,就不可能演出先是重罪轻判,然后听任杨殿元之流把王、马二犯重新拉回党员队伍、干部队伍、甚至法官队伍中来的丑剧!
    
     这不是空前绝后的司法集体大腐败又是什么呢?
    
     六、推倒重来
    
     现在让我们回顾往事,1969年4月14日下午王忠全究竟干了些什么?他巡逻到一个地段,看见一名犯人站在警戒线外几米处,问马洪才怎么回事,马说李植荣出了警戒线,王就开始询问和训斥李植荣。(这段对话已由十名证人证实,仅仅由于风向不定,各人听到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而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则对这段对话作了最详尽最准确的叙述),接着王忠全命令李植荣往前走,再往前走,然后命令马开枪,马打中了站住不动的李植荣的腹部,王让马再打一枪,制造“鸣枪警告无效后才击毙逃犯”的假象。
    
     这样,王忠全从一开始就多处撒谎:
     1、在黑河法庭上他否认下令让马开枪;
     2、马打中李植荣之后,王忠全令马朝天再打一枪,制造“先警告后击毙”的假象;
     3、王把这个假信息告诉李队长,李队长鹦鹉学舌地向全队犯人宣布这件事。可见,王忠全从作案之时起就公然篡改事实,指鹿为马;
     4、王忠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抢救被打伤的李植荣,一口咬定李植荣被“当场击毙”;
     5、在黑河法庭上,王忠全声称他离马洪才至少一百米,并因此与马洪才争执起来,事实上说谎的不是马洪才而是王忠全,连陈枢律师都说:王忠全“另一方面又承认马洪才击毙李后掉在地上的子弹系由自己亲手拣起,并接过马洪才的步枪为其压入膛内,明显不能自圆其说。”
     6、王忠全为提供“武器弹药”,写了一份图文并茂的材料:“陈世忠编造虚假事实诬陷解放军哨兵”(附件31),其中,他除了发出狂吠,说“这是陈世忠向中国共产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政治上进行反攻倒算的开端”之外,还欲盖弥彰地自我暴露出他的故意杀人犯罪是早有蓄谋的。他说:“附近一米多高的草都长着,没有被割过,怎么是误出呢?他(李植荣)告诉谁了是他误出呢?”这就对了,王忠全陡起杀心的一刹那,预感到如果就地处决李植荣,离李刚打的草太近,无以服众,更不好向上级交代,所以必须让李植荣远离他的草,让李被击毙的地方“周围都是一米多高的草”,这才符合“李植荣企图逃跑”这一说法的逻辑。
    
     而为了让一个十三年来“一贯老实接受改造”、未发现有逃跑思想的李植荣离开警戒线这么远只有一个办法:命令他往前走,再往前走。王忠全这个卑鄙做法已为多名证人所指控,可是替他辩护的陈枢律师却故弄玄虚地说什么:“公诉人,方才进行的法庭调查有八名证人证实看押战士同李植荣有对话并喝令。但其中四人认为是班长王忠全所为,另外四人认为是战士马洪才所为。根据证据理论,证据要有排他性,那么现在请你回答对另外四名证人的证言是怎样进行排除而在起诉书中认定是班长王忠全同李植荣对话并喝令其走出警戒线的?”(附件29)
    
     就这样,“经过紧张激烈的质证和法庭辩论,一审法院否定了对话喝令这一关键情节。从而为下一步诉讼扫清了障碍”(附件29)
    
     其实,陈枢律师咬文嚼字地搬出“证据排他理论”来是根本不值一驳的。为什么陈枢一定要坚持“非此即彼”,而偏要排除“亦此亦彼”呢?也就是说,为什么陈枢一口咬定不可能是王、马二人都曾先后喝令李植荣往前走呢?不妨读一下马超元的证言(附件35)吧:“ 李植荣是一个积极超额完成任务的犯人。他在警戒线附近打草,并未出线。但看押战士说他出了警戒线。他解释说没有出线。那战士就令他放下镰刀往前走。 李植荣服从命令走到警戒线外约五米左右的地方。"这是一段;另一段是“班长叫李植荣向后转,往前走. 李植荣又服从了,朝前走了五六步,站住了.”。这还不够清楚吗?
    
     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我在检举信中还举出过另一名犯人的名字:戴有让。我和他从1969年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李植荣被击中后,我亲自见到他悲愤地说:“以后解放军命令我出去我决不服从,我一定往人群中钻……”
    
     可是,就凭着陈枢律师的几句狡辩,居然就使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排除了“对话喝令这一关键情节”,使二犯获得“从轻处理”。
    
     在我看来,这一点是铁板上钉钉的,更何况即使没有这一点,也不能承认王忠全的犯罪是什么“情节较轻”。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的结论说李植荣被击毙的位置在警戒线外7米左右;而王忠全故意把李植荣被杀的地点说成是离警戒线很远的地方,而且出事后前来现场勘测的人们也都这么说,例如:“法库县和铁岭市法院旁听组的情况说明”中写道:“刘(继贤)、王(凤忱)看了枪弹从后右侧射入,前左侧射出,距警戒线20多米。第一现场有一滩血,距警戒线约70米”(附件32),当时的连队领导“陈真尧的证实材料”中写道:“……当时军管会和农场干部勘察现场的材料,确认犯人逃跑被打死在警戒线以外40余米处”(附件33),马洪才在刑事申诉状中则称“……劳改犯人李植荣逃跑出警戒线外70余米,我口头警告令其回来,无效的状况下,慌乱之中将其击毙”(附件 15)。
    
     人们理所当然地要问,为什么这二者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7 米和70 米,决不是记忆和目测的差异可以解释的。剩下来一个一直被故意忽略的极大的疑团:有人伪造了现场,把红旗往草垛方向挪进了七八使米!从而使前来勘验现场的军人和干部们产生幻觉,以为李植荣真的被击毙在离警戒线几十米的地方哩!这也就难怪像杨殿元那样死心塌地为王忠全辩护的人也都振振有词地问:跑出几十米是“误出”,多少米才不算“误出”呢?
    
    
     提出这个疑点的证人为数不少,谨举马超元的证言为例:“六小时左右以后,犯人李伯海、 郑宝春奉命用小牛车去埋葬李植荣。 据他们回来说, 李植荣还未全死。 警戒的红旗被移动到离死者好几十米远的地方。 因为当时两名解放军生怕别人说李植荣未出警戒线, 在100多名犯人收工走后, 有一个留下, 把旗往里移动好几十米。 又据说带工犯人组长刘德元第二天带犯人打草还要用红旗。 他去拔红旗时发现红旗已被移进现场五六十米左右。 可见这两名解放军是在伪造现场,掩盖故意打死人之罪。"(附件 35)。
    
     综上所述,王忠全的故意杀人行为既不属于“职务行为”,又不是“违反武器使用规定”,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后果是致无辜者于死地,且又诬陷死者企图越狱逃跑,伪造现场,骗取荣誉,沉重地打击了党的劳改政策,案发后又百般狡赖,丝毫没有悔改之心和歉疚之意,坚决走一条“抗拒从严”的道路,试问这种人的罪行有哪一点符合“情节较轻”的条款?
    
     还是杨殿元说得好:“按理说,应该休庭,补充调查”(附件17)。如果还嫌证据不足,可以继续收集证据,寻找证人,只要政府下决心,你们永远能找到必要数量的证人!只要政府下决心,完全可以把昆明市法院1998年1月首创的用测谎仪器来办案(附件36)的最新科技成就运用到这个案子上来,看看究竟是王忠全和马洪才在撒谎还是陈世忠等证人在诬陷这两位“忠于职守的钢铁长城”?
    
     不论这个案子的结局如何,像这几家法院搞的暗箱操作充分暴露了我国法院系统的严重弊病。这种不等给杀人犯平反就一路绿灯地让他们重新当党员、当干部、当法官是什么行为?又是怎么能够得逞的?这种不给检举杀人犯罪的勇敢公民以任何提醒,置检举人于没有任何保护和保障境地的恶劣做法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你们是不是想告诫国人:“看,这就是检举人的下场!”?我连续22个月的上访甚至立了案依然既得不到回音,也得不到解决究竟说明了什么?
    
     作为共和国的主人公,作为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包括身家性命在内的一切的优秀公民,我有权要求你这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扪心自问:我们共和国的国家机器锈蚀到如此地步你真的不感到痛心吗?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我期待你本人作出明确的答复和诚恳的自我批评!
     陈世忠
     1999。10。10。
    
    
     附件目录
    
    1、最高人民法院1980。12。给陈世忠的回信
    2、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6年给李植荣平反的判决书
    3、陈世忠1986。4。17。给胡耀邦的第60封上访信
    4、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9年1月刑事判决书
    5、沈阳晚报1997。11。10。发表李占恒文章
    6、黑龙江晨报1997。11。11。发表李占恒文章
    7、华西都市报1997。11。28。发表李占恒文章
    8、新安晚报1997。12。15。发表李占恒文章
    9、老年报1998。1。10。发表李占恒文章
    10、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9年6月刑事判决书
    11、“审判实践”1990。2。王亲民文章
    12、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4。刑事裁定书
    1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4。驳回王忠全平反申请通知书
    14、黑龙江省检察院和司法厅劳改局联合调查组1987。9。17。关于陈世忠控告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5、马洪才1998。1。6。刑事申诉状
    16、王忠全1998。4。16。证言
    17、杨殿元1998年11月致辩护律师蒋建兴的信
    18、陈世忠就李植荣被杀案上访信访记录
    19、“民主与法制”1999。2。“十年后,陈世忠再告状”
    20、“今日法坛”1999。2。“笔造冤案与枪演悲剧背后的官司”
    21、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9。2。民事判决书
    22、陈世忠1999。9。9。上诉状
    23、陈世忠和爱人邱冰离婚协议
    24、陈世忠是哈尔滨市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的证书
    25、陈世忠被授予技术科学硕士衔
    26、陈世忠被授予科教兴市重大贡献奖
    27、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1998。5。13。给陈世忠的回信
    28、王忠全1991。5。1。刑事申诉状
    29、陈枢律师1992。5。4。“王忠全、马洪才故意杀人案案情分析”
    30、“中国当代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
    31、王忠全:“陈世忠编造虚假事实诬陷解放军哨兵”
    32、法库县和铁岭市法院旁听组1988。12。情况说明:“纵观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真假虚实”(摘要)
    33、陈真尧1998。11。25。证言
    34、30多人指认劫凶
    35、马超元1985。7。2。证言材料
    36、昆明法院使用测谎仪器办案
    (这封信我于1999年10月10日亲自交给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的姓李的女同志。)
    

附件6。 陈世忠致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陈世忠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公开信(第四次谏党)
    ——根除腐败,抢救中共
     内容提要
    一、我的简历
    二、信访工作急需根本改革
    三、触目惊心的怪现象
    四、司法腐败的总后台——最高人民法院
    五、我们社会好人怕坏人的根源何在?
    六、谁来管管最高人民法院的胡作非为?
    七、可怜的大陆媒体
    八、为什么非要把人逼上梁山不可?
    九、对代表们知情权的考验和对代表们党性人性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们:
    江泽民、李鹏、朱熔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温家宝、曾庆红、吴邦国、邹家华、钱其琛等同志:
    尊敬的万里、薄一波、宋平、宋健、宋任穷、邓力群、李锐等老一辈革命同志:
    我是哈尔滨市职工大学的退休教师陈世忠,目前被迫移居海外,处境艰难。值此16大召开之际,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我曾给朱熔基常委写过13封信,其中之一被新西兰的华文报纸(《新报》)转载,题为《陈世忠十谏朱总理》,可惜无一回音,信中问题当然也未见处理。我在信中曾告诉他说,我打算写一份建议书,作为给党的十六大的献礼。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位代表都能够看到我的这封信。
    
    一、我的简历
    
    我1937年生于上海市,自幼父母双亡,唯一的亲人——外婆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死于贫病交加之中。从此以后我一直依靠亲爱的党和人民政府成长起来,1960年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1963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在劳改队滞留14年半。1981年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同志的关心,我终于获得平反,回到大学讲坛。
    
    20年来,我在教学、科研、社会活动方面均有喜人的成绩。退休之后,我仍然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向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政府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做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并多次获奖。综上所述,我与中国共产党有著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要以我一生的经历告诉你们,也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我是怎样从一个最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变得对这个腐败而顽固的政党失望到了极点的。我写信给你们,是我最后一次试图挽救这个党,从而为根除腐败,振兴中华贡献一份力量。
    
    二、信访工作急需根本改革
    我根据切身体会,痛感信访制度必须来一个彻底改变。信访制度本身就是我国各项工作制度不够完善的产物。但是,根据目前中国的现状,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人们记得,胡耀邦总书记曾亲自批阅了两千多封人民来信,至今传为美谈。1980年,我以蒙冤之身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该报群众工作部主动将信转给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导致我的冤案获得平反;1984年,我写信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引起重视。中纪委把信转到黑龙江省委,省委书记李力安同志亲自责令哈尔滨市委彻底调查我所反映的情况,于是市委组织部派专门调查小组进驻我当时所在的单位——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经过10天调查,得出公正的结论,《哈尔滨日报》在1984年5月5日在头版头条行了报道,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在《工人日报》三版头条发表文章,向我表示歉意。由此可见,信访工作在防止官僚主义、平反冤假错案、纠正不正之风、打击坏人坏事、改善党的领导等等方面,确实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功不可没。
    但是,这仅仅是好的一面。下面谈谈信访工作中一些不能容忍的现象。还是从我本身的经历说起。1969年4月,我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劳改服刑期间,曾亲眼看见两名解放军值勤战士故意杀害无辜犯人,前国民党投诚军官李植荣的血腥罪行。在场的130名犯人中至少有几十名目击者。我获得平反后第3天就写检举信给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整整1年没有回音。我不得不在漫长的63个月里向其它有关部门上访信访,总共63次,终于引起黑龙江省委的重视,正副书记责令省检察院和省司法局组织联合调查小组进行彻底调查,终于查明真相。
    1989年1月,我应邀出席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公开审理。十几名证人的证言以及杀人凶手马洪才的供认不讳,使此案铁证如山。法庭还李植荣以清白,将两名故意杀人犯绳之以法。设想一下,如果各级信访部门切实负起责任的话,何至于让那两名军中败类得以在1981~1989的8年间长期逍遥法外呢?
    可是,更加荒唐的事还在后面。又过了8年,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从1997年11月起先后在《沈阳晚报》、《黑龙江晨报》、《新安晚报》、《华西都市报》、《老年报》、《桂林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整版文章,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声称那两名杀人犯是“忠于职守的好战士”,说李植荣是逃出警戒线外70余米经鸣枪警告不听而被击毙的,责问“陈世忠这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怎么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来了呢”?甚至在报上刊登了那两位“受难英雄”的照片。原来,二犯在判刑后不久就被“交保释放”,返回原籍。在既没有平反、也没有宣告无罪的情况下就恢复党籍,恢复公职,补发工资。主犯王忠全在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从助理审判员被晋升到地税庭庭长,而且是“廉洁法官”!
    我是个不信邪的人。我不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神州大地,竟会出现如此咄咄怪事。于是,开始了新的一轮信访上访。我曾6次自费去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两次到首都北京,走访了几十个单位,毫无结果。从1998年1月起到现在,我一共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任建新到肖扬)写过19封信,亲自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办和纪检组上访过5次,一点结果也没有!
    
    三、触目惊心的怪现象
    
    我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李占恒和5家报社侵犯名誉权,由于被告一再找借口拒不出庭,使此案一直拖到1999年9月2日,才有了一审判决。判决书责令被告李占恒在报刊上向我公开道歉,判决6被告向我赔偿损失费25万元。法律终究还我以公道!我带著这份长达9页的判决书再次亲自进京上访。官司打赢了,我上访什么呢?还是那正气凛然的公民责任感,还是那拳拳报国心,还是那嫉恶如仇的本性。我要揭露的是比侵犯我名誉权更加重要、更加可怕的司法腐败现象:是什么样的恶势力勾结在一起,使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杀人犯,不仅免受法律制裁,而且摇身一变,成了正义和法律的化身。我下定决心,要帮助亲爱的党挖出这司法腐败的总根子来!真可谓:“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可是,你们能否想象,我见到和遇到的是什么情景吗?限于篇幅,仅举几例。
    (一)我到国务院信访办。那里规定上访者要分窗口排队。我刚站到东北地区的窗口, 就过来两位干部,连请带拽地把我带进二,三十米以外的汽车里,很客气地询问我上访的目的。我出示了我一审胜诉的判决书,出示了《民主与法制》杂志1986~1989年就此案的报道和我的诸多荣誉奖状,并强调说明我来首都是为了揭发一起荒唐事:“两个杀人犯入党提干,就在辽宁,一名真凶手当上法官,直到今天”,此事与黑龙江省无关。这样,他们才放下心来,允许我继续排队。后来我才知道,绝非黑龙江省一家,而是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这么干:专门派一批干部等在中央各级各部门的信访办,一见本省来的上访者就软硬兼施,劝他们回去解决问题。其实,人人皆知,如果在本市本省能解决问题,谁会有瘾千里迢迢进京告状呢?由于害怕所谓的“越级上访”可能扣他们的“政绩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上访者劝回去,实在不听劝阻的就采取包括警力警车在内的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把人强行带回本省。有的甚至关进收容所!君不见,许多乡镇公然把“越级上访等于犯法”的违宪标语,贴在公路两旁的围墙上!
    (二)我到全国人大信访办。一位干部听完后很客气很诚恳地对我说:“同志,你的心意我知道。你不是为你自己的事来告状的。可是,你也知道,名义上一府二院是归全国人大管,可是由于我国各项制度还不够健全,实际上很难起到监督作用。你还是找别处去吧!”
    (三)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要知道早在21个月前即1998年1月我就来过这里,是朱同志接待的我,也受理了我的控告。这次还是他,还记得我。他说需要查一查卷宗,看看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他让我后天再来。到了他规定的日子,我又来到那个窗口,报了到,耐心等著。快中午休息了,我不得已再去窗口询问,这时候他们才告诉我说,朱同志今天没有来(!),临时改由另一位姓李的女同志接待我。她当然不了解情况。我只得从头讲起,并出示有关材料。她收下了我给肖扬院长的第10封长信,并建议我直接找最高人民法院的纪检组反映。当天我就去了那里。位于东交民巷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不像信访办,老百姓进不了门,只能打电话。其实,1998年1月我也来过那里,是一位姓仲的同志接收了我的揭发材料。也是整整21个月,既无任何回音,也不作任何处理。而这一次更“好”了。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子,我说明原委,我要检举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三庭的陈庭长。他说,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刑三庭。我说,我有书面证明。我说,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为党除害,希望你出来接待我。可是,他却把电话挂了。还有一件荒唐事,我看到报纸上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举报中心的电话。我白天黑夜一共打了10次,根本没有人接。你们说,最高人民法院是欢迎、还是厌恶人民群众的信访呢?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前来提供犯罪线索的检举人拒诸门外,又一次暴露出蓄意包庇犯罪份子的卑劣用心!
    
    (四)国务院信访办还建议我去找中组部信访办(因为故意杀人犯王忠全和马洪才恢复党籍正是属于组织部门管)。他们给了我一张小字条,上面写著中组部信访办的地址。你们知道,北京市很大,外地人不熟悉地理环境,费很大劲才找到那个地方,一问当地人,说是早在1年多以前就动迁了,现在是个建筑工地。电话簿上也没有中组部的电话号码。我不得已找到一家杂志社,通过私人关系才问到了中组部的地址。我赶到中组部,出示了国务院信访办给我的原地址,说明来意。门口的警卫让我等候很久,才出来给我一个新的地址。我赶到那里,已经快下班了。最令人费解的是,那个信访办简直象个民宅,连个招牌也没有。接待室的条件非常差,连个灯也没有。十几个人在排队,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轮流接待。一位上访的女同志在昏暗的夕阳光下吃力地写材料。我内心一阵凄凉。难道我们的党仍然处于地下党的地位吗?特别是中组部,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要紧事,来找组织部干什么?为什么生怕党内外群众来找组织部呢?这是一种何其古怪的心态!
    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组织部,接到了回信。他们表示接受批评,这一次可能是我得到的最佳回答了。但是,批评尽管接受,具体问题还是一点也没解决。要知道,我本人的官司已经打赢了,我又一次专程自费来到首都完全是一如既往地为了帮助国家锄奸除害,为党建功立业的呀!结果却历尽周折,处处碰壁,我情不自禁地叹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五)我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访。此前,我曾给何鲁丽主任委员去过两封信,希望她能够为一名无辜被杀的国民党军官说句公道话。由中央民革组织出面讲话,毕竟比我个人有分量。可是连个回音也没有。这次来京,我顺便去上访,打听一下他们是如何处理或打算如何处理群众来信的。可是收发室的老同志听完我的来意后,语重心长地劝我回去,说是找民革根本不会有任何作用。他们不会管、也不敢管这种事。唉,我以前还一直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只不过是花瓶”这句话心存怀疑哩!
    (六)我找民政部说明来意。民政部建议我找北京市民政局信访办。在那里,一男一女接待了我。我说,李植荣1930年生于贫农家庭,被国民党抓壮丁参军入伍,当过排长,1949年1月随傅作义将军起义投诚,改编为解放军,后回原籍顺义县担任中学体育教师。1957年反右开始,说他有所谓右派言论,新帐旧帐一起算,被判10年徒刑。据说,当时他刚刚新婚6天!他不服上诉,被认为不认罪,于是罪加一等,改判为15年徒刑。劳改期间他积极劳动,是犯人小组长。他的妻子胡风兰从北京郊区到兴凯湖农场去探监。由于他表现出色,领导上破例允许他在每天劳动之后出来和妻子团聚。一个月以后妻子回家,结果生了个男孩,名叫“小早”。1969年4月,李植荣惨遭杀害,还被安上“企图越狱逃跑”的罪名。这时候离他刑满出监仅只两年时间。在文革期间,他的妻儿过的是什么日子是可想而知的。1986年北京市人民法院正式宣布李植荣是蒙受冤屈,是无辜入狱的好人!1989年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又查明李植荣并非越狱逃跑。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想一想李植荣可怜的一生,设身处地替他的家属想想,人民政府该不该给他们适当的抚恤和安置呢?
    民政局的干部回答说,这确实是个事儿,可是上面没有政策, 市民政局只负责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的人员安置,他们解决不了。其实,李植荣获得平反时,胡风兰已年逾花甲,现已去世。最可怜的是小早,生下来连爸爸的面也没见到,却一直背著“父亲是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份子”的十字架,始终抬不起头来。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吗?政府不应该主动地做好善后工作吗?可是,直到今天,李植荣平反已经13年了,人民政府仍然说是没有政策。谁说世界上没有冷血动物呢?
    (七)我看到那么多平民百姓,在各个“衙门”口告状的悲惨情景:有的是为了儿子在十几年前无辜被杀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前来找党的,有的是房地产部门以权谋私、违法动迁前来上访的。尽管现在上访人数比文革结束那时要少多了,可是还是有相当多的群众背著破席子、带著锅碗在门口等待的。那凄凉景象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然,还有相当一部份进京上访者在半路上就被本地的权力机关截住,甚至押回本省、本市啦!这些日子召开党的十六大,上访人员照例又一次遭到大张旗鼓的“清理”,全部逐出首都或关进拘留所。因此,即使你们有人想微服私访,也只能看见一片虚假的祥和景象,欣慰地感到确实是“安定团结,天下太平”啊。
    (八)现在我就讲讲上访中发生的另一种更加触目惊心的丑行。你们要耐心地听著。这些都是发生在你们身边的事情。王福绵是黑龙江省的一位基层干部,早在1986年,由于他发现了当地一些干部以权谋私,逐级反映,不仅解决不了问题,他自己反而遭到迫害。他迫不得已,克服艰难险阻到北京去上访告状。他见到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刘很重视他反映的情况,立即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联系,并和王福绵约定下次谈话的时间。可是,黑龙江省当天就派来了警车,强行将王押回黑龙江,径直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刘宾雁等3名记者赶到精神病院,与王交谈。事实上王是个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刘宾雁查核了王福绵揭发的事实,写了报道,《人民日报》已决定发表,但随著刘本人突然被开除出党,王福绵揭发的问题和他本人遭到非法绑架的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不再有人追究了。
    时隔十几年,情况有了多少好转呢?你们再看看另一起事件。连外国人都知道,中国大陆奉行“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国策。但是很少外国人知道,结婚登记了不等于有权生小孩,还需要申请生育指标。光有指标还不行,没有单位领导同意照样会倒大霉。13年前,哈尔滨市妇联附属的一个幼儿园的教师张共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直到31岁才结婚,32岁生下一个男孩。领导上认为她没有履行“两年内不生孩子”的诺言,对她十分恼火,经常给她穿小鞋,不但扣发她的独生子女费,甚至让她去扫厕所。她满心委屈,认为自己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要不是响应号召,晚婚晚育,恐怕孩子已经是四, 五岁了。这么晚生个孩子居然也要受罚。这太不公平!她认为领导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于是据理力争,由于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她就到市妇联、市委、市政府去告状。中间过程我不细说。最后,单位负责人跟她达成协议,让她长期歇病假,给她发病假工资。可是后来她发现她的病假工资比市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还要少一半左右。这显然不是病假工资。于是她找领导去讲理,发现这完全是单位负责人一手制造的阴谋。而且,等到她产假结束重新上班时,发现她的名字已经被列入”编外”了。她只好又到市里去上访,可是上访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单位领导对她更加怀恨在心。1998年7月的一天,两名校长竟派四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地把她拖进汽车,一直拉到哈尔滨市精神病院。4年多来,既不给她发工资,可也并不严格禁止她回家。她在病院里亲眼目睹许多惊心动魄的事。由于拒不妥协,她的名字至今留在精神病院的病员名册上。
    几个月前,她悄悄地自费到北京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也就是”越级上访”。可是,北京公安局说她“打人”(?),借故把她抓了起来,扬言要判她刑!众所周知,公安局一抓人,首先与她的工作单位联系,而对她恨之入骨的单位负责人能说她半句好话吗?把她抓起来、关起来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可是,问题来了:精神病患者即使真的打人也是受法律保护,免于处分的呀!为什么先是把一个好端端的幼儿教师塞进精神病院,关了4年多,现在又不算是精神病人了呢?已故江华院长有过一句名言:“没有前三年,哪有后两年呢?”是什么迫使这个不幸的女人来北京找上级领导的呢?令我夜不成寐的是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对付异议人士,对付法轮功信徒还不够,而且用来对付一些仅仅与本单位领导有矛盾的人,岂不是太残忍了?更令人悲愤难平的是,象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大批大批的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的行径,难道仅仅是黑龙江省的个别医院的“创造”吗?不要忘记,此人是被本单位领导派人绑架,“送”进精神病院的。听听吧!党性良心尚未泯灭的代表们!我们中国人还高兴得起来吗?祖国在哭泣!救救受苦受难的同胞吧!
    
    四、司法腐败的总后台——最高人民法院
    李占恒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公然向法律挑战,企图替两名已被各级法院多次定性为故意杀人犯的罪犯翻案,是1997年11月的事,到今天党的十六大召开,正好是五年时间。尽管李被告已经败诉,他并不甘心失败,上诉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法规定,二审法院必须在三个月内公开审理并结案。一审判决是1999年9月2日下达的。到今天已经三年有余。为什么如此简单明了的民事案件,迟迟不能结案呢?为什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责令“被告李占恒在报刊上向陈世忠公开道歉,判决6被告向陈世忠赔偿损失费25万元”的判决至今兑现不了呢?为什么直到今天我在千万名读者印象中仍然是个“制造冤假错案的作伪证者”呢?原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方面以“华西都市报社确无法人资格,应由其主办单位四川日报参加诉讼”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此案退回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另一方面却秘密地向该院传达了他们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后得到的批示。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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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函 (1999)民终字第128号】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陈世忠与李占恒、沈阳日报社、黑龙江晨报社、华西都市报社、新安晚报社、黑龙江日报社侵害名誉权一案,双方均不服你院(1999)哈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由于本案系一起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案件,为慎重起见,本院在审理期间将此案报最高法院请批。最高法院的答复意见如下;
    “经研究认为,‘悲文’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虽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但鉴于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故以认定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为宜”。
    根据最高院的答复精神,此案以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定案为宜。
    另外,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陈世忠提出华西都市报社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应作为诉讼参加人参与本案诉讼。经审查,华西都市报社确无法人资格,又不属其他组织,根据民诉法及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其不能参加本案诉讼,应由其主办单位《四川日报》参加诉讼。
    综上,此案发回你院重审。由于本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请你院处理本案时,主动向当地党委请示,争取对本案妥善处理。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章)2000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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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材料承认李占恒和各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的行为,却指示下级“以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定案”。这就使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左右为难。不执行这个黑指示吧,怎么敢抵制两个顶头上司的无理要求,从法院院长,庭长到法官,今后的日子会是多么难过,是可想而知的;按照指示办理吧,既是推翻原来基本正确的一审判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而且也太有悖职业道德。陈世忠为了一个与己毫无关系的屈死冤魂不屈不挠地奋斗了整整20年,为无辜惨遭杀害的善良公民恢复了公道,而今这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却由于这个案子落到了家庭解体,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法院再不替他说句公道话,岂不是欺人太甚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明知这事太肮脏,自己不愿出面,想拿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枪使,一旦东窗事发,可以让下级单位充当替罪羊。更何况,出了事有最高人民法院这个靠山兜著。多么好的如意算盘!
    同志们,代理班长王忠全命令战士杀人邀功本来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李占恒侵犯名誉权是一起民事案件,怎么会扯得上什么“敏感的政治问题”呢?又何至于惊动最高人民法院亲自出马,指使受理法院宁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也要推翻原判,保护6家被告,不让陈世忠打赢官司呢?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反常导向发人深思。受这封黑信的启发,我愿在此抛砖引玉。
    (一)两名杀人犯在判刑之后立即“交保释放”,;二审判决重申二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凶手们仍然被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特别是主犯王忠全居然又穿上了法官制服,沐猴而冠。这出丑剧无疑是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在其上级单位铁岭市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才得逞的。但是,法库县、铁岭市和辽宁省的组织部门、司法部门、监察部门、人事部门、检察机关又是干什么的呢?
    从陈世忠带著一审胜诉的判决书接连进京走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全国人大、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全国总工会、人民日报社等等单位来看,此人的目标决不仅限于打赢这场民事案件,而是志在揪出让杀人犯当法官的后台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乘胜追击,顺藤摸瓜,肯定会追究最高人民法院的责任,必将落实到许多具体人,这个后果对这个执法犯法的集团来说是不堪设想的。
    (二)此案之所以敏感,还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是许多见不得阳光的肮脏东西。例如,马洪才为了保命,搬出了参军时不满18岁的证明。这使广大人民恍然大悟,原来在中国,不仅大量儿童被迫做工(曾记否,江西省芳林村小学校42名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因被迫制造炮仗发生爆炸而死亡,朱总理公然传播谣言,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制造的爆炸),而且还允许未成年人参军。这种事如不出示真凭实据,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决不会承认的,总是把事情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造谣中伤”。人们有权利追问,为什么把劳改人员交给未成年的持枪军人看押?杀死逃犯他们可以立功受奖、入党提干;真相大白之后,他们又因为犯罪时尚未成年而免于刑事处分。中国大陆的犯人的人身安全究竟有何保障?幸而马洪才面对的是一个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囚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草菅人命,可以从容不迫地蹲下身去在草丛中寻找跌落的子弹,然后不慌不忙地上膛,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无辜的可怜人杀死。如果派他去面对真正的敌人呢?因此,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责任追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抗美援朝”、“中印边界战争”、“珍宝岛战役”、“中越边境反击战”等等历次战争中,究竟有多少未成年军人阵亡、伤残和失踪的。又比方说,被告李占恒在法庭上为两名杀人犯辩护说:“当时形势十分紧张,上级有指示,一旦苏修大规模入侵,立即将三大犯(即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15~20年徒刑的犯人)就地正法”。请你们追查一下,这种灭绝人性的决定究竟是谁批准的?或者又是李占恒为了替杀人犯开脱罪责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三)李占恒处心积虑地给他的文章起名为《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结果果然奏效,多少媒体竞相刊登,有的连内容也没有看懂,把关键文字漏掉好几行,令读者无法卒读。但由于其标题吸引人,销售量当然猛增。但李占恒的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堵住别人的嘴,看在今日之中国,谁胆敢替刘宾雁辩护!现在好了,一审判决要求被告李占恒在各家报刊上以同样篇幅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一来,他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一文严重失实。广大读者会恍然大悟,原来五年前读到的那篇文章纯属假新闻。在今日之中国,许多报刊同时承认“刘宾雁并未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并未制造了一起冤案”,这该是多么“敏感的政治问题”啊!不行,即使颠倒黑白,也要阻止陈世忠胜诉!
    (四)还可能有其他也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比方说,犯人越狱的事在任何国家都有。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犯人家属接到自己的亲人“企图逃跑而被击毙”的通知不在少数。过去,人们对人民政府的话总是深信不疑,可是通过李植荣案件,不免产生联想:那么我们的亲人真的是由于逃跑而被杀死的吗?难道在全中国的看押犯人的军人中只有王忠全、马洪才这两个坏蛋才能干出这等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吗?再进一步说,“接受改造,前途光明”本来是鼓励犯人积极劳改的响亮口号,通过李植荣的被杀,劳改犯人人自危,犯人家属更加提心吊胆,不知亲人能否活著回来。
    (五)人们免不了会猜测,最高人民法院如此袒护两个杀人犯,是不是军方说情或施压的结果。也就是说,二犯的行为实际上可能并非孤立行为。海内、外同胞,尤其是台湾的军警宪特们或许可以从李植荣的悲惨一生中,看到共产党即使对于起义投诚的“敌人”也只是暂时放他一马,“留待将来消灭之”的,等等。这显然对所谓“和平统一”不利。
    因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传达最高人民法院的黑指示时,没有具体说明“敏感的政治问题”包括哪些内容,人们只能妄加猜测。“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以上的一孔之见可能挂一漏万,希望肖扬党员同志加以补充指正。
    
    五、我们社会好人怕坏人的根源何在?
    
    这个案子充分暴露出我国没有从制度上对揭发检举坏人坏事的证人进行保护和奖励。陈世忠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花费20年的精力,上访信访300余次,自费去北京、沈阳、上海等地,究竟为的是什么?我于1986年11月请黑龙江省委书记转呈胡耀邦总书记的一封信(第60封检举信)中写道:“想一想,这些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和枪滥杀无辜而邀功请赏的凶手是如何沉重地打击了党的劳改政策;再想一想,我这样做是轻而易举,不冒任何风险的吗?如果官司打不赢,我就会被反坐一个诬告罪:诬蔑解放军战士,败坏钢铁长城的声誉。等待著我的是什么?是判刑、监狱、劳改!再想一想,一个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的知识份子,历尽磨难,还是一心想著他人,一心想著党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是为名,还是为利?都不是。只是为了”党旗万代红“,为了伸张正义,维护法制。这是什么精神?是你们教育出来的认真负责的精神。你们是感到腻烦、还是欣慰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辜遇难者终于得以洗刷耻辱,杀人犯终于被绳之以法。法制得到了维护。政府并没有给我任何形式的奖励或者补偿。我也没有索取任何东西,因为仅仅是良心要求我做这件事!可是,这两个杀人犯在判刑之后又免于刑事处分,官复原职。这一切全都向检举人和被害人家属保密,直到李占恒的文章把这些机密抖落出来!这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都是太见不得阳光的违法行为!他们一丝一毫也不替检举人的安危著想。我多次夜间接到古怪电话;杀人犯王忠全专程从辽宁来到哈尔滨出庭旁听,对检举人造成直接威胁;法库县人民法院出具公函,证明王忠全是该院廉洁法官,李占恒当庭出示王忠全的书面材料,说“陈世忠想革解放军的命”,又说“这是陈世忠向中国共产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政治上进行反攻倒算的开端”,并要求“对诬陷者刘宾雁、陈世忠实施反坐”。磨刀霍霍之声跃然纸上。我的爱人实在顶不住如此沉重的压力。我不忍使她受我牵连,也不能不考虑她的安全,只好分道扬镳。离婚协议书写道:“双方结婚13年来感情较好,后因一起侵犯男方名誉权的诉讼案件,男方坚持告到底,女方则认为此案已耗费大量钱财和精力,继续上告势必严重影响家庭共同的经济利益,并担心家庭安全没有保障,双方矛盾无法调和导致感情破裂,双方同意离婚”。就这样,好端端的家庭解体了。六十多岁的我只得过著流浪生活,连个固定地址也没有。偌大的中国,哪里有我的立锥之地?这一切不都是因为这个案子造成的吗?明明白白的侵犯名誉权案件,偏偏要求法院“不按侵犯名誉权结案”;明明我打赢了官司,却绝对不能让我赢,必须让我输。这个官司还有个打吗?我们国家的法律究竟是保护好人、还是保护坏人的呢?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在今日之中国,黑社会空前猖獗,只要有钱什么坏事都能办到。行凶暗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我从报上看到的有名有姓的,就不下几十人。法院院长雇人暗杀县长;县委书记雇人杀害检举人;黑龙江省破获了一个36人的暗杀集团,为首的竟是县检察院的干部,最近又传来海南“反腐狂人”何海生意外死亡的消息等等,等等。 这一切还不足以令人警醒吗?我在明处,我的对手们在暗处,我实在防不胜防。我受到过恐吓和警告,还险遭暗算,可是拿不出直接证据!当今社会,哪个傻瓜杀人会露痕迹呢?制造一起车祸等事故,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五年以来,我每天提心吊胆,倒不是怕死,而是担心:一旦作为证人,检举人兼原告的我离开人间,围绕著这个案子的一切麻烦也就统通不存在了。列宁说过:“当你一时弄不清一件事的内在关系时,只要问一问对谁有利,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个案子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在人世,至少拖到那个没事找事的陈世忠惨遭毒手,案子也就不了了之。那样对谁有利不是一清二楚了吗?顺便说一句,就连那个从犯马洪才仅仅47岁竟然也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了。想想吧,他的再也不会开口,究竟对谁有利呢?
    显而易见,最高人民法院是想通过这个案子告诫全党全国人民:“看看陈世忠的结局,谁还敢揭发检举犯罪行为?谁还敢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六、谁来管管最高人民法院的胡作非为?
    
    江泽民同志说过:“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最高人民法院本来应该是最公正、最权威的司法机关。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积极听取批评,从善如流,主动纠正下级和自身的错误。可是不然,我的24次上访信访等于在给最高人民法院“通风报信”,让他们从容不迫地研究对策,动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来共同对付一个无权无钱、只有一身正气的陈世忠。无数事实证明,从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给王、马二犯定罪判刑之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就一直密切关注此案。后来各级法院的每一步都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行事的。
    但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以中国之大,总还有管这个无法无天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单位和人吧?最起码还有中纪委、组织部吧?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中总不能没有一个管事的吧?
    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吧?至少,还有全国人大吧?总而言之,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吗?我也深知,当今中国大陆,依然是个人治的国家。因此,不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找不到真理的陈世忠,在最近几年里,还找了以下的单位和个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和韩抒滨(1998.1.13。和1999.10. 14。两次上访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办,另外信访8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法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1998.1.5和1999.10.8。两次上访中常委信访办,1999.10.18上访全国总工会信访办,此外9次信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从1998.2.21到2001.8.1共信访10次);
    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去信3次,直到此人离职,从无回音);
    监察部部长何勇(去信3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熔基(1998.2.2到2001.8.10。信访12次,此外,1999.10.16上访国务院信访办);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信访2次);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1999.10.17上访中组部信访办,2000.2.1去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8.2.24去信1次,1999.3.3给全国政协法律委员会写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1998.2.24去信1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从1998.2.24到2001.7.20去信3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李鹏(1999.3.3给全国人大9届2次会议写信,1999.10.16上访全国人大信访办,此外信访4次)和
    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去信3次。
    为了验证收信人能否收到信件,我曾向邮局查询,得到邮局负责任的回答。他们把中纪
    委、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中央政法委、国务院收发室等单位收到信件的回执寄给了我。
    同志们:这是一份耻辱的记录。这说明我们党的最高层领导人一个个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有了问题,反正有倒霉的信访办充当替罪羊,就说国家大事这么忙,信访办没有把你的信送上来,你奈我何?但是且慢!罗干在他担任劳动人事部部长时给我写了一封亲笔回信,感谢我反映技工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表示要采取措施杜绝类似问题出现。既然连这样的问题也引起了罗干部长的重视,那么,这回我反映的是更加严重得多的问题,信访办能不往上送达吗?罗干本人能看不到吗?再比方说,尉健行身兼数职,既是中纪委一把手,又是全国总工会主席。我是哈尔滨市职工大学的优秀教师,直属全国总工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义不容辞地应该积极过问,特别是我早在1998年1月就来到中纪委立了案,他怎么也不闻不问呢?再说朱熔基,你不仅是国务院总理,而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天下事哪一样不该由你管呢?如果说,常委之间有分工,那么我问过你,你觉得我还应该去找谁?还有哪个部门我没有拜到?我还问过你,你说说,普通老百姓究竟怎样才能监督你和你们?对比一下,胡耀邦总书记能够亲自过问那么多人民来信,其中包括我反映的情况,当今的最高领导人怎么就不能学学他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呢?难道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吗?
    一句话,在集体负责制的掩护下,你们这几位高层领导人没有一个是真正负责任的。 企图推诿责任,说你们都对如此大案一无所知,只能蒙骗芳林村的小学生。就在你们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过程里,以肖扬院长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干够了坏事,眼看又接近换届的时候了,可见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有多大的神通!人们怎能相信,这个最高法律权威机构,在其任期内只干了这么一件坏事呢?这个本来并不复杂的案件,居然拖了21年之久,杀人犯被判刑后继续当了21年的法官——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荒唐现象之所以产生,你们这些辜负全党全国人民期望的高层领导难辞其咎!
    我建议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极端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列入议事日程,并就改进信访工作,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便于党内、外共同监督的规章制度来。
    
    七、可怜的大陆媒体
    
    我想通过亲身经历讲讲大陆媒体的目前处境。我在新闻界有许多熟人。我也经常出入各级媒体机关。我非常了解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以及省委、市委宣传部对于各级媒体的严格要求和控制,什么“七不准”、“八不准”、“二十二不准”、乃至最近的“三十二不准”等等,对于我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稳定团结”,尽可能地报喜不报忧。记得当年胡耀邦同志曾希望新闻工作者们对新闻报道进行二八开,即八成报道成绩,二成揭露阴暗面。其实,作为唯物主义者,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喜报喜,有忧报忧,特别是应该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对于重大问题尤其不应向国家的主人隐瞒真相,只有真正属于国家机密的内容才属例外。如果报道失实,自然有法律手段来惩治报道假新闻的人和单位。
    可是现状是,越来越多的报刊仅仅由于一篇文章不合某个领导的心意,就受到停刊整顿的处分,动不动就改组编辑部和党组。越来越多的编记人员因此受到处罚,甚至丢了饭碗。还有多少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因此,报忧者越来越少,而揭露阴暗面的文章得以报道出来的更属少见。趋利的本能促使许多媒体报喜不报忧。为什么?”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啊!
    还是由我来现身说法。李占恒的翻案文章一出笼,从东北到西南,从华东到华南,在大半个中国,居然有那么多报刊的那么多编记人员就连像“一个入伍仅仅一个月,连运动靶也没有练习过的新兵,发现犯人逃出警戒线外70米,于是端起半自动步枪,连瞄也没瞄,一枪就把逃犯击毙了”这样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也深信不疑;就连“两个‘被冤枉成故意杀人凶手’的解放军战士为什么在恢复公职、甚至当了法官之后,还要继续申诉,要求平反”?这样明显的疑点也全都不顾,急不可待地竞相刊出,而且无一注明“转载”字样,冒充独家新闻的邀功心情昭然若揭。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大骂刘宾雁是个万无一失的新闻热点,完全不在中宣部的几十不准之列。这些人是多么热衷于表明自己是“敢于”揭露和批判刘宾雁,又是多么懂得紧跟中宣部的“战略部署”的呀!可以庆幸的是,在数以几十万计的新闻工作者中,这些”同志”终究是极少数。
    再看,“杀人犯被判刑后不蹲监狱,而且没有平反就重新当了法官”是不是特大新闻? “哈尔滨市教书育人先进教师陈世忠教授一个人告倒5家报社”是不是特大新闻”?广大读者哪怕是出于好奇肯定爱看。这样的消息太有可读性啦!报刊的销售量也随著提高,该是多么好的事啊!可是不然。为了此案,我写信给近三百家媒体共五百余次,其中光是找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法律纵横》栏目就达10次整,结果竟碰了一鼻子的灰。人民日报社、工人日报社、哈尔滨日报社、中国法制报社等等,我都亲自上访过,有的还不止一次。我把包括法院判决书在内的所有材料全附上,结果还是谁也不登!唯一的例外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表了记者的采访和一审判决书的摘要。其它媒体统通噤若寒蝉。揭露法官原来是故意杀人犯,对于清理司法队伍、惩治司法腐败这等头等大事功莫大焉!反之,对此保持沉默,助长了包庇犯罪集团的气焰,使孤军奋战的陈世忠更加孤立,从而使得披著法官、军官外衣的犯罪集团得以继续横行到今天!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象这样对坏人坏事捂盖子,对谁有利?现在,又是老调重唱,一桩民事案件的审理,足足拖了三年整,这是什么行为?这对什么人和什么单位有利,不是一清二楚的吗?就连已经有了一审判决结果的案子也不能报道。这究竟是中宣部又有了新的禁令、还是新闻工作者“自觉自律”的结果呢?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二者同样可悲!而最可悲的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剥夺知情权的中国人民!难道这些掌握新闻审查大权的官员们真的认为庇护违法犯罪集团才有利于“稳定团结”吗?象这种故意把政治和真理、正气对立起来的人,难道还有一点点共产党人的味道吗?这究竟是对“三个代表”的理论的莫大嘲讽、还是对它的最佳注释呢?
    1989年春夏之交,新闻工作者们高举“不要逼我们说假话”的横幅,在人们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13年过去了,新世纪来临了,我们可爱的中国,这种可悲的现状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改进,反而变得一年不如一年。
    全体代表同志们,是审查和清算中宣部这种超越宪法、剥夺新闻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的正当权益的高压政策以及它给我们党的声誉和根本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时候了!
    
    八、为什么非要把人逼上梁山不可?
    
    我回忆自己的一生,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就和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有强烈的翻身感、报恩感。我曾决心学习保尔、柯察金,发誓为“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我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即使是蹲监狱,我置生死于度外,写下了近百万文字,批评和劝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
    1964年2月29日,我在《谏党》一文中,列举了我党在国内、外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误,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切不幸的总根子就在于对毛主席你老人家的个人崇拜,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是你本人的默许和支持下泛滥成灾的。”
    我还特别对我党奉行的所谓反修路线提出批评。审讯员曾正式通知我:“你写的材料已全部上交党中央,尽管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两年之后,祖国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终于开始。
    1988年2月29日,我通过4条渠道以挂号形式向邓小平和政治局5位常委寄出《念四年后再谏党》,批评了党中央搞清污、搞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强行把优秀党员刘宾雁等人开除出党的错误做法,并建议收起“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错误提法等等。没有任何回音。
    2000年2月29日,我向江泽民总书记发出挂号信:《第三次谏党》,揭发这一盘根错节的特大司法腐败案件,检举最高人民法院是包庇杀人犯免受刑事处分和继续担任法官的总后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合理化建议。这一次照例是杳无回音。
    人们把这种向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直接写信、提出批评的做法说成是“愚忠”。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广大群众往往对包公式的清官抱有幻想,甚至呼唤“明君”的出现。我也无法脱俗。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找谁才能拯救我党免于慢性自杀。以前的所作所为仅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救党、救国尽到一片寸心罢了。我极其痛心地想,普通老百姓的不同声音无法“上达天听”,使我们党失去了多少次纠正错误和改善形象的机会!
    无私才能无畏。我扪心自问:良心受到谴责的事情一件没干,为了祖国我奉献出了能奉献的一切。我有充分的资格说:我热爱祖国,可是在咱们可爱的祖国大陆,说真话、做好事、做好人实在是太难了。回顾中国现代史,从右派到彭德怀,从文革到今天,哪一个“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傻瓜有过好结果的?林彪所说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原来是他在我党最高领导层混迹几十年的经验总结!我为了维持真理和人间正义而落到今天的艰难处境,完全是那个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首的犯罪集团一手造成的。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信访部门的见死不救,再加上全国媒体的万马齐喑,使我变成了当代中国的”唐.吉珂德“。人们完全可以从我的遭遇中,找到中共领导人所惊呼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的来源。正因为热爱祖国,我才不能容忍中国大陆的现状。他们的尸位素餐和倒行逆施,恰恰是朱熔基总理自己也承认的“民怨沸腾”的局面的祸根。不断地把好人“逼上梁山”,就是他们的拿手本领。他们根本不懂得“民心丧尽”意味著什么。广大人民倒要看看那位“朱大清官”为贪官污吏和他自己准备的一百口棺材到底用上了多少。
    
    九、对代表们知情权的考验和对代表们党性人性的考验
    既然200多次信访毫无结果,既然打赢了官司又遭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阴谋暗算,既然绝大多数媒体都不敢碰硬,我还有什么指望呢?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我决定遵循恩格斯的名言:“对待一切阴谋诡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它公开揭露”。今年三月,我给海外的《北京之春》杂志和大陆的《人民日报》同时发出了我的《告海内外同胞书》。我明知《人民日报》不会刊登,所以请它以内参形式上达党中央和正在开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出所料,其结果还是等于零。肖扬院长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照旧被通过,就仿佛他们根本未曾干过那一系列败坏党和国家声誉的丑事、坏事似的。看来,就连全国人大代表们,也被一只无形的黑手剥夺了体察民情的权利——知情权。共和国的民主、自由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亲爱的同志们:根据党章,中共十六大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今天给你们大家写信,可以称得上是“第四次谏党”。我寄希望于与会的2,700名代表。但是,你们能不能看到这份足以激起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的义愤的檄文,又是个极大的问号!且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是否会和中宣部密切配合,再一次一手遮天,向全体代表隐瞒真相!也就是说,让全党全国人民看看,你们这些党代表们是不是也象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被某一只黑手剥夺著知情权——体察民情的基本权利!但愿党内形势还没有严峻到这等地步,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接下来就看各位代表们能不能拍案而起,追究以肖扬、陈庭长等为首的一大批共产党员的司法腐败行为和另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玩忽职守的政治责任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今日的中国大陆,这是千真万确的警言。救救中华!无论如何,我曾经如此热爱和信赖的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象现在这样腐败堕落下去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十分欣赏胡耀邦同志修改过的古人对联中的一句话:“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我也记得江总书记曾多次引用的林则徐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愿后死者们能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做“行动的矮子”。我相信,党代表和老一辈革命家中间,仍然大有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你们责无旁贷地会正视目前严重腐蚀著我党机体的腐败绝症,从而挽救我党于垂危之中。
    全党在期待,全国人民在履行主人翁的权利:听言而观行,在监督你们。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提供了机会,但机会决不会长时间地等待的。
    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此致
    敬礼
    陈世忠
    2002.10.29
    

附件7。陈世忠2004。10。1。给胡锦涛主席的第五封信
    陈世忠对胡锦涛同志的严肃批评
    
    胡锦涛总书记兼国家主席!
    
     我,陈世忠,于1998.2.25、 2000.12.15、2001.7.20.和2003。10。1。先后发过四封挂号信给你,揭发检举建国以来特大司法腐败案件,均未引起你的任何反应,以至于现在此案件又出现了新的恶性发展。
     这一切极其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国家制度上的根本缺陷:人民公仆不必对人民负责任!我多么希望这个弊端能够从你执政开始得以根除,可是看来这个天真的愿望又要落空了。
     在上封信里我说过:“我们这个号称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人民和领导人之间的联系渠道居然如此堵塞,令人吃惊!但是,或许你可以把事情解释为,政治局常委之间有分工,有关刑事犯罪方面的问题不归你管。因此,信访部门干脆没有把我的信件放到你的办公桌上来。那么好吧,以前不算,今天咱们从头开始!现在我郑重向你揭发检举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司法腐败案件!我检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沈阳军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的高层领导(或许还有级别更高的某些人)相互勾结,共同包庇两名故意杀死蒙受冤狱的无辜犯人,反而诬陷被害者企图逃跑,从而邀功请赏,混进党内、甚至当上法官的军中败类。”
     在长达二十年的斗争中,尽管我排除万难、屡战屡胜、尽管我一再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中纪委、向中组部、向政法委报捷和建议乘胜追击,可是,它那盘根错节的老窝、其罪魁祸首最高人民法院的罪责始终没有得到清算;现在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丑恶表演。多少才华横溢的小说家都杜撰不出如此精彩的戏剧性情节来!
    
     这是一起案中案,涉及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乎到了“洪洞县内无好人”的程度!
     先从一起民事案件作为开头。1997年11月,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在全国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我“在获得平反之后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来了。”我找到五家报纸编辑部,出示证据,摆事实、讲道理,请他们更正,遭到拒绝。我只能向法律寻求公道,状告作家李占恒和五家报社侵犯了我的名誉权。由于被告的多次借故拖延,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直到1999年9月才作出一审判决。这份长达九页的民事判决书关键词语有:
    
     “陈世忠积极地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行为,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陈世忠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表现,这不仅不能受到批评和指责,而是应大力提倡和发扬 的。况且仅凭陈世忠的检举,不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必要条件。李占恒在报纸上以贬 意的词语,评论陈世忠的检举犯罪的行为,是对陈世忠名誉及人格的侵害。故李占 恒应在相同的场合赔礼道歉,挽回影响,并赔偿由此给陈世忠造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总计25万元人民币)
    
     你看到,我基本胜诉,而且法院给予我的正义行动和坚持真理精神以很高的评价。
    
     从判决书可以看出,这表面上看来是一起民事案件,其实是严重得多的案中案:刑事杀人案件和包庇犯罪案件。
    
     1969年两名解放军哨兵王忠全、马洪才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利用看押劳改犯的职务之便,制造假案、杀死无辜犯人李植荣(原“反革命罪”已经平反),邀功请赏。两名凶手在事隔19年零9个月后终于被绳之以法,经过公开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徒刑。无辜惨遭杀害的李植荣的冤屈得以昭雪。可是,在各级法院的包庇下,二犯早在上诉期间就被“交保释放”,接着被免于刑事处分,在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就恢复公职、恢复党籍、补发工资,继续当法官!一年后,案件被撤消。后来,两名凶手曾多次申诉,要求宣告他们无罪,均遭驳回!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即李占恒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之后!至此,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没有!
    
     该案的一审判决书和二审判决书都白纸黑字写着:“王忠全、马洪才二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而且马洪才本人曾多次供认不讳。”这个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即使是后来的免于刑事处分和撤消案件,理由也只是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就是说,经过调查,确认二犯曾犯有故意杀人罪,仅仅是因为过了追诉时效,才免于刑事处分;也仅仅是因为过了追诉时效,才撤消了案件。因此,任何一份判决书也没有对王忠全、马洪才二人的犯罪事实提出怀疑或否定。任何一份判决书也没有对检举人和大批证人的证词提出怀疑或否定。就连王忠全、马洪才二人自己也懂得“免于刑事处分”或“撤消了案件”,根本不等于平反!否则,已经“免于刑事处分”和“撤消案件”了,为什么还申诉要求“平反”呢?而且得到的正式回答始终是“驳回”!
    
     李占恒在多家报纸上用整版的篇幅替两名杀人犯鸣冤叫屈、称他们是“忠于职守的好战士”显然是歪曲事实;而他重新把被冤屈杀害的犯人李植荣说成是逃犯完全是颠倒黑白,他仅仅是重复了王、马二犯在法庭调查时徒劳地替自己开脱罪责的辩护词罢了。他指责“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完全是对敢于揭发坏人坏事的检举人和全体证人的挑战!在铁的事实面前,李占恒理屈词穷,以至在法庭上对被害人李植荣的家属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问(有法庭调查的录音为证)!可见,是与非在他的心底深处是清清楚楚的。他的败诉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六被告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此案于1999年10月移送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民法规定,二审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公开审理并作出判决。可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拖延13个月,好不容易开了庭, 又不作任何判决,而是把球踢回给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它重审:同时又下达一个128号秘 密文件,传达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说是由于“此案系一起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案 件”,要求“不以侵犯名誉权定案为宜”。换句话说,千万不能让陈世忠胜诉!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接到重新审理此案的通知后,左右为难,既不敢违背两个顶头上司的明确指示,又不甘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于是只好一拖再拖。把一件事实清清楚楚的民事案件又足足拖了43个月(不知是否打破了吉尼斯纪录?),在未经任何公开审理的情况下,作出了一份新的判决。而且故意把签发日期莫名其妙地偷偷向前挪了五十天。
     这份判决书是一份少有的难能可贵的反面教材,它的结论的荒谬使得想象力最丰富的幻想家也相形见绌。就这样,一件明明白白、不折不扣的名誉侵权事件,到了有权有势的法院败类手中,就好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我在无理取闹,应该败诉!变成了李占恒发表颠倒黑白的诬陷文章有理;变成了王、马二犯故意滥杀无辜有功,王忠全有资格继续当他的共产党员、法院庭长;李植荣活该被打死;而陈世忠千不该万不该没事找事,不该揭发检举这起杀人案!
    
     这样一来,我陈世忠就面临着一批乍看起来极其强大的邪恶势力。他们包括: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此外,还有法库县人民法院、铁岭市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检察院等等,等等。这些违法乱纪的单位和单位负责人貌似强大,可是由于手里没有真理,总是显得做贼心虚、底气不足。
    
     现在,我就来和你一道分析这份荒谬绝伦的判决书。新判决书的结论部分说: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发生在1969年嫩江劳改农场武警战士开枪打死走过警界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虽经司法机关立案并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其结论是本案已过追诉时效期,故依法撤销王忠全、马洪财案件,即对“犯罪’’事实没有予以认定。李占恒根据自己调查和采访的材料,按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观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刘宾雁当年仅凭陈世忠提供的案件事实,即撰写了《第二种忠诚》一文,并由该文导致二个武警战士获罪入狱的后果。此种行为应属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言论自由,文中不存在事实失实的情况,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因此,《悲剧》一文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该文结尾部分说: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这段话是作者引用王忠全、马洪财的话,并非作者的评语,此话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故此话也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陈世忠能积极向有关机关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关于李占恒反诉陈世忠撰写的《质疑》一文侵犯其名誉权问题,双方在不同的报纸,对同一事件公开发表个人观点,均不构成对对方名誉权的侵害。本案的五家新闻单位,只是如实载登了李占恒和陈世忠的文章,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均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
    
     为了和你一道来一番“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当我拿你作比方的时候,请千万包涵,不要介意!
     如果有人发表文章,说你胡锦涛同志在上大学期间曾经奸污过一名少女,在甘肃省工作时曾经贪污受贿百万巨款,在西藏你亲手杀害了两个喇嘛。你一定很生气,对吗?你可能会向法院控告他。那么,往后将怎么样呢?如果你的案子不幸落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李全文法官手里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1、法院经过调查,说你胡锦涛“在上大学期间曾经奸污过一名少女,在甘肃省工作时曾经贪污受贿百万巨款,在西藏你亲手杀害了两个喇嘛”的事已过追诉时效,因此免于刑事处分,或者撤消案件。你总该满意了吧?当然不!你会觉得很荒唐。之所以没有处分你,不是因为这些往事“已过追诉时效”,而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做过这等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或者,反过来说,既然法院经过调查,认定这些往事“已过追诉时效”,那就说明你以前确实犯过这类罪行。这不是很合乎逻辑吗?
     2、如果这个人是在报刊上说这番话的,又当如何?不要紧。只要他能说出,是根据(比方说)国内外某家小报上(哪怕是内部刊物,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审判实践》也行)这么说的,他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是别人先说的,他仅仅是“引用”别人的说法而已,他就没有责任了。
     3、尽管这个人是在报刊上说这番话的,但是你完全可以反驳嘛!你胡锦涛同志也有嘴,也有笔呀,你很能说能写啊!你可以写文章说,在上大学期间并未奸污过少女,在甘肃省工作时并未贪污受贿百万巨款,在西藏你根本没有杀过两个喇嘛。只要报纸也发表了你的反驳文章,这就万事大吉了。你们双方只是在平等地讨论问题!报纸只是提供了一个双方畅所欲言的场所罢了。谁侵犯你的名誉权了?编辑部何罪之有呢?
     4、再次,尽管有人在报刊上说了这番话,尽管这番话也确实有损于你的名誉,但是据说并没有造成未造成对你胡锦涛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例如,你并没有因此而丢掉共产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乌纱帽啊!),因此,你还是得败诉。法院不会以侵犯你的名誉权结案的。因此,没有任何人需要向你赔礼道歉,更不用说因诽谤罪而受刑事处分了;至于诉讼费用嘛,人家没有侵犯你的名誉权,你却告人家侵犯你的名誉权,纯属无理取闹。你不仅应该支付诉讼费用,而且要赔偿人家蒙受的时间和精力损失、律师费用和旅差费用等等!
     5、不仅如此,民事法庭还认为那个人的文章“没有失实之处”,今后他还是有权照登不误,因为他是根据自己调查和采访的材料,按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观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的!如果把你气死,那么你是活该!
    
     好了,暂时写这么一点点。胡锦涛同志你可千万别生气。只是拿你打了个比方。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生气的话,那就更好,你就可以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这种判决书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
    
     请问,作出这种判决的人还有资格留在法官队伍里吗?如果他们仅仅是汉语能力太差或者法律基础知识没有学好,或许还可以补救,让他们上补习班去扫盲,再到政法学院去回回炉,重新考试,合格后再来参加公开选聘法官。但是,更要命的是这些法官心术不正、职业道德丧失殆尽、极可能还有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的行为!
     顺便说一句,这种事他们是决不会让我这个原告知道的。但是,如果你们真的重视我提供的这条犯罪线索的话,就请顺藤摸瓜,找各被告单位(五家报社)去调查、侦询和查账!为什么?在漫长的马拉松诉讼过程中,我这个原告就遭到某些审讯员的勒索,仅仅由于我向上级提出揭发和严正交涉后,才为此案撤换了个别法官(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更换了其他法官!可是,这一次我早就正式书面要求有经济关系不清之嫌的李全文法官回避,竟然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其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但是,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李全文等法官的个人品质也不太公平!由于这个新判决是在两大上级法院的指示的压力下作出的,因此有必要追究一下,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什么具体人在唆使或迫使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作出这种连小学生都能洞察其奸的所谓判决来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件事实清清楚楚的民事案件再次被他们拖了足足43个月,才作出了这份不象样子的新判决的原因所在。
     不过李全文等法官在忠实执行上级错误指示方面的努力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最高人民法院起码还承认:“‘悲文’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但是,要求“以认定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为宜”,为什么呢?因为“此案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可是,这又是个摆不到桌面上的歪理,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就给下级出主意,找个借口,就说是“鉴于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因此就可以将“此案以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定案”了。
     锦涛同志,你看看,下达这个黑指示的最高人民法院眼睛里还有真理吗?下达这个黑指示的最高人民法院心目中还有正义吗?下达这个黑指示的最高人民法院眼睛里还有党中央吗?或者他们下达这个黑指示的最高人民法院不是把天下人全部当作阿斗了吗?试问,最高人民法院是通过什么样的最新科学方法调查和分析得出 “作者和有关报社虽有损害陈世忠名誉的行为,但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的结论的呢?说白了,且不论“此案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说法有多么荒唐可笑,但它充分暴露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案时根本不是像他们一直标榜的那样,“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把他们所谓的“政治问题”放在首位;为了他们所谓的政治,可以不顾事实,可以牺牲真理和道义,不惜自己颠倒黑白,而且指示也要昧着良心和职业道德,跟着他们这么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脸都给这伙把持着司法大权的所谓法官们丢尽了!
     而到了李全文法官那里,就干脆连“‘悲文’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索性一口咬定被告李占恒的文章“没有失实之处”,以便釜底抽薪,让你陈世忠彻底败诉。或许,李全文这个民事案件的法官之所以拖了整整43个月才作出判决,就是把宝贵的时间用来“越俎代庖”,去重新调查一起早已经铁板钉钉的刑事杀人案件了吧?于是,经过漫长的思想斗争,趋利避害的私心终于占了上风,李全文法官做出了连最高人民法院都还没有敢做出的结论!谁说咱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这就是一个!
     即使是法盲,也看得清楚,李全文等法官如此故意偏袒被告李占恒以及名副其实的杀人犯王忠全,必定有巨大的利益驱使,有待你们派人去查处!但是,只要最高人民法院的黑盖子不被揭开,李全文等法官的获得提升是指日可待的了;就像1989年被定性判刑的王忠全照样可以当法官、甚至提升为庭长一样!
    
     李全文法官讲不出任何道理就把同一家法院同样是民事审判庭作出的判决书进行了一个180度的大改变。这是天下少有的怪事;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她还保留一句话,“表彰”我说:“陈世忠能积极向有关机关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就奇怪了!既然他们经过调查,承认了李占恒的文章“没有失实之处”,我的行动只能有一种解释:诬陷解放军、攻击人民子弟兵、想革解放军的命等等,这和“积极向有关机关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什么共同之处呢?对于我这种故意歪曲事实的人不实施王忠全再三要求的“反坐”个诬陷罪,怎能消除王忠全心头之恨呢?
    
     可见,李全文这样的法官不仅没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就连逻辑学好像也没有学过,我不禁记起样板戏《海港》中的一句唱腔:“靠这种人也能管好码头(法院)?”
    
     就这样,浑身是理的我一审败诉了,不是因为理亏,而是败在吹黑哨的裁判手里。不错,我还有不服新判决的权利:我可以依法上诉啊!可是,向谁上诉呢?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那已经是终审了。如果再败诉,那还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而那正是发出128号黑指示的两个最高门头!二审(即终审)还没有开庭我已经败诉了!试问在中国大陆(除了找党中央和你国家主席以外)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种种迹象表明,最高人民法院除了自身的腐败渎职以外,还承受着军方的巨大压力!
    
     军方对王忠全和马洪才的包庇非自今日始。早在1986年1月,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就调查过我的控告信。后来却无声无息了。直到1999年我状告李占恒侵犯名誉权时,李占恒才出示了那份没有法律效力的调查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的调查人花费80%的篇幅,详细叙述他们找这个找那个的过程,可是结果呢?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只是请当时在出事的劳改农场工作过、但都不在现场的一些干部开个会,进行集体回忆,就作出结论,而且说,这和马洪才本人的说法一致。试问,这样的调查报告有什么价值?或许唯一的价值是所有那些干部都承认“李植荣平时表现好,没有逃跑思想”吧?再就是说“李植荣确实出了警戒线约3米”!是3米,而不是70米、40米或20米!
    
     在1989年1月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被告当然出示过这份对他们极其有利的调查报告的。结果呢?因为毫无说服力而未被采纳。罪犯照样被定性为故意杀人并判刑!
    
     1999年9月,在李占恒一审败诉、面临着向陈世忠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时,军方又开始动作了。有趣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检察院联合作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主动介入地方法院的民事诉讼;更加有趣的是,他们不是直接将公函发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而是要求李全文法官亲自到北京去取这份证明!大概,在他们眼里李全文的官职是太小了!但是,这份加盖三个大印的调查报告一共只有一页结论,既没有调查人员的签名,也没有调查经过,更没有说明新的调查是如何推翻了原来证明二犯故意杀人的十几份证言的。由于心虚,李法官始终不敢按照法律规定,把这份所谓调查报告的复印件交给原告!
    
     军方对李占恒这样一个造谣作家爱护有加,就在他败诉期间,居然被授予将军的头衔!人民不禁要感慨万分:在咱们中国,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当法官和将军吗?
    
     许多人一听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之类的头衔,就不由自主地产生敬畏之意。而且相当多的身居高位的官僚主义者们可以说:法院的事我们不宜插手,要尊重司法独立嘛!这是个相当冠冕堂皇的理由,能使自己得以脱身。可是,正因为如此,这股掌握司法大权的黑势力才能形成一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网,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执法犯法,互相包庇、官官相护,得逞至今!
    
     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果是区区小事,我决不会惊动你这位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现在,除了找你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外,我还能找谁呢?但是,我向那么多中国党政领导人发了几百封检举信,迄今只有1986年4月18日给胡耀邦总书记的检举信似乎是起了作用,导致了此案的专门调查,终于使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不能不使人们怀疑,咱们的信访系统是否出现了肠梗阻现象,还是仅仅是摆摆样子的?或者更恶劣的是,是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都明明知道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倒行逆施,却放纵他们这么干(1998年1月我去全国人大法工委揭发此案,负责东北三省事务的工作人员就承认他们知道这个案件!)?
     我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十四年半的冤狱也没有使我对她失去信心。可是,这些当代赵高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指鹿为马的卑鄙行径,使我痛感仿佛是生活在戈培尔当政的德国!这哪里像我心目中曾经如此热爱的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难道说真的一代不如一代?难道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腐败到病入膏肓的程度了?说来可笑,一起35年的故意杀人案,我从1981年获得平反就开始检举。经过一波三折,到头来,我这个检举人竟然落得个一身不是,妻离女散,好端端的家没了;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不免令后人感叹:“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这一回你该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士越来越少;这一回你该明白,人们常说的信任危机、信仰危机等等的来源了吧?
    
     我建议你也追查一下,为什么我的四封挂号信都不曾让你本人过目?为什么我请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转呈给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一起特大司法腐败案件大曝光》和《陈世忠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第四次谏党)》你们全都被剥夺了知情权?今天我给你这第五封挂号信也是有胜于无,让到是理。这一次如果你不回信或者不处理这个特大司法腐败案件,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早已经“惯于长夜过春时”了,因为你总可以找到一百条理由替自己开脱的。
    
     你们深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如果我的上面那些不恰当的比喻对你有所触动,你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从而运用人民给予你的权力,向司法腐败的总根子发起总攻的话,你对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贡献就会比现在大得多!记得你和江泽民同志不止一次地在报告中慷慨激昂地表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就事论事而言,在处理这个开国以来特大的司法腐败案件上,你们的所作所为(或曰不作为)如果让广大人民、广大党员知情了,他们会满意、会同意、会赞成、会拥护吗?“忠不忠,看行动”!希望你决不会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不必常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挂在嘴边。写信给你的陈世忠的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就是你的最好的学习榜样!
    
     “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感谢生活为我提供这么大好的为祖国人民建功立业的舞台!这是历史对我的成全和荣宠。还记得“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吗?我生性乐观,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视犯罪份子和知法犯法的包庇纵容犯罪集团如草芥。怀着真理必胜的信念,且看他们横行到几时!我坚信,祸国殃民的国家败类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今人和后代的唾骂和嘲弄对象!千秋功过,人民自会评说!我希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你会代表党和国家向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和谢意!
    
     由于我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理性上和感情上都不能见死不救;不忍心听任曾经哺育我成长的共产党继续腐败、腐朽和腐烂下去。所以写此信给你,希望你能产生心灵的震颤,和我一道力挽狂澜于既倒,救救我党,救我中华!
    
    敬礼
     陈世忠
     2004年10月1日
    

附件8。 陈世忠2004。10。1。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胡锦涛同志,
    吴邦国同志,
    温家宝同志,
    贾庆林同志,
    曾庆红同志,
    黄 菊同志,
    吴官正同志,
    李长春同志,
    罗 干同志,
    各位常委,你们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刚刚胜利结束,迎来了新中国55周年国庆节,远在万里海外的陈世忠向你们热烈致意。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奥运健儿喜获丰收,反腐斗争不断取得实效,祖国各地一片繁荣景象,真可谓普天同庆。我为祖国的每一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成绩不说没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今天,我给你们九位同志写信,专门反映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司法腐败问题。诚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我在向历届党政领导人100多次信访上访遭到碰壁之后,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决不可能是一个不受监督、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因此,中国司法腐败的总根子和黑后台不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而很可能是领导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党中央政治局里的某个人或某些人。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而这种领导又是通过核心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你们这几个具体的领导人来实施的。我不相信,我的百余次上访你们会毫不知情,我有充分理由怀疑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对最高人民法院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长期进行支持、包庇和纵容!
    
     我郑重建议,你们在召开下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把我这封信列入议题,正式讨论,得出结论,通过决议。
    
     说话要有根据,请听我的述说。你们个个都是大忙人,我只说事情的梗概:
    1、我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培育起来的知识分子,早年留学苏联的优秀毕业生,一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曾蒙受冤狱十四年半,获得平反后继续积极为祖国人民服务。我在大学任教时,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方面均有可喜成绩,获得许多奖励,是哈尔滨市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兼任诸多社会职务;多次给各单位作“我把心中的爱献给党和人民”的报告,收到良好效果。我的事迹曾被许多媒体广泛介绍;万里同志曾几次公开表彰《第二种忠诚》的精神。现在我已光荣退休。
    2、我在1969年在嫩江劳改农场服刑时,和几十名犯人一起亲眼目睹解放军哨兵制造的假案,他们故意杀害正在积极劳动的犯人李植荣,却把事情说成是该犯人“企图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继续逃跑而被击毙。”哨兵因此获得奖励,为后来入党、提干奠定基础。
    
    3、我在1981年获得平反后,立即写信揭发检举此案,由于收信单位互相推诿,迫使我在63个月里找了32个单位,包括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后来引起黑龙江省委重视,组织调查,查明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黑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白景富同志亲笔写信向我鸣谢,表示要学习我对政法工作的负责精神。
    
    4、1989年1月我应邀到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证。庭审中杀人凶手马洪才对罪行供认不讳;主犯王忠全虽百般抵赖,但在十多份证人证词面前理屈词穷。法院确认被杀害的李植荣是无辜的,两名凶手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他们轻得出奇的有期徒刑。正义得到伸张。
    
    5、从1997年11月起,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在全国报刊上发表长篇文章,说这两个凶手是“忠于职守的好战士”,称无辜被杀的犯人为“逃犯”,说检举人陈世忠“给别人制造了冤假错案。”文章还透露,主犯王忠全被判刑后不服上诉。但是,就在上诉待决期间,这个杀人案主犯居然被保释出狱,四处活动,在既没有平反、也没有宣布无罪的情况下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甚至当法官(而各级法院却一直向被害人家属和检举人隐瞒上述真相)。这幕丑剧是由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党组书记兼院长杨殿元操纵党委一手包办的,又是在其上级领导机关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知情和支持下粉墨登场的。
    
     1998年4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驳回了王忠全要求平反、宣告无罪的申诉。
    
    6、我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李占恒和五家报社侵犯名誉权。1999年9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确认李占恒的文章完全失实,侵犯了陈世忠的名誉权,判决李占恒公开赔礼道歉,要求李占恒和各报社赔偿损失共25万元。
    
    7、李占恒和各报社不服判决,上诉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法院不按民法规定(二审民事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结案和判决)办事,拖了整整十三个月不开庭审理。
     而在这期间我曾接到许多次古怪电话;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所在单位哈尔滨市职工大学的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宋春英同志接待一名自称是哈尔滨市香坊区检察院干部的人前来对陈世忠进行外调,感到此人行为反常,既无外调公函,又是一个人独自来访,就拒绝把我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他。仅仅一周之后,这位主任竟然被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连砍十一刀,其中有几刀距离心脏很近,经抢救脱险致残,至今没有破案,而那个奇怪的来访者再也没有露面;而我和该检察院也素无瓜葛。这两件事如此巧合,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它再次间接证明,政府对检举人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我和家庭的安全得不到国家的任何保障。
    
    8、负责二审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此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为由,特地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并于2000年10月以128号文件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精神传达给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该院重审此案,其理由竟然是“经研究认为,‘悲文’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虽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但鉴于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故以认定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为宜”。 因此,“根据最高院的答复精神,此案以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定案为宜。”
    9、2004年5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拖了43个月以后,另组合议庭。审判长李全文根本未经审理,悍然推翻原来基本正确的判决,作出新的民事判决。该判决书公然多处撒谎,甚至无视“王忠全、马洪才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这个从未受到质疑的法律结论,毫无根据地硬说李占恒的“文章没有失实之处”,宣布六被告没有侵犯我的名誉权!
    
    10、此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等单位曾主动介入这起民事案件,向哈尔滨市中级法院提供只有结论而没有任何调查过程的一页红头文件,把明明白白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的罪行说成是“职务行为”,包庇故意杀人的战士,对地方法庭施加压力。
    
    11、我从1997年11月到2004年9月,就被法院判刑的杀人凶手居然入党、提干、甚至当法官的严重违法乱纪现象向有关单位和领导人进行上访信访几百次,其中包括信访七位前任政治局常委几十次,无一例外地毫无回音。我向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分别寄出《特大司法腐败案件大曝光-告祖国大陆同胞书》和《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第四次谏党)-根除腐败、抢救中共》,请他们转呈党的十六大、全国人大和政府领导,结果还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不明白,我们党的喉舌和各级信访部门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护“稳定团结”的吗?
    
    12、就这样,铁证如山的故意杀人凶手窃居法官岗位足足二十年而不但不受惩罚,反而步步高升,当上了庭长和“优秀法官”;造谣中伤的作家不受任何惩罚,照样当他的军官;我揭发检举如此重大冤假错案,被确认检举内容“基本属实”,不但没有得到党和国家的任何奖励,反而在广大读者印象里变成了“给别人制造冤假错案的人”足足七年,得不到澄清和赔偿,落得一个家庭破裂、妻离女散、无家可归、不得不浪迹海外的悲惨结局;现在一批吹黑哨的法官们又故意颠倒黑白、硬让我绝对有理的官司打输!而李植荣,一个1957年被错抓错判的无罪公民(其原案已于1986年平反),1969年被两个故意杀人犯残忍杀害,到1989年已经真相大白:而在这以后的十五年里,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一点点慰抚和补偿!这样的荒唐事在古今中外都是极其罕见、堪称独一无二的。人们不禁喟叹: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本来十分简单的故意杀人案被人为地弄得如此复杂,牵涉面越来越大,以至于处理起来似乎显得难度很大。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于那些故意杀人又逍遥法外的重要罪犯、对于那些故意包庇纵容杀人凶手、重罪轻判的法官、对于那些挖空心思、让杀人凶手在被判刑后得以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甚至当法官的知法犯法的司法部门和干部、对于那些故意歪曲事实、无视法律、作出故意颠倒黑白的判决来的法官们、对于那些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老部下开脱罪责的军事部门等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难道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最具体的实际行动吗?对于违法活动的司法干部的惩治是对人民负责任的表现,是大快人心、深得人心的好事,人民只会更加拥护你们,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信请看,揪出了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马向东、李嘉廷、田凤山等等蛀虫以后,党的威信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呢?这不是极其浅显的道理吗?但是,在彻底揭开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首的特大司法腐败集团的盖子之前,斗争肯定是艰难曲折的,相当一批干尽坏事的司法干部们必然会拼命抵制、全力反扑的,因此阻力一定不会小。关键在于党中央持何态度?你们九个人持何态度?
    
    坦率地说,我对于你们的上届领导是非常不满意的。例如,光是给江泽民同志我就写过三封信;给胡锦涛同志五封信;给朱熔基是13封信,包括一封特快专递;给尉健行是23封信;给李鹏是两封信;给李瑞环和李岚清各一封信;此外,我给最高人民法院肖扬23封信;给最高人民检察院11封信;给负责政法委工作的罗干同志8封信,等等。结果是信访无消息,上访无回音!这样的领导谁不会当?这样的领导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我真心诚意地希望,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千万不要把这种官僚主义恶习也继承下来!
    
    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证,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并不都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于1980年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同志的信收到了回信,他很快就指示北京市法院复查我本人的案件,从而导致冤案平反;我于1986年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揭发检举这桩杀人案,导致了黑龙江省组织对此案的专门调查,使案件得以水落石出;我于1992年给人事劳动部长罗干同志写信,反映某些技工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也曾收到罗干同志的亲笔回信。可惜的是,现在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好像已经不时髦了。就连罗干同志在升任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以后,收到同一个我反映一个比技工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严重十倍的问题的来信后,反而变得一声不响,既不理睬,也不处理了。我绝对不相信罗干同志看不到我的信;我更不相信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朱熔基、尉健行、李鹏、李瑞环、李岚清、肖扬、韩杼滨、高昌礼、何勇、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等同志都没有收到我的总共一百多封检举信!顺便说一句,1998年1月,我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去反映情况(同时还留给田佩云和邹家华同志各一封检举信)时,分管东北三省工作的同志就承认他们知道这个案子!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如此明显的渎职枉法徇私行为引不起这些人的重视,激不起这些人的义愤?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勇斗歹徒和恶势力的英雄事迹得不到这些人的半点支持,感动不了这些人的铁石心肠?人民要这样的干部有什么用处?过去有句名言,叫做“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尽管这句话包含着封建思想,颠倒了主仆关系,但讲这话的人起码还能把民间疾苦放在心中,和那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的官老爷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诚恳地希望你们有一点闻过则喜的精神,我诚恳地希望你们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反思一下你们的前任的所作所为(确切地说是不作为)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从而稳、准、狠地对司法部门的腐败渎职行径来一次大清算,来一次雷厉风行的家丑外扬,彻底清除我们队伍里的蛀虫,使革命队伍更加纯洁!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我注意到:
    
    “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二)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
    “(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加强社会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
    
    “九、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惩腐败分子。”
    
     尽管文件中没有突出强调指出,人民如何才能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也没有强调如何支持、鼓励广大党员和普通群众对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以及如何保护和奖励敢于揭发违法乱纪罪行的检举人--尽管如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好文件。但是,文章写得再好,广大党员和全体人民总是要“听你言而观你行”的。如果你们是真心诚意而不是口头说说而已,那么就请从陈世忠揭发检举出来的证据确凿的杀人犯何以能够当上法院庭长作为突破点;就请以最高人民法院给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28号黑指示为突破点,就请以一个最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却被逼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无家可归、浪迹天涯的陈世忠的遭遇为突破点,来一个《官司惊动中南海》,来一个今日的《杨三姐告状》或《杨乃武和小白菜》;来一个取信于民,证明你们不像你们的前任那样,不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同志们:作为政治局常委,你们之间有一定的分工。例如,曾庆红同志曾负责领导中组部;吴官正同志负责领导中纪委;李长春同志负责领导中宣部;罗干同志负责领导政法委;温家宝同志作为国务院总理,下面设立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和劳动人事部等等;吴邦国同志作为全国人大委员长,领导着一府两院;胡锦涛同志作为国家元首,更是天下大事没有你不管的。相比之下,只有贾庆林和黄菊同志似乎与我涉及到的案子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如此,我相信,常委之间也仅仅是分工不分家。遇到大事还得依靠集体领导,共同决策。遇到最高人民法院本身知法犯法而又被当场抓住把柄的特大司法腐败案件,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借口分工不同而置身事外。希望新一届的党政领导干部充分意识到双肩的重任,不要辜负了人民的信赖和期待。
    
     我期待着你们的明智抉择,我盼望着司法部门的当代赵高们得到应有的处置;我坚信,我为党和国家建功立业的宏誓大愿终将得以实现;我毫不怀疑,共和国会认清自己的忠诚的优秀儿女,从而给予正确的评价。
    
     “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感谢生活为我提供这么大好的为祖国人民建功立业的舞台!这是历史对我的成全和荣宠。我珍惜万里同志在人民大会堂里做报告时曾指出的:“我们不但需要雷锋式的第一种忠诚,更需要陈世忠式的第二种忠诚。”还记得“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吗?我生性乐观,越是艰险越向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视犯罪份子和知法犯法的包庇纵容犯罪集团如草芥。怀着真理必胜的信念,且看他们横行到几时!
    
     千秋功过,人民自会评说!
    
     敬礼
     陈世忠
     2004年10月1日
    

附录:各位领导!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重复案情,自己都感到非常非常腻歪。关于这个案子以前已经有过许多报道,而且有大量法律文书可查。因此,我仅仅列出一份目录,请你们安排秘书调档。
    
    请你们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阅下列材料和证据:
    
     1.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4)中刑监字第1011号刑事再审判决书(1986。3。11。)
     2.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1989)刑一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1989,1,24。)
     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9)刑一上字第78号刑事判决书(1989,6,23。)
     4.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0)刑三字第51号刑事裁定书(1990,4,5。)
     5.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黑刑监字第37号驳回王忠全申诉通知书(1998,4,15。)
     6.王忠全的“证言”(1999,4,16。)
     7.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哈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1999,9,2。)
     8.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民终字第128号致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函 (2000,10,18。)
     9、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哈民一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2004。3。18。)
    
     10、刘宾雁:《第二种忠诚》(《开拓》杂志1985。3。创刊号)
     11、黑龙江省检察院和司法厅劳改局联合调查组1987。9。17。关于陈世忠控告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
     12、马超元1985。7。2。证言材料
    
     13、李占恒文章“大家”,“大作”,“大手笔”,大冤案----刘宾雁笔造悲剧(沈阳晚报1997。11。10。黑龙江晨报1997。11。11。华西都市报1997。11。28。新安晚报1997。12。15。老年报1998。1。10。等)
     14、王亲民: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真伪始末(《审判实践》1990。2。)
     15、王忠全1991。5。1。刑事申诉状
     16、马洪才1998。1。6。刑事申诉状
     17、杨殿元1998年11月致辩护律师蒋建兴的信
     18、陈枢律师1992。5。4。“王忠全、马洪才故意杀人案案情分析”
     19、“中国当代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
     20、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关于陈世忠控告案的调查报告(1986。1。)
     21、王忠全:“陈世忠编造虚假事实诬陷解放军哨兵”(1998。12。)
     22、法库县和铁岭市法院旁听组1988。12。情况说明:“纵观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真假虚实”
     23、陈真尧1998。11。25。证言
     24、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1998。5。13。给陈世忠的回信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检察院关于李植荣被杀案的调查报告(2001。3。27。)
     26、陈世忠和爱人邱冰离婚协议(1998。12。)
    
     27、白金龙、楼有闻: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陈世忠仗义为冤案追诉60月(《民主与法制》1988。7。)
     28、楼有闻:汲取经验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同志(《民主与法制》1988。3。)
     29、陈世忠致读者信:李植荣一案的教训(《民主与法制》1988。8。)
     30、郭晶:十九年后的审判(《黑龙江法制报》1989年2月17日)
     31、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1985。2。8。给陈世忠的回信
     32、白景富1987。11。13。给陈世忠的感谢信(白景富当时是黑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
    后任公安部副部长)
     33、陈世忠:冤案,还未真正了结……(《民主与法制》1989。7。)
     34、十年后,陈世忠再告状(《民主与法制》1999。2。)
     35、笔造冤案与枪演悲剧背后的官司(《今日法坛》1999。2。)
     36、陈世忠1999。9。9。上诉状
     37、陈世忠一审胜诉(《民主与法制》1999。20。)
     38、昆明法院使用测谎仪器办案
     39、陈世忠的代理人杨万霖同志在2004年8月26日的二审法庭上的代理发言
     40、陈世忠在2004年8月26日的二审法庭上的书面声明。
    
    另外,请你们向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调阅:
     41、陈世忠:《特大司法腐败案件大曝光-告祖国大陆同胞书》和
     42、《陈世忠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第四次谏党)-根除腐败、抢救中共》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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