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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地图公案:全球化时代中国地图学舞台上的“丑小鸭变白天鹅”故事?/龚缨晏
(博讯2006年4月03日)
全球化时代中国地图学舞台上的“丑小鸭变白天鹅”故事? ——写在《天下全舆总图》的“科学鉴定”结论公布之际

    龚缨晏,浙江大学
     (博讯 boxun.com)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对于秀才来说,比这更糟的,是同时遇见了几个自认为是“秀才”的兵。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如果这些兵中既有中国人,又有来自几个国家的外国人,而且嗓门还特响,那才真叫糟呢!
    就凭这句俗语,就足可以证明我们老祖宗之无比聪明,因为他们用极其通俗的语言,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这类社会现象不仅过去发生过,而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依然在发生。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就是那幅《天下全舆总图》。
    刚进入2006年,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这幅地图,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3月23日下午,该地图的发现者刘刚公布了新西兰维卡特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对《天下全舆总图》的测定结果,认为其纸张的年代为1730年到1810年之间,或1640年到1690年之间。在此,我们的疑问是,如何证明送检的纸样取自该图?为何没有像开始宣传的那样对墨迹的测定?与此同时,刘刚发表了一篇长文,来自美国的贡纳•汤普森博士(Dr. Gunnar Thompson)也发表了长篇技术评论。此外,据媒体报道,《1412年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英国人孟席斯都对该地图的“真实性作了肯定性的评论”(参见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3日 17:27 新浪科技)。
    面对着新西兰维卡特大学的科学测定结论,以及刘刚、贡纳•汤普森博士的长文,真不知道从何论起。好在这次刘刚的文章就公布在网上,而是不像上次那样只是在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才有披露,国内读者难以寻找。更好的是,贡纳•汤普森博士的文章也已被译成了中文,省却了许多麻烦。我们就从这两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开始说起。
    这两篇文章资料不少,内容很广,但是,讲了半天,就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各种资料(包括古字画、古籍、古纸、中外古地图、新西兰维卡特大学的测定等等)都表明,《天下全舆总图》是1763年绘制的。绘制的基本含义是在纸基上用墨料创作,无墨迹的检验结果,根本无法证明《天下全舆总图》是1763年绘制的。这恐怕是常识吧?而刘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早在1418年,中国人就已经绘制出了类似于《天下全舆总图》的世界地图,即《天下诸番识贡图》。可是,无论是新西兰维ㄌ卮笱У牟舛ń峁故橇醺铡⒐蹦?#8226;汤普森博士的长文,都无法证明关键的一点:1763年的《天下全舆总图》是根据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1763年的《天下全舆总图》是一码事,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又是另一码事。新西兰维卡特大学的测定结果只是证明了刘刚送的一张白纸片是属于哪个年代,但这无法说明1763年的《天下全舆总图》的全图和内容是真的,更无法说明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也是真的。1763年的《天下全舆总图》是真还是假,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证明1763年《天下全舆总图》就是根据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的、如何找到这两幅地图之涞哪谠诹担ǖ刚舛稳瓶诹钍降奈淖置挥邪讯琳吲浚?
    为什么说1763年《天下全舆总图》是真假与否根本就不重要呢?因为从16世纪末的利玛窦开始,到后来的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年)、毕方济(Fransois Sambiasi,1582—1649年)、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1623—1688年)、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年)等欧洲来华传教士不断地把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介绍到中国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也在不断地摹绘欧洲传教士所介绍的这些世界地图。所以,1763年,有人摹绘了《天下全舆总图》,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刘刚他们坚持认为,1763年《天下全舆总图》并不是摹绘欧洲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世界地图,而是摹绘了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唯一的证据就是《天下全舆总图》上的一段注文:“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即该地图上凡是加了红圈的文字,都来自《天下诸番识贡图》。或者说,地图上加了红圈的文字,就是把《天下全舆总图》与《天下诸番识贡图》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而我通过阅读《天下全舆总图》上几处加了红圈的文字,发现这些文字绝对不可能出现于1418年,这样,就割断了1763年《天下全舆总图》与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之间的唯一纽带。我的结论是:“《天下全舆总图》有的话虽然加了红圈,但实际上并非来自郑和时代的《天下诸番识贡图》,而是来自16世纪末之后。《天下全舆总图》上‘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的注文并不可信。如果《天下全舆总图》是莫易仝本人直接从《天下诸番识贡图》原图上摹绘来的,那么,‘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一句说明莫易仝并不诚实。如果莫易仝所依据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只是后人的仿绘本,‘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一语是那个匿名的仿绘者加上去的,那么,莫易仝也是一个受骗者。我们不希望21世纪的人们继续成为受骗者。”
    我所举的例子就是《天下全舆总图》上的带红圈文字“上帝”与“景教”: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上帝”与基督教所说的最高神Deus等同起来(或者说把Deus译成汉文的“上帝”),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刘刚显然读了我的文章,他在23日所写的文章中说道:“‘上帝’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等古书。许多史料证明,唐代景教教义的翻译和释义参考了中国本土儒家、道家和佛教的词语。例如,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两千字碑文中有三百多处借用汉语古籍中的词语,其中有三十处来自《诗经》。‘GOD’是西方宗教的核心,唐代景教教徒肯定会用一个中文词汇表述这这个概念,但是这一中文词汇是什么目前尚无最终定论。”唐代的景教徒自然要设法把表示其最高神的外文词汇译成汉文,大量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决不是像刘刚所说的那样“是这一中文词汇是什么目前尚无最终定论。”其实,“这一中文词汇”早就有了“最终定论了”。在刘刚所说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现在中文所译的基督教“上帝”被译作“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
    复旦大学的侯杨方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天下全舆总图》与《天下诸番识贡图》没有什么联系,其中证据之一就是“高丽”,因为“明永乐年间地图上不可能将明朝藩属国朝鲜的国名写为高丽”。对此,刘刚在23日的文章中写道:“我相信,龚缨晏教授一定不会赞同此观点。龚缨晏教授与他人合著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中收录了一幅《山海舆地全图》。经龚缨晏教授考证,此地图曾被明末刻印的《月令广义》和《三才图会》等书刊载,图中朝鲜地域注明为‘高麗’。”感谢刘刚在此提到了我。不过,他过于自信了。实际上,我是“一定会赞同”侯杨方的观点的。因为正如刘刚所说,在我与黄时鉴先生合著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所收录的《山海舆地全图》是“明末刻印的”,距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相去近200年。看来爱好搜集古地图的刘刚,还需要更多的时代观念,否则可能会上假古董贩卖者的当。
    根据刘刚的上述引文,看来刘刚是读过我与黄时鉴先生所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的,这本书中附有几幅16世纪开始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以及中国人根据这些所摹的世界地图。如果刘刚把《天下全舆总图》与这些地图略加对比,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天下全舆总图》就是根据欧洲传教士所介绍的世界地图绘制的。相反,如果把《天下全舆总图》与郑和时代中国人所绘的地图略加对比(例如《郑和航海图》),也可以非常容易地看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因此,刘刚在23日所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无视历史事实。这里我不想展开叙述了,否则就要变成写有关“中国地图学史”与“欧洲地图学史”的通俗著作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有关中外地图学史的论著。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了解欧洲地图学史,是很正常的。在一个常常把历史学视作负担与累赘的年代里,缺少一点欧洲地图学史知识,更是正常。但是,英国的孟席斯,美国的贡纳•汤普森博士,是不应该缺乏这方面知识的。因为孟席斯自称是欧洲古地图专家的孟席斯,这位贡纳•汤普森博士则在其简历中写着一长串的身分:1968年伊利诺斯州大学人类学文学学士荣誉毕业;1979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博士学位;5本有关发现新大陆的古航行的作者;过去15年钻研古代新大陆地图;接受国美国陆军童子军(这个童子军相当于中国的少先队!)的地图地形学训练;美国伊利诺斯州考古学校的实地测量培训;美国威斯康星州考古学校的实地测量培训;发现历史协会的成员。
    孟席斯对于欧洲古地图的错误见解,这里不想多说了,因为我已就其所依据的欧洲古地图发表过两篇文章。对于这位贡纳•汤普森博士,看来还得多说几句。他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例如“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Cantino Map)”参考了明朝的地图,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uller) 1518年出版的名为“卡塔•玛瑞娜”地图(CartaMarina)实际上“源自明朝天下诸番识贡图”等,完全无视欧洲地图学的发展历史,根本得不到任何证明(但愿这篇文章不要被译成西方文字)。限于时间及篇幅,这里仅举一例,这就是著名的《文兰地图》(关于这幅地图的传奇故事,可参见龚缨晏:《〈文兰地图〉的真伪之争》,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贡纳•汤普森博士写道:
    在大约是1440年完成的著名的“耶鲁文兰(Yale Vinland)地图”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一些“岛屿”显示的就是北美西海岸部分的特征,它们被放置在与亚洲相对的海洋之东,上面有标注:“鞑靼人(元朝的中国人)确认了海外‘新大陆’的存在。”在这张地图上,亚洲东部的一座岛屿具有明显的加州岛的形状。
    
    我们在这里先不论《文兰地图》是不是20世纪的人伪造的,暂且把它当作是一幅真实的欧洲中世纪地图。贡纳•汤普森博士所引的这段文字,原文应是:“鞑靼人证实,在世界最远处肯定存在着一块陆地,再往远处,则无陆地,只有海洋。”学者们早就指出,《文兰地图》上的这段注文,摘自《文兰地图》所附的《鞑靼记述》(The Tartar Relation),是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J. de Plano Carpini)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时听来的,向他讲述这些事的,是一个来自“太阳国”(Narayrgen)妇女(参见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by R.A. Skelton, et al, Yale University, 1965, pp.66, 136, 245)。这里的资料来源很清楚,与郑和没有任何关系,与加州更没有关系。作为一名有过“15年钻研古代新大陆地图”等经历的美国专家,片面地、断章取义地引述一些外国的资料,我们不知道是由于其没有认真读书,还是有意误导中国读者。
    1957年,有人以3500美元的价格购得《文兰地图》,经过一番折腾,1987年,这幅地图的保价上升为2500万美元,正如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所说的:“3500美元的丑小鸭变成了2500万美元的白天鹅”。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更是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瓦尔德泽米勒1507年所绘世界地图。《天下全舆总图》的发现,本来应当是一件有着一定意义的事情,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的,“这幅地图,不仅反映了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极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见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积极学习异质文化的精神。”但是,一些人面对着学术界的严肃质疑,还是坚持要把这幅地图与所谓的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联系起来,使人不得不怀疑,是否也想在中国演出一场“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戏剧?
    想演戏也罢,不想演戏也罢,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如果演得好,我们应当为之喝彩;如果演得不太好,观众可以回去睡觉。不过,在回去睡觉之前,我想再次引用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的一句话,提醒中外演员:“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还想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彻底告别了闭关自守,中国的学术界已不再是国际学术舞台外面的旁观者,随便拿一些外国的东西来糊弄中国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参见龚缨晏:《〈1513年皮里•雷斯地图〉解密》,载《地图》2005年第6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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