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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检查”/王童
(博讯2006年4月03日)
     父亲的生日我的确是不知道在哪一天,因为在那个年代,我甚至连我自已的生日也都快忘记了。切蛋糕、点蜡烛这类仪式更是想也都不敢想。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举行一个只送毛选四卷的婚礼,已成了父亲去世前一个时代的时尚。虽说我今天仍赞成这种纪念日要尽量简约一些,可人生一世知道是什么日辰生下来的,总还是应该的。不过从1966年到1976年大概人们记得最清楚的人的生日是12月26日。
    
     父亲的祭日是1975年12月17日,这一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他刚复职上位不久,就因为运动留下的后遗症,患疾而终。那天,被病魔折磨了三个月之久的父亲终于闭上了眼睛。在这两个小时之前,我曾站在他病床旁,接受了他痛苦中的一个微笑。 (博讯 boxun.com)

    
     接到医院的通知后,我在难以置信的不可名状中再一次来到了他的病床前,悲恸的母亲和家里其他的亲人己被医生和护士们劝到了别的房间,只乘下一人的我,呆呆地蹲下身,用手扒开了他的眼皮,看着那被医生诊断为“黄胆性肝炎”而导致成的“重症性肝炎”侵蚀发黄的眼睛,很难相信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就这么说走就走了。我多么希望那眼睛能再闪动一下,把我抱在他宽厚的胸前,像小时候那样用粗硬的胡茬摩挲着我的脸庞。可是那心灵的窗户已经关上了--瞳孔散开,再也不会凝聚成一个生命的亮点。一位值班大夫走进来在一旁劝我:“把他眼睛合上吧!人死了就让他安静地睡吧!”
    
     此时,病房里已洒上了来苏水儿,护士在他床前点亮消毒用的紫外线灯,然后就都出去了。
    
     我默默坐在他床前,嗅着刺鼻的来苏水味儿,脑子里空空如也。紫外线灯嗡嗡地响着,闪出蓝幽幽的光掠着白色的被单,映着他那恬静的遗容。我没有哭泣,脑子里只是闪出一些希冀古怪的念头,甚至想到若这紫外线光能把他病体里肆虐的毒菌杀掉,他也许能复活吧!可半个小时之后,他已真真实实地被人们抬进了太平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心里有一种被挖空了的感觉,眼泪也难以抑制地涌了上来……向上看去,风中摇曳的树梢顶端的月亮也仿佛向下流动着……
    
     父亲在他不应离去的季节离去了,他毕竟只有49岁,应该说是壮志未酬。对我来说也仅仅和他生活能数得过的十多个年头,且从我懂事起,他就被打成“资反路线”的代表和“内人党”的头头,前后被关了起来,受尽酷刑。家里也两度被“红卫兵”和“工宣队”占领过---大字报从锅碗瓢盆一直糊到了房顶的天花板上,仰头便能看到:“那些顽固不化,带着花岗岩脑袋想见上帝的人……”的警告。受此牵连,甚至连年迈的姥姥也被当时的街道“大庆公社”拉去天天批斗。有一天,占领在家中的两个女工宣队员竟唆使年幼的我和哥哥:“等你母亲回来你就抱着她的大腿说,你就承认父亲是‘内人党’吧!”由此我也就知道父亲在里面仍在“抗着”。后来,母亲回来,我们向她说起此事,她问:“你们相信吗?”我说:“我不相信!”哥哥则带有点分析道:“人家说是你说不是,可能没那么简单。”但许多年过去了,在母亲的记忆里我同哥哥的回答正好调了个儿。而她的理由也是那么的想当然:“老大是姥姥亲手带大的,和家里人比较亲。”其实,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又能把许多事情想明白呢?
    
     父亲是许多普通干部中的一员,打过土匪,当过区长及副旗长,支援包头建设的50年代初来到了一兵工企业,先后当过干部处处长、分厂厂长,政治部主任和革委会副主任(总厂副厂长)。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但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了解得并不多,直到他去世后清理遗物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份他在“文革”中写的检查,才略睽到了一些倪端。这检查其中的一段文字许多年后我都记得很清楚。
    
     “‘八条’下达后,我的态度仍无改变。造反派来封‘黑材料’,把我的办公桌和政治处的卷柜都贴上了封条。造反派还要我表态,说这是革命行动。第二天,他们来开封查‘黑材料’,政治处的一个干事早就把封条给扯下来了。这可激怒了造反派,他们把几个当权派都揪到了政治处,问我们:“私自扯掉封条是什么行动?”我也毫不示弱地说:“这也不能不算革命行动。你们把矛头指错了,我支持他的这种行动!”就这个问题,我和造反派顶了一天,他们的气就越来越大,非要把我揪到军管会不成,我就是不去。我说:“硬要叫我去,我就是不去;如果军管会请我去,保证五分钟就到。如果非要拉我,我就这百十斤,你们看着办吧!”这下子,他们就更火了,一拥而上把我从三楼办公室拖了出来。下楼梯时,我一手扒着楼梯栏杆,一边大声和他们吵……由于我的态度不好,因而也引起了造反派对我的“革命行动”逐步升级,由‘炮轰’到‘重炮猛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但我的态度仍未改变,造反派对我无何奈何,就把我抓起来挂上大牌子游街……我理直气壮地大叫大嚷:‘中央军委的八条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就不应当给我挂牌子游街……他们拉我到厂前区,叫我低头,我就是不低,并且和他们辩论道:‘叫我游街示众不就是叫大家看的吗?低下头不就看不见了吗?造反派越发动怒了,把我拉上汽车在青山区游了一圈。当天晚上又把我拉到机校蒙上眼睛狠狠地触及了我的皮肉……。”
    
     看得出, 父亲的这篇“检查”是带有某种批判和控诉色彩的,像许多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干部一样,在1975年整顿的年头复职上位,准备认真干一场的时候,疾患重生(造反派曾专门打过他早年就患过肝炎的肝部),饮恨归天。父亲是工农干部,性情豪爽,感染力非常强,很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许多人和他有过一面之交就能交上朋友。而且他很大度,很能捐弃前嫌,记得他被放回来的第二天,就主动到厂里去干活了。
    
     但父亲去世后,好像并没受到公正的待遇,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和派系斗争的影响,他也背上了许多黑锅,直到若干年后,才恢复了名誉。我还记得母亲当时为父亲争得名誉曾冲到厂委们当时开大会的主席台上公然质问他们,而那个年代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一直到今天也未散。记得已到了“文革”的后期,因和一邻居的小孩吵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谁不知道你父亲是三月复辟的黑干将---谁不知道你父亲是‘内人党’!”受父亲事的牵联,家里的老人也都相继患上脑溢血及其他精神官能症,随后就相继去世了。母亲也在两年后改了嫁---用家破人亡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我不知道父亲的生日,但30多年来,他好像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的一切努力都仿佛是他未竞事业另一侧面的延续,每当我在生活中受到了挫折,或恨、或爱,我总能想起他---也许有一天我会重新见到他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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