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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财政”是治理行政管理费黑洞的必经之途/冼岩
(博讯2006年3月28日)
    “阳光财政”即向全社会公开各级政府行政管理费的明细情况,这一措施舆论已呼吁经年,但由于其中涉及官僚群体的既得利益,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近年来,各级政府也会在一些官方网站或“两会”期间发布关于财政支出的简略介绍,但这种“政府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不想公开什么就不公开什么”的“阳光政策”,除了可作一点形式主义点缀外,几乎没有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当下中国对政府行政管理费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其费用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居世界前列。

    此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的提案。据该提案内文披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至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还在大幅提升,平均每年增长23%,远高于同期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有不少地方,当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说是“吃饭财政”(指只够发工资、吃饭);在财政收入达到几亿元后,仍然是“吃饭财政”,许多老百姓急待解决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一方面是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另一方面是不少党政机关大手大脚花钱,铺张浪费严重;一方面是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基层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缺少投入,另一方面是许多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气派、公车越来越多、公宴越来越极尽奢华。这种现象,无论如何说不上“和谐”。这可以说是一种明火执仗式的分配不公:少数执掌分配大权的人,堂而皇之地将越来越多的份额切分到自己盘中;他们甚至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其他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莫可奈何。这是一种变相的群体性腐败,不妨将这种虽然在众人眼皮底下公然进行,但因其门禁森严,旁人难窥其底细,许多人对之视若无堵的腐败称之为“暗腐”。它在让少数人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加剧其他方面资源配置与社会关系紧张的同时,也极大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加深了官民之间的鸿沟,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已被公众视为“过街老鼠”的另一种腐败(不妨称之为“明腐”)。无论是从增进公平、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还是从推进政治文明、建立现代责任政府的角度看,对行政管理费黑洞的治理,都应该成为当下中国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但是,政府并非抽象的空中楼阁,它由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组成,这是维持它自身存在和运转的基础。由于治理行政管理费黑洞将损害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其间阻力、反弹可想而知。没有外力的介入,不借助社会的力量,任何政府都难以赢得这场“自己对自己的战争”。 (博讯 boxun.com)

    社会力量介入的前提是知情。只有推行“阳光财政”,让各级政府的明细开支对于公众真正透明,让公众知道在各种抽象的科目下(诸如各级首长基金、首长批条经费、机动资金之类),财政资金究竟被作何用途,他们才有能力监督政府。这种信息公开,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是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政府究竟花了多少钱、又用这些资源办了哪些事,这是现代政府对民众负责任的基本表现与必要前提。

    就公众知情而言,仅有信息公开还不够,同时必须保证所公开信息的全面与准确。否则,“阳光财政”有可能蜕变成一场“数字拼盘”的闹剧。只有与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公众视线焦点的“审计风暴”结合起来,“阳光财政”才能真正有所建树。这种需覆盖全国各级财政的“审计风暴”,只能由国家审计署牵头,动员众多社会中介机构的参入。

    通过这种全面、准确的信息公开,可以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对政府行政管理费扩张的持续性压力。这种压力将来自于社会公众,来自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自于各种政府行为的相关当事人,来自于政府内不同部门、官僚体系内不同派系。这种全方位的立体式监督,才是多元、开放社会的有效监督模式。

    与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的“明腐”相比,行政管理费黑洞这一“暗腐”相对易治,关键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因此,可以将愿不愿意实行“阳光财政”,视为政府愿不愿治理行政管理费黑洞的试金石;将能不能有效推行“阳光财政”,视作衡量政府自我约束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温度计,这是一个可以综合评判政府执政能力的代表性指标。革命最难的是革到自己头上,夹在作为权力运行载体的官僚群体与构成政权来源的公众利益之间,政府很难保持超然。当下中国政府作何抉择,将决定未来中国的祸福。

    在此多方势力博弈的特定情势下,知识分子应该利用公共舆论,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将政治抉择的天平推向利于公众利益的一边,以促成“阳光财政”的实施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着力点与突破口。这既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媒体可以安全着手之处,也是媒体有能力取得实质成效之点。这种努力不同于个案的披露或个体维权,它直接作用于公共制度的改进,因而更能产生不可逆转的效应。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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