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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公社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三农”只有死路一条/阿顶
(博讯2006年3月05日)
    (博讯编者按:农民土地私有制等于农民有土地拥有权,目前的中国农民是无地农民,土地是官有,所以官员任意侵占土地。如果回到公社时代,没有了以前的共产主义信念,实质上等于将农民拉回到奴隶时代。希望鼓吹农民土地公有制,甚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朋友们深思。)
    
     没有公社化的支持,贸然取消农业税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博讯 boxun.com)

    
    1984年后,农村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乍看起来,这个方案迎合了农民“自由”的意愿,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农民生活提高了。我们都能感觉到人民消费的农产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丰富,如果不进行深入分析,就很容易认为这开放全是因为改革开放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丰富的根本前提是谷物产量能保证全国人民能吃饱饭。以肉为例,生产一斤肉类,需要投入的谷物远超过一斤。假如全国粮食生产刚好够吃饱,如果硬要另外多生产肉类出来,那就肯定要有人挨饿,肉类增多的前提是粮食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于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联产承包到底对农业生产有多大帮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由上面数据可知,劳动力的积极性没多大用处,即使承包后农民的积极性真的提高了,对农业的增产也仅仅起到5%的作用,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多大意义。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末华国锋曾经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机械化,但是遭到全国农民的抵制,因为当时全国农村的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而且也没地方做民工,只能待在农村里,不再需要机械化了。对文革的批评者总能列举出文革期间大量农民偷懒的实例出来,由此证明人民公社效率低。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对土地的劳动投入超过一定量之后,辛勤劳动带来的增收会急剧降低,因此农民不愿太勤奋。文革前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现象已经很明显了,文革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加上大量知青支援农村,使农村里的劳动力严重过剩,因此表现出来的农民偷懒的现象,不可简单地推到公社化制度头上。
      联产承包后,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稍微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极大地分散了农民,使小农思想在农村地区复苏,进而使农村小农经济重获再生的土壤,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协作的集体公社式生产变成了分散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农业的推广需要大规模农民协作,小农经济阻碍了现代化。另外,因为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农田的集中,而人民公社已经被伤痕文学贬得一文不值,中国农民天生又缺乏协作精神,于是把农田私有,允许大规模自由兼并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对公社来说,公共设施的兴办与发展取决于整个公社的利益;对联产承包后的农民来说,取决于所有农民的所有利益。但是公共设施对不同的农民带来的收益不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内收益也不一样。而急需这种公共产品的农户,往往无力支持整个公共设施的运作,结果农村的公共设施随着联产承包推广后逐步瓦解。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农民可以很便宜地用小型机械代替传统农业生产中最繁重的那部分劳动,可是生产的分散化,使家家户户都有买小农机的需求,于是造成了农机的浪费。而且,农田分割后,大型农机的普及很困难,而大型农机与小型农机相比,可以大量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劳动强度,减少农机购买成本;小型农机取代大型农机,变相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现代研究证明,大片连续的农田更易于施行各种现代科学技术,而联产承包后,农田分散了,客观上阻碍了各种生产技术在农业上应用。而且,农民分散后,向无组织的农民推广各种农业生产科技也要很高的成本。在人民公社时期,每当有新科技到来,公社都可以先划一小块地专门用来试验,成功了则向全公社推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联产承包后,假如有新科技到来,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农民来说,成功了还好,要是失败了,那就很可能会破产了。长期的苦难,使中国农民养成了谨慎的习惯,不敢轻易地做尝试。科技推广的困难,直接导致市场化的农科站运转困难,改革前国家花大量力气建立起来的农科站逐步倒闭,又导致了国家投大量资金研究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困难。于是,85年后粮食生产的发展就只能越来越多的依靠化肥使用量,这样也造了农田品质下降的恶果。
    
      改革前中国在农村有一个“五保户”的制度,这个制度使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类似于城市的养老保险的作用。联产承包后这个制度很快衰落了,现在的农村里,生存状况最恶劣的就是“五保户”。更令人发指的是,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全国各地的农村居然广泛地爆发了如此恶劣的事情:因为年迈的农民失去了劳动能力后没有收入来源,他们的子女为了生活幸福竟然惨绝人寰地把亲生父母活活饿死。 
    
      过去,优良的医疗制度使农民们的医疗水平接近了发达国家普通人民的水平,在联合国看来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破天荒的成就;伟大的穷人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也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现在大多数已经没有了,医疗水平没有多大改善,医疗价格却急剧提高。现在的农民,生了病只能在家等死。痛苦的农民们悲呼:”一病回到解放前。”
    
      教育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在很多农村中,最落后,破烂的设施就是学校了,可见农村的教育有多糟糕。大量的农民子弟弃学,从根本上降低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没有知识的农民,也将
      发展水利对农业生产起根本性作用,但是分散开来的农民很难搞水利建设。改革开放前,农民们修建了8万个大大小小的水库,还有大量的渠道。联产承包,农村的水利建设基本停顿,原来修的旧水利设施中大多数因为长期失修,原有效果大大降低。 
    
      改革开放后,原来的一竿子到底的政策贯彻执行机制已经没有了,上级政府已经很难直接控制基层。
      由温铁军的一次讲话知道,中国的乡镇书记中最具有知名度的那个人,叫李昌平,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到2003年末,他又写了一本书,叫《我向百姓说实话》。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说实话的书记”。是不是大家多数都知道这个人,叫李昌平。他也曾经是《南方周末》的“十大新闻人物”。很多人知道他呢,是因为《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这本书据说卖了几百万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昌平的经历是一个悲剧。
    
      为什么说李昌平的故事是个悲剧呢,是因为我们从家庭承包这个农村基本制度推行以来,基层县以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似乎都比较复杂。李昌平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学历水平相对比较高,又是监利县本乡本土的人,那么按说呢,不应该有我们所说的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等等这些问题,也不应该有那种了解当地情况不够,他就是本地人,学历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应该说水平、了解情况方方面面都不差,但他为什么最后不得不辞官下海离家出走?为什么?而且,如果说上级对他的支持,那也应该说是非常之重要或者说是前所未有。当时中央政治局有七个常委,七个常委对李昌平写的那封信都作了批示,而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朱镕基总理是一位“沙皇”式的领导干部,他对李昌平反映的情况又是高度重视,他是两次作了批示,那就是说你既有中央尚方宝剑,又了解本地情况,怎么就成了悲剧呢?
    
      当时,县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说李昌平,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是咱们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咱们县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局由你挑,但你就是不能在这干了。李昌平当时也年轻,三十多岁,说那我就不干了,我辞职。那正巴不得,这样他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就离家出走,南下打工。到了深圳,因为他的这个事情,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那就有一点“品牌”了,就是社会知名度啊。那湖北的一个大企业,就是现在出了问题的蓝田,蓝田的人就找到李昌平说,你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我们打工,我们可以利用一点你的知名度。蓝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领导干部就找到蓝田老总,说怎么回事,听说李昌平到了你们蓝田了。蓝田老总就没办法,找李昌平谈话,说还是很抱歉。最后李昌平变成在广州没有正式职业,给报纸临时写点小文章,变成了这么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人。  
      他的悲剧意义在哪儿,他为什么会形成悲剧?他的悲剧意义在于,基层现在的工作,如果真的原原本本地按上级的政策去搞,那很难搞得下去。如果你凭个人的良心、凭你的党性、凭你的原则,你要想改变基层面貌,哪怕你是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你面对的是各个部门在基层的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等于捆着你的手脚,你干不成,最后呢只好辞官下海。这悲剧的意义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我们基层的矛盾、方方面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很难破解,说明各个部门在基层的利益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哪怕你是一把手,你也改不了。  
    
      第一,基层矛盾错综复杂;第二,部门利益尾大不掉。哪怕你是一把手,要想做点事情,也很难。李昌平就是这样,就是这些矛盾解决不了。他怎么着呢,他一调到这个乡里面当了一把手,他的同学呀,亲朋好友呀,就找到他,说到这些情况,大家感到很为难,很多人就要走。李昌平说,我下决心把这个乡搞好,你们先不要走,咱们一起搞。有些人被他感动了,就留下来了。他怎么搞呢,单他自己是不行的,他就找准了机会,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咱们不用说,他说我这个办法保证我的这封信到中央首长手里,他选择的时机选择的办法都非常的巧妙,这个人的素质还是不低的。
    
      果然,他的这封信到了朱镕基总理的手里。突出反映的就是他后来书里写的那三句话吧,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这三句话。中央接到这封信以后,紧急安排调查研究,中央调查组的组长原先还在外地,就把他紧急召回,让他带队下去作调查。同时,这封信朱镕基已经批转给了湖北省。
    
      湖北省当时就安排了一个省的调查组,由省地县三级干部组成,去调查李昌平写给中央的这封信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中央工作组来了以后,没有说是因为这封信是来调查的,而是了解别的事,到了县里边呢就住在招待所。对接待的同志说,咱们明天去一个地方,地方就在超过李昌平工作的那个乡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早晨就没有起得太早,旅途疲劳,有点累,起来晚一点,吃饭晚一点,再磨蹭一点,差不多十点钟才走。走到李昌平所在的那个棋盘乡吧,就说咱们就在这吃饭吧,就停下了。停下来后说咱们去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咱们就在这吧,就这样,就留在棋盘乡了。用这种方式,没有跟地方各级政府说明情况,就留在棋盘乡了,就开展了调查。他们调查之前,省地县三级调查组刚刚走,他们是重新作了调查,结果到省里两个调查组碰头的时候,结论相反。省地县三级工作组认为基本不属实,中央暗访组的结论是没有基本,只有两个字:属实。
    
      这样就导致了中央七常委的批示,这就是第二次批示,第一次只有朱镕基一个批示,第二次呢七个常委都批示了,要求湖北省监利县要认真地搞好棋盘乡的改革试点。前所未所,任何一个乡党委书记要是能拿到七常委的批示,也就是尚方宝剑,已经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事了。你可以放开手脚干事了吧,这时候如果不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简直枉为人生。 
    
      李昌平就非常认真地开展推进棋盘乡的改革,但他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棋盘乡历年累积下来的乡村公共负债,在乡这级累积三千万。要想把这个改革搞下去,要想让乡村实现和谐社会,那时候还没这个提法,但是总之要安定基层吧,要理顺关系呀,要化解冲突啊,要让百姓和干部基本满意啊,那第一个拦路虎就是累积下来的债务,三千万。好了,那只有清债。李昌平就说你们这些各个部门,什么七所八站,你们停罢一年,你们的费用我照给,你们说你们多人头,多少行政费,多少开支,我照样给,但是你们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扰民。部门利益尾大不掉啊,每个部门都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不下去他怎么吃拿卡要呢,这就把部门都得罪了。部门你们先不要下去,你们不要管,休养生息,让老百姓缓一年。政策好不好,好,部门干不干呢,你有七常委批示,你有省地县各级的支持,部门只好先把脖子系上,先不去伸手,但是,已经得罪了。第二件事情,清债。组成一个清债小组,一查账,发现大部份债权人,谁呀,还是部门。搞计生罚款的有钱,派出所罚款的有钱,工商在集上收费有钱,基本是一些权力部门,他们有了钱,他们对政府放贷,这个债呢,利息都比银行要高很多。部门有权去收钱,收了钱再向政府放贷,放贷再增加一笔利息。那就清债,按照银行利息。好了,三千万债务才清掉了一千万,其实把所有的部门都得罪了。干了一年不到,就导致了所有部门都反对这个乡党委书记,那县委就坐不住了,组织部长只好跟他谈了,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调离了,你不能在这干了。  
    
      这李昌平当然愤怒了,我有七个常委的尚方宝剑,我干的事情又是利民得国的好事,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所以他一怒之下就辞职了,走了。这是个悲剧,以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是一把手,你能对付得了部门利益尾大不掉的这样一个结构吗?对付不了。假如你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无论你是哪个局的负责人,如果你不能想办法给本部门增加收益,你这个局长当得住吗?也未必能够坐得那么稳。假如你是部长,如果你不能下各种各样的文件,制定各种法律,来让你这个部门的利益不断加强,权力不断加强,你这个部长是个好部长吗?你这个部内的各司长、副部长们乃至各处的处长们对你满意吗,大家年底评介打分的时候你能得到高分吗,你也不能。因此,如果你是部门的干部,你当然愿意你这个部门的利益越来越大,你当然愿意呀。所以如果我们的政府是这样一种部门的权力和部门的利益不断增加的这样一种结构,那基层的事怎么能够办好,怎么能够解决。哪个单位难道不都是想着给自己单位多盖几个楼,多几辆好车。比如说乡这级,明明收税只能收到百分之七十,但是如果不报个超额完成,上级的财政部门能给他们发工资吗,你完不成税收任务不能发工资啊,他怎么能不买税、骗税,你的制度规定他就是这样啊。而你报你的税收增加百分之多少,还给你奖励,让你买好车,让你发奖金,这就是现在的制度嘛。因此宏观上看我们的税收一片大好,每年增收的幅度都是20%以上,而且税收占全国GDP20%以上,如果把税外的预算外收入打进来,我们税收连预算外加起来就占GDP30%了,那是世界上很难有的好现象。但结果呢,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基层大量出现所谓不正之风吧。好收的税拿走了,难收投的税留下来了。  
    
      李昌平的这个悲剧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支持,省市县也得服从,但最后他碰钉子,并不碰在中央,而是碰在部门。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几乎没有,而且少有的自组织成功先例也只有一种表现形式--起义。这就表明,中国的农民需要外力帮助组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政府对具体的土地如何使用的直接干预权力减少了,也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的组织和引导减少了。
    
      现在农村黑社会开始泛滥。随着农村基础政权的破产,农民自组织能力没有提高,于是农村出现了权力不足,黑社会的出现只是顺应历史趋势而已。所以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改革开放后,黑社会开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逐步取代了破产中的乡村政权来对农民进行组织。
    
      现在流行通过推广法治来改善农村的被动政治状况,但是学者们没有认真想过,打官司是要钱的。即使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其国内的穷人也大多付不起律师费。而中国农村历来很少类似“赤脚医生”那样的“赤脚律师”。农民连生病都上不起医院,又怎么有钱去打官司呢?因为经费不足,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其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而已。学者尤陈俊所访问的一个司法所不仅如此,甚至于其工作人员就只有所长一个“光杆司令”。这位年轻的所长告诉他,由于人员的缺乏,他常常在主持纠纷调解失败、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时候充当一方的委托代理人。这种在现代法治眼光关照下颇为尴尬的角色在中国乡村却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致于司法所干警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两个不同角色是如此平静地完成此种意味深长的转换而几乎没有遭到其他人的质疑。当尤陈俊问到他是如何进行调解的时候,他笑着说还不是象农村老人那样基于乡村的正义进行评理,国家法律则是通常用不着,至多只是作为促成双方早日达成和解的后盾而已。学者苏力曾经分析过一起发生在农村的强奸案件,他的研究表明,因为打官司的花费太高,中国的乡民常常是基于实用理性来规避某些通常被知识分子认为是对其有利的国家正式法律。
    
      随着中央大力推行减免农业税,现在各地都在热炒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的好处。但是据申瑞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取消了农业税后,农民的组织程度并没有得到提高,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生产,仍然是缺少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结果,即使国家不收农民的税了,农民由此而得到的少量好处,也是保不住的,并且农民会因为乡村政权的进削弱而陷入更深的负担中,主要原因如下:
    
      一,乱收费无法制止。
    
      由于国家对于乡镇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增加一直是严格约束的,现在乡镇政府中的行政编制人员,一般是在编制限额内配备的,超编并不严重。与此相反的是,事业身份人员进入乡镇政府,常常由本级党委开个会就能定下来,实质上就是由乡镇的个别领导说了算。两种不同的人事政策,最终导致了以事业人员爆满为特征的庞大乡镇政府。乡镇一级政府财政是独立的,与上级财政分灶吃饭,除条管部门外,人员工资都由乡镇自己负责。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税源较少,乡镇的合法收入用来保证教师、行政人员工资和维持政务的正常运转都成问题,根本没钱养活大量的事业身份人员。迫于自身的生存压力,乡镇政府也就很自然地会寻求法外利益。这就造成乡镇事业身份人员一直靠向农民收费“自己养活自己”,不仅不是财政的负担,甚至还能为财政“作贡献”。在财政与冗员关系上,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乡镇一级与中央、省、市级的不同(县级兼有其上下级政府的通病),主要不是财政在养冗员,而是农民在养冗员,甚至是冗员在养财政---这就是乡镇政府的生存现状,也是乡镇机构改革所必须正视的客观前提。
    
      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是:“头税轻(指原农业税),二费重(指原乡统筹和村提留),三费是个无底洞(指乱收费)。”在税费改革中,国家把“头税”和“二费”规范为统一的新农业税及其附加,并实行了逐步取消政策,但农民负担最重的乱收费,却没能给予足够重视。由于乡镇政府一直能够通过乱收费生存,庞大的乡镇政府机构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后,不仅没能达到瘦身的目的,反而人员越改越多。
    
      农业税对于大多数政府冗员的生存来说,影响很小。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教师和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工资,已由上级财政全部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财供人员也几乎没有影响。就目前而言,乡镇乱收费行为除了传统的巧立名目收费和搭车收费外,也“与时俱进”起来,为了绕过国家对于乱收费的控制又有了新的变种,把重点放在了轻管重罚上。如对于农民违反计生政策的行为,不是努力进行教育和预防,而是放任和默许,等农民造成了违法事实后再进行罚款。《“安居费”竟然收到死人头上》(《半月谈》2005年第11期)一文所披露的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五林镇,政府先默许土葬然后再向群众收费现象,简直就是新时期乱收费“改进版”的经典注释。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它是乡镇政府迫于自身生存压力而在基层收费行为上所具有的共性。这种“创收”方法虽然与基层行政的初衷背道而驰,但在表面上看它并没有违法,治理乱收费行动对其毫无办法。这样,在国家的各种严格涉农收费政策下,乡镇政府仍然能够盆钵盈满。薛凯先生认为当前已经“捆住了乱收费的手”是过于乐观了,他轻视了乡镇政府通过乱收费攫取生存资源的能力和以各种花样应对治理的能力。
    
      二,公共物品供给无法达成
    
    税费改革乃至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公益事业直接受到冲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无法有效达成,农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税费改革的实施结果来看,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国家在杜绝了基层组织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基层组织干不成事,所以,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于基层组织的严重缺位,致使农村公益事业无法举办,给农民福利和权益造成了新的更大的损失。
    取消农业税后,举办公益事业非常困难,分散的家庭经营本来就不好组织,现在又不缴农业税费了,基层干部在管理上是想“扣”扣不住,而乡镇体制改革又导致政府权力弱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弱化,“现在的老百姓是越来越调皮”,而基层组织则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农村现在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人不同意,公益事业就办不起来。如果基层组织要强行实施,那些不同意的个别人,动不动就去上访,而且往往是越级上访,基层干部就要挨批,越级上访挨批的更重,这样一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就成了泡影;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给钱都办不成事,比如在笔者调查的湖北的一个乡镇,镇里要修一条路,国家有配套资金,可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不愿出钱,哪怕是十几块钱,而国家发给农民的粮食补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都用来打麻将了,在该镇的干部看来,种粮补贴倒不如集中起来,用于村庄的公益建设。
    
    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用水的问题,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插花地较多,所以农业生产用水是一家一户办不成,也办不好的事,取消农业税之前,在农民负担中,有一项就是水费,放水都是由基层组织来统一组织的,而农民也会以不交税费为由要求基层组织在农业生产需要用水时组织放水,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不找农民要税费了,而农民需要水时,也找不到干部了;如果要自己放水,就有人搭便车,上游的人就专门等着下游的人放水,“搞(偷)水又不犯法”,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去放水了,虽然水源条件很好。这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在笔者调查的荆门农村,2005年恰逢大旱,据村民估计,今年的粮食减产甚至比以前的农业税费还要多。由此看来,取消农业税以后,由于乡村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缺位,农民所要面对的风险较之以前还要大,面对大旱,现成的水利实施用不成,农民之间相互猜疑,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互不信任的氛围,要抽不成水都抽不成,要干死都干死,你要是抽水就会有人搞破坏,不是电线被偷了,就是毛渠被扒开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农民之间的合作简直比登天还难。
    
      农业生产是与现代化工业生产迥然不同的,所以,农民的公共生活和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也不一定非要达到城市的标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变得非常“散”,甚至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农”,集体的事情非常难办,甚至办不成,平时开个会都开不拢。
    
      农村的公共卫生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血吸虫病、肝病都传染病在一些地区又死灰复燃,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在笔者调查的湖北洪湖渔村,灭绝多年的血吸虫病又复发,全村患血吸虫病的就有100多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送瘟神”取得成功,可今天,取消农业税后,据当地一位乡镇财政所的所长讲,用以防治血吸虫病的专项资金下放后,被乡镇挪作他用,用来保运转,保吃饭了,所以,我们在湖区看到的都是 “本区有血吸虫,禁止下水” 标语,可农民是要种田的,要捕鱼的,怎么能不下水呢?
    
      分田到户以后,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取消农业税以后,为防止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又实施了乡镇体制改革和合村并组,并且取消了村民小组长,这样一来,在取消农业税以后的乡村社会中,就面临着一个公共物品供给何以达成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基层政府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一问题上负主要责任,而当前最为现实的问题则是,在乡镇体制改革不断弱化乡镇权力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让基层政府有能力负这个责任。
    
      三,乡村组织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危机
    
      进入2004年以来,中国数省市相继发生了禽流感疫情,与2003年非典不同的是,禽流感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而2004年以来的中国农村,则正在进行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乡镇体制改革和合村并组,至2005年下半年,这一改革基本告一段落,突然而至的禽流感疫情直接拷问免税后乡村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
    
    农业部2005年11月11日发布:湖北省京山县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而此时笔者正在京山县邻县的农村做调查,亲眼目睹了税改后的乡村组织是如何应对禽流感危机的,并做了相关的调查,发现日渐弱化的乡村组织在社会危机面前是何等的被动和无力。
    
    在笔者调查的一个村,村干部于11月11日到镇上参加预防禽流感的动员大会,这是第六届村委会选举结束后,经选举产生的村两委成员到镇里参加的首次大会。在取消农业税后举行的本届选举中,为了减少村干部的人数,原则上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想任书记一般必须先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竞选村委会主任成功后,又是党员的,再参加党支部的选举,该村的选举结果就是书记兼主任1名,会计、治调主任和妇女主任各1名,共有4位村干部。该村是由两个村在取消农业税后合并的,其中一个村在税费改革前共有16个村民小组,税费改革后为了减少干部人数,将村民小组合并,变为9个,与之相邻的一个村在税费改革前有8个村民小组,税费改革后减少为4个,2005年初,这两个村合并为一个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人口3100多人,现在则由这4名村干部管理13个村民小组,810多户,3100多人,方圆5公里左右的区域,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在农村与在城市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村民住的较为分散,路又差,对村庄治理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
    
      在会上,镇里要求村里每天上午9点钟之前必须向镇政府报告本村家禽有无异常情况,镇里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虽然镇里要求村里在每天上午9点钟之前必须将本村的情况上报,村干部对之的理解却耐人寻味,9点钟之前,必须打电话“报告”有事无事,至于是否真的有事无事,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就是村干部对上面政策的理解,也就是说,有没有发生死鸡的现象,有无疫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打电话报告。在笔者调查的村,该村的村会计负责每天向镇里报告本村的情况,据笔者观察,他每天都是在没有做调查的情况下向镇里打电话报告:“我是某村的,我们村无异常情况。”在笔者和他在一起的7天里,他每天都是这句话,这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欠妥的,但合村并组后的乡村组织状况迫使村干部只能这样做,如果让他自己亲自到各组去检查的话,全村13个小组,最远的离他家有5公里路,别说早晨9点以前,就是到晚上9点也很难把全村的情况了解清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别说鸡死了不知道,就是死了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消息。
    
      在一个3000多人的村子里,仅靠4个村干部肯定是无法应对禽流感疫情的,最好的办法是在每个小组设一名信息员,可镇里不出钱,村集体也没有了经济能力,而如果村民小组长还没有取消的话,村民小组长无疑是最好的信息员,这种工作也最合适由村民小组长来做,因为村民小组是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生产队转化而来的,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生活单位,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而村民小组长就生于斯、长于斯,生活在本组老百姓中间,熟人社会中邻里之间的消息流通机制,甚至让他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组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就连两口子闹矛盾、谁家来了亲戚这样的事情也会在瞬间传遍小组,更为重要的是,小组长是管全面的,没有他不管的事情,上面交代下来的事情,“一个都不能少”,任何一项政策,也只有落实到了小组这一层面,才算得到了真正落实,村民小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最基层的政治单元,甚至可以说,村干部可以没有,村民小组长绝对不可以没有。在2003年,当非典肆虐时,村干部在进村的路口值班,村民小组长24小时准备向村里报告各组的情况,每天都组织村民查体温。村民小组长不光将上面传达下来的每一项政策传达、贯彻到位,还要组织本组村民修路、维护水利设施以及调解纠纷等,一位村民小组长每年的工资一般也不过是1000元左右,而在有些地区的农村,村民小组长几乎是不拿钱的,每年的工资只有200到300元,以成本过大为理由取消村民小组长肯定是不合适的,这种过于偏激的改革措施,大大削弱了乡村两级组织,虽然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权利,但却导致国家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使农村出现没人管事的局面,大大损害了农民的福利和权利。
    
      也就是说,取消了村民小组长,村民小组依然存在,人没了,事依然在,比如村庄道路失修、堰塘荒废、渠道老化,却没有人管,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在这次防治禽流感的行动中,如果有了村民小组长,村里就成了“总机”,每天定时接受小组长的报告,而小组长生活在村民中间,在村民小组这样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里就非常容易将真实情况随时收集上来,并且成本会非常低。
    
      对于防治禽流感,乡镇一级迫于上级的科层制压力,态度是非常鲜明和强硬的,但在行动上却并没有采取到位的措施,这主要是因为,税费改革以及乡镇体制改革,使乡镇财源枯竭,乡镇权力弱化,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乡镇一级做不成事,对于禽流感这么大的事情也只能采取一种形式化的应对方式,也就是打打电话、发发资料。但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高风险的社会则需要政府具有相应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乡村组织体系,而目前的乡镇体制改革和合村并组则无疑与这一要求背道而驰。
    
      在一个日渐开放的全球化社会中,中国正步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非典、禽流感等接踵而来,而乡村社会黑恶势力的沉渣泛起也使日渐弱化的乡村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遇到全球性的经济萧条,这些问题会更加突出,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农村的稳定和中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为了成功应对各种危机,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乡村组织体系,则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以削弱乡村两级组织为宗旨的合村并组和乡镇体制改革,则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又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后的社会危机,谁来应对?
    
      四,农村债务化解无望
    
      数额巨大的村级债务一直是乡村治理的一大隐患,税费改革后,农村债务的化解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在湖北某县就该县的乡村债务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调查和了解,笔者从该县经管局得到的资料显示,该县的村级债务总额为3,2亿元,共378个行政村,村平82万,村级债务构成非常复杂,有银行贷款、农经会借款、单位贷款以及农民个人借款。形成村级债务的原因也非常复杂,普九达标、道路建设、村办企业、农林开发、管理费开支等,至2004年初,该县已化解债务4000万元,省里则要求3到5年完全化解村级债务,可省里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基层为了化解村级债务,把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而村级债务却依然岿然不动。
    
      取消农业税后,化解村级债务有三难,一是禁止增加债务难,村村通公路建设、办公费(税改、土地延包的资料费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乡镇垫交的生产水费,以及村里把原来的抛荒田重新包个人来种,但现在取消农业税以后,那些原先将田抛荒的承包户又回来争田,村里只能给那些新承包户以补偿,这也需要钱,这些都形成了新的村级债务;二是化解债务难,办法都用尽了,为了化解村级债务,这两年还掀起了拍卖集体资产的高潮,该卖的集体资产都卖了,现在农民仍欠集体税费一点八个亿,可省里的政策是暂停清收农民的尾欠款,过去农民所欠税费一概抹平,在村干部看来,这一政策实际导致村级债务的化解看不到任何希望,笔者在中部几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时,乡村两级干部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国家应解冻禁收取农民税费尾欠的政策;三是处理债权-债务关系难,为讨债上访的人很多,一个村的原任村支书在任时为了上缴国家税费向亲戚里借了10万元钱,但上面一直没有一个说法,现在10家亲戚有6家不来往了,甚至有一个亲戚扬言要杀他全家,如果不还债的话。还有一个村干部原先借了2万元垫交税费,讨债无望就把状告到了一位省领导那里,在上面的压力下,包村的县纪委书记只好利用自己的关系想办法先从县财政搞了一点钱给他,暂时息事宁人。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给他们几百元钱,外加无法实现的承诺,敷衍了事。
    
      笔者在该县的一个乡镇调查时了解到,目前,全镇村级债务由3700万减少到2900万,为了化债,村级集体资产是该卖的都卖了,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但当前农村债务化解仍是非常困难,因为村级债务不是国债,上级给的10个化债办法,能落实下来的一条都没有,只给政策不给钱。由于乡村债务量大,涉及面广,已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运转,现在,经常有为讨债上访的,给乡镇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税费改革乃至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债务的化解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农村债务就像一个火药桶,如果国家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迟早会爆发,致使当前的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面临着严重的潜在的危机。  
    
      结论,农民最需要的不是减负,农民最需要的是政府有组织的增收。
      就实践看来,有两个办法效果很好,第一个就是自上而下。基层矛盾如果复杂化,上访告状的多,后进村多,基层工作班子建不起来,这种局面在传统落后地区比较普遍。有一个地方的做法比较有效,已在很多省推广了。最初是福建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叫李超的,开始他到闽北山区一个农业大市当市委书记,有13个县市区,674个后进村,上访告状弄得政府无法工作。他是组织部出身,来了后就在市委组织部建了一个下派干部办公室,把干部的三分之一安排到这些后进村去当村支部第一书记。我们这个党的好处,正象江泽民同志说的,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不能下派村委主任,但我能下派党的干部 ,因为每一个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誓词中都表示要严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组织纪律你必须遵守。基层矛盾非常突出时,象李昌平这样本乡本土的干部管不了,上隔一级下派一个,这是外来的政治资源,它跟当地的任何派性任何历史的瓜隔、任何宗教势力没关系,容易办成事。来了后,挨爱挨户吃派饭,所有的开支原部门负责,不从村里拿一分钱,而且一定三年,不许回来。组织部是管干部的,干好了,就地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这可不是农委,也不是农业局,是组织部。组织部长来当市委书记,就用组织部门来解决后进村问题。去了后就跟早年毛泽东搞土改一样,等于是来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吃派饭,又不拿村里一分钱,老百姓都说好了,来了个青天。那些干部也清楚,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他的考核是由上面考核。还真能解决问题,上访率大幅度下降,后进村面貌大幅度改善。象黑龙江一次性拿掉这么多干部,干部资源不足,全国组织干部支援黑龙江,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在中央工作,这次也去支援黑龙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关键时候起作用了。自上而下解决了问题,同时派科技部门干部到这些村当科技特派员,帮助老百姓开发山场资源,干好了给奖励,干不好对不起你也要付出。接着就派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下去,相关部门做好配套服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灵的(我们许多官员欢喜和知识分子聊天,那叫礼贤下士)。这个事第一次是我自己和几个部门的同志去调查了几个点。第二次,我派人去调查的,负责人就是李昌平,他熟悉基层。他回来说一是真的,二是有效。第三次去调查是总结经验。是两个青年学者关于归纳总结,蹲了20多天,回来后写了几万字的报告,形成经验。现在湖南、广东好多地方都在自发地推广。这个李超同志已安排为副省长了,可能还要提升为副书记。这个自上而下的办法关键一点是市委一把手挂帅,组织部操作,是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经验也简单,叫自下而上。基层创造经验是有效,大家不要一筹莫展。我们在基层调查研究感觉到的好经验就是讲实际,少谈理论。中国农业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副教授,因为该大学和河南开封市挂钩,其下属十几个市县全都有该校下派的干部,她当时签合同后派的是焦裕禄的工作的地方兰考县,约130万人口,这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河床比老百姓的地高6-20米,地上悬河,一发大水就是一大片。水患比我们县还严重。过去是风少遍地,水患频繁。也是国家的贫困县,和我们县有相似性。(我先讲自上而下因为其见效快,但自下而上是个慢变量,需要我们干部能耐得住性子,慢慢去工作。)这个女教授到县里后当副县长,县里对她的希望当然是招商引资了,动用你在北京的关系帮我们介绍。但她毕竟是老师,关系不是太多。她说我就做点别的方面工作。她到村里把那些妇女组织起来,搞那些腰鼓队、老龄协会、妇女协会、合作社什么的,还直接组织学生直接到村挨家挨户访问。她还动员县里的人大政协干部到村里和老百姓多接触。老百姓高兴,多年来没谁关心啊,这一活动联络,就把村里的良性因素激活了,党员的组织性意识强了,村里的各种样的精英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也调动了许多妇女的积极性,和村里对抗的人少了,村里的组织也健全了。有一男的嗜赌,夫妇俩常因这个斗嘴吵架,但妇女协会来了,阻止了。哪个地方都有这些个破事。调解工作不可能靠一个村主任,大量的农村实际工作要靠群众组织来解决。基层局面非常复杂。秋菊打官司就是说明这一点。要学学这个女副县长,理顺群众情绪,组织群众合作社等多种群众自发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的形成组织,培育良性机制,解决自身问题,减少对抗,增加对话,接受上级投资,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农村的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实现。农村最容易实现和谐社会,免除农业税后,完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象城市,因为城市里有大量资本家,他和劳工是对立的。 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任何时候都是千真万确的不变的真理。
    
      可是,熟悉文革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两样就跟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公社化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且还没有那时搞的彻底。右派攻击文革,总说文革时期农民生活差,是因为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和国家对农民索取太多,下面我们来简单作个说明。
    
      第一,前面已经提到,现代农业增收的关键在于科技和化肥,与农民积极性只有5%的关系。那样看来我们只要说明国家为什么要对农民进行那么多的索取就行了。先说化肥,只要对农业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化肥是工业品,没有工业化是不可能生产出大量的化肥出来的。60年代刘少奇曾经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小化肥生产,但是因为国家的工业水平跟不上,结果失败了。再说科技,有人说农业科技直接在农田里做试验就能出结果了。可是,进行农业科技研究必不可少的显微镜,试管之类的设备是怎么来的?工业生产出来的!另外,进行农业科技的技术准备,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也不可能产生。在75年,国家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农业科研体系,这个体系光是科研设备的需求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不可能全靠进口解决。
    
      第二,农民的收入,现在公认1980年农村和城市的收入水平之比是1:2,85。但是当时农村的粮食远比城市便宜,农村的福利比今天完善(收入计算是不算福利的),城市的商品既少又贵。因此当时农民的生活跟工人的生活相差不大。
    
      第三,粮食的供应,我们要考虑到,在整个毛泽东时期,中国都处于战争的威胁中,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都想进攻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压缩人民的消费水平,把省下来的粮食作为战略储备。改革开放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粮食储备都处于一个尬尴的位置,朱榕基曾经在一次调查中被欺骗。一旦真发生了战争,没有战略粮食储备的中国人民将有可能会受到饥饿的巨大威胁。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在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后,国家将不再需要从农村提取剩余,城市里初步完成的工业化可以通过公社更好地支持农业的发展。但是中国最终搞了联产承包,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死路。
    
      现在我们可以提前预测免除农业税后将发生的悲惨情况。首先是党的基层政权进一步削弱,其次农民将因生活水平降低而对政府越来越不满。这是农民起义火苗的最好的酝酿条件。农民起义后将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老田的研究成果。
    
      我们知道,起义就必须会导致粮食生产大量减少。即使在粮食产量最高的1998年,中国人均可供粮食数量也不足400公斤,刚好够用。如果中国粮食生产受突然减少10%,数量就在4000-5000万吨之间。如果中国再象1960-1961年那样(大规模农民起义后情况往往更糟),国内粮食产量急剧下降30%,国内粮食供应缺口就要超过10000万吨。前面说过,中国现在没有多少战略储备粮,这么大的数量缺口只能靠设法增加产量或者使用外汇从外国市场购买来解决。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得益于工业进步帮助而增长的势头处于下降状态,同时原来取得抗旱除涝成就也在倒退之中,已有荒地基本开发完毕。近几年来的情况证明,国内粮食生产水平很难再得到提高。
    
      向外国购买也行不通。国际粮食贸易的数量,长期徘徊在2亿吨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受长期商业合同安排,是流向特定地区如日本和韩国等主要的粮食进口国。真正属于即时合同买卖、没有事先固定买主的粮食贸易数量,就更少了,每年大概只有几千万吨左右。1995年,中国在未经事先“预订”的情况下,在国际市场上多采购了1000万吨粮食,结果就引起了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粮食价格暴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麦和玉米价格上升85%,小麦价格攀升到21年来的最高点。1972年苏联曾经因为谷物严重歉收,从美国秘密购买了1370万吨小麦和杂粮,也曾使得世界市场价格上涨一倍。目前美国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以上,经常使用“粮食禁运”手段,仅仅在1973-1981年八年之间,美国曾因政治或者经济原因,对苏联实施过四次粮食禁运。从前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运作记录,特别是今天美国总体小布什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的情况看来,一旦中国粮食生产出现问题,美国必须会联合其盟国“落井下石”,中国将买不到多少粮食解决国内危机。
    
      因此,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在免税之后恢复人民公社,设法改善农民的无组织状态,那么未来的农民生活将越来越贫困,基层黑社会将得到一个空前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农民起义的火苗也将在酝酿中成长。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因此大量饿死中国人的事件将会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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