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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积累规律与制度论/马铭
(博讯2006年2月28日)
    
    作者:马铭
     (博讯 boxun.com)

    本文引子: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最流行的就是各种反思。比如反思文革,反思义和团。这些反思,在海外的中文论坛可谓俯身即是,在大陆也如星星之火般地在网上传播。前两天,我就看到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一篇是《解放前的老百姓有多穷》,一篇是《“旧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
    
    前一篇文章作者调查了家乡的老人(据作者讲他的家乡在中国也算是中上等富裕的,有点代表性),据老人讲,当时他们那里地主的房屋也是土墙,穿上老粗布做的衣。普通人洗衣服用的都是草木灰水,多数人家是点不起灯,很多人吃饭还都用瓢,葫芦一剖两瓣的那种。
    
    后一篇文章,则是列举了1949年前的中国诸多工业成就,如:
    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
    1896年张之洞的汉阳厂开工生产,第一年生产1300枝步枪;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
    1935年,有“中国甘蔗制糖之父”之称的原顺德糖厂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厂。
    就不一一列举了,此文所举条目不下20条。
    
    这是两篇对新旧中国典型的纵向比较文章。前一篇文章用意在,新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篇落脚处却欲表明,旧中国并不是一穷二白,是中共混淆了事实。关键是怎么定义一穷二白?关键是当时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如何?正如第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为什么他们家乡的地主没有吃过酱油、醋、砂糖,原因是什么?还是工厂少,那时,一个很大的城市,也无非就一两个酿造厂,产量也很低。
    
    以上是新旧中国的纵向比较问题。实际上这个纵向比较,没有多大意义,得出较合理的结论也比较容易。而且这种文章太多了,有的是中共宣传机构写的,有的是某些海外团体广泛传播的,有的是知名人物学者专家写的,有的是网友无名小辈自感自发写的。而且这种“比较问题”也被大家吵了不知多少次了,而且还不时地被人重新拾起来――作为反思,作为宣传,作为开路理论文章,作为彻底否定某政党某时期。
    
    但是一位网友笔名是云大侠的,却质问道:
     “但是,比较不能总是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的结果就很让人汗颜!二战结束不久,中国的人均GDP和日本相当,老百姓的生活甚至还要好于日本,解放前香港不如广州和上海更没法比,解放前,台湾的情况和福建省相当~~~~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怎么解释呢?!如果不是邓公小平纠正毛左路线,毅然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比朝鲜能强到哪里去?!”
     “有人说,日本是因为美国扶持,台湾是因为蒋介石去台湾带走了大量金银财宝才发展起来的。可笑可怜的理由。你难道不认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因素难道不是两个字:制度吗?!”
    
    这位云大侠的质问,很具代表性。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在1949年后就中国与日本台湾作横向比较?
    
    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了。当人们一想起,中共思想政治教科书上所作新旧中国纵向比较 ,一想起一些文章就新中国与印度作的横向比较,就心中来气。气愤之余,难免在问“为什么不与日本和台湾,作个横向比较,你看人家发展的那个好!不敢比,心虚吧?!”
    
    于是,我给云大侠写了如下回复。
    
    几年前,台湾前总统李氏岩田政男否认从大陆运输来大量黄金,说民国38年国民党运送黄金来台的船沉入海底了,结果引发当年参与运送960万两黄金的老兵的声声抗议和阵阵心酸。
    
    既然云大帅与李姓总统一样,对运黄金这种事不承认或者说“这不是事物发展的关键”,而是觉得台湾是实行了优秀的制度所导致的现在的发展成果的。
    
    那么我们就谈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问题,谈谈台湾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
    
    在开始正篇之前,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简单地给云大帅补个经济小常识:当你家里没有硬通货没有多少外汇,只能通过初级的农产品及其它劳务来换取外汇的时候,此种情况下,如果云大帅是当家人,会怎么办,是不是会很羡慕别人家有硬货有大笔遗产,你看人家缺少什么就大量地进口什么,家里有什么人因为穷想闹事可以从容地用钱搞掂。
    
    开宗明义,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1949-1978年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积累期。没有这个积累,再怎么改革开放也不会有巨大的成就,也不会导致在1980-1987年短短几年间,改革成果的突然显现。我不知道你去过墨西哥没有? 没有去过,起码看过好莱坞大明星拍的《The Mexican 2001》吧。这个国家的开放政策只会比中国更开放,实行的经济只会比中国更自由,为什么同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之一,与美国加拿大差距那么大呢?而且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经受战火。我们肯定不能说这个国家的国家领导人是笨蛋,他们与中国领导人一样,都是正常人。那么是他们的制度有问题?不会吧,起码是近朱者赤的类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吧。我在此,不是来评价别国的发展好坏的,而是想说,“制度”这两个字不象有些人想得那么简单。
    
    因此,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制度”是个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绝对的东西。我们所熟悉的“淮南桔淮北枳”这种寓言故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采用什么制度,中国要发展工业化,必须要做一些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事情出来,才能发展起来。即,中国必定要经过一个艰苦的积累期。而这个积累期是在1949年开始的,1978年时建立重要的基础,直到现在,中国还不得不在有些领域做这种积累工作,而不是象某些所说的一改革开放就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先让我说一下大家现在都不愿意谈的前苏联,谈谈前苏联的从1930年代开始的集体农场制度。这个集体农场干什么用的?就是让农民去支持工业发展,把农民辛苦种出来的东西去换工业设备和技术。但是谁愿意这么傻,付出许多却得到的是饿肚子呢?没有人愿意。所以斯大林这个人采取了铁血政策。为了统一认识,他又搞了清洗运动,把反对者都镇压了。
    
    斯大林的这种作法,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把沙俄的封建农村经济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至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所以大家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二战后,封建农民沙俄的后人就要与美国公开叫阵?因为前苏联有底气,尽管前苏联被德国大面积入侵,几次自卫战役都打得很艰苦,但是斯大林的农业补贴工业大力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起作用了,苏联战后很快就复元了。二是,斯大林的这种政策也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一个就是德国入侵时,由于清洗运动,军中不少人才前几年前就被镇压掉了,于是前苏联吃亏了被德国打晕了。另一个就是长期重工业(军工)优先的政策导致第三产业等不发达,百姓长期的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民间产生不满意情绪。原因在于苏联信奉沙俄的大国侵略政治,苏联没有及时调整政策,反而是在二战后的长期与美国争霸,在冷战思维中陷得太深,导致国内问题重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国民艰苦积累时期,只要方向对,大多数人都能付出。但是国家不能长期牺牲普通民众的生活利益,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改变政策改变国民经济发展重点。
    
    但是任何人不能否定这个积累期,不能指望没有积累就要一下子生活好了。只能是一代比一代生活好,但是没有上一代的艰苦,没有下一代的好生活。到1989年前苏联倒掉之时,其国民的生活水准已经不低了,不能说是一流也是二流发展国家水平,城市居民普遍都能开上国产小汽车了(虽然车型功能不入流却管用)。这就是1930年开始的积累政策所起的作用了。
    
    1930年代开始的前苏联这种严厉的国民经济积累政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因为苏联在短期内取得了大量成就,于是世界上不少人开始了模仿,新中国肯定是模仿了。虽然毛泽东等严厉批评斯大林的强行没收政策和清洗政策,决定在农村支持城市这条路上采取温和的政策,但实质上也是走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国民饿肚皮支持国家发展”的超前发展的积累政策。现在不少人在骂毛泽东,把百姓搞得穷溜溜的,为什么啊?可是为什么不想一想,几亿人的辛苦劳动所产生的东西在当时都跑到哪里去了,是跑到贪官污吏的腰包里去了吗?也可以想一想,在1980年后没几年,大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提高一大块,这又是为什么呢? 故然是改革开放政策好,但是没有前期的积累,在几年内能有那么大的提高吗?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是直线性思维嘛,包括你云大帅。现在情况一好起来就马上否定前面的,现在感觉不错就把从前说得一钱不值。
    
    不仅大陆在模仿前苏联的积累政策,台湾也在模仿。如果你看过蒋经国先生的相关资料,你就会发现这个在前苏联生活了12年的尼古拉同志(他当时的外国名字是尼古拉。他于1925年15岁时到苏共孙逸仙大学留学,1937年西安事变后负着苏联要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任务回国。在苏的12年,他经历了斯大林的严厉积累政策之最残酷时期--严酷的经济加上政治清洗,当时有3万名左右红军军官被镇压)。
    
    回国后,在政治上尼古拉同志肯定是与苏共绝裂了,但是苏共的那一套政策及执行手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不会完全赞成斯大林的大规模血腥镇压政策,但是前苏联如何搞经济,如何发动民众等手法,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那是他年青时的全部生活内容。他不象其他留学生一样,仅仅是在国外表面上生活着(现在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没怎么接触当地的具体的经济政治生活,可是一回国,俨然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专家),而是已经融入到苏联的经济政治生活中间去了。20出头,大学毕业后到一家重机械厂工作,1935年又与苏联姑娘结婚(即蒋方良),就象其他苏联普通年轻夫妇一样生活着,而且很快有了第一个儿子。总之,苏联的生活模式给蒋经国留下了一生最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向外显现了呢?在1939-1944年的蒋经国当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赣南。在这里,他做什么了?他的做法俨然一个“布尔什维克”。先是做社会调查,每天走上几十里路了解民众。这个做法一直到1980年代他还保持着,经常走访台湾普通百姓。现在,在台湾一些网上论坛,依然不时可以见到蒋经国在台的走访鱼贩农夫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不是为了搞选举搞呛声时留下的宣传照。蒋经国接着镇压各种地方势力,没收私人武装,清妓院扫鸦片。然后呢? 就是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强迫地主大大地减少租子,将荒地发放给没地的农民。这个重要的土改政策,在1950年后的台湾也开始实行。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是的台湾可以用大量的金钱来赎买地主的大量土地。政府买回来土地,一方面用于工业发展,一方面分配给没地的农民。这样一来,使大量获得土地的农民成为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作个比较,同样是土改,财气充足的国民党与穷腿子共产党作法还是不一样的。中共把眼光都盯在了工业化方面,只是对城市里的工厂向当时的资本家进行赎买。他的这种作法,可以看成是“运用行政权力去实行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当时的蒋经国可不象现在读了几本经济学教程的学者,这些学者大道理能说一天然后信誓言旦旦地说让哪支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去吧,这样资源分配自然会优化。作为社会改革的壮年蒋经国,看着令人心痛的乡土乡情,握着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倾向于苏联的社会改造经验。在近现代中国,众多有志之士是十分推充各种社会改造运动的,看着人家国外的发达和有序,回国来是恨不得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把积贫积弱的中国马上变个样子。于是在1920年代以后,中国各种主义盛行,从无政府主义到美国的自由主义。对中共和蒋经国来说,苏联的成就给他们以极大的刺激,于是对苏联是进行有意无意的模仿。
    
    在政治上,蒋经国的手法是“发动民众来支持他的改革”。蒋经国1950年代在台湾建立“青年反共救国团”,这是他发动的最典型的群众运动和组织。组织这些年轻人到农田、到前线、到医院,手法与前苏联的如同一辙,熟悉新中国1949年后发展史的人也能在大陆找到类似的现象。这些青年团的成员,1960年代后成为蒋经国完全执政时的政治骨干和政府骨干。同时,蒋经国也对1950年代台湾岛内盛行的自由主义加以强力控制及清理,如当时很有名的《自由中国》杂志就被尼古拉同志清理掉了。
    
    1942年的赣南,当时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后说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可与延安媲美。于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号召年轻人,不要去什么延安了,来赣南吧,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
    
    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是台湾的积累期,从农业到工业的积累期。这是蒋经国的赣南经验在更大范围内的实行。1970年代,蒋经国又用积累下的资金甚至不惜贷了大量款项大搞基础建设,搞机场,搞高速路,搞港口,搞钢铁厂,搞造船厂。1970年代,可认为是台湾的起飞期。
    
    至于1980年代以后,台湾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到电子产业从而奠定了今天台湾在全球电子产业的地位在此就不用多说了。只是提示一点,不是说当今世界上流行什么高新技术,你说要赶就能赶得上的,而是必须在前期有相应的技术积累,人才积累,才能抓住机会。
    
    当然了,对于蒋经国,在台湾岛内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民进党上台后。捧高者,说蒋经国是台湾现代化的缔造者;贬低者,说其是独裁者,一些台湾的镇压事件与他脱不了干系,一些文章的标题竟然是《清算蒋经国》。台湾一名吴姓学者,从民主的原则以民众的名义写文《蒋经国的历史诠释权握在人民的手中》,大批台湾人对独裁者的怀念情结,说民主化后的台湾依然对独裁者怀念是极其不健康的。吴姓学者的逻辑就是,现在台湾已经实行了“言论自由选举民主这种天下最好的制度”,人们却去怀念前独裁者前权威统治,简直是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还是认为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的马康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得好:
    “不必以学者的姿态教训老百姓了。老百姓只会怀念曾经对民众有贡献的人,也不会原谅那些光喊口号不做事、还乘机捞钱的坏家伙,即便他们是所谓的“民主”主义者。”
    
    说了以上这么多,无非一点,不要空口说什么制度。因为现在在网上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制度这两个字,可是要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呢,具体怎么实行呢?不是多来几张嘴在网上喊喊叫叫,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就以为中国可以放在实验瓶中了,好东西就能实现了,还是需要踏实地去积累,去总结历史,总结他人的经验。
    
    因此,我一见云大帅的“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因素难道不是两个字:制度吗?!”这句话就来气。历史事实都搞不清,每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事实都搞不清,而动不动就把制度两个字挂在嘴边,真是可笑可气。
    
    小结一下,以上我讲的一些史实,也涉及到了制度问题,虽没有直接但也间接谈到新中国1949-1978年的所执行的制度问题。我不想在制度两个字过多纠缠,而只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的一个规律性东西,特别是落后的国家,没有一个艰苦的工业积累期是不会发展起来的。
    
    补充一点:
    我忘记说日本了。云大帅见我只谈了台湾,没有说日本,心里肯定不服气。我也不想多写了,因为给云大帅作这种“类科普”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你费劲写半天,有些人的脑袋就是转不过来,没办法。不过,我个人觉得云飞扬同学很有潜力,起码积极向上有活力愿意思考问题,可惜没有建立起好的作学问的底子。一个建议,当你准备写文发文之前,多查些资料,多看些不同观点,会有助于你问题更清楚一些。多比较多总结再愿意下些工夫多想一想,这是所有作学问,无论是作理工学问还是作思想文化学问,所必须具有的方法和态度。
    
    至于日本,我只提供一点线索:
    “1937年,日产(Nissan)展示了它的第一辆豪华汽车 -六缸的70型的Datsun;
    而且计划把汽车首次出口到澳洲;
    他们的新口号是 -Datsun汽车,在我们的旗上,太阳正在升起.”
    (以上从我去年为北美的“史维会”翻译的“JAPAN'S WAR"中文稿中搞录出来的几句话)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二战后,虽然外在的物质外形被打烂了,但是留下了经验,留下了技术。二战前日本已经很熟悉现代化大生产的那一套东西了,开办技术学校,向工厂提供工人,建立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而这些是中国人在1949年后才开始进行的。因此,二战后的日本很清楚自己的路,清楚怎么能很快把原有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而中国还在不停地在建设路上犯错误,全民大炼钢铁就是一个典型。在1950年后的日本,肯定不会发生类似的错误,因为他们经历了如何进行工业化发展,清楚全民炼钢那是盲目那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乱来,清楚那种做法怎么会把工业搞上去。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就认为全民提高钢产量是可行的,因为大家都没有经过工业化过程没有受过更多的科学训练,再加上官僚体系的推动因为他们急需政绩。
    
    因此,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艰苦的积累工业化积累期,都要亲自在工业化路上实践过,亲身吃些苦头才能增长水平。
    
    就与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样,辛苦上几个月,就是为了几个数据。事后觉得自己当时太笨了,竟然用了那么长时间。可是这几个数据当时没人肯白送给你,有好心人有时会让你看一下类似的数据,可惜你当时也不能全然了解隐藏在数据后面究竟是什么。你只能去做,经常做些无用功还不时地停下来请教他人,平时开会时也发愁怎么向导师汇报进展。无论你用什么高级先进的分析工具,没有足够的数据论文就是没办法出手,有时经常做出些离散数据,你要不重做实验,要不耐心地去分析这些离散数据的可能性。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无论是做汽车还是做电脑芯片,没有实验室数据没有用户使用数据,你只能委曲自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老老实实地去积累相关数据,然后才有可能在市场与国际大资本大厂商进行竟争。最近看过一个小资料,说当年几个日本汽车厂商为了进军北美市场,让同样型号的汽车在日本国内售高价,而在美国却售低价,这是另一种在资本市场的积累活动,地道地国内普通用户补贴汽车厂家进行发展的例子。
    
    再补充一点:
    说起积累。与之相对应是消耗。中国人民人生活水平在近代是很贫困的,世上闻名的。但是,这种贫困和落后,并不是一下子造成的。并不是说,在1840年代,洋人第一声炮声一响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很贫困了。而是经过50多年的消耗,在1900年以后,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掉下去了。这在剑桥中国史上曾经用相关统计数字作过说明的。在此,我无非想反证一下,积累务必要经过一个过程,就如消耗也需要一个过程一样。人不会一下子被饿死,但是人更不能指望天下掉馅饼一心想吃现成的。想一想,1930年前后上台的蒋经国的父亲,实行的经济政策无疑是向美国学习来的,按现在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当时实行的是“对外更开放的好政策”,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很难发展起来,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积累,清政府百年以上的积累在1900年前都被消耗光了。
    
    为什么大陆比不过台湾,中国比不上日本,如果有人只想用“制度”两个字来解释,用流行的说法,我可以说你这叫历史虚无主义睁着眼睛说瞎话(虽然我很不喜欢这种给人戴帽子的说法和用词,但是,既然现在总有人摆出一幅动不动就“制度”、动不动“自由”的姿态,总是用这些光芒四射的词汇来敲打他人,我也就不得不用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词汇来针锋相对了)。
    
与网友的原讨论稿


解放前的老百姓有多穷?
    
    [千里夜行人] 于 2006-02-25
    
    有人好说计划经济那段时间人民生活困难,经济失败,想以此来诋毁计划经济。要说那段时间人民生活困难,比起今天来确实是事实,可是却不能说那段时间没有成绩,这得和解放前比一比。拿过去和现在比有什么意思,前面的永远赶不上后来的,前面的永远比后来的困难,三岁的个子就一定要比他自己10岁时的个子矮。看有没有进步、进步大不大,要和解放前比。如果和解放前比,我看那时的进步是巨大的,超过解放前几千年进步的总和,因为我对解放前人民的生活情况比较了解。那么解放前人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看本文之前,请大家先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解放前的老百姓会有多穷,然后与本文比较一下,看看自己的想象力怎么样,会不会出现“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这里说的全是我向老年人调查的,虽然我调查的不是中国的全部,只集中在我的家乡,可是我的家乡在中国也算是中上等富裕的,有点代表性。可惜的是具体数据没有,只能说个大概。
    
    就从吃穿住用几个方面分别来说。
    
    1吃的方面:
    
    解放前,占多数的贫雇农是吃不饱的,要饭的多的是。解放前,旱灾、涝灾、虫灾频繁,一碰到这样的灾年,就更糟了。我只指的是平常情况,特别的大灾,饿死人的事情我不说。要说计划经济那段时间胖子少,解放前的胖子更少。
    
    中农以上一般是能吃饱的,但是多数吃得很差,糠菜、粗粮——山芋、高粱、玉米等——为主食。只有地主才能够以细粮为主,但是还得搭配一些粗粮。(我们这里没有太大的地主,也没有恶霸地主,还是相对比较平均的)。看见了吗,那个时候能吃饱的只占极少数,能吃好的就更稀罕了。
    
    副食方面就更贫乏了。包括地主都没有吃过酱油、醋、砂糖的。好的人家就是自己酿一些酱,过节的时候用山芋、玉米等熬一些土糖,颜色很黑,块很大,很硬很粘,熬得不好,还有点发苦。占多数的穷人连这些都没有。食盐呢,食盐是不能缺少的。我们这里虽然靠海比较近,可是我们这里也几乎没有吃海盐的,都是吃土盐。从地里挖来盐土,过滤出来,自己熬。那盐不仅咸味不大,还发涩发苦。
    
    原因是什么,还是工厂少。那时,一个很大的城市,也无非就一两个酿造厂,产量也很低。
    
    2 穿的方面:
    
    那时全国有几家织布厂?都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包括地主都是自给自足,家有织布机。织的都是土布,俗称老粗布,又厚又硬,颜色发暗。想染色的,就买点染料或自己用兰草什么的做染料,染一染,染成蓝的或青的。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什么进步。
    
    这样说,也只是针对地主、富农等来说的,贫农连织布的也没有,一辈子没做过新衣服的多的是,冬天没有被盖,没有棉衣,没有鞋袜的就更正常了。有名有姓的一位老人,早就去世了,他从小到大都没穿过鞋,你信吗?那时谁要是能穿上一身老粗布做的新衣,那简直就是地主身份了。电视里好放地主都穿着光鲜的绸缎,事实上几乎没有这些事情,估计只有全国有名的大地主才能穿上。
    
    3 住的方面:
    
    那时低矮的茅草棚是普遍的,地主的房屋也是茅草房。我见过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最大的一个地主的房屋,也是茅草屋,土墙,无非就是高大一些,地基用的石料大一些,方正一些,还有就是在房檐上铺了两排瓦。
    
    几千年的进步有多大?
    
    4 用的方面:
    
    那时,很多人家连吃饭桌子都没有,连凳子坐都没有,大家相信吗?很多人吃饭还都用瓢,葫芦一剖两瓣的那个,而且还有一家只用一只瓢轮流吃的。《论语》里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那个时候吃饭用瓢,临解放时吃饭还是用飘,几千年的进步有多大?
    
    那时,有碗的家庭而且能一人一只碗的家庭是很少的。碗就算贵重用品了,打碎了都舍不得扔,还得补上。鲁迅有一篇小说,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就是里面有“九斤老太”的那篇,最后说九斤老太家里的一只碗打碎了,用铜钉补上,就是事实了。不过居然能用铜钉补,该是很奢侈的了。
    
    肥皂是没有的,洋碱也没有,洗衣服用的都是草木灰水,或者皂角,或者自己用碱土晒的土碱。地主也用不起肥皂。这样洗衣服,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火柴当然没有,用的都是几千年传下来的火刀、火石。那个时候能用起火柴的,都是大一些的资本家。农村人多数都没见过,包括许多城里人也没见过。
    
    点灯当然用的是菜油了,菜油灯发暗。不过那时能点起灯的也是少数,多数人家是点不起灯的,都是天一黑就睡觉,反正又没有看书学习的。那时,如果真有需要凿壁偷光的,肯定也凿了。农忙的时候,需要早起做饭,都是摸黑做。有少数能点起灯的,也都是把灯火控制在黄豆大小。电影里,好放贫农在夜晚组织武装开会研究问题,灯火有两三寸高,满屋雪亮,哪有这回事。
    
    需要计时间的时候,比方说需要早起出远门的时候就点香计时,当然这还得是有钱的人家,没钱的人家就看星,听鸡叫。
    
    治病上,那时没有医院,都是土郎中,而且能请起土郎中的,也是少数,多数人有病都是用土方对付,土方对付不了的,就只能等死了。
    
    这样的贫困生活,您能想象出来吗?关键原因是什么?是厂矿少。
    
    解放后,刹紧裤腰带,建了很多厂矿,使生活用品不管从种类上,还是数量上来说都增加了很多,虽然那段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与今天比起来还很困难,最困难的时候一人一年才几尺布票、才多少点火柴票等等,都限量供应,但是毕竟广大人民把用了几千年的火刀、火石扔了,也能吃上酱油醋了,也能吃上真正的食盐了,吃饭也不用瓢了,洗衣服也能用上肥皂了,不少人也有手表了,也有自行车了,家家户户也能点起雪亮的煤油灯了,点上电灯的就更不用说了,有病也不要等死了;广大人民也不用穿自己织的土布了,由一辈子都做不起新衣服变成几年就可以做一身新衣服了。
    
    这一二十年的进步是不是能赶上过去几千年的总和?凡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老人,在那个阶段都夸那时是天上的日子,过去连地主都不敢想。是谁说那个时候经济崩溃,没有任何进步的呢?有三类人。一类是在解放前非常阔气的那些人,他们在解放前过得日子多好,要什么有什么,拿银子就买,没有任何限量,一到计划经济时期限量了,他们就说不好了。其实,这类人即使不给他们限量,他们也不会夸好的,毕竟自己的财产被剥夺了,谁能咽下这口气。第二类人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人,这类人,一见计划经济来气,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得骂的。第三类人,是一些不用脑子的人,听信前两类人的宣传,好拿现在和过去比,说今天如何如何,过去如何如何,一比就说过去差,过去穷得让人没法想象,没有丝毫成就。
    
    再说,计划经济时期的进步还不能只从人民生活水平上的进步来看,那段时间还有隐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性进步,这是能看出来的,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所谓隐性进步,就是重工业的增加、研究单位的增加,这些增加是不能直接表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去的,人民是感觉不到的。计划经济时期,把大量的财富都应用到了建造重工业、研究单位上去了,用在生产生活用品的财富就相对少多了。没有那时在重工业和科研上的大量投入,何来今天生活水平的巨大进步?前人不艰苦奋斗栽那么多果树,有点钱就自己吃了喝了,不想买树栽,后人哪来的果子吃?这个隐性进步也不能不算在内。
    
    

“旧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
    
    作者:li-yang  日期:2006-02-04
    
    长期以来,教科书说“旧中国一穷二白,只能用洋火、洋钉,这是天大的假话。
    
      以下内容是关于洋火、洋漆、洋泥等。
    
      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 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以下关于洋漆: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此外还有中国船王卢作孚等就不说了。我最后要讲的是,中国以前是穷,但不白。而且我们当时有比得上日本美国的工业产品。这些比较要横比,不要纵比。现在我们广东人还叫香皂叫“番碱”,不管洋碱国碱一律叫番碱,只是习惯问题。
    
      马尾造船厂建于1866年12月23日,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产生的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时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力排阻力,改革旧制,大胆引进欧洲先进的造船技术、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任用洋人传授造船、造机技艺。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1871年,诞生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2年,制造了我国最大吨位铁肋木壳兵船;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从建厂至1907年,马尾船政经历了从跟洋人学造木壳蒸汽兵轮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行设计建造舰船,实现了自主建造木壳—铁木合构—钢制舰船的质的转变,共制造出大小船 40余艘,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造船最多的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辛亥革命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又创设了飞机制造工程处。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巴玉藻、王助、曾诒经等中国年轻科技人员,经一年多努力,于1919年8月,制造成功了中国第一架“甲型一号”双翼水上飞机(1910年法国的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 17架飞机,并培养了我国自己的飞行员。这使福州船政不仅是舰船的发祥地,还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
    
      汉阳兵工厂
    
      (本文只引轻兵器有关资料,汉阳兵工厂尚生产其他大小火炮及炮弹,均略去.)
    
      1890年9月6日,张之洞在大别山下找到厂址,长600丈,广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对岸。惟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1895年8月开始小量生产,冬季重建完成,开始生产,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应是 CommissionRifle,与毛瑟无关),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使用圆弹头。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德国定制八八式委员会步枪及汉阳造
    
      1896年开工生产。第一年生产1300枝步枪
    
      1901年,生产步枪2,500枝,马枪316枝。抬枪53杆。徐建寅试制棉质无烟火药成功.
    
      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当时可以日产步枪50枝。子弹12000颗。
    
      1904年,湖北枪炮厂又对88式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88式步枪与德M1888式不同点有:德M1888式枪管外部有一套筒,俗称老套筒,
    
      汉阳造88式步枪
    
      1907年陆军部通令各省采购湖北兵工厂枪械。除特殊需要外,不应向外洋采购,一律向汉阳厂购买,并依期付款。该年生产步枪9,000枝
    
      1916年9月8日,陆军部军械司在南苑试放汉阳兵工厂厂长刘庆恩(发明国造半自动步枪第一人)所制造的新枪,名为自装枪。
    
      毛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 (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还想听吗???最好别光记毛怎么叫你的。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浬,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记得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可是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近代开采延长石油,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延长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朝廷,拨银 8100两为资<屯垦经费),开办延长油厂,并令知县洪寅为总办。经武汉化验油质,成分特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五日开钻,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打出第一口油井,初日产量1.5吨。这是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从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
    
      独山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曾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同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油矿.
    
      1935年,有“中国甘蔗制糖之父”之称的原顺德糖厂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厂,这个中国最老、也是最大的甘蔗制糖厂后来发展成现在的顺糖集团
    
      薛广森,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顺德龙江。17岁去香港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薛氏借为停泊珠江的英国油轮“青龙号” 检修机械的机会,设法将船上的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在1915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不久就成批投产,引起国外工业界人士的惊异。
    
      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的1898年,第一台美国“老狗”牌(NEWHOME)缝纫机输入中国;1910年,美国胜家缝纫机从上海、广州等口岸大量输入,很快垄断了这些地区的缝纫机市场。
    
      1928年,上海龙华人计国祯力求改变这种局面,他曾预言:“将来有一天,每家女儿出嫁,都要有一台缝纫机做陪嫁!”于是他开设了胜美缝纫机厂(取名“胜美”是要胜过美国,胜过“胜家”),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家用缝纫机,开创了中国家用缝纫机工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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