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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阿猫阿狗都自称经济学家 需清理门户
(博讯2006年2月25日)
    
    民众并不知道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但有一点他们知道,中国很多的经济学界人士在瞎说,拿了房地产公司的钱拼命替房地产公司讲话,拿了烟草公司的钱拼命替烟草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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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0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决与棒喝: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对国内媒体撂下这样一句刺耳的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得更不客气,更刻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根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7日的调查结果,“中国最受信任学者”只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位。在公众的心目中,经济学家不再是可以相信的群体。丁学良对国内经济学家学术能力的评价,恰好吻合了中国民间社会对经济学界的普遍不满,他的言论发表之后立即在网络上得到民众的支持,也使他成为大众关注的明星。
    
    自一语激起千层浪以来,丁学良每天都会窝在四壁堆满书架的办公室里,看看网上的反应和朋友们对此的回复,然后从中挑选一些文章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他健谈,喝口水,把胡子一抹,继续他的愤世嫉俗;他也愿意谈,语速极快,带着江淮口音的普通话,老是担心对方听不明白。他一贯的心直口快,他一贯的自负和傲气,在香港学术界是出了名的。他没有要闭嘴的意思,他还会继续谈下去,“一年一个问题。”
    
    祖父祖母没有名字
    
    因为出生在偏僻的皖南农村,因为家贫如洗,也因为十年浩劫,丁学良只断断续续地受过不完整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外人难以想象,那个极度闭塞的村子依然沿用民国纪年,甚至存在“私刑”,用“沉猪笼”这种残忍方式处死偷情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6岁丧父的孩子该承受多大的生活之重啊。语调高昂的丁学良回忆起来,也不禁掩面叹息,泪流满面。
    
    “1982年我从上海分配到北京工作,政审很严,要调查祖宗三代。我6岁时父亲就死了,爷爷奶奶的名字怎么也填不出来,他们怀疑我成分不好,不愿意照实填。后来他们调查回来,确证我的爷爷奶奶没名字,到他死,村里人也只知道爷爷姓丁,称他为‘丁老粗’;奶奶姓潘,一辈子在地主家当丫头,所以到死别人都叫她‘潘丫头’。他们说我真是三代赤贫、根红苗正啊!在美国的时候,我的美国同学写我的故事,开头就是‘我的祖父母没有名字……’”
    
    孩提时代的苦痛是挥之不去的。“很多年里,我眼睛一睁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把肚子吃饱。很多年,夜里睡不着觉,饿啊。听到寒风的声音,还有狼的嚎叫声,很害怕,山里的狼没有东西吃,就跑到村里来吃小孩!直到现在,我晚上还害怕那样尖利的风声,有时候做梦都回到童年时代,犀利的风声夹杂着狼的嚎叫,夹杂着母亲半夜里无助的哭泣,真的像梦魇一样!”
    
    这是一个从来不过生日的人,因为他不知道哪天是自己的生日。不识字的母亲只告诉他,他出生的时候老家正在发大水。长大后他算来算去,家乡发生特大水灾,应该是在1954年。很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出生时间定为:1954年发大水之前。
    
    贫穷的乡村仍然恪守着儒家文化的传统,把读书这件事看得很重,丁学良清楚地记得老家的那句俗语——“三代不念书,放出来一窝猪”。近代史上,这一地区涌现了多位文化名人,胡适的家乡绩溪和丁学良的老家,相隔不到几十公里。因此,丁学良虽然家贫,也读了3年多小学,上过两年初中。
    
    不正规的农村教育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如今已是国际知名学者的丁学良说自己打字总是有问题,因为小时候老是念错字,“挑衅”念成“挑半”,“钦差大臣”念成“钦差大巨”,这些小时候念错的字根深蒂固地印在脑子里,不肯转换过来。
    
    1979年,自学考试,丁学良成了当地八县一市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的人。乡亲们搞不清楚什么是研究生,只知道当时最有名的是陈景润研究员,于是他们非常兴奋,“我们这里也出了一个‘研究员’啦!”
    
    拿下哈佛博士学位
    
    从皖南到上海,丁学良终于迈进了正规大学教育的门槛。他对那3年并没有特别的感情,很多时候只是提到自己曾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读书。他的毕业论文差点没有通过,这件事到现在还让他愤愤不平。“我太创新了,我写的是经典社会主义理想中,最吸引人的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那时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甚至反对,但是现在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了!”
    
    此后,丁学良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1982年,在于光远等知名学者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中国社科院;1983年,获得首届全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随后,经恩师推荐赴美留学。那时他的英语很差,在匹兹堡大学校长的欢迎宴会上,他连校长先生的问话都听得一头雾水。
    
    10个月后,丁学良获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双项奖学金,转入哈佛。“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有机会到哈佛去念书,你不知道心中揣着多少代的希望,肩膀上承载着多少人的期待!”刚进哈佛,就听说一个北京来的学生跳楼自杀未遂,因为觉得不成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到哈佛之前,都是轻而易举地拿第一,不用多努力。哈佛不一样,这里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他叹了一口气,“现在想来,我一辈子最累的还是在哈佛。”
    
    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不是可以轻易拿到的。据1990年的一项统计,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系科的学生平均花费8.2年完成博士学位,这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学生,没有语言障碍。丁学良对于自己在哈佛的表现很满意,他在文集的自序中写道:不到7年拿到学位,已经很不错了!
    
    让更多贫困少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理想主义在很多人那儿已经很稀薄了,但丁学良依然难改初衷。“如果可以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我最愿意回到在北京的那两年,睡办公桌的两年。那时充满了理想,对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当时,他没有宿舍,只有一床棉被,夜里常常就睡在于光远先生的大办公桌上,早上把铺盖一卷,继续看书。
    
    求知和报国,是他强调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终极目标”。出国二十余载,至今他还保留着中国护照,尽管一次次在过境时遭受歧视,但他想坚持到底,忍受“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在国际上所受的种种歧视”。现在虽然身在香港,公寓面向大海,每天都可以尽享西贡的碧海美景,他却说,最希望的是回到国内当一名大学教授,而以他的个性,北大最为合适。
    
    丁学良念念不忘家乡和他的同乡胡适。“我感受特别深的是那些20世纪初期到美国和欧洲去,在最好的大学拿到学位后回来,推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学者,比如胡适。100年之后,我们的肩上依然有这个担子。”
    
    拿到博士学位,经历了几年的茫然和抑郁之后,丁学良终于找到了他可以称之为精神寄托的抱负,他认为自己负有Mission(使命)。“人不能只有工作啊,要有个beyond(更高的),不仅仅是教书,一个job(工作),比job、career(职业)更重要的是mission,我必须要有个mission才能活下去。现在我觉得惟一的mission,就是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我能做的事情,哪怕为此而得罪人。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传教士’,英文就是missionary。”
    
    2004年,丁学良出版了专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谈到大学,谈到读书,他的语调再度高昂,虽然他的母亲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出来读这么多年的书,而且越读越远,从上海读到北京,最后读到了美国。“我母亲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能够在村里当一个兽医,因为我父亲就是兽医,叫‘牛郎中’,她觉得这个最牢靠。”
    
    让读书和好大学改变穷困孩子的命运,丁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他的母亲因为这个有出息的儿子,在家乡受到尊重,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说起这个故事,他竟在记者面前泣不成声。
    
    “93年夏天我第一次回国,母亲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别人没有把我当人,有一回别人把我当人,是因为你。母亲去看牙,诊所门口排了一大堆人。她年纪大了,站不住,有人就劝她去找马医生,当地最好的牙科医生,她跑去问他,‘医生呐,能不能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先给我看看牙?’当时我在美国。马医生架子很大,‘你儿子是谁?’老太太说,‘我儿子是丁学良。’马医生一听马上摘下口罩,把自己的椅子让出来,用白大褂擦干净,让我母亲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递了一支烟。母亲对我说,‘儿啊,我一辈子是人下人,头一回有人把我当作人上人,是因为你念书念得好啊。’”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让更多的贫困少年因读书而改变个人和家乡的命运,这一信念在丁学良心中越来越坚定。他已经决定在家乡的中学设立一份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奖学金。
    
    中国很多经济学界人士在瞎说
    
    人物周刊:您的那句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起轩然大波,是不是当初也没有预料到?
    
    丁学良:对学术界的冲击我想到了,这本来就是我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
    
    2005年底我在四川遇到一个朋友,他在北京读了硕士,在一个中等城市当市委书记多年,接待了很多国内经济学界的名人,他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结论经济学家”——不需要做研究就已经有结论了。这种结论从哪里来?我想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惟上”,一个是“惟商”。可见这么多年来,人们所见的这类现象太多了。
    
    人物周刊:民众非常支持您的话,您怎么看?
    
    丁学良:民众关注的是公正,他们绝大多数并不知道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但有一点他们知道,中国很多的经济学界人士在瞎说,拿了房地产公司的钱拼命替房地产公司讲话,拿了烟草公司的钱拼命替烟草业讲话,而且是以“经济科学”的名义讲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阿狗阿猫都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资源多,这很麻烦,已经到了清理门户的时候了。人太多了,需要一个专业标准。
    
    人物周刊:您本人学过经济学吗?
    
    丁学良:我本人按照国内的标准,老早就是经济学家了。1978年11月,我的文章已经发表在《经济研究》的头条,你知道第二篇是谁吗?孙冶方!1949年以后国内影响最大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而《经济研究》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刊物。按照国内的标准,我老早就是经济学家了;按照美国的标准,我不是。国内很多经济学界的人搞不清楚,他们以为所有谈论经济问题的人都是经济学家。哈哈!
    
    经济学是一门很严谨的科学,我们人人都谈论天气,明天冷不冷,下不下雨,但能说我们是气象学家吗?当然不是!
    
    人物周刊:您谈到的经济学界的不规范的活动和研究,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丁学良:至少两点,第一是误人子弟。国内大部分名牌大学我都去做过学术交流,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包括来我们这里读书的,都被误导了,经济学科特别明显。
    
    一个人有效地做事的年头是不多的,只有几年时间在读书,如果被误导了,再回来不容易。人生就像开车,快车道上错了就很难退回来了。
    
    假如我有时间,我会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问过去。
    
    第二个危害是武大郎开店。自己水平很差,又不好好做学问,当然就不会用积极开放的心态引进人才,因为怕自己一下就被比下去了。
    
    人物周刊:国内对您的反驳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您不是经济学家,怎么能随便发议论,还有一个是不同意您提出来的判断标准。
    
    丁学良:我讲的标准,都是国际上最好的或者比较好的经济学系,花了一代一代人的功夫总结出来的,评价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整套的复杂的评价系统。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地理学、语言学,没有哪一个学科像经济学这样,有专门的人来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在做,北美的、欧洲的、亚洲的,都有人专门做这种研究,所以我讲的话都是有根据的。
    
    你刚才看到我的办公室堆着一大摞资料,都是我们做学术评价的标准。怎样评价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系?核心就是研究成果啊。你的研究成果要得到大部分同行的认可和欣赏。
    
    我举个例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南造船厂造了一个1万吨的水压机,说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有的老外不吭声。终于有一天,几个内行憋不住了,问他们,你们知道现在国际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吗?能给几个参数吗?厂方回答不出来。你都不知道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又怎么知道自己赶上和超过别人了呢?
    
    他们老讲我没有资格评论他们。我到美国去不能评论最好的经济学家,但是在这里,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好到我不能评价的地步!我倒希望他们很快长进到我不能评价的地步。他们这些年来写的东西,不需要什么经济学训练的人都可以看懂,说明他们还处于“经济科学前”的状况,还没有进入经济科学的大门。
    
    不是我不懂标准,是那些反驳我的人不敢面对标准,一面对标准,他们就完了,连大门都进不了!
    
    在国内,自我标榜“名流经济学家”已经十年、二十年的,甚至自我标榜“大牌的”,他们想要进国际上最好的经济系,我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他敢不敢申请排行75至100名的经济系的副教授?他能不能排上前三名?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人家招助理教授,你去试试看?
    
    北京有位姓X的人,一家非学术类杂志的主编,也出来评论经济学规范。中国有句话叫“艺高人胆大”,我这次发现不是这样,有几个全盘否定我的话的人,共同特点是无知,无知才胆大,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经济学界发展到了什么水平,所以什么话都敢讲。那些人说话的水平之低啊,我发现他们属于井底之蛙的最下面一层,最上面的一层还能看到巴掌大的天,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还有一个据说在国内也是“知名经济学家”,我没听说过,问了在世界银行的朋友,他说,那个人在国内闹了个大笑话,他们组织翻译英文的关于经济和法制的书,把《孙子兵法》(《TheArtofWar》),翻译成“孙中山先生的《战争的艺术》”,而且12年都不改,两版都不改,连基本的敬业态度都没了,不是误人子弟又是什么?
    
    人物周刊:中国人历来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传统,大家一般都不愿意直接批评别人,您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
    
    丁学良:在这点上我和很多人心态不一样,我从来不认为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很重要的事和我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您这么猛烈批评中国经济学界,是不是和您身处香港有关?如果您人在国内,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
    
    丁学良:我在国内工作也会讲这个话,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传达的信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许这种事发生在美国我不会讲,因为和我没什么关系,那不是我的国家。问题是,这种事恰恰发生在中国,在我自己的国家。
    
    中国的经济学家一部分是经济“谈家”,是空谈,不是研究;还有一部分是经济“干家”,会搞钱的。我不反对合理合法地搞钱,但不应该和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家是做学问做出来的。
    
    人物周刊:您这次的言论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丁学良:当然。本来很多大学请我去,会有非常好的接待,很好的抬举,但我讲了这话以后,可能很多人不理我了。我国内的大部分朋友也都是在经济学界,我希望他们正面对待我的评论,继续做朋友。
    
    人物周刊:在西方的大学里,经济学系的情况如何?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系训练出来的最好的博士生,绝大多数留在最好的大学的经济学系,虽然工资比不上商学院,比不上大公司,但是他有学术上的尊荣;次等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到投资银行,虽然在学术上没有多大贡献,但挣钱很多,有得有失。
    
    中国相反,很多人以为到银行的是最好的经济学家,因为钱多。不是这样的。要想国内的经济学走上正道,还需要制度性的保障,有些要靠经济学界的集体努力,有些还要靠经济学之外的制度建设,这是更大的问题。
    
    西方在经济学系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大约四分之一都去了大学教书。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如果最好的经济系不是最好的人在教书的话,怎么能培养出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学生呢?
    
     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陈静 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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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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