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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就在中国实行现有“民主制度”的质疑
(博讯2006年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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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 大陆的民主运动再次兴起, 加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瓦解,“民主、自由”口号在全世界的“知名度”绝对超过了任何最有名气的明星!就像一段时间内流行的“气功”一样,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现在既然大家都愿意将祖国比做“母亲” ,那么,真心孝顺的子女们,在找到一张据说可以治疗母亲的“沉疴” 的 “单方”时,大概总是会先了解这张药方的“药性、疗效”和是否对病人有“针对性” ? 否则,不仅治不好病,甚至还可能产生和预期相反的效果而“事与愿违” 了。 笔者虽然自知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专家,但这是一件属于“匹夫有责”的事,所以愿意就自己的经历、体会和认识,提出一些看法: (博讯 boxun.com)

    
    民主运动在中国兴起的历史回顾
    
    中国民主运动的启蒙应该是在满清末年,由于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加无能,对内不能使社会生产和经济得到有效发展,民不聊生而盗贼、暴乱四起;对外更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的侵略,屡战屡败,被迫多次签下屈辱的“割地赔款”条约。
    
    客观的现实冲击着千百年来的“祖宗章法”,使那些有血气和头脑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未来,而随着鸦片进入中国的,除了宗教外,还让中国人看到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所谓“民主”的政治“假牙”制度,至少从表面层次上有了共识,以为找到了自己国家“积弱不振” 的原因和治病良方。自此开始,中国政权之争夺,欲取代的一方,无不以“民主、自由”这一光明堂皇的口号为诉求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而屡试不爽。“五.四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又成功地利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政府,最终迫使其退到了台湾;现在,又轮到现政权自己来接受这个口号的挑战,连(毛泽东说的)“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的总统和议员都敢公开接待、却不得不限制只有笔和嘴的“民运人士”的言论自由,由此可见其“威力”。
    
    回顾这些历史是想总结其中一些共同特点:首先,打着民主招牌起家的政府,无一不是又被打着这块招牌的对手打倒;其次,除了在尚未执掌真正实权力之前就去世的孙中山先生外,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位领袖,都可说是以追求“民主”开始,而以“独裁专政” 告终。请看,袁世凯在“总统”职位上把自己转成了皇帝,蒋介石且不论功过,至少没有实行民主的记录,毛泽东的作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代皇帝。邓小平在“六.四事件”时的决策,已注定他和历代领袖一样,站在西方民主的对立面上要“为民做主”了。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在台湾的表现,越来越搞不清他们是为了实行民主而当总统、还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幕后势力,永远当总统而推行那种遭到全世界耻笑、而让国民为之羞辱的“选举民主”?
    
    再就是,中国人民在每一次所谓的“民主运动”发生时,并没有认真讨论过“民主”的实际含义。“革命成功”之后,更从来没有追究过自己是否有了比原来多了一点的“民主”?“要民主”其实只是人民对旧政权不满的“代名词”,旧政权一旦垮了台,目的就算达到,剩下来就是由新上台的统治集团进行“权、利”的重新组合和分配,除非又一次“革命”,否则就再也没有过问什么的权力了。可以认为,西方政府的更迭有点像“接力赛”,后一个总是在前一届的基础上再发展,而中国却像“推铅球”--永远从同一点重新开始。当中国开始又一轮“民主”的历程时,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一下过去的教训吗?
    
    
    对现有“民主制度”的思考
    
    
    
    事实上可以认为,我们现在所指的“民主制度”,就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难道这种制度真是优越到可以无条件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步吗?完全不见得,理由是:
    
    1,这样的制度要有相应的社会历史、教育文化基础和比较一致的诉求。民主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层次:一是表面层次,在非民主国家中利用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来号召、集合对现有政权不满的群众,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在其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群众只满足于厌恶的旧政府垮台,而不在意(实际也无力干涉)新政府会怎么做;还有一种就是理性的自觉需要层次,除了传统的影响外,必要条件是一定要有足够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水平。实行“西方式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一定要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否则起码要政府拿什么钱去“优待”所有的罪犯,或让大多数人请得起律师,以便遵循民主的程序来解决自己遇到的一切问题呢?世界上找不出一个贫困的国家,可以籍“民主”致富、或稳定地实行“民主”的范例。
    
    从被公认为实行“民主制度” 比较好的美国的现实不难看出,公民在行使这种“民主权利”时,大多数人的出发点就是“个人诉求”。这在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城乡差别不大的社会里,还突显不出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中国大陆,还有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人口在农村,有着和其他那部分人相差悬殊的教育、生活和收入水平,实在不能想象他们的个人利益会和另外那一部分,尤其是为数更少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也见识甚至享受过西方民主的“社会精英”们的个人诉求会有相同之处!如果我们承认民主政治的真正含义是“在一个社会理,每一个人不论种族、信仰、性别、地位、年龄(当然有下限)、学历、职业和收入,都具有平等的表达意见,参政决策的权利”,其决策方式当然只能是“少数(选票)服从多数(选票)”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万一专政制度真的垮台、民主成为现实,一旦真正实行起“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中国近九亿农民中的多数,还是将选票投给了一位答应“保证”优先考虑他们利益的“皇帝”时,算不算民主?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臆想,不仅当年的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而且毛泽东的新中国也是坐稳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俄罗斯最近的选举也多少显现出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从常识上也不难理解,既然“民主”就是一个社会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意志,怎么能想象不同的教育水平和文化传统的社会,竟然可以实现相同的“政治模式”?
    
    海地的民主历程的教训还可以从反面说明一点这个问题,这原是一个由法国在十七世纪建立来的黑奴殖民地,绝大多数黑人迷信巫术,其文化教育的落后不难想象,所以尽管1804年宣告独立,仍然由军队和特务系统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统治。1915年因内部发生政治暴乱,被美国军队接管长达19年,期间并试图帮助建立民主制度,甚至后来当了美国总统的海军助理部长小罗斯福还亲自制定了海地宪法。可惜直到90年代初,即使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美国的“保护”下,都还无法将一位民选的总统送回去履行民主的职责!不知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证明只要让共产党垮台,中国下一个政府一定能坚持民主制度不变呢?
    
    再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要有一定的国际大气候环境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是外向贸易型,无论上一世纪的英、法、德到本世纪中的美国以及后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手段不同,但无一不是通过外贸“发财”的。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后期发达的历史,可以总结出它的发展需要有下面几个条件之一:
    
    1,环境条件好(如二次世界大战之对于美国和战后之对于日本);
    
    2,和对手的实力比较,相差悬殊(鸦片战争时期的英、法、德等和中国、印度或其他殖民地相比);
    
    3,财富只能靠以小吃大来积累。英国当时靠比自己大得多的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发的财,美国从国际市场赚钱、日本从欧洲和美国市场、台湾从美国市场获得利润,由于开始规模悬殊,尽管所占市场总额比例不大,但被自己相对少得多的人口一除,收入就可观了。日本和台湾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旦别人发现比重太大时,就发生“特别301案”之类的反弹了。
    
    当前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太可能具备1、2两项条件,而第三条对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是不适用的,才出口了一点纺织品、鞋子之类的东西,别人就“吃不消”了。而对自己来说, 即使也赚到了令世人 “眼红”而让台湾“骄傲”不已的那么多外汇存底,分到每个中国人头上也只不过数十大元而已。所以中国人民(不是那些少数“特权阶级”)能靠资本主义“发财”之日,就是全世界其他人民“勒紧裤腰带”之时,这大概是永远没有可能的。
    
    
    大国永远不能拿小国做榜样
    
    
    
    冷战时期, 南斯拉夫被西方塑造为东方集团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标兵”、“样板”,有如一朵鲜艳的“奇葩”,令人羡慕不已。冷战一结束,它就失去了支持利用的价值,马上暴露出“败絮其中”,毫无生气可言。前苏联政权瓦解后,极需西方的经济援助,美国也知道苏联的改革成败对真正“摧毁社会主义阵营”有决定性影响, 可惜除了口头上 “百分之百的支持”外,行动上自知“即使打肿脸也充不了胖子”,只能“杯水车薪”地意思意思,眼看着中国拿它当成“反面教员”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无能为力。要是以后中国再出个“叶利钦”,就怕连那一点钱都拿不到了,因为大家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伙伴”,当然除了遵循共同的竞争法则,让强者生存外,又有谁应该援助谁呢?而无论台湾和香港如何为自己的社会和成就夸耀,但这是由美国和大陆,出于本身利益的需要,给以支持、容忍或有意促成的客观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这两者的角色完全不同,更不能相互调换。一定要大陆去按台、港的路走,就像寓言中的驴子要学狗一样的不现实和可悲!
    
    
    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包治百病”的
    
    
    
    菲律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次大战后,他是亚洲第一个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经济能力也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但几十年过去,非但没有蓬勃发展,相反同样地政治腐败、而且盗匪猖撅、民众生活每况愈下,连大陆这样的共产国家都比不过,更不用说和亚洲后起的“四小龙”相比了。
    
    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都是老资格的民主国家了,可惜却无法让人从他们身上看到能“蓬勃发展”的生机。连美国自己国内也出现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而亚洲大部分国家离“民主制度”都尚有一段距离,像中国大陆更还实行着被诟病为“极权“的制度,但是经济表现却是如此“出众”。属于“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其政治制度似乎不如台湾表现的那么民主,甚至人民没有吃口香糖的“自由”,犯法者可能还要吃上”鞭子”(连在那里犯法的美国公民也不例外)!但政治稳定和人民富裕的程度并不比台湾差,更少见这个国家的民众有以“向往自由”的理由到外国申请“政治庇护”拿“绿卡” 移民的。 所以,现在鼓吹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就好象“秃子推销生发剂”-难以自园其说了。
    
    
    这种制度本身也有很多缺陷
    
    
    
    由于特别强调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却没有同时给出界定必要的范围,加上奉行的是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调节机制。从宏观角度来看,如果环境条件好和对手的实力比较悬殊的时候,这种制度将可向外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能力。反之,就好象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堡,进攻时固然有利于四面八方任意出击,但保卫防守时就会感到“力不从心”了。西方国家国内的犯罪问题,国际贸易的逆差问题和在对中国大陆政策的被动、无力的表现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总结以上几个方面的正、反例子,也许可以发现我们过去是颠倒了社会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宣称只有实行了民主制度,社会才能进步,经济就会繁荣。事实上恐怕西方这种民主制度是某些民族精神文化的反映,和民众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后才会产生的追求,而不是可以通过某一统治集团宣布或以外力强加到任何国家头上去的。
    
    现在再来看看中国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四.五事件”和“六.四事件”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可以看成是大规模群众运动。但结果却截然不同,前者促使“四人帮”轻易倒台,后者遭到严厉镇压而失败。其实只要深入地探讨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也许是真正“民意”的体现:“四人帮”文革期间在前台的倒行逆施,早已引起大多数中国人的全盘不满,所以参加“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主体是工人和干部群众,这有力地鼓励和支持了党内元老派采取一举从“四人帮”手中夺权的行动,并顺利成功。但八九年发生的那次,恐怕只能说是党内一部分路线有分歧的领导人,想借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力量来夺取真正领导权的行动,所以运动的主力也就变成最单纯而富有理想色彩的学生了,其结果当然也应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话。对大多数人民而言,开始其实只是想借学生的行动,发泄一下对政府涨价和一些官员腐败的不满,真正让群众完全站到了学生那一边的,是宣布的镇压命令和后来的枪声激起的正义感和愤怒,而不是七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就喊过的那些口号。
    
    邓小平上台后,所谓的政治“民主化”一度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大家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主张搞改革开放的他身上,但曾几何时,有人只因为说了几句邓小平不愿意听的真话就被判刑十五年入狱,接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较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下台等一系列行动直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共产党可能搞西方式民主的幻想!痛定思痛,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原因,为什么靠“民主”支持的领导人一旦上了台也就马上变成了独裁者?而略有一点民主意识的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那怕已经在台上的也要被赶下来,普通干部和老百性更是只要公开坚持“民主”诉求,就可能有“牢狱之灾”。以此和西方社会相比较,得出了是“制度问题”的结论,好象只要中国也实行同样的一套“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一切OK了。如果这只是西方国家的议员、政客、学者的观点或议论,到并不希奇,也许是出于不了解而以自己的国情揣度别人,也可能是别有用心地想让中国人的“巨大能量”永远耗在内部的动乱上,这在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准则的国际社会间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中国的读书人也持这样的认识,怂恿支持这个方向的行为,无疑是让自己再一次走进历史的“死胡同”,延长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而已!
    
    除非我们有意回避,否则台湾本来就是中国大陆客观评价西方民主制度的“可行性”的最理想的试点,只要看一看“自然”发生在那里的,真正“同文同种”、且就历史而言是才分开不久的同胞(平均素质无疑比大陆还高)那里社会上的种种“民主现象”,难道我们还敢说“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榜样”吗?而忽视研究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和五千年精神文化传承的民族的“惯性能量”、想去从别人那里发现什么“捷径”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无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如何的优秀、出众。而本来我们应该,也完全可以挟自己“人口和文化”的优势,为世界探索一条即使不能说“最好”、起码也算得上“平行”的社会发展之路。因为至少以东方的哲学观点来看,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永远是“两极”并存的,就像“太极图”显示的那样。也许有一天“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现自己犯的最大一个“投资错误”,就是主动花力气去策反“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本来可以以其脸上的麻子,来冲淡别人对自己脸上的雀斑的批评的“俊友”(见法国作家莫伯桑的同名小说)。
    
    如果我们只知道以“西方”的观点来批评、纠正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错误”,那么有朝一日,当这一切都放在“历史裁判台”前时,恐怕笑得出来的反而是他“毛(泽东)老人家”了!
    
    (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从同名文字的链接中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0rg/06/czl60205.html)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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