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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民公寓》和上海舞女/茉莉
(博讯2006年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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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文革小说在爱尔兰获奖

     (博讯 boxun.com)

    在中国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爱尔兰卢斯地区政府艺术办公室和一家出版社组织作品征文竞赛,把成人文学一等奖,颁给了一位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作家,他的参赛作品正是描写文革的小说《福民公寓》。
    
     作家喻智官原是上海的医生,为了实现“写一部关于文革的长篇小说”的心愿,他于1988年去日本攻读文学硕士。十年前,为了寻觅自由写作的环境,他从东亚的岛国辗转到西欧的岛国,在乔伊斯和叶芝的家乡爱尔兰,历时五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于2003年在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日文和英文本也将陆续出版。
    
     在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的海内外文坛上,《福民公寓》是第一部以大上海为舞台,全景式再现各阶层市民在文革狂潮中生死沉浮的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半殖民地时期法国人建造的一所摩登公寓里各色人物的命运,立体地刻画了中国人在四九年“解放后”尤其是文革的生存景况,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社会内涵,并试图寻找导致文革的历史因由和渊源。
    
    ◎ 书写亲历过的生死悲哭
    
    被视为上个世纪最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倡导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曾提出“人生与文学的对称性” 的观点,具有鲜明现实主义特征的《福民公寓》可以说是它的注解。《福民公寓》以文革开始时还是小学生的主人公吴国福的视角,通过公寓里众多居民日常生活的白描,精心谋篇布局推进故事情节,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纠葛中,广角地透视了疯狂社会的真相:在没有人权的专制极权社会,每个人都是悲剧角色。
    
     在福民公寓这个“资产阶级集中的老巢”里,作者生动细腻地塑造了近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写下他们迫害和被迫害的生死悲哭:其中既有逃亡的白俄、大资本家、图书馆员、医生、舞女和归国华侨等非无产阶级;又有工人、区委干部、军代表,里委党支书,以及红卫兵领袖等无产阶级。
    
    舞女祝秋艺是他们中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这位旧上海百乐门的当红舞女,令人想起白先勇笔下一些著名的女性形象,如交际花尹雪艳、舞女金大班。不同的是,从上海跑到台北的金大班们,演出了别样香艳凄美的一幕,而留在大陆的舞女祝秋艺却没有那样的幸运。
    
    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上海解放在即的时刻,住在公寓里的流亡白俄或再次出逃第三国或自杀,其他居民也面临命运攸关的去留选择,可舞女祝秋艺却轻佻地谢绝了小开黄——造船厂老板的儿子带她逃往香港的邀请,她要留在百乐门继续做“众星拱捧的月亮,翩翩起舞的彩蝶”。祝秋艺不相信共产党来了会不让人跳舞,不相信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真的会流光飞灭,
    
    而后多年,祝秋艺只能打着哭腔,念叨小开黄分手时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上海解放了,舞厅封门了,祝秋艺成了新时代的社会渣滓。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她草草嫁给一个叫来龙的工人作政治靠山。文革来了,她生怕自己被划进“黑八类”遭抄家批斗游街,就怂恿不关心政治的丈夫去参加工人造反队,由此得到一个造反队家属的护身符。不料,来龙加入的造反队因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唱对台戏,而惨遭镇压。丈夫在武斗中横死,费尽心机的祝秋艺又陷入新的惶恐之中。
    
    为了寻找新的靠山,祝秋艺利用姿色去引诱户籍警赵河竹,两人勾搭成奸。有了赵河竹作靠山后,祝秋艺过了一段舒心日子,尤其是在毛泽东生日,里委组织家庭妇女跳忠字舞时,赵河竹让祝秋艺上台教大家跳舞,使她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她和户籍警的奸情被丈夫是军宣队的里委干部揭露。公检法(文革时公安、检察院、法院合为一体)为了保全警察的形象,让赵河竹把责任全推到舞女祝秋艺身上。结果,赵河竹成了“上当受骗”者,而祝秋艺却成了腐蚀户籍警的坏分子,最终没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 王安忆《长恨歌》淡化背景
    
    就这样,喻智官在《福民公寓》中,将复杂的历史境遇,作为人性动作的舞台,写出个人空间被社会挤压之后的摧折与毁灭。作为旧上海文化一部分的舞女名媛,在翻天覆地的革命时代到来时,其个体的命运和心理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然而,同样是描写旧上海留下来的舞女名媛,王安忆的那部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恨歌》却与之不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大量的笔墨,描写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名媛王琦瑶的日常生活,精细地刻画了一个风姿绰约的“上海小姐”形象,被视为一个城市古典摩登时代的见证。
    
    在王安忆优雅的描述中,上海弄堂的闺阁,“沪上淑媛”的服饰,金屋藏娇的公寓,麻将桌上的男女游戏,……上海式的物质生活,上海式的时尚趣味,风花雪月和小资情调充斥全书。一个大时代的沉重与癫狂,就在这琐碎、轻逸与麻木的叙述之中,隐没了它的真实面目。
    
    尽管王安忆说故事的才能炉火纯青,但是读者从这部小说中,看不到中国六十年代那场浩劫的惨烈,看不到时代对人物命运的震撼。社会背景被淡化了,虚构出来的主人公不食时代烟火,与她所处的历史严重脱节。写作的深度真实因此被抛弃。《长恨歌》的故事背景即使放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也是可以的,唯独放在解放后的上海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是本质虚假的。
    
    ◎ 《上海文学》老编辑评两部小说
    
    对喻智官和王安忆这两部小说,原《上海文学》的老编辑陈家骅先生都有过精彩的评论。陈先生与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同在一个编辑组工作,当年看着脱离襁褓的王安忆长大,并对她的创作有过很大的期待。但在读了众人叫好的《长恨歌》后,陈先生大失所望。
    
    陈先生在文章中说:“虽然《长恨歌》比较成熟,艺术性也强,十分精细,也较耐看。但我还是要说,我不喜欢。”陈先生之所以对王安忆小说不满,是因为当年在《上海文学》编辑部里,有二十多人被戴帽,下放,挨斗,坐牢,就连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其“遭遇之惨无法言表”。在如此恐怖的环境长大的王安忆,仿佛失去了记忆,居然可以把文革“淡化到了无法淡化的朦胧水墨画”的程度。
    
     相反,对喻智官的小说《福民公寓》,陈先生一个劲地赞不绝口。他的评论题目即是“我喜爱长篇小说《福民公寓》”。他说:“幸亏有《福民公寓》作者这样坚持正义的正直之士,我们才能读到这部深刻而真切地描写文革的作品。”“正因为《福民公寓》是记录血污社会的写实之作,它只能在保留资本主义的香港出版,由此也鉴定了这部作品的价值。”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学都是当代人文思想最重要的表达者。《福民公寓》的成功不在于技巧上的花拳绣腿,而在于作家的责任感和对历史的追问能力,以及他对人间的整体关怀。
    
    2005年12月16日 原载《开放》杂志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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