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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源:讲真话为什么这样难?
(博讯2006年2月01日)
    黄天源
    
     我知道巴金辞世的那天早上,省、市广播电台的记者分别打电话来问我:对我国文坛巨星的离去有什么感想?我回答说:巴金晚年《随想录》所凝结起来的思想——“讲真话”,是我们永远要牢记和遵循的。 (博讯 boxun.com)

    “讲真话”,不是托儿所小朋友也知道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么?为什么到了大人世界,做起来却变得如此艰难?
    大家都读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都知道面对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只有一个孩子说了真话:“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然而,很少人知道,安徒生手稿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当场被人打死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这篇童话公开发表的时候,这个悲惨的结尾被删除了。
    安徒生删除的原因,也许因为童话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不宜那么血腥;或者因为这样的结尾会令孩子产生恐惧,读了之后反而不敢讲真话,背离了作者写作的初衷。但作为成人看,我想留下这个结局,这篇不朽的童话,将会更真实,更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讲真讲之所以难,首先在于没有一个容许讲真话的语言环境。没有容许讲真话的语言环境,你硬要讲真话,自然就没有好结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50多万人因为不同程度地讲了真话而成为“右派分子”的。二十余年后平反,人生最宝贵的光阴都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困苦中度过了,面对这样的语言环境,谁敢轻易讲真话?
    中国不让人讲真话是有历史传统的。二千二百年前,秦国的丞相赵高想造反,害怕群臣不听他的话,便设计试验谁不卖他的账。一天,他把一只鹿献给秦二世,却说献的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你错了,怎么把鹿当作马?赵高就问左右大臣,是鹿还是马。凡是如实说鹿者,赵高都心里记下来,以各种名目清除掉。这种做法,现在叫“政治表态”。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不曾作过违心的政治表态者极少。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明明拥护邓小平的反左的“整顿”,但在“批邓”的现场上,我也只能和大家一样,“举起森林般的手”。巴金晚年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呼吁讲真话,就是因为他在“反胡风”和“反右”中,也说过一些违心的假话。那时候,单位批胡风,你不批,你就有可能成为“胡风分子”;那时候,单位反右派,你不反,就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这和二千二百年前的那幕指鹿为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在这种语言环境下,你说讲真话难不难?
    讲真讲之所以难,还在于要求讲真话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一个刚直不阿的人格,一个不媚俗不奉承讨好的个性,一个不为利益左右的价值取向,一个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灵魂。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要举手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撤消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只有一个女中央委员不举手,她叫陈少敏。会后,康生问她为什么不举手,她说:这是我的权利。之前,会议讨论定刘少奇的罪,她一言不发。马克思说过:当我们不可以讲真话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讲假话。康生当然知道沉默也是一种战斗,一再催她发言,她就是一声不哼。轮到大会表决的时候,她就是不举手。
      与男性比较,中国特别敢讲真话的,还是女子,除了陈少敏,还有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等等,她们都为讲真话而付出了青春的生命。那个时代,不仅真话不能公开讲,甚至连对自己亲朋戚友也不能说,李九莲就是因为对自己的恋人说了心里话而成为囚徒的。工人家庭出身的李九莲原是赣州第三中学的红卫兵。1969年2月28日,她给在福州部队当兵的男朋友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问题发生怀疑。”曾××不放过立功的机会,把李九莲的信交给部队政治部,部队立即把李九莲的信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保卫部很快抄了李九莲的家,搜出“反动日记”,立刻以“现行反革命”拘捕。独立的思考,思考的认识,连写信上、日记上也有罪,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时代啊。这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秦始皇焚的是书,坑的是公开持不同政见的儒,李九莲还远未到著书立说的程度,话也没有公开讲,就已经犯罪了,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啊!
    个人讲真话难,要媒体都讲真话那就更难了。媒体都是一个有领导的组织,是某方面的喉舌,她的发言发表,不能不受到方方面面的约束和制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问题不用说了,即使某食品合格与否,也不能完全讲真话。近日广州地区某大报报道:被称为“苏丹红第二”的“孔雀石绿”禁用兽药,在国内一些水产品市场被发现使用。7月7日,农业部下发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严查违法经营、使用“孔雀石绿”的行为。……“孔雀石绿”具有高毒素、高残留和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可是事隔不久,该报又发消息说:“专家指出,孔雀石绿和农药不同,前者要达到一定分量才能对人体产生危害,量少则对人体影响不大。”对此,读者真不知道相信那一条消息好。
    像这类互相矛盾的消息、报道常见于报纸上。一会儿说:“国家《腌腊肉制品卫生标准》10月1日起正式执行。仅“过氧化值”、“酸价”两个指标,目前生产销售的广式腊味产品将全部不合格。”一会儿又说:“八省抽查腊肉制品 广东腊味抽检未见不合格 ”搞得人们不知道该不该吃广式腊味。我的一位同事曾问他的记者朋友:到底怎么回事?记者说:通常第一条消息是确实的,第二条消息是受到某方面的压力而发的。我的同事愤然说:“我知道,不就是怕腊味和鱼的销售受影响吗?究竟是人民的生命健康重要,还是他们的经济利益重要?”记者无奈地苦笑一下。
    媒体得罪企业还算小事,若摸了司法的老虎的屁股,那更不得了。本月20日,浙江台州市交警支队椒江大队大队长李小国因对《台州晚报》10月19日《电动车上牌,乱收费吗?》一文不满,竟然指挥40余名警察,乘坐十几辆警车冲击台州报社,把曾做过肝脏移植的副总编吴湘湖殴打得大便失禁。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人们都不敢相信是发生在一个法治社会!不敢相信一个法治社会,有如此渺视舆论监督、如此横行霸道、如此明目张胆执法犯法的警察!我相信,这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
    讲真话之所以难,归根结底,还是有法不依,法律不能不折不扣地保护宪法所赋于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明白白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即使共和国宪法最初的版本,也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自有宪法以来,还有那么多以言论定罪的事情呢?更何况这些被定罪的言论,无一不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除了宪法,我们许多领导人也说过不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类提倡讲真话的话,为什么一到现实,讲真话的人,总是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呢?难道让人讲真话,天就会塌下来?难道不让人说真话,天就不会塌下来?
    ——我不知道。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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