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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杂志文选:批判袁伟时教授
(博讯2006年1月30日)
      辛亥革命虽然按照美国的立国精神建立了共和制度,权力中心却并没有转移到由约法(临时宪法)所规定的共和制度的议会和内阁,而仍在军人袁世凯手中;袁死以后,实权继续在各省的军阀手中。孙中山为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府,对各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他的“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中国的统一大业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基本完成。
    
       避开北方、南方军阀长期地执掌大权的历史背景,避开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军阀斗争的历史过程,抽象地谈论所谓“民主程序”,或者以军阀的“法”为准则来衡量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从而为军阀统治翻案,否定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文章的基本手法。 (博讯 boxun.com)

    
      这位中共御用学者、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特点就是要违背历史起码常识,其基本精神则是给民主法制的大敌──军人强权涂抹“民主法制”的光环,给中华民族当时唯一的正气所在──孙中山的事业和人格以编造的事件抹黑。
    
      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只是解决民族问题,民权和民生也必须解决:同样,也不可能光解决民权或者民生问题,必须将这三个问题一并解决(虽然每次各有侧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是他在长期的困境中吸引人们追随他的无形力量。
    
      显然,光有学说还不够,必须有事业和领袖的人格相结合;同样,也不可能光是有改变社会的运动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必须要一并具有。
    
      对于为军阀涂脂抹粉的文章的反驳,在今年春天的《传记文学》上,有胡志伟的有理有情的长篇文章连载,在《明报月刊》第十期上,有容若的清晰扼要的论述。我在此仅作补充阐述。
    
    一、军阀政治的初始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动乱,使得地方军人崛起,但是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没有篡位的野心,而是维护北京的统治中心,所以他们并没有成为军阀,只是开始了清代地方军人拥有军队的先例。
    
      满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他的势力分散给了他的众部属,军阀政治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传统思想把行孝道当做行仁之本,当做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任何人在家庭内部必须行孝,总是以爱亲人为起点;在社会生活中则抽掉仁爱的内容,行孝方式就是忠君,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汉具备刍形。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作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同样拥有军队,却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他的部下们学习他不忠君的榜样,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主角。
    
      军阀们也有其时代根源。因为既然忠君观念过时,那末该忠于谁?孙中山在去世的前一年演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说,他自己有一次偶然到一家祠堂去,发现墙壁上的“忠”字被涂抹掉了。孙中山说,忠君虽然不好,但是忠于国家还是必须的,可见其时社会心理的混乱状况。至于民主思想,与拥有势力的军人们几乎绝缘,哪个军阀没有帝王思想?
    
      军阀形成的条件,早有学者论述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产业革命未臻成熟,而农村经济已破产。农村因而随之崩溃,农村的壮丁乃流为游民,这些庞大的游民群众,在一方面变为民主势力形成的障碍;在另一方面适使军阀得有挟多兵以自重的机会,因为农村颓败,农村壮丁过剩,流为游民,唯有‘兵’和‘匪’两条出路,兵多匪多,匪多兵多,兵匪不分,军阀于是坐大。”(注1)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部份地域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军阀割据的出现。总之,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旧制度交替和思想文化互相影响时的混乱,是军阀割据出现的外在条件。
    
      关于军阀的定义,各史家见解接近而各有所重,近代史专家张玉法关于军阀的定义是:“军阀一辞,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者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民国初年的军阀,多为各省的督军,也有较督军为小的将领。这些军阀,进可以操持中央政治,退可以割据一方,无论他们的权位如何,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注2)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他的主要部将就为争夺权力四分五裂。不仅仅袁失去了再统一北洋的威望,其他的军人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统领全局。最有势力的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登总统宝座,张勋想要宣统复辟,倪嗣冲则死保段。北洋军人的分裂势在难免。
    
      袁世凯死后,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六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二十五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十七万人。
    
      继承袁死以后的总统职位的,按照1913年临时约法所制订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应当由原来的副总统继承,于是黎元洪出任总统,皖系势力人物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掌握实际权力。
    
      于是,立即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刚刚结束皇帝统治的共和国,政治人物对待不同意见的方式,是以势力来强迫对方接受,而不是协商、妥协、包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1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由段内阁签署后送交国会。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重新上演了袁世凯不久以前为了当皇帝,由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制造民选皇帝的丑剧:“5月10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段祺瑞竟雇用流氓,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为数三千余人。由段系爪牙,陆军部人员傅良佐、靳云鹏等指挥,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施用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袁世凯所用的惯技,扬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方许散会。众议院为之群情愤慨,乃停止会议表示抗议,国务院的全体国务员也相继辞职,整个内阁仅剩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而已。”(注3)这是议会和军阀最初的较量。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众议院于是决议该借款无效,并且还决定缓议对德参战案。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2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
    
      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要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要说明成为护法运动对象的段祺瑞,这个拥有私人最强大军队的中华民国的总理作事,完全没有丝毫共和国必须的民主思想,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昔日皇帝的所为无所差别。总理拥有私人军队,本身是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总理如果作事遇到障碍,当然运用军队去除,不然养军队做什么?
    
      被免职以后的段祺瑞去了天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充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于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这其中不包括直系的几个督军冯国璋等,皖系督军则缺乏安徽张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紮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
    
      段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917年6月13日),再借辫子兵赶走了黎元洪而拥戴宣统复辟(7月1日)。但是,军阀们已经不愿意再当孩子皇帝的走狗,所以过后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张勋的主力,反而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护法以前的军阀横行的短期历史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世凯一样,为了夺取和占据国家的权力,只相信武力,任何阻碍他们的中华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共和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可见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事业的孤立和艰巨。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
    
      是当帮凶?或在体制内部当顺民?还是在体制外起来维护刚刚创立的共和国?
    
      领导推翻满清而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他选择了对抗拥有政权的军阀的艰难历史道路。
    
      是军阀们逼出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袖的护法运动。
    
    二、孙中山对军阀认识的深化
    
      在中共学者袁伟时等的笔下,孙中山被描写成为一个“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的倾向暴力革命的人,更被戴上了“军阀”帽子。恰恰相反,孙中山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在反袁和护法这两件大事情上,却总是迟迟不动,甚至走在他的追随者的后面。
    
      袁世凯刚刚上台,就完全不遵守约法,他不同意倾向国民党的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竟然不通过总理唐绍仪就任意取消内阁成员,使得总理辞职;参议院不同意北洋军人代替唐的位置,袁竟然让北京军警通电威胁参议院;袁同时在大大增强北洋军队。但是孙中山呢?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问题解决,连民权问题也解决了,他放放心心让袁领导国家,他只是研究《实业计划》以解决民生问题。既然如此,认为武装力量已经没有用,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京国库拒绝发给这些革命军队的军饷,在南京的黄兴于是把所统率的五万多军队解散了。以后来历史发展来看,这是重大的错误。孙中山1912年8月抵达北京以后,他和黄兴更被袁世凯迷惑,充满幻想。甚至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仍然主张:“吾人对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解决。”(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在孙中山态度转变为强硬时,另外一个重要领袖黄兴仍然主张按照法律解决。当然,这也和国民党人这时候没有力量有关。孙中山是在袁世凯的凶相进一步曝露,和国民党人普遍主张武力对抗的情形下,才终于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经历了北洋军阀的横行,又对段祺瑞领导国家实行民主法制抱着太大的希望。那时候的首要事情当然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指出大局已经变化了,“不能再以革命用兵”,还劝老同盟会员们回到本地工作。孙中山助手居正晚年记载:“袁世凯死,孙公发布归复约法宣言。国会重开,黎元洪依法继任。余亦入京复任参议员。”(注4)为了加强议会工作,孙中山派胡汉民和廖仲恺到北京,“并代表总理向总统黎元洪及国务总理段祺瑞商恰国事,与内务总长孙洪伊谋组大党,并进行扩充党务及团结国会议员同志。”(注5)更有甚者,就像不久以前信任袁世凯一样,孙中山命令把各地中华革命党组织的民军解散。居正为总司令的山东民军是中华革命党军队的主力,竟然部份被北洋的山东军阀张怀之收编成为一个混成旅,一个混成团,其余解散,居正自己则到北京当他的参议员了,而且发誓不再带兵(见《梅川谱偈》)。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写道:“为什么孙中山对时局既怀忧虑,而又急于收束军队呢?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黎元洪已递补遗缺,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而且照他看来,‘黎元洪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他会顺应民心为国服务,而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第二,他看到民心思定,翘望建设,因而认为解散民军‘实由于顺应国民心理’。他告诫民军将领:‘今者约法,国会次第恢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负担而安地方。’……第三,由于段祺瑞、冯国璋曾经在民国元年演出逼宫戏时,通电拥护共和;当袁世凯称帝时,段、冯都遭猜忌,段还遭罢黜,因而与护国军逼袁下台有过沟通和默契行动。所以,孙中山把段、冯与狂热支持复辟的张勋、倪嗣冲之流有所区别。对张、倪揭露其恶,对段、冯则暂持观察态度。……照他看来,‘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始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第四,他相信一旦假共和出现,人民一定会奋起锄而倒之。……”(注6)孙中山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没有足够的警惕而轻易解散了至关重要的军队,造成了一再的重大损失。
    
      孙中山从袁世凯复辟到段祺瑞专权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根本推倒军阀,才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这是孙中山认识的深化,由此走上了武装护法的道路。孙中山于一再的失败中所抛弃的,正是他以为民族、民权都有了,只有民生问题的错误判断。孙中山所抛弃的,正是袁伟时所肯定的。
    
    三、“五大错误”不能成立
    
      中共学者袁伟时完全回避了军阀践踏约法和进行割据的时代背景,以不存在的“法”或者是军阀的“法”为准绳,以“孙中山的错误举措”为题,指出了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五大错误”,袁实际是为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南北军阀翻案。
    
      标题:“(一)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袁伟时的论点是:“从全国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制的斗争。……孙中山此时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在野党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用包括使用武力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份变成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他的论据是:张勋复辟被打败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用帝国主义给的金钱,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者,哪怕议员。这样,维护“民主与法制”就自然转向了军事手段。以下进一步以两点来证明之:
    
      其一、袁世凯、张勋都解散国会践踏民主制度,段的作为更甚: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不听令的国会,不仅仅解散,竟然加以废除,还迅速制造了几乎由北洋的人马组成的段系议会,即在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1918年8月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制造民主法制外衣。实际上哪里有民主法制?
    
      其二、段一直是北洋军阀中主张武力统一全国者,直系的总统冯国璋因为和南方军阀陆荣廷有勾结所以主张和平。袁伟时谴责孙中山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准备建立“军事基地”护法,可是段祺瑞在做什么呢?“他对解决大西南的方针,系以湖南制两广,四川制黔滇,再利用参战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取得日本的巨额贷款和大批军械,进行武力征服西南的内战。在六年(按,即1917年)8月6日那一天,段祺瑞派出了他的两员心腹大将,命傅良佐(按:这个傅良佐就是公民团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的总指挥)为湖南督军,而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湖南岳州率领两个混成旅入川,他的计划是以川军打先锋驱逐滇黔军,而由吴光新督镇直下滇黔。另一方面,在湖南他配置了范国璋的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作为傅良佐统率征南的主力。”(注7)段祺瑞的第一次征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袁伟时只字不提段祺瑞一上台就毁法另造国会?为什么不提段立即武力南征?为什么不提段为了武力统一全国而向西方帝国主义大借款?那时候在北洋方面,以湖南、湖北的利益争夺为起点,终于在1920年7曰4日爆发了直系、皖系大战,奉系张作霖宣布帮助直系而渔翁得利,统治北方四年的皖系被赶走。照例,新的军阀统治者又玩弄起新的议会;不到两年,在1922年4月,直系、奉系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不久以后又有第二次战争……。在西南,富裕的四川的众多军阀之间,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也是狼烟遍地,炮声隆隆。在军阀专权时代,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武力,是战争。袁伟时声称张勋复辟结束以后,“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法制的政治斗争”,“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等等,显然完全缺乏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要不就是任意编造历史。当然,这正是中共一朝的“治史”方法。
    
      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孙中山在7月21日在汕头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国六年来变乱之原因,正新旧潮流冲突之现象……复辟发生,是旧潮流造成的,共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浑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注8)孙中山指出像倪嗣冲、段芝贵这些袁世凯的皖系大将,本来就反对共和,但是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皖系起兵讨伐张勋复辟的人,其中又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人。所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天”和“昔日”的军阀都是一样的,袁不指明出处,一再断章取义批判道:“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的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并不等于现在。”孙中山是在汕头的护法欢迎会上讲的话,当然是针对毁法毁国会的皖系军阀,并且已经指名道姓,没有泛指,就是指出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所批判的军阀就是这样的假共和,哪里有抽象的逻辑可言。下面还有这类近似谩骂而歪曲或者隐瞒史实的语言,不过是肯定段祺瑞是而孙中山非,即用编造历史的办法来制造新的是非,不值得继续答覆。岂知北洋军阀的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盲点,只要指出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事实,就一目了然。
    
      标题:“(二)明显的违法行径”。袁一开始就说:“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都很难找到法理的依据。”这是用“法”来全盘否定所有反对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这部份包括“非法当选大元帅”和“非法进行军事行动”两部份。
    
      法在哪里?唯一的“法”是民国元年的约法,这已经被袁世凯、张勋推翻;段祺瑞掌权,凭藉北洋的军队,无法无天,他并不恢复中国这唯一的临时宪法,而是自己制造了新的议会。孙中山那时悲壮地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而且,段祺瑞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法”为依据,段的安福系国会所制订的宪法草案是在1919年8月12日;之前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相差两年,袁伟时所津津乐道的“法”在何处?如果他立足于民国初年的约法,孙中山的护法就合法;相反,袁显然立足于段祺瑞制造的安福国会所通过的“法”,但那时还没有产生?!而且,在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打败,安福国会也就被废除,直系另外起炉灶,段氏所制订的法也不复存在,究竟如何紧跟军阀们的“法”呢?
    
      由于段毁法和另外制造国会,许多议员被迫南下,孙中山在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发表演说,号召延续法统,再造共和。海军司令程璧光7月在21日誓言护法。到了8月中旬,以原来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的议长为首,到达广州的护法议员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约法已经被北洋军阀毁坏的非常时期,只有召集这样人数不足的非常国会,所以在国会前面加“非常”;在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宣布,只要约法得以恢复,立即取消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一切活动;而且为约法选出的总统黎元洪保留总统位置,只称为“大元帅”,这是光明磊落的公心的表现。只要稍稍注意,就知道这是万不得已的作法。根据从袁世凯以来的历史经验,只有走上武装护法一途,推翻这些军阀,才有可能创造中华民国的未来。孙中山在南下护法前说:“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经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耳。”(以下凡是孙中山的言论讲话都出自党史会编的《国父全集》,不再另加注释)又说:“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袁伟时批评孙中山没有“民主法制观念”、“是专制主义心态”,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袁伟时,为什么会在此时出来为北洋军阀翻案?袁伟时指责孙中山的援闽是“非法”军事行动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段祺瑞正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企图依仗其强大军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湖南和福建两路进攻广东?
    
      在孙中山刚刚南下的时候,段祺瑞在1917年9月就派部侵入湖南,由于皖系与直系在争夺湖南控制方面的争斗,加以派兵南下促成了广西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援湘,使段失败下台,而有直系王士珍组阁。到了12月,段的皖系将领与部份直系将领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迫使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而有第二次湘战;1918年3月直系骁将吴佩孚连续攻陷岳州、长沙、衡山,广东为之震动。
    
      同样在福建方面,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将近四万军队于1918年5月,分南北两路攻打广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统领指挥,经过半年的战斗,互有损伤,最后相持不下,在11月议和。闽南遂有陈炯明治理两年多的机会。谴责南方的自卫行动而肯定北方南征是合法,袁的北洋立场鲜明不过。
    
      袁还责难孙中山的第三大错误标题是《玩弄徒劳无意的政治游戏》。这个要给北洋军阀翻案而否定孙中山的作者应当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巨大的论题!一定要有周密的论据和充足的材料,真正地有了这些,又何尝不可。可这一节照旧只是大骂孙中山“践踏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孙中山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他否定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用章炳麟的话,说孙中山号令不出军政府所在地,第二是说广州的桂军、滇军纪律败坏,要护法运动负责。
    
      章炳麟的话没有错,道出了在两广军阀挟持下的军政府的困境,可这是谁之过?同情孙中山的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孙中山以前(由陈炯明统领),孙中山从来没有一兵一足,袁却把两广军阀的军队纪律败坏的责任要孙中山负责。邵元冲《护法历程》记载了桂系军阀从事烟赌敛财的来龙去脉:“22日,陈炳焜、谭浩明联名电北京,谓总统被武力威胁,解散国会;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迳秉承总统办理,不受内阁干涉云云。自此而烟赌各禁,次第解除,桂系聚敛之行日着矣。”二十年前一篇研究军政府的论文写道:“芩春萱名义上是军政府首脑,对粤省政务有指挥制裁之权,实际上他对莫荣新所作所为一概默认,因此当时粤省政治之黑暗令人难以置信,在省政中桂系居然明目张胆卖官鬻爵,各县县长补缺分上、中、下三等,凡有钱者,无论学识、人品,上县肥差取价巨万,其次七、八千,最下之县亦五、六千,因此市侩无赖,土豪劣绅,充斥于政界之中。军政府对粤省人事迁调任免原有同意权,但莫荣新在政务会议上所提人事任免案无不如数通过,芩氏对桂系非法行为张眼闭耳,若视未睹,并不阻止,伍廷芳虽有心反对,但不为桂系所采纳。民党份子则义愤填膺,不愿见护法圣地蒙尘羞辱,使军政府前途断送在芩、陆之手,乃一致要求孙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面排除异于,选派代表南下出席政务会议,以阻止桂系及政学系之横暴……”(注8)(以下致电孙中山的电文略)明明是执掌大权的桂系和政学系纵容腐败,却要算在孙中山的头上。
    
      袁进一步说:“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军阀混战加剧的责任加在护法运动的头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这项说辞,就是当时军阀的笔杆子都不敢如此吐露。北洋军阀内部有几次大的混战,西南军阀更有数百次混战(近年研究军阀史者指出,光是四川的军阀混战就达到四百多次)哪一次是护法运动加剧的?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袁伟时公布孙中山的第四大罪状标题是《助长政治瘟疫蔓延》。一开头就亮出论点:“近代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乃至不惜出动军队剿灭政敌。这些都是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以下是“论据”:
    
      “(1)动用武力对待盟友”。袁举出的是孙中山炮轰莫荣新督军府事件。莫荣新何许人也?回答这样的问题简直兴趣索然,因为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是历史系的本科学生都应当知道的史实。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起自绿林,后来是北洋政府的两广巡阅使,两广从来没有宣布“独立”于北洋,只是“自主”,随时留有进退余地,1917年冬就打算取消“自主”服从北洋。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都是他的心腹。“统带军队者个人上无民主政治之督率,下无民主势力之牵制,无拘无束,思想言动,绝对自由;生杀予夺之权,一凭个人之喜怒好恶,这便是军阀。但是军阀想要持久还须帝国主义经济的奥援,借钱给他们作战,才能维持住势力。”(注9)因为广东省长朱庆澜打算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军政府时,陈炳焜极力反对,和军政府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化,以至于陆荣廷不得不把陈炳焜调回广西,另派莫荣新为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却想方设法要把军政府赶走:莫绑架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海前敌司令金国治,又逮捕枪杀了孙中山身边的数名卫士和新招的兵士六十多人,孙中山要求莫向军政府道歉谢罪,莫仍然置之不理,军阀欺侮困境中的孙中山到了极点,孙中山忍无可忍才炮击莫荣新的督军府,莫因此谢罪。孙中山不是神,但是军阀莫荣新自己都上门认错,中共“学者”袁伟时却在为西南军阀开脱罪责。
    
      至于孙中山所谓的第五大罪状,是关于大总统的选举,认为和袁世凯一样有三大问题:“一、假造民意;二、武力威胁;三、金钱收买。”这个并不熟悉近代历史的中共“人民代表”,从为陈炯明翻案的书中抄来了一些故事。
    
      那时的中国人是否拥护孙中山,华侨是否拥护孙中山?不必假造,从两点可以说明:其一是,因为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的经济来源,护法政府的经济基本来源主要依靠华侨的捐款,只要翻阅一下有关的筹款电报就可知道,而且华侨的捐款从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了;其二是,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以后,广州出现了十多万人游行的盛况,各种报纸俱在。
    
      要顺便提及的是,孙中山的确遭到部份极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反对,这些商人从来就拥护袁世凯、北洋军阀,反对任何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事情,他们正是陈炯明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商团事变”的主角。
    
      以下摘录陈定炎着的书籍中的语录以兹证明: 1、“炯明的施政,得粤、港、澳商人热忱的支持。广东各属,气象亦为之一新。”(第127页) 2、香港总督的电报说:“7月18日广东宣布独立,因其都督与政府官吏均为国民党员。但香港和广州的商人均拥护袁世凯。地方完全平静。”还说这些人包括“银业行、金舖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第137页)。 3、香港总督的电报,显示了陈炯明与港英当局、商人、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立法委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工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地选举了自己做总统。”(第282页)(注10)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社会基础是港英当局、部份与港英当局有关系的商人、北洋军阀的直系和陈炯明的部属。护法运动的这些敌人反对孙中山,不能证明胸怀中华全局的孙中山的错误。
    
      1989年,广州中山大学两个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段云章、邱捷写了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对近代南北军阀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对陈炯明由一个革命者到军阀的转变的材料和分析都值得一读,还叙述了为什么孙中山要当大总统的史实,该书写道:“当时,北洋政府因桂系临逃前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而大言不惭地宣布全国已经‘统一’,而川、湘、滇、黔四省军阀为谋求自保而宣布‘自治’,即承认南北政府,在局外中立的幌子下各自称雄一方。而军政府的四个总裁,唐继尧于1921年2月7日被其将领顾品珍赶下台;唐绍仪则与孙中山意见参差而消极观望。这样,重建的军政府管辖的范围只局限于广东;主持军政府者仅孙中山和伍廷芳,加之过去一段时间桂系主宰的军政府已弄得声名狼藉,在人民中不复有威信。就外交而言,帝国主义更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而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这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协议将关税余款13%付与军政府。至此,外交团则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悍然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这笔原定拨款,并将应拨交的关税余款250余万两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为此向驻粤领事团多次提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按照协议付款与军政府,则派人接收海关,帝国主义竟动以武力威胁;而且还成立新银行团,不断借款给北洋政府。因此,孙中山认为必须成立正式政府,以资抗衡,并借此争对内对外的代表权。……到3月,直系、研究系、政学系竟策动联络西南诸省军阀,抢在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之前,组织‘六省联防’,声言‘勿为孙文所惑’。这一阴谋如果得逞,西南诸省势力必分裂,‘粤局顿形孤立,其危险实不堪言’。由是之故,孙中山更急于早日成立正式政府。”(注11)显然,这位作者的立场是学术的、客观的,其证明是,《陈炯明集》一书的编辑就是该书作者之一。
    
      至于所谓暗杀事件要加在孙中山头上,更是离谱。作者大概是想要进一步给孙中山的人格抹黑。对于西南军阀的横行,1919年曾经有孙中山的追随者宁愿以死来推行暗杀,孙中山在接到书信的当天就批覆道:“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此行,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注12)在《传记文学》2002年春的两期连载的胡志伟的长文中,已经有详细的批驳。因为孙中山人格之高尚,连孙中山的政敌都是公认的。曾经在孙中山面前为陈炯明求情的吴敬恒曾经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戴传贤不是出于当面歌颂,而是在1921年私下劝勉心中不平而离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蒋介石时写道:“先生之事业,日日趋于成功之一途,自其主倡革命以来,其所持主义,在中国之推行,进步之速,或较各国之革命史上成绩为优。然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执信亦同辈中之一特殊人格,然与先生根本不同之点,则在于此,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注13)孙中山的事业的追随者中,总是有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群体,这首先是孙中山的人格所吸引。陈炯明叛离孙中山,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在为人品德方面的差异所至。从来不曾在孙陈之间有过是非的李宗仁对此的论述可以供参考:“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一隅。以故中山先生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较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至于陈炯明,其生平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先生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先生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注14)李宗仁以私德而不是从全局的看法,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是相当流行的。
    
      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在江西准备北伐的革命军许崇智、李烈钧部,如果因此遭受陈和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却派人联系吴,欲行此计划,直系在保定开军事会议讨论,会上直系重要领袖曹锟和重要将领王承斌、熊秉琦反对联合陈,理由是,陈此举是犯上作乱,辜负孙中山,如果援助陈,今后有自己方面的下属效法怎么办?陶菊隐在《吴佩浮将军传》一书中就曾提到﹕“吴先生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曾骂道﹕‘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可见在私德方面,连军阀都不敢赞同陈炯明。陈本来对革命有贡献,是他的私念太多,独霸广东的野心太大,这些在他从闽南回到广东以后由于大权在握而膨胀,加上吴佩孚的诱惑,而反叛了护法阵营。
    
      从袁世凯复辟到南北军阀专制,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公认的黑暗历史现象。在那军阀横行的时代,已经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了议会斗争的场合,没有了和平斗争的准则,从民主法制着手的和平之路已经不存在。结果,再次解散了军队的孙中山,没有金钱,没有军队,仍然高扬护法旗帜,坚持共和的正气,在南方军阀的压迫下,再次武装革命。不可设想,在南北军阀称雄的时代,如果没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反抗,高举义旗,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护法运动奠于了后来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是辛亥革命以后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军阀能够横行?为什么民主法制那末轻易地就被军阀所毁坏践踏?为什么孙中山如此困难孤立,以至于刚刚从传统帝制过来的一般民众也并不理解他?法国革命时,第三等级是那样团结一心;美国独立时,十三个州是那样同雠敌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艰难奋斗,却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要求脱节,护法运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奋起的局面,所以南北军阀能够横行霸道。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大概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要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应,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孙中山晚年提出要训练广大民众的民主自治意识,不过这高于国家和社会的“训练者”往往可能乘此窃夺个人的权力。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以继续指导今后的社会实践,值得我们研究。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这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可以预料,这个事实在刚刚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还会继续发挥新的影响。
    
    注释﹕1、《中国现代史论文集》第五集,军阀政治,第6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2、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172页,东华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八年,台北。3、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26页,中外图书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台北。4、《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0-11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87年,台北。5、《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一册第402页,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台北6、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第221-2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成都。7、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34页。8、陈钦国:《护法运动-军政府时期之军政研究(1917-1921)》,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中华民国73年,台北。9、《中国现代史论文选。中国军阀的史的叙述》第63页,中华民国73年出版,台湾新竹。10、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大翻案》,出版者,BERLIND INVESTMENT LTD,1997年,香港。11、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349-350页。12、罗刚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3454页,出版者:罗刚先生三民主义讲学基经会,中华民国77年,台北。13、同上,第3479页。14、《李宗仁回忆录》第112页,南粤出版社。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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