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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选择--高速低质还是缓慢高质?
(博讯2006年1月29日)
    
    《新闻周刊》(陈湘编译):中国正面临持续社会转型和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北京政府提出了“绿色GDP”的口号,力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新一期的《新闻周刊》发表驻中国分社社长刘美远的报道,分析了中国在实现这种转变时面临的种种挑战。
     (博讯 boxun.com)

    刘美远的报道说,如果你是一名中国问题观察家,那你就不能仅仅只听北京政府说了些什么,还要注意她说了多少次。本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新口号,强调“持续发展”、“创新”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他先后在新年致辞、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以及上周视察福建省时使用了这些词语。胡锦涛所呼吁的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他的前任完全不同。邓江时期,中国愿意为国民生产总值(GDP)成长牺牲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如今,在胡锦涛领导下的转变无异于一次时空大跳跃,而且,胡也强调这个转变是“一个重要而且迫切的战略任务。”
    
    中国已经实现了为期25年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长。现在,北京政府等于在说,他们需要以一种更负责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注重环保、能源效率和先进技术等方面。用软件制造商的话来说,可能会称这种新发展方式为“中国2.0版”。就算你不是一位火箭科学家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已往的成功方程-“廉价劳力+高投资=将近双位数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率”不会永远延续下去。中国政府相信,如果没有新的方针,中国将无法避免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安等严重弊端。
    
    问题是,现在是否是中国转变的恰当时机?或者,这种转变是否会影响到中国惊人的经济成长?
    
    当然,中国已经在为她的经济成功付出昂贵的代价。根据世界银行,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引发的医疗支出和农作物与海洋生物损失,可能每年导致中国经济损失8%-12%的国民生产总值。如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中,有16座都在中国。超过五分之三的中国河流与湖水都有不同程度的化学和工业废物污染。
    
    原来就已经非常珍贵的可耕种土地正随着房地产业的旺盛迅速消失。与此同时,虽然中国急需能源,但是他们的能源使用效率却非常低。专家们估计,中国生产每一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所耗费的能源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另一方面,农村因为没收土地,污染以及低薪等问题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上周,公安部承认,2005年的社会骚乱事件上升6%。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Xia Yeliang)说:“普通民众对经济飞速成长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满意,所以,政府开始也提出『绿色GDP』的理念。”
    
    中国政府等于在承认,头脑而不是蛮力,才是胡锦涛的“创新性经济”的关键。这种观念与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90年代对东亚国家出口为主的经济类型的批评相符,克鲁格曼于1994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时,正确预言了亚洲经济繁荣仅是假象,随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克鲁格曼声名大噪。他提出,“灵感”的好处要比“汗水”大。中国专家甚至透露,他们相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到3,000美元的范围时,这种转变会出现。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于2003年超过了1,000美元。
    
    当然,中国已经在狂热地追逐技术创新,先进的技术帮助了中国在发展的食物链上攀升,摆脱了过去那种需要出口8亿套衬衫,才能进口一架飞机的“窘迫”情况。中国政法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杨帆(Yang Fan音译)说:“中国不应该继续做世界的工厂。”杨教授说,多年来,甚至数十年前起,中国的经济先驱就已经呼吁,中国经济应该有更多的创新。如今,政府似乎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
    
    在上周的演说中,胡锦涛表示要在15年内完成创立“创新型经济”的目标,他呼吁中国人创造私有技术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誓言要增加政府的研究与发展的支出,2004年中国的该项预算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3%。(日本和美国分别为3.3%和2.7%。)中国已经开始取消那些没有进行政府所要求的环境可行性调查的建筑工程项目。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开始采用更乾净的能源资源。
    
    如果要保持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率,中国必须2020年时将发电量增加2倍。北京政府计划到2020年时总共投入1,850亿美元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最主要的是,中国人必须停止使用廉价、但是污染性强的煤做为他们的主要生产能源,而目前中国70%的能源还是煤炭。尽管,“节省能源”和“回收”已经成为当今的流行词汇,但是许多中国人浪费的习性仍然没有改。由于中国城市的水费价格不高(不到德国的十分之一),许多漏水的水龙头无人去管。汽油因为有高额的政府补贴,价格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国政府采取渐进的方式在提高水费,他们仍然担心大幅提高水、电和油价会引发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析师李实(Li Shi)说:“为了实现『绿色GDP』,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把中国庞大的经济系统转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而且,许多省级政府会反对中央的政策改变。夏教授说:“地方政府官员不会对此感到太高兴。他们表面上可能会支持,但是,在背后阻碍转变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追求的数量性的政绩成果,这些要靠生产和建筑新东西。来达到。他解释说,大多数省级官员的任期为3到5年,他们希望在任期内交出好成绩,以获得提拔,因此,官员们要追求那些看得到的、立杆见影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提高产量和出口量。北京科学和技术管理学院的院长董保平(Dong Baoping音译)说,地方政府通常都“对环境保护视而不见。”
    
    中国的这个问题,找不到任何一个简单的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析师李实说,北京政府可能要在“缓慢的高质量经济成长”和“高速的低质量经济成长”中做出选择,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到的的转换。在一个每年必须为1,700万名进入就业年龄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国家来说,这种转型没有什么吸引力。换句话说,中国不能够让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下降太多。李实说:“我们有严重的就业压力;我们必须平衡好就业和环保之间的关系。”为了达成这项任务,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不如祈祷会发生第二个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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