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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教会刘先枝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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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月20日)
    
    
     提交者:杨群 发布时间:2006-1-19 17:16:04 (博讯 boxun.com)

    
    
    华南教会刘先枝的见证
    
     我叫刘先枝,女,汉族,初中,1971年5月27日出生,家住湖北省天门市。1989年信主,同年10月26日蒙恩清楚呼召,1990年初经华南基督教会神学培训加入福音使团传福音。1991年10月4日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一接待家庭查经聚会时被抓,关押两月之久。1996年7月21日因聚会,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被抓并判三年劳教。2001年5月27日因传福音在湖北省钟祥被抓,同年12月19日至21日在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又于2002年10月9日至10日在湖北省荆门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重审,当庭宣布“予以释放”,在回到看守所后立即接到湖北省荆门劳教办下达的劳动教养三年的通知书。2004年2月1日获释回到教会中,继续传扬基督的福音。
    七十年代初,父母生下似乎多余的我,因我上面已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因家境所迫,无奈辍学的这一年,母亲因姐姐被鬼附信了耶稣,并劝我也信。从未听说过耶稣的我却故意刁难她,但母亲仍然每天为我流泪祈祷,并常让我给她抄诗歌,念《圣经》,哪知心中倍感虚空无聊的我在母亲的薰染下,于 89年10月26日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久在一场真理会上明白了基督徒当走十架小路,更明白广大禾场荒凉,许多的人不知道福音。我的心被主恩激励,满了救灵魂的负担巴不得把自己所得到的救恩告诉每个人。因我常常在家流泪祷告,热心的将福音传讲给村上的每一个人听,不信的父亲以我为不务正业而联合五个哥哥和嫂子逼迫母亲和我。不许我们信耶稣并因此将我们赶出了家门,虽亲戚出面调解但终因我们坚持信仰而分了家。我与母亲住在矮小的厨房里耕种一亩多地为生。母亲已过花甲,我又从未干过农活,我们就只有靠着主咬牙挺住。无钱买肥,我与母亲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早出去捡鸡粪、牛粪撒在麦田里。过春节时,我们无钱买什么吃用品,但想到主为我们舍命,心中就满了平安和感恩。
    过完正月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接到神学培训的通知,久已盼望的终于到了。我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比我更高兴马上就开绐为我收拾东西。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心中不禁满了惆怅、担忧,我若走了母亲要受的逼迫岂不更大?父亲哥嫂岂不要向她要人?还有这一亩多地怎么干得了……我把心中的顾虑说给母亲时,她却坚定的说:“你走吧!不要管我,救灵魂要紧。”同村的一姊妹听说我要走对我说:“传福音是报答主恩,你只管去吧!从今以后,你妈妈就是我妈妈,她的衣服、鞋我包了,地里的活我也包了,你只管放心走吧!”有这样的母亲,有这样的手足,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毅然、决然的背上简单行装离开家门。
    到了神学培训的地方,是一个山区接待家庭的农舍,几十名学生白天坐在用砖头支撑的木板上,详细查考主耶稣的一生和《全备救恩》《代赎神学》等神学真理。晚上睡在装有麦秸的草袋子上。此时,我们的教会还尚未健全,钱粮的奉献很有缺,接待家庭很少。每天只能吃两顿简单的饭菜,但对神的话语却是如饥似渴,沐浴在圣灵里争先恐后的祷告。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肩负着中华灵魂的重任接受真理的栽培。
    当学习到半月时村庄上不信耶稣的人把我们举报了,当地派出所要抓我们。神学教师就带着我们这班学生立即全体往山上跑。一次,当我们正查考约翰福音六章时有消息说派出所的来了我们又马上跑到山上,围坐在山坡继续听道神学教师流着泪讲到:“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听得泪流满面。祷告时一弟兄说:“主啊,是的你有永生之道,再难我们也不退去!”在山上学习一天,晚上又回到接待家庭。待我们继续查考时,公安局的又来了我们全体又抱着笔和本跑到山上。白天在阴森森的树林中继续查考。祷告时,教师嘱咐我们每人抓住一个树根以免滑跌下去。晚上睡在扎人的松柏叶上,既无垫的又无盖的。三天时间每天只能吃到一顿饭(是一个老大爷在家做好背到山上),更谈不上洗脸刷牙。还有一次派出所的又来了,我们牵拉着翻过一座山,到了一个山沟住了六天才回家。每天由一位叔叔背着饭翻过山送给我们。虽无菜无盐但每顿都是感动得流着泪咽下的。当我们查考到太二十七26—31主耶稣受鞭打戴荆棘冠便泣不成声。第二天正跪着祷告时,一学生代祷说:“主啊!你是为我受鞭打……”全场痛痛的哭泣起来。看守环境的在外面喊着说:“快跑!派出所的人快到门前了。”天还在下雨神学教师抱着一卷塑料纸,我们爬起来边擦泪边往山上跑,由于时间紧迫有几个人跑散了,神学教师打发几个弟兄翻越几座山才把大家聚在一起。雨越下越大我们就用树皮把塑料纸拉开拴在树上,我们都挤在里面唱以赛亚书五三1—8「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脸上的泪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天快黑了,我们正坐着,忽然从山坡下传来哭声,是谁下这么大的雨到山里来?我们以为有人寻死,几位妹妹冒着雨去救她。原来是来送饭的阿姨,她因找不到我们就边哭边唱着歌:“失迷的羊的你今在哪里?……。”大家见面又惊又喜,阿姨看到我们中间见一弟兄脸色苍白赶紧脱下身上仅穿的一件红花棉袄,并将头上遮雨的方便袋都给了弟兄,我们都哭了。看着阿姨带来的饭菜和六双筷子六个碗,虽然都已经一天未吃什么,肚子很饿,但无一人前去吃。在神学教师和阿姨再三的命令和催促下才流着泪吃了一点。
    迫于环境,神学教师决定转一个家庭。当天深夜一点钟,我们冒雨赶路,凌晨六点我们坐上车刚离开那地,仅五分钟后,派出所的人骑着摩托车追赶上来了。感谢主!我们已先走了一步。到了一接待家庭,环境仍然不好,半月后不得不又转一家,查考了《全备救恩》。时隔半月又因环境转家庭,才查考了《神道学》《真理径线》。一连转了四个接待家庭,艰难的处境,不仅没有吓倒我们,反倒在患难中我们建立了浓浓的基督一体之爱的情份,大家互相关心、照顾。三个月的培训,给我奠定了纯正的基督论及明白了清晰的教会事奉模式。1990年6月,加入华南福音使团,我接受教会的差派。到未称过主名的中国南方见证基督全备的救恩。
    1991年9月,湖北潜江、荆门范围内的教会,遭受逼迫,许多信徒被抓、罚款、关押,有些有家不能归,福音使者也被抓几人。但教会中各种聚会仍在危险中谨慎的进行。同年10月4日下午,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同工曹红梅到荆门沙洋运河坚固在迫害中的信徒,带领他们查经。哪知在进村庄时被村长看见到派出所举报了。我们刚在接待家庭坐下,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外面好多手电的灯光,门前屋后也被村庄上的人把守住。我俩在房间听见外面嚷成一片,“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不凭什么,老子们想抄就抄。”接着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夹杂着吼骂:“妈的,不给老子交出人来,有你好看的……”家中大娘哭道:“你们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我们一家的生活全是靠他一人……”另一人说:“屋顶的楼板也要收,难道这两个人插翅飞走了不成。”接着一人爬上横梁拎下一个装着我们笔记本和书籍的纸箱。另一人踢开了我俩所在的房门,我和曹姊妹被反铐着押上了车,家中的哥哥姐姐执意不让带走我俩,几个胖大个连骂带打地逐开他们。车开动了,我和曹姊妹在后座暗暗握手,示意靠主不要惧怕。到了荆门沙洋李市派出所,一顿拳打脚踢后将我俩分开审讯。先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的人?我没作回答,一个矮胖姓唐的上前两巴掌打在我的脸上说: “干什么的?”“信耶稣的。”“传了多少人来信耶稣,他们叫什么?”我不吭声。姓唐的气恼的把我踢倒在地骂道:“年纪青青的不务正业,竟做些八十岁奶奶做的事,信鬼信神的瞎搞!耶稣给你什么好处!”就这样,折腾到深夜。他们睡觉去了,把我反铐在一张条椅上,我的同工也在对面反铐着。
    第二天早饭后,继续审我们连哄带打的威胁让我们交待聚会的家庭和信徒,我们一直沉默,甘愿与基督的苦难有份。下午,我俩被送到荆门虎牙关看守所,登记的人问我们姓名地址,一人恶狠狠地说:“跪下。”一脚将我踢倒在地,紧接着又是几耳光。我爬起来说:“我仅是信耶稣,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信耶稣是法律不准许的。不老实扔到号室里有你好过的。”就把我俩带进女号室,里面还关着一个前不久被抓的名叫自守的福音使者。
    一天,号长发现快餐面少了一包(号室中吃的用的全由她保管),硬咬定是我们三人偷吃了,就安排她身边的人狠揍我们一顿,其实是打我们的人偷吃的。一次她们用扫把打我们一顿后又让我们跪着自己打自己的脸,还觉得不痛快就要给我们十指扎针。我们三人在心中祷告:“求主能饶恕她们,安慰她们无聊的心。”但她们强行将我和曹姊妹的指头扎出了血,我们心中没有丝毫的恨意,仍恳切祈祷。号长终于把针丢到一边拿出药给我们敷上,说是因心烦无聊才这样做的,因着我们的言行感化了她们。后来就不再打我们了,大约过了十天,我被几个人叫出去照了像,带上车押送到荆门沙洋看守所与曹红梅姊妹和自守姊妹分开了。
    在沙洋看守所的女号,连我在内也只有三人。第二天沙洋公安局人员李涛和曾令红把我叫到一办公室提审:“信耶稣有什么好的,我们是为了挽救你,愿不愿与我们合作……”我说:“信耶稣的好处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除非你们信了才会有感触……”他们把桌子一拍说:“少来这一套,我们不是叫你来传道的,是来交待问题的。”他们拿出被抓时收的东西说:“这身份证,笔记本都是你的,你的事我们都清楚,真要信到三自教堂去信。”我说:“圣经上没有规定非要到教堂去敬拜耶稣。”其中一人说:“但中国只准在三自教堂信耶稣,否则是违法的。”他们见我不愿说什么,就问:“想不想见你亲人,我们可打电话让他们来见你。”我虽衣物都没有还是一口拒绝了,一连三天都是这样。到第四天荆门公安局一个叫严陆的配合他们提审我,每到吃饭就让我和他们同去餐馆吃,我不去。只求主保守我的心和口。饭后问我:“想不想交待在哪些地方信主,又接触过哪些人,你们教会的头头是谁,你认不认识徐大叔?”我皆说不知道。他们又说:“快过春节了,若你不说,我们怎么向上级交待,总要有份材料才可以放你呀!”
    当天下午,我的哥嫂叔叔给我送来衣物和钱并劝我回头。等家人走后,李、曾又审我,百般的“开导”与威胁。我仍没有依照他们所要的回答,就这样于12月底的一天将我释放了。
    回到家中,正临近春节。家人忙着办年货,我在家呆了十多天,心甚想念教会,家人再三的挽留与拦阻,但基督的舍命之爱时时激发着我的心,我再次肩负救赎使命回到了我原来的禾场,继续喂养主交给我的小羊。
    我们的教会沿着一个各各他,一个五旬节的模式得以建全,虽然狱中从未间断过我们的弟兄姊妹,但基督的福音却遍及了中华南方的好多省市。
    1991 年7月21日我去参加荆门沙洋一月一次的交通会,其中一姊妹的丈夫暗地跟踪并举报当地派出所。当晚我和二名同工(开阔和圣美)及四位肢体被抓。我们被带到离接待家庭不远的沙洋姚集派出所。一进院子,派出所一个矮胖的人让我们跪下,不跪的就用棍子打腿和踝骨直到打倒,又指着我说:“你好象是被抓过的。”我没吭声,其实我早认出他(是上次抓过我的姓唐)。我们每人都挨了几棍子,他又问一姊妹的姓名、地址,还没作回答。他就恼怒地用脚踩在我们的背上,打了每人几耳光后,把我们分开。开阔姊妹反铐在院中的一棵树上,我和圣美姊妹用一幅手铐铐在二楼楼梯口的栏杆上,一直到天亮。唐警在离我俩不远的寝室睡觉,楼底和院内的灯一直亮着,一点睡意也没有的我听见从接待家庭传来的狗叫声和人们的争吵声(原来是派出所的人将我们带走后,又去抢接待家庭的财物及我们聚会的被子、粮食等)。早晨七八点正押我们上车时,当地的弟兄姊妹拎着吃的东西起早赶到,我们忍住泪水,示意他们不要难受,一位阿姨见我赤着双脚,脱下自己的鞋硬让我穿上,唐警和另外二人把我、开阔、圣美推上车,一路上他们放着《再见了,妈妈》的歌曲,我们心中也满了别离教会,迎接战争的浓浓情怀。车开到了荆门市虎牙关看守所,我们三人关进了同一个女号室。门一打开见上十人坐在铺板上。随着门“哐口当 ”一声关上,长发号长让我们靠墙站好问我们的姓名和地址,是干什么的,随后让我们背监规。
    第二天下午又一姊妹(红菊)被送来了,送她进来的是第一次提审过我的严陆。开门时,严陆指着我冷笑着说:“你这位大姐姐可要好好的照顾这位小妹妹哟!”过了两天,红菊姊妹出去提审被打的昏过去了,后是被人扶进来的,额头还流着血。我们一面给她擦伤,一面坚固她,没几天她被提走了。剩下我们三姊妹天天恒切祷告,给号友们传讲基督救世主的福音,讲述神的慈爱和人可怜的光景。首先是号长接受了福音,随后全号室的人都听我们讲,每早晚和吃饭全号室的人都在一起祷告(我们三姊妹轮流值日)。
    一天中午,饭都打好了,全号室的人坐在铺板上低头闭目做谢饭祷告,被车所长打开饭窗看见了,连骂带吼地把我们三人拉出去,强行叫我们跪在刚下过雨的地上,说:“不得了了!关进来了还在鬼搞,叫耶稣给你们饭吃呀!……”我们心中仰望我们的神。大约半小时后,让我们进了号室。我们仍旧和往日一样见证基督,教号友们唱《救主耶稣头戴荆冠》,都唱得泪流满面,为此看守所的干部把我们分成两个号室,我们两边号室仍然唱灵歌。再后来一段日子,我们姊妹三人轮流提审。提审我的又是严陆,一提审就说:“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好说,若态度不好,是不会和上次一样送你回老家的。”我一直不言。一个多月后,圣美被家人接走了。开阔的父亲也来接人,但提审的非让她写了悔过书再放人。不信耶稣的父亲再三规劝她,最后帮她写了一份悔过书,就把她接回家了。
    同年的9月23日,严陆等人又来提审我。当天就把我转移到了潜江看守所。号室只有四个人,见我两手空空,就安排我每天洗碗、擦地、冲厕所,并说前些日子关有好多信耶稣的,有的罚款回家了,有的劳教去了。我每天一有时间就默祷,回顾传福音年间耶稣的恩典及教会的关爱。一月后的一天,潜江公安局一位四十多岁的警察提审我,问:“你们教会的头头叫什么?”我说:“叫耶稣。”他气的把桌子一拍道:“胡扯!”随后又转换了口气,用亲情和找工作诱导我不信耶稣,出卖教会。再三软硬兼施,我全部都拒绝了。后来,天渐渐冷了,我接到了教会一位阿姨送的衣被和生活用品,我感恩不尽,更安心的唱诗祷告,做好长期被关押的准备。
    1996年11月23日,严陆到潜江看守所的值班室问我还有什么要交待,我直言没有。严陆就拿出一张劳教三年的通知书让我签字。我哭了,因能与耶稣的苦难有份是多么的荣幸!随后我收拾东西,上了往沙洋劳教所的车。一路上,想到海外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艰辛,教会血泪斑斑的历史。举目仰望窗外的天,主啊,只要你名能被见证,搬监坐狱也始终不渝,感恩的泪不能自禁。严陆问我是否后悔,我说:“为耶稣我是决不后悔的。”他讥笑地说:“劳教所里还有你的同伴们,让你到劳教所信耶稣。”
    车到了七里湖沙洋劳教所的二大队,大门口有两间平房(一间是值班室,一间是接见室)。一干警叫一劳教学员给我搜身、剪发、清收衣物用品、作登记,被分在四班。我拎着衣物被带进了院内。在楼梯口我看见刘娇珍姊妹,她二话没说就帮我拎东西。一监督员(协助干部管理院内秩序的劳教学员,多数是卖淫的),上前踢了刘姊妹几脚说:“她是你什么人?不准你们来往……”我顺手接过衣服进到楼上四班。监督岗交待我不准串班,不准和别人讲话。
    这里的劳教学员多数是卖淫的,信耶稣的也有近二十人,还有偷盗的、吸毒的及扰乱社会治安的等。人数最多可达一百五十多人,此时沙洋劳教所中已有华南教会的四位姊妹。刘娇珍姊妹是湖北潜江人,96年7月送来,劳教期三年;段珍梅姊妹是湖北利川人,95年3月来的,劳教期三年;兰兆秀姊妹是湖北十堰的人,96年8月来,劳教期二年;李梅姊妹也是湖北十堰人,是96年8月来的,劳教期一年半。
    开始两天安排我背所规队纪(共三十八条),第三天让我到菜园挑土,兰兆秀和刘娇珍姊妹也在,她俩见我挑不动想帮我,被干部和其他学员吼骂开了,还专门把我的筐子装得多多的。一天结束了,我浑身酸痛,挑了两天土,又让我和几名吸毒学员去搬砖,砖搬完了,手上满是血泡;随后进车间学地毯,一天我正上线被干部叫出去,原来是教会的一阿姨来打听我的下落。她说:“知道你的消息,我们就心里踏实了,手足们会为你祷告的,你可要注意身体。” 长久没见面的思念化着泪水落下。由于车间有段珍梅和李梅姊妹帮助我,很快就比其他学员干得还好,在劳动和纪律上都不是压力了。
    由于对织地毯的技术掌握很快,干活踏实负责干部让我当组长(一组四人)。我们组的其他三人都是吸毒学员。耶稣特别恩待,我们组的人每天可以边干活边谈心。我就给她们讲圣经、讲基督救人,教她们唱属灵的歌。我们五位姊妹在这里成立了福音小组,一有机会就在一起吃饭说话,彼此分享主恩神道,凡事交通,凡物共用,常常禁食祷告。我常求问神为什么把我安排在她们四人中间,我该做什么呢?我们除了劳动、生活上互帮互爱外,更多的是在灵性生活,明白神心意上互勉互励,尤其因基督的爱每月教会的姊妹们同我年已古稀的母亲去探望我,因环境不允许姊妹们只能站在劳教所门外,接见时母亲趁机用主话和教会的爱坚固我,让我没有缺乏。
    97年的春节晚会上干部一再要求信耶稣的学员都要上台唱一首歌,当时还有男队的学员伴奏乐器,我和李梅上台唱了一首《同路人》。这时全场鸦雀无声,也不会鼓掌,也不会奏乐了,一干部诧异我俩唱的歌怎么从来未听过,一知情的干部说我们是信耶稣的。许多学员说:“你俩胆子挺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梅和段珍梅姊妹在97年的8月、9月份都解教了,刘姐和兰阿姨也将在同年的10月、12月份陆续解教。然她们二位都想留下来陪我,或是让我出去她们替我劳教。明知是法律不允许的,也是从未有人能做的,却因患难中的救赎情,基督的一体之爱,使她们敢想也敢做。10月份轮到刘姐解教的那一天,她直接向干部要求留下,干部听她讲明原因后说:“哪有象你这样傻的人,以前不懂法去信耶稣,劳教几年还不悔改……”因干部的拒绝,她恋恋不舍出了劳教所离开了我的和兰阿姨。
    兰阿姨天天为此事恒切祷告主,12月份离她解教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我不忍心让她留下来又去被干部吼骂,然她却说心意已定,不管答应与否,她要不顾一切地去要求。到了兰阿姨解教的这天,虽是每个学员久盼的一天,兰阿姨却没有一丝的激动与喜悦,更没有收拾回家的行装,依旧随着菜园队出工,直到中午回院内,干部拦住她说:“兰兆秀,今天是你解教的日子,下午不出工,收拾东西回家。”她说:“我知道,我想让刘先枝回去,我留下来替她坐到期满,要么我留下来陪她也可以。”干部严肃地说:“这怎么可能?法律是无情的,谁也替不了谁的……”兰姨就一五一十地把她如何蒙基督的恩,又是如何的亏欠主,边哭边说。又说:“我愚昧无知无法报答主的恩,也不会讲,也不会说,我只有替刘先枝坐牢受点苦,让她出去能为主作工算我回报耶稣之恩的万分之一。”干部根本不听她的,叫几个学员连拉带推的把她拽进院内让她收拾东西回家。她不吃午饭,下午又继续要出工,干部把她拦住说:“你若再不走,就把你和刘先枝一起关禁闭。”下午,张队长到车间让我回院内给她作思想工作,见到她我劝她还是回去算了。她说:“加期也罢,关禁闭也罢,反正我不走。”等我夜晚收工回院内,兰姨坐在床边流泪,我劝她吃饭,她不吃,好心的学员们都劝她回去,她却不答应。就这样,熬到天亮,她仍不吃饭,又跟着菜园队的出工,这天天气很冷,还下着蒙蒙细雨,到了中午收工时干部叫几个监督员硬把她堵在院门外。兰姨死活不干,在值班室门口的地上坐着不走,但车间带班干部连骂带吼地把她撵走了。浑身被雨淋湿几天没吃饭的兰姨最终被赶出了劳教所的大门,她临走时满脸的愤慨和无奈常浮现于我的脑海中,每当想起那一幕,我也总不由得泪流满面。
    兰阿姨被赶走了,她在劳教所有史未闻的创举轰动了全二大队的干警和学员,有的说:“信耶稣的到底还是不一样。”有的说:“若是有人花钱买我替他坐牢,我也不干。”有的说:“劳教所又不是什么好地方,好不容易熬到期满,哪有不想回家的。”还有的说:“刘先枝真有福气,不知兰兆秀与她是啥关系。”……这份浓浓的救赎情和基督里一体的手足情,成了人间阴暗角落——劳教所震撼人心的美丽故事和谜团,在她们诧异、惊奇、钦佩的目光里我心更尊主为大,心底在不住的呐喊:「凡敬畏上帝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他为我所行的事……」(诗六六)
    劳教所中只剩下我一个华南基督教会的信徒了,但耶稣借着她们留给我的爱、祝福、鼓励,足可支撑我渡过余下的劳教期。
    我在劳教所时,龚老师曾冒着极大危险两次来接见我。一次是97年元月份的一天,龚老师以我姨父的身份到了劳教所。干部喊我接见,一出车间看见是龚老师,我心一震,主啊,老师怎么来了,这样的地方,他怎么能来,我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连一个极普通的福音使者,都牵挂着他的心。走到龚老师跟前我又惊又喜激动不已。在他的谈话中特别关心我们几个人的生活身体,并一再说若可能他愿意替我们坐牢,随后我向干部要求带着他到车间走了一趟,在此他看见了在车间工作的李梅、段珍梅姊妹。接见时间到了,龚老师离开了劳教所,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一股胜似父亲的爱使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些年间,龚老师在学生中为父的一举一动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我的父亲从未来看过我,然基督里浓厚的真情真爱却促使我越发爱主爱教会。
    还有一次是1998年7月底我快要解教了,龚老师和我母亲一同来见我。老师说:“教会本打算接你解教,听说你哥哥们也要来接你回家,那你就先回去安抚家人的心。”
    1998 年9月23日我获释回到了家中,不信耶稣的父亲和哥嫂让我留在他们身边,母亲却泪流不止地为我祈祷。救赎计划的使命感和救灵魂的迫切感一直催迫着,回家的半月中亲情不断向我挑战,当我向家人直言我还要出去传福音时,嫂嫂跪下求我。在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哥哥的病复发了,嫂嫂昏厥过去了。年迈的父亲等着我回心转意,我蹲在门槛上望着皎洁的月光,心中满了矛盾和争战,难舍的亲情和丢不下的救赎使命在我心中较量。脑海里浮现出还在福音战场上的众同工们和龚老师忙碌疲惫的身影。想起兰姨为让我早出狱报主恩竟愿替我坐牢……我岂可留在家中贪享安逸。是的,忠孝不可兼顾,10月6日一早我离开家,回到了秋季同工退修会上。
    华南基督教会在龚老师的带领下,力创华南专刊。弟兄姊妹正积极火热的投稿,把神的恩典和真理藉着书刊存留下来,短短三年,就创办了四十八期的专刊。
    2001 年5月份,我们十几名同工在钟祥一接待家庭整编49至59期的专刊。5月27日下午龚老师告诉我们,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家庭已出了事。李英、肖艳丽、夷传福、董道来、龙峰、刘红华、马玉琴、余忠菊等肢体已被抓。听到这一消息,我们赶紧停下手中的工作,忙着收拾并转移。忙到晚上十一点之多,龚老师和我及李应平姊妹到了另一个接待家庭。我和李姊妹刚躺下休息,就听见砸窗撞门的声音,我俩急忙穿衣起床,又听见龚老师在门外小声说:“快起来走!”我们跑到后院内,见院外手电筒的灯光四射,我们帮龚老师上到院墙上,因无出路他又跳下来。形势迫人,龚老师带着我俩往楼顶跑,等我俩刚一上楼顶的平台,破门而入的武警已追上来,还有武警也攀着绳子上了楼顶平台,一群人围了过来,没出任何证件,把我俩押下了楼,我看见摄影机到处晃来晃去,好多的人。他们把接待家庭的被子、衣物、电器设备和许多《圣经》、《华南专刊》及信徒奉献的大量现金、首饰等物抢走了,并将我和李应平姊妹押上了车,车上还坐着几个人。李应平姊妹说:“不就是信个主吗?又没干什么坏事,犯得着造这么大的声势吗?”有个人一巴掌打在李姊妹的脸上。有胃病的李姊妹不住的打嗝,几个人骂道:“死到临头了,还在祷告。”约过了二个多小时,有人跑来说:“妈的,让他给跑了。”另一个说:“出希奇了,难道长翅膀飞了不成?”知龚老师已脱离他们的手,我俩的心落了地。我们被押送到钟祥市公安培训中心,隔离连夜审讯。
    我被带到一间卧室,靠墙两边各有两张床,床上坐有七八个穿便装的男人(钟祥市各派出所的所长,不知姓名),让我站在正中间,其中一人在我身上一阵乱摸,我吓得大叫,他啪啪两耳光打在我的脸上“叫你叫。”接着从我身上收出了一块手表和一支自动铅笔。问: “叫什么?什么地方的人?”我作了回答。又问:“干什么的?”“信耶稣的。”一人骂道:“你还蛮光荣,中国人不信共产党,信外国人的耶稣,你想造反呀?老子就是耶稣。”我被猛来的一脚踢倒,不住的求主赐我要说的话。一人说:“年青青的信什么鬼神,为‘洋教’卖力,你是被龚圣亮骗了。我们要抓的是他,只要配合我们,随时可送你回家。”我不知他们所说的配合是指什么说的,就不亢不卑地说:“宗教信仰自由,耶稣是不骗人的。”另一人说:“还跟老子讲信仰自由,不给她点颜色看,她还会叫我们信耶稣的。”只听“哗哗”地一声,脚镣丢在了我面前。说:“老子就是神,不老实,神就惩罚你,今晚龚圣亮是不是和你在一起,你和他上过几次床?”我恼怒地说:“一次也没有!”“妈的,老子们看见龚圣亮从屋里跑掉的,他还亲自到劳教所看过你,说明他怪喜欢你的嘛,再不老实,吃不了兜着走。”又是几重拳把我捅倒在地,有人按住我,用脚踩住我的双腿,有人把铁镣铐在我赤着的双脚上。
    他们七嘴八舌地逼问,其中一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与龚圣亮发生几次性关系?不交待清楚有你受的!”我很纳闷:我是信耶稣的,是传福音的,他们为何一再专问与信仰和福音之外的事,他们难道不知道信耶稣的作这事是得罪神的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不通,也无法照他们所要的回答。他们就让我爬起来在他们中间不停地走来走去。整整一夜的时间,七八个人轮流戏弄我、折腾我,一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之势。一个瘦个子拿钢衣架,我每走一步他就紧跟着,狠打我的脚指头和踝子骨,打成了乌紫,一双手在我身后猛推我,我跌跌撞撞地挪动,又一双脚在身后猛踩我的脚镣,我踉踉跄跄地仆倒在地,有时撞在墙上,有人顺手抓住我的头朝墙上硬碰。我的脚弯和脚跟磨破了,铁镣在无皮的肉上来回磨擦,血流不止,钻心的疼痛,使我挪不动步。两个高胖的男人上前伸出肥大的手抓起我两肩的衣服加快脚步地把我拖来甩去的几个回合,我的下半身在地上拖过来扫过去。他们喘着粗气骂道:“贱骨头,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们的手一松,我体不能支的倒在地上。一双穿着皮鞋的脚在我手上狠劲地乱碾乱踩,痛得我天昏地暗,双目紧闭。一人骂道:“想死,没有这么便宜!”我无力的趴在地上,实在承受不住这种酷刑。主啊!他们为什么硬逼我说与龚老师有性关系呢?究竟目的何在?所幸的是龚老师没被抓着,不然他所受的刑罚会更惨。
    天亮了,他们有的吃饭去了,有的睡觉去了,留下李志祥(钟祥胡集派出所所长)继续审我。他说:“李英、肖艳丽……已在我们手中,龚圣亮也跑不掉,迟早会枪毙他。别的问题有人交待,你只交待与龚圣亮性关系的问题,我们已有许多的证据,只是看你的态度如何?”又伸手扯了扯我的上衣说:“是龚圣亮给你买的吧?颜色没颜色,样款没样款,象七八十岁的人穿的。他哄着你吃苦卖力,你也象个猪……”我已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就抱着一死的心说:“权在你手中,还需要什么证据,我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李所长跳起来咬牙切齿地说:“臭婊子,你想做刘胡兰。”恶狠狠地抓起我两鬓头发,将我整个提起来。我全身直冒虚汗,双眼发黑,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又猛被甩在地上,这样一连几次,我的头发成绺成绺的被抓掉在地上,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好半天才醒过来。李所长责令我站起来抬头望着他。说:“上面下达文件,对你们只管整,打死了也活该,你也没地方告状,告也告不赢,再不交待与龚圣亮有性关系,老子扒光你的衣服,拖出去喂狗,若是合作愉快,以后我们是好朋友,还可以帮你找工作。”我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了李应平姊妹揪心的哭声和他们的吼骂声。一直到28号晚饭前,刘从政(钟祥宗教科科长)进来了。拿出一本《华南专刊》在我眼前一晃,说:“你怪行的,还会写文章,是不是龚圣亮叫你写的?”“我自己想写的。”“少跟老子装蒜,你和龚圣亮什么关系?”“在基督里的师生关系,因他信主年代长。”自抓到此时,我未进一口水,一直不准上厕所,正是月经期无纸也无卫生巾,衣服也弄脏了。刘科长说:“你不配合我的工作,就憋死你,老子有办法叫你说的。难道你还是处女?要不我试试就知道了。”在一旁的李所长一阵淫笑,我不住的求主与我同在。
    5月28号晚,我被送进钟祥市拘留所,值班的干部诧异地打量着我,又望望送我的人,送我的人连忙说:“没事,没事,过两天就把她带走了。”值班干部带我进号室时问:“你是干什么的?怎么打成这样?”我说:“是信耶稣的。”他唠叨说: “这几天送几个信耶稣的人怎么个个都打这么厉害?”一进号室,见到了被关押的余中菊、肖艳丽、刘红华、马玉琴等六位姊妹。她们见我头发凌乱,脸上青紫,衣服脏兮兮的,乌肿的脚半趿着一双男式拖鞋,脚脖还流着血,她们难过的哭了。我一直不能自理生活,躺在铺板上动弹不得,看管女号的干部了解我的情况后,提审我的人就带我到钟祥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一连三天挂针。护士问我的伤情。不等我开口,他们就吱唔着应付,挂针时听他们说:“上面一个比她更惨,晕死过去了,又抢救过来的。”号室的姊妹们轮流提审,肖艳丽、马玉琴姊妹中途被转走了,刘红华姊妹也被打怕了,只有余中菊一直未提审。
    6月8号,专案组李所长和向所长带我到首次提审我的地方(钟祥公安培训中心的一间卧室)路过一房间时,我看见一接待家庭的哥哥赤着脚,抱着头哭着喊着在地上爬来爬去,几个公安人员围着他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他,我的心更加寒颤。我一进卧室,向所长对我说:“李应平都承认与龚圣亮有性关系了,你不说该你吃亏。你传福音这么多年,吃没吃好,玩没玩好,得了个什么!跟着龚圣亮有什么划得来,你说呀!只管说与龚圣亮有性关系,一切的责任都有他来负,不关你的事,我们会为你保密的,该死的是龚圣亮。连李英、肖艳丽都说龚圣亮有这些事。孟喜存现在恨他恨得要命,求我们为她伸冤。你不说的后果,你是知道的。”我很作难,因我与龚老师只有师生情,并没有他们所说的性关系,他们非要逼着我说有,我只好沉默。他们就一直围绕这件事给我作了一天的思想工作,晚上整夜不让我睡觉,连眼皮也不叫合,直熬到天亮。第二天早晨向所长恼羞成怒地踢我两脚后,又给我带上脚镣,骂道:“妈的,你哑巴了老子们熬更守夜地审你,总不能没收获。跪下,老子不相信你比李英、肖艳丽还硬。”李所长拿着刚充了电的电棍狠狠地烙烤我的头、胸和臀部,并用手抓住我的衣领,扯开了我的衣服,狠劲地撕开了我的胸罩,我大喊大叫,不要命地用手护胸,李就用电棍烙我的手直到起泡,我在地上乱滚乱叫,他就把电棍往我口里摁,一直把我逼得滚到墙角。我边整理被扯开的衣服,连擦着被羞辱的泪水。李所长却阵阵狂笑说:“叫耶稣来救你呀!不交待清楚往死里打,让你见主去。”我真巴不得马上脱离这惨无人道的审讯,求主取走我的性命。两天两夜的刑讯、侮辱、饥饿、困乏、恐惧压得我心慌头晕,李所长和向所长强行掐住我的手,在纸上签字并按印。还说:“龚圣亮又不是你的爹,你的妈,何苦呢?按个手印你的主还会要你的,我们也可以交差,你也没事了。”我知他们的计谋得逞,将莫须有的罪名加给了龚老师,我的心比电棍击打还难受。爱生如子的龚老师还在福音战场上奔波劳碌,执法的公安人员却已经制造了定他死罪的假证!此时此境,我的心倍受熬煎。如今,想到狱中受冤的龚老师,我能做的是要澄清事实的真相,呼求爱好和平、正义的贤能之士为龚老师洗冤昭雪。
    6月10日,我被押到荆门虎牙关看守所,正登记时,向凤平姊妹也被带进来了,她的手伤和脚伤清晰可见。她关进了五号室,我关进了四号室。一进四号室,号长有意让我走过场(挨打),见我被打的模样,伤口还在流血就免了。魏开琴姊妹(半月前抓的)赶紧拿出她的衣服让我换洗,我脱下衣服,号友们见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乌肿,有的伤口还在流血,就愤愤不平地说:“哪还有什么法律?信个耶稣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和魏开琴姊妹常在一起谈论主的话语,分享主恩,祷告。每当她弟弟来接见她,她都要给弟弟和看守所的所长讲一番道,劝他们信耶稣。在七月头,她签了“监视居住” 证,就转走了。
    七月下旬的一天,专案组的李志祥在荆门虎牙关看守所的审讯室提审我,让我在一张仅有我姓名的空白纸上按印,然后离开了。我无从明白这是法律的哪道手续。
    7 月17日,钟祥市公安局给我下了逮捕证,刘从政也来了,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极其愤慨地说:“反正信耶稣是不会后悔的,只是你们的手段太卑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8月上旬的一天,钟祥检察院来提检审,问:“公安机关的口供属不属实?”我说:“公安机关的提审记录是刑讯的假供,是提审者自编好了抓住我的手按的手印。”检察官笑得直摆头。
    9月中旬,我一直封闭在荆门看守所,专案组吩咐看守所不准我与家人联系。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也无人问津,常有周期性的心慌头晕,心身受熬煎。这期间,徐福明、曹红梅、付士军、龚邦坤、杜青峰、邱春毅等肢体也先后关进了荆门看守所。
    9 月下旬,荆门专案组的二个公安人员(一人叫李光宏)在看守所的审讯室接二连三的审讯我,还是硬要我交待与龚老师有性关系和详细经过(在何时何地,何时穿什么样内衣,做的什么动作姿势等),并拿出几张师生合影照片硬说是龚老师与学生有性关系的证据,但当时与龚老师照像的还有弟兄,七八十岁的老奶奶、老爷爷和三四岁的小孩子,这又作何解释呢?他们见我无反应,就恐吓说:“是不是想到外面(警校)提审。你体重没体重,个头没个头,三下五去二就把你整服了,想走余中菊的死路一同去见主,今天是共产党的天下,顺者昌,逆者亡。”天哪!余中菊被打死了!我的头发胀,心颤得半天没反应,几乎无力坐下去了。李光宏和另一个人看到我的表情,二话没说,一人扳住我的身体,一人掐住我的胳膊,抓住我的手捏着笔在一张纸上签字按印。我挣扎的把桌上的一杯水和印泥都打翻在地,但他们所要的手印还是按上了。他们还要我念一段记录上的话,我闭口不言,其中一人把桌子一拍说:“猪脑袋,龚圣亮死定了,你还在保护他。想不想看他出卖你的材料,不要害羞,我是过来人,夫妻间的事,我是最清楚的,想看龚圣亮和张小红在床上作爱的录像吗?如今科学发达,不要现场也可制成活生生的录像,或许到时候还有你的录像,这些都是庭上的证据。什么时代了,裸体名星、名模多的是……”他们就给我摄了像,又将他们写的材料放在我面前叫我念,我不念!那个摄像的不断地催我快念,他还有事要走,我不理他,只是看材料上到底写的什么。李光宏就不时地用手摸我的脸和下巴说:“刺不刺激呀?与龚圣亮是不是这样?”我大叫: “流氓,记录不是我说的,全不属实。”我顺手指着审讯录上的一段话说:“我什么时候说‘我与龚圣亮有性关系,是为了拉近与他的距离,能明白更多的圣经知识,才能把主信好’,这些话是你们自编自写的……”“哈哈,成了,只录到此,别的不用说了。”我猛悟到了什么,只觉天地一片黑暗痛不欲生。我再也忍不住痛痛地哭了。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无知,他们看到我哭了,以为后悔了,对我说:“你是不是后悔了,好多人都求我们给他们伸冤呢?你是不是……”我把桌子一拍:“放屁,我所认识的老师,绝不像你所说的!”
    我挂着满脸的泪水,从提审室出来,看见龚邦坤、杜青峰弟兄也在提审。孙明华姊妹也刚从提审室出来,她整个人都是浮肿的,还不住的咳嗽。把她手中的被子给了我一床,我们彼此都有不能言语的悲痛。她说:“不要过于自责,只要活着就是见证!”干部催我们各回号室,我顺便托干部把被子转给了徐福明弟兄。
    国庆节前就听看守所干警说,又要抓一批来,起码要有三个女号室,所以本来人不多的两个女号室分成三个。每号室只有二个或三个或五个(每个号室,都有我们的姊妹)。10月12日,果真关进来了六位姊妹(张秀英、张迎君、秦显华、李多加、李梅、15岁的李彩虹)和一弟兄胡勇。一段时间后,三个女号室合成了二个。向凤平、曹红梅、杨池娇、张秀英、张迎君、孙明华在一个号室,我和李多加、李梅、秦显华、李彩虹在一个号室,因为我们人多又都不准与家人联系。所以一直没有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五个人才一床被子。纵然我们把号室的活都干了,号室里的外邦人还是特别烦我们,更甚的是每天都要面对精神压力与皮肉之苦的提审。我们连日常中最必须的用品也没有。所以,号室中每走一人,我们就给别人说尽好话,让她们把余剩的用品和不要了的衣服留给我们,别人丢了不用的破盆,我们就捡来用。这些都是外面的事,在不断的提审中,杨池娇、张秀英各判三年劳教送走了。秦显华、李梅、李多加、张迎君、李彩虹也相继放回了家,教会才知我们的下落,给我们送了衣服和钱。11月23号早饭后,一干部打开了我们号室的饭窗,递给我一件衣服,说是龚老师让他转给我的,我这才知龚老师也关在荆门看守所。
    12月7号李英、李应平、董道来、夷传福四位肢体从钟祥转到了荆门,当晚我们弟兄姊妹共 15人被叫出靠墙抱头蹲下,原来是荆门市检察院来下达起诉书。一起来的法警不时的敲我们的头,踢我们的腿,吆喝道:“老实点蹲好,自己看自己的部份,看完了过来签字。”龚老师戴着脚镣蹲不住了就坐在了冰凉的磁砖地上。我见他满面的憔悴,正要问候一句,法警厉声道:“妈的,想找死!”我们看见起诉书上漏洞百出,不是事实的刑讯定罪的口供,才明白专案组、检察院,甚至荆门中级法院是先定罪,再不择手段的取得构成极刑重刑的口供供词。于是,我们要求与家人联系请律师,法官不予理睬,龚老师又向法官要求。法官说:“法院要给你们援助律师。”龚老师说:“我要家人给我请宗教界的律师。”法官说:“在中国没有。”
    12 月8日,孟喜存、马玉琴、肖艳丽姊妹分别从京山和当阳看守所转到荆门。肖艳丽姊妹和孟喜存姊妹接到了起诉书,马玉琴姊妹是免于起诉,一星期后回家了。九位弟兄(龚老师、徐福明、胡勇、龚邦坤、杜青峰、邱春毅、付士军、董道来、夷传福)和八位姊妹(李英、孙明华、肖艳丽、曹红梅、向凤平、李应平、孟喜存、刘先枝)共17人成为华南基督教案的首犯要犯。
    封闭半年之久的我们在死的酷刑折磨下都熬过来了,面对荆门检察院不以事实为根据,不以法律为准绳的起诉,还一直被封锁,真的是无可奈何。不知道不打盹的神要带我们到哪一步。不甘心的我们竭力要求看守所的干部,我们要与家人联系。管教干部李光说:“上面有规定,不准请律师,法院给你们指定的有援助律师。”唉!请律师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无奈中,我们想知道神的心意究竟在哪里?我们四号给五号扔了一张纸条说:同心合意禁食三天。结果纸条掉在墙上,被干部捡去了。胡所长把我叫出去追究纸条的事,我说:“狗逼急了也会跳墙,若长期这样封锁我们的一切,我们还吃得下饭吗?”他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我若把纸条上交法院,会给你加刑的。”为此,我们四号室调到一号室,与五号室分开了。但我们还是边禁食边根据各自的事实写陈辩词(纸和笔是强烈要求下干部才给的)。不谙世事和从未上过法庭的我们天真地认为,一切事情的真假到法庭上都能说得清楚的。法官是百姓的父母官,总不会黑白颠倒,基于对中国法庭的信任,我们抱着要澄清事实的希望,不分昼夜的写呀写。
    12月19日早饭后,我们分别被干警叫出来,彼此都有说不出的沉重和渴望。有几十名武警在值班室门口,先让我们靠墙站好,依次点名。“龚大力。”“到。”听到老师沉厚的声音。十六双学生的眼睛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龚老师。看到他柔和的目光和期待的眼神,我的内心充满了谴责和抚慰。随后上来两个武警反铐龚老师的双手,伴着“哗哗哗……”的脚镣声。龚老师挪动着艰稳的步伐被押上了车。我们(押姊妹们的是女警)也反铐着双手,被武警分别带上四辆警车。进法庭的院门时,看见我们的家属早就等候在那里。家属们到处张望地在寻找我们。法警连吼带推地要遣散她们。把我们押下车,用手按着我们的头,不准往后看,催促着把我们推进了法院门口矮小的暂押室。
    当我们被带上法庭时,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律师、书记员、民事原告已各就各位。旁听席的角落里坐着十几人,有些是提审过我们的熟悉面孔,却不见我们的一个亲人。押我们的法警在我们身后坐成一排,只有我们并列站成一排,没有一个座位,摄影机不时地对着我们晃来晃去。站定后,审判长吩咐给我们卸下械具(独老师还戴着脚镣)又宣布了到庭人的名单,问我们有无需要回避之人,皆答:“没有。”接着查证起诉书中各被告人的简历是否属实,向凤平和我提出:“拘留时间不准确,进看守所之前十五天的提审时间没算上。”法官似听非听,也没作任何回答。
    接下来是民事原告宣读民事诉状。原告谢东(男,钟祥人)在庭上破口大骂并大声咒诅,法庭并不加以制止……。民事案结束后,法庭开始了刑事案的审理。
    龚圣亮老师、李英、孙明华、肖艳丽、向凤平、孟喜存、李应平姊妹和我留庭受审,其余的几名被带出庭外候审。
    公诉人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华南基督教会是邪教组织。理由是出版了“邪教”刊物——《华南专刊》,进行非法聚会、传教等;公诉人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龚老师为邪教首领,指控“龚大力自幼信仰基督教,自1983年以来,在各省各地区传扬福音,建立了教会,创办了《华南专刊》,举办了“神召学”培训福音使者打发到各地进行非法传教。公诉人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指控李英“主管教务和传道,积极大量投稿主持各种大型聚会。”公诉人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指控孙明华,负责教会的财务管理,到处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公诉人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指控肖艳丽、向凤平、刘先枝、孟喜存、李应平五位姊妹大量打印、印刷、发行专刊,积极参加各种聚会,指控刘先枝积极投稿四篇。律师们却一直在谈笑风生,交头接耳,进进出出,有的口里还在吃东西。公诉人指控完毕,法官分别问各律师及被告有无异议,傅朗律师、马军律师、何大林律师(家人请的)皆说:“有异议。”张琼律师、吴学胜律师、李万海律师(指定的)都说:“无异议。”我们八人说:“有异议。”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华南专刊》和一些聚会讲道资料,并念了第一期专刊上的《小世界近日动态》中的一段为例,法警在出示证据时骂骂咧咧,极不耐烦地在我们眼前一晃而过,有的连看都没看就拿走了……寄予法庭的那份信任,在慢慢地消化,我一面诧异法庭的庭风,一面叹息华南基督教会的教案。基督徒在无神论的法庭上受审,一个感觉——啼笑皆非。一天的庭审结束,我们被法警反铐押回看守所。
    第二天(12月20日)早饭后,我们被押到法院,被起诉伤害罪的被告上庭,其余的人在暂押室。透过暂押室的铁栏门看见几位弟兄姊妹轮流的被押来押去,只是一直没看见龚老师的身影(他一直没下庭)。我和向凤平、李应平、孟喜存一天都在暂押室没上庭,晚上回到看守所,听在庭的姊妹说,龚老师体不能支倒在庭上,从她们的言谈中对这次的庭审已彻底失望了。
    21日上午庭审中,公诉人指控龚老师、李英、孙明华姊妹犯强奸罪,其余的人不在庭。下午晚饭前我和孟喜存、李应平、向凤平被带上法庭。审判长问:“被告人刘先枝,起诉书指控你与龚大力发生性关系是否属实?”我回答: “不属实。口供材料是刑讯中公安人员逼我作的伪供。”审判长说:“只回答是否属实,不要多说。”“被告人李应平,起诉书指控你与龚大力发生性关系是否属实?”答:“不属实。”“被告人向凤平,起诉指控你与龚大力发生性关系是否属实?”“不属实。”“被告人孟喜存,起诉书指控龚大力强奸你,是否属实?”孟喜存大声说:“不属实。”审判长说:“被告人孟喜存,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道吗?”“知道。”公诉人拿出公安局提审时的控告书说:“这控告书上有你的指印,作何解释?”孟喜存说:“控告书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产生的,他们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撕破我的上衣,侮辱胁迫我写的,请法官大人主持公道,还我一个清白。”援助律师们却窃窃私语地冷笑。随后,所有的被告都被带上庭,原来是陈辩时间。龚老师说:“谢谢法庭给我陈辩的机会,我要说的有几点:第一,华南基督教会,不是邪教,因她的实质与邪教构成要件不符,她有固定的组织、有经典、有信仰、有思想,要求信徒作光作盐,做守法公民……”“龚大力,你简单点!”审判长厉声吼道。龚老师接着说:“第二,我与伤害罪无关,在庭的同案已作证,此罪不成立。第三,定我强奸罪,无原告出庭,也无证人做证……” “被告人龚大力你不要说了,经庭审已确认。”法警把话筒挪到了李英姊妹面前。她陈辩:“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的教会不是邪教组织,我所信的更不是邪教,乃是基督教,是以十架救恩为根基,以圣灵大能为凭据,以圣经真理为准绳,以悔改相信为要求……”“被告人李英,法庭提醒你,不要说那么多。”审判长不耐烦地说。李英姊妹只好简短陈辨:“我与伤害无关,公安机关的口供是五天五夜刑讯的结果。”“李英,我警告你,你的事已查清,法庭已确认。”审判长大声制止。法警厌恶地说:“真口罗嗦,还是怕死。”孙明华、龚邦坤同样一开口就制止了。夷传福说:“法官大人,您先看看我在公安机关受的刑罚。”说着,掀起衣服裤腿,只见他胳膊腿上伤口红肿,还在流脓流水,我们都不寒而栗,流下了泪水。援助律师们却笑得忘乎所以。审判长吼道:“夷传福!把衣服放下,控制你的情绪!”夷弟兄极不甘心地放下衣服,还想说什么却被制止了。同案的弟兄们都证实伤害不是龚老师指使、策划的,证实李英、孙明华姊妹与伤害无关。但法庭不理睬也不作记录,而公诉机关的每句话都记录认可。
    律师辩护时,法庭申明邪教罪名已成定局,不必再辨。审判长还多次打断律师的话,提醒律师抓紧时间,强调法律证据只说条款,不说条文。肖艳丽的律师李万海辩护时,法警到他面前说:“她又不是你亲人,你说那么多干嘛!”孟喜存的律师何大林辩护时,法警又过来说:“她给了你多少钱,这么卖力!少说两句。”公诉人对律师的辩护激烈地反驳。法庭却没给律师再次辩护的机会(天色已黑),更心痛的是,后被判死刑的胡勇弟兄的律师第三天未到庭,龚邦坤的律师第二天下午迟迟才到。
    终于轮到被告人陈述,审判长规定每人一句话。龚老师说:“只要求法庭对我的学生从轻处罚。”法警说:“假惺惺的。”就把话筒挪走,其他人也只一句话,都恳请法官能公正合理判决,法警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坐在我们身后的武警彼此议论说:“怎么还不休庭,都快饿死了,看来预计的四天要在三天内审完了事,我们明天又可以照常双休了。”
    庭审结束时,无望的我们还是各自向法庭呈上一份陈辨词即刑讯逼供的事实经过。庭审结束了,心头的顾虑、困惑却更多了。
    12 月23日,荆门中院派书记员和一名法警到荆门看守所,让我们签庭审记录。先靠墙站好,然后一个一个去签,第一个是我,我要求先看后再签。书记员说:“都是你们庭上自己说的话,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小说。”我说:“谁敢相信你们,谁知道你们记录些什么?”法警吼道:“这么多,耽搁时间,先签完了再一起给你们念。”动作稍慢的随手就打。邱春毅弟兄再次要求先看记录,书记员给他两拳逼他快签。十七人签完了等着他们念,他们和看守所干部嘀咕几句转身就走了。
    12 月29日晚,我们都睡下了,有的已睡着了,门却“哐口当 ”一声开了。干部喊:“华南教会的,穿衣起床。”我们不知怎么回事,身上直发抖,惊慌中被带到院子里,看到公、检、法许多熟悉的身影站在暗处。法警迫令我们抱头蹲下,依次将我们押进灯光特别刺眼的审讯室。进去后,双臂被两名法警一人一只反扭在身后,按住头,大有上断头台的架势。押到摄影机前,先听穿便衣的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接着签字按印,注明是否上诉,然后再押下一个。只听审讯室传来一阵一阵的宣判声:“被告人龚大力……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徐福明……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胡勇……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李英……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龚邦坤……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孙明华……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肖艳丽……十八年;被告人向凤平……十二年;被告人夷传福……十年;被告人董道来……十年;被告人李应平……八年;被告人孟喜存…… 八年;被告人杜青峰……六年;被告人邱春毅……三年;被告人曹红梅……三年;被告人付士军……二年;被告人刘先枝……二年。”
    随着宣判的结束,又多了两个带脚镣的弟兄。黑色的夜空异样的沉寂,我们瘫坐在铺板上泣不成声,心口滴血般的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想起龚老师曾说:“为了中华教会有正名和地位,牺牲全华南也值得。然如今,华南基督教会已被打入邪教的死牢,中国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又将会怎样呢?四面无助我们仍指望曾救我们免死的主,救我们脱离这极大的死亡。「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十一25)想着圣经上的话又含着泪水写上诉状,看守所干部却一拖再拖不给笔纸,要了几天才给一人二张纸,二人共一支圆珠笔芯。孙明华说:“纸不够用。”李光干部说:“又不是写遗书,写了也白写,没用的。”我们的心如雪上加霜般的寒冷。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元旦的欢乐中,华南教会的信仰者却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徘徊,我们上交了诉状书,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看守所的生活单调的令人窒息,加上悲惨的教案压碎了我们师生的心,每天泪流不止,常常禁食哀求神(或十天或七天或三或二天),也不放松灵修的生活。姊妹们是四人各在一号室,更便于灵修。每礼拜天,我们照常的禁食、唱诗、祷告、回顾一段经文或一段教会历史。为能渡过这段死荫的幽谷,每逢十七人中谁的生日或节日,我们就给弟兄姊妹及龚老师,订菜、做生日卡(香皂盒、烟盒作材料)和节日卡片,画上图画,写上祝福勉励的话语,借此传递着彼此间的救赎情份、师生情份,使我们的心得到坚固。只要有机会出号室,我们都甘愿被干部骂,也要跑到龚老师和弟兄姊妹的窗口问候一声或握握手。龚老师也时常托干部给弟兄姊妹们转钱、衣服、日用品。尤其在这种环境,这些似乎平常之举给我们莫大的鼓励与安慰。狱中的师生情份、手足情份使我们的心得到了坚固。我们号室曾与徐福明、龚邦坤、胡勇弟兄作过邻居,每天就可在风场(每间号室后面都有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院子,四面是约四五米高的院墙,安有插翅难逃的铁网,号室和号室之间有一墙,白天饭前饭后可在风场活动)喊话、唱诗,听得到彼此的声音。还可以写圣经上的话互勉,干部听见我们唱诗就要训话,但我们还是要唱,甚至整个看守所的二十多个号室都会唱我们的灵歌《不是没有家》。神儿女们的歌声改变了单调乏味的氛围,生活中充满了生气,体味到了同路人的可贵和真诚。有时间学叠一些纸活(千纸鹤、幸运星、同心结、各种卡片、编织十字架),借这些给各号的号友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基督的平安和祝福。华南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住进荆门第一看守所以来,干部是又厌又惧又敬佩。总是想寻找我们的把柄,就在每月一次的清监时,李光干部总是带着武警突然袭击冲进我们的号室,但总找不到什么岔子就把我们的起诉书和判决书收走了。
    2002 年6月4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郑博悯法官来荆门看守所复核提审,一说提审我都心有余悸,一脸的惊恐。郑法官说:“我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郑法官,是来复审你们的案子,有话直说。”我还是不敢开口,因荆门市中院开车的法警在我面前晃来晃去。郑法官说:“你怎么不说话?”“我害怕提审。”“不用怕,我不会打你,只管直说。”我鼓足勇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简短地说了一遍,还说了专案组提审时酷刑取伪供。说着我就提起裤腿说:“郑法官,你看这是被打的伤口还犹新,如今连走路都不方便……”开车的法警过来打掉我的手说:“瞎说什么?”我说:“是郑法官提审我,不关你的事,难道敢打人,还怕别人知道?”
    天渐渐热起来,关进来的人(法轮功、诈骗的、卖淫的等)越来越多,每进来的新号友和我们当初一样,都是空着两手,一无所有。我们就将我们仅有的衣物先分给她们用,有的十分感激,有的随着我们信耶稣,有的临走时剩下的用品留给我们。这些人陆陆续续的进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只是我们长住不动了。因曹红梅、向凤平是号长,我们就带头干重活,叠被子、洗碗、冲厕所。被子要叠成象沙发、电视机、席梦思、洗衣机等款式,每天二次。干部随时要巡号检查。一天三顿饭十多人的饭碗要在规定的时间洗完、冲厕所,这些我们都干了,不给干部找麻烦。但还有个别人为讨好干部故意刁难或向干部汇报我们仍在聚会、祷告,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一天,号室地面要重新刷水泥地面,两个女号室合在一个号室,难得有相逢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八姊妹坐在一起祷告、唱诗勾通我们彼此的心灵。被巡号室的关所长看见了说:“别人都在风场玩,你们几个坐在一起干什么?”随即就将我们两个号室分开。
    与教会分离时间长了,我们就渴望读经,关所长一直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龚老师以书面申请所领导要圣经,虽批准了,但不久清监又收走了。自被抓之时龚老师就戴上了脚镣,411天都伴着他,当干部要给他换脚镣时,他却不肯,说:“我已经和这脚镣产生了感情。”并提要求:“什么苦刑都受过了,只是没有关过禁闭,要求搬到禁闭室去住。”干部说:“违反监规的人才关禁闭,哪有要求关的。”重刑犯在生活上偶尔可以吃一顿稀饭。龚老师自己却舍不得吃,求打饭的人(判刑后留在看守所干活的犯人)把稀饭送给学生们吃,所以我们也偶尔吃上一顿稀饭,在患难中的华南师生就这样彼此同舟共济,互传着基督的一脉之情、一体之爱。尤其早晚及夜深人静时都能听见与我们相隔几个号室的龚老师阵阵的咳嗽声及脚镣声,只是为生的无能也无奈。
    2002年9月23日晚八点之多,我们皆睡下又被叫起来。有的喊到接见室;有的带到医务室;有的叫到值班室,原来是荆门中院送来了发回重审的通知书。我们在值班室签字时,看守所的一教导员不解地问:“为什么每次给他们送材料都是晚上呢?”对方吱唔道:“工作太忙。”通知单上写着重新开庭审理的依据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民事诉讼程序严重违法。”通知我们10月9日开庭,却没有再发起诉书。
    发回重审,但短短的时间内就要开庭,其间有七天国庆长假,我们仍不能与家人联系,无法请律师,如此仓促的时间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唯一可做的是写陈辨词,哪怕起不到作用,也算尽到了人的责任。忙于国庆长假安排的干部哪管我们有无纸笔。一连等了三天,胡所长才说:“吵什么吵,不就是发回重审吗?”孙明华姊妹流着泪说:“胡所长,一年多来不准我们与家人见面联系,生活用品你们不管不问,我们尽量控制情绪,不给你们添麻烦。但你该理解我们的心情,这么重大的案子连我们写陈辨词的权利也剥夺了,至少现在我们不是犯人,既或是犯人你们也要讲点人道主义呀!我们要请律师,要写陈辨词。”胡所长无奈地扔下笔和纸说:“我们只管你们吃饭,至于这些上面有规定。”不知这个“上面”究竟指谁说的。
    七天的长假监内外喜气洋洋,我们却为命悬一线的教案揪心。拿着2001年12月7日荆检发的起诉书,心想这次重审至少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认认真真地写陈辩词。
    10 月9日早饭后和首次开庭一样,我们靠墙站成两排,双手反铐,各被法警押上了四辆车。一出看守所,看见通往法院的路边都站着弟兄姊妹们。亲属们扒着法院的铁栅门总想看我们一眼,车进到院内门关上了。我们被押上了法庭,法官、公诉人、律师、书记员、民事原告早已到席。这次要受审的被告并列坐成一排,每被告身后坐一名法警,旁听席却是空座,上次对被告骂骂咧咧的法警也不见了。
    一系列的法庭程序后,我和向凤平、孟喜存、李应平被押进候审室,一天都没上庭。看守我们的两名女警诧异地说:“怎么一直不提这几个人上庭,听说他们这次都改判了,还有四个被释放的,是不是她们?”
    第二天上午,我们十七人全在庭。杨敦先、钱列阳、陈之恺、殷巧红律师为龚老师、李英、孙明华、肖艳丽作无罪辩护,其他律师为各当事人作从轻的辩护。在被告人陈述时,都要求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给予公正的判决。夷传福弟兄当庭亮出了身上伤,一年半了伤口仍在溃烂。他话未出口,泪已落地,在场的律师甚感惊讶,发出声声叹息。孙明华、曹红梅、向凤平、李应平、孟喜存五姊妹再次作证与龚老师没有性关系。我流着泪说:“公安局的口供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他们当时还强行解开了我的内衣……”钱律师立时当庭提出:“请法庭注意这小姑娘的话,高度重视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
    2002年10月10日中午,我们心里纳闷是不是庭审要结束了,因被告人也作了陈述。中午回到了看守所,下午三点又被带上法庭。庭上一切照常,却不知道法庭下一步要作什么?正在思虑中,随着法官一声:“全体起立!”所有人都庄严肃立,整个法庭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审判长拿起判决书宣判:“……被告人龚大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徐福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胡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李英……判有期徒刑十五年……;龚邦坤……十五年……;被告人孙明华……十三年;被告人肖艳丽……十年;被告人邱春毅……三年;被告人杜青峰……三年;被告人曹红梅……二年;被告人付士军……二年;对被告人向凤平、李应平、孟喜存、刘先枝予以释放。我一边听审判长的宣读一边纳闷判决书的早产。
    这次重审比首次开庭还要简短,仅一天半的时间就慌慌张张的结了,留在我们心中的是解不开的结和谜团。法警押我们十七人出法庭时,我们十七人走成长长的一条,法警说:“龚大力,看你的队伍好长啊!”龚老师说:“这不是我的队伍,这是耶和华的队伍!”家属在门口等着接释放的姊妹回家,法警却硬推我们上车,龚老师站在车门口想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和众学生,却被法警扭住他的胳膊,按下他的头推上了车,连拖鞋掉了也不准他回头。车经大院门口时,透过车窗我看见家属们扑上前却被“防暴队”用电棍逐开,车至中途法警又给我们戴上手铐,原因是:“执行公务。”我这才想起,法庭宣布释放前,押我们四人的法警被法院一人叫出去嘀咕了一阵才进来,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到了看守所,干部们听我们说四人释放却是满脸狐疑。进了号室,号友们都替我们高兴,还责怪我们不该回看守所,当和家人回去。我们边忙着收行李边说:“回看守所办好该办的事,再回去也不迟。”正高兴中,我和李应平被叫到审讯室签劳教三年的通知书。这下我傻呆了,只深觉得在中国信仰基督比下地狱还难,一个杀人放火的罪犯比一个基督徒更受欢迎和好评,真无法说清这个时代!
    2002年10月11日荆门中级人民法院给我们十七人送达庭审记录本。当时李应平姊妹问审判长:“强奸罪无事实也无证据,为什么还照样定罪,量刑那么重?”审判长说:“你们的判决结果是上面定好的,我们也是没办法。”我又问:“法院宣布予以释放,为何转身就劳教三年,到底法院的判决起不起功效?”审判长说:“劳教三年不是法院的事,法院也管不着?”我们接到判决书出来,见龚老师和胡所长谈话。我和李应平、孟喜存等几位姊妹也和他们聊了一会,并和龚老师握手。干部第一次破例让我们面对面说话、接触。看见龚老师久经风霜的脸上仍掩饰不住他对中华福音的负担感和基督生命的气质。满头的银发中夹杂着少许的黑发,说话还是那样的铿锵有力又沉重,只是身体很消瘦,腿脚走路不象以往灵便。进号室时,我们提醒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
    华南基督教案死生起落的转变,真是使人哭笑皆非,但我们深深经历了神的属性。正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地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四16-17)
    10 月15日早饭后,荆门公安局到看守所催我和向凤平、李应平、孟喜存姊妹四人收东西上车,我们原以为过了上诉期(10月20号)或是接到上诉的裁决后才下劳教队。毫无准备的我们急的手忙脚乱。我们想到龚老师和其他弟兄姊妹们的窗口告个别,被干部和公安人员拦住,向凤平姊妹趁他们不注意时跑去告诉龚老师:我们下队了。
    到劳教所后,我们被带到了值班室门口,送我们的公安人员把刘琴干部叫到一边嘀咕了一阵就走了。迎接我们的是二光一剪(衣服脱光收身,被子和日用品收光,头发剪的又短又丑)。当时,两个安全员(帮助干部维护秩序的劳教学员多数是吸毒学员)在干部面前虚张声势地毁谤我们是邪教,把我们的衣物撒了满地,将我在看守所写的劳教复议书撕了扔在上说:“还装最懂法律的,邪教就是邪教,还不服气。”随后刘琴干部把我们分别带到办公室门口让我们学三问三答。一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劳教学员。二问:这是什么地方?答:这是劳教场所。三问:你是来干什么的?答:我是来接受劳动教育改造的。又交待我们说: “华南教是邪教,你们进去后不准祷告,写经文传教,也不准与华南教的学员说话来往,每次进出门都要喊报告。”我们四人拿了自己的衣服,进了院子,我分在四班。午饭后,班上的人都出去了,安全员叫我背五十五条,并不准我与班上的人说话。
    劳教所的管理很严,我所在的二大队有二个分队,一分队是普教学员,有卖淫的,偷盗的,扰乱社会治安的,信耶稣的,多半是吸毒的,共五个班。二分队多是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的时间安排特别紧张,每天洗碗上厕所都是连走带跑的,一切安排都是军事化,集体化。
    当我到沙洋劳教所时,共有十七名华南教会的姊妹在这里。有二位近六十岁的阿姨(马全英、梁国凤)负责冲洗厕所和院内外的卫生,一天到晚脚都跑肿。张秀英阿姨在厨房干活,每天都是披星戴月。早晨五点多出院门,晚上十一点回院内休息。其余的十四人在耳机车间,都在生产耳机十二道工序的前几道最累最重的工序上。我分在第二道工序贴膜片,和徐宗英一个组。因我的速度比老学员慢,可安全员还不断地给我增任务,每天只有最晚收工(十一点),身体异常的困乏,回到院内还要背书。徐宗英、池发玲、杨池娇完成任务后,都暗暗地帮我。一次,徐宗英把贴好的膜片递给我,被一吸毒学员吴娜君夺了过去,说:“徐宗英,你帮谁都可以,就是不准帮刘先枝,干部不准你们来往。”徐宗英气愤地说:“谁我都帮,就是不帮你,因干部并没叫我们不互相帮助呀!”此后吴娜君勾结吸毒学员找一切机会报复我们,隔三岔五地强行拿或暗中偷我贴好的膜片。
    我们是因信仰而来劳教,在无神论的劳教场所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挑战。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我们成立的福音小组、禁食班就以不同的方式彼此坚固。送生活用品,暗中讲说神的话语,劳动上互助,送生日礼物(笔记本、卡片)、订菜等。在诸多的试探和战争中,我们更加感受到了持守信仰的艰难和同路人真情的可贵。
    向凤平姊妹与梁阿姨被班中的吸毒学员明里暗里的整,常常是自己买的东西吃不到,自己的热水瓶却喝不到热水。吸毒学员廖艳华为讨好干部把向凤平的热水瓶送给了干部,还故意找岔罚向凤平做全班的卫生。吸毒学员龙兰娇、吴娜君也一唱一合、自作主张的“包夹”向凤平。廖艳华解教时找不到自己的凳子,把向凤平(出工去了)的凳子搬去抵数,结果向凤平找不到凳子,被龙兰娇罚做卫生一个月。
    在我入教以来几乎没有找干部谈过心,无论安全奖给几天或有无减期,我从不争竞。除了“不认罪认错”(不承认华南教会是邪教,仍相信耶稣),其他方面我们都能比别的学员干得好。学员和干警们看在眼里疑在心里,许多事上我很想表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总是在无奈中。2003年上半年的减期(安全奖除外)评比名单公布后,六月份的一天中午,突然通知华南教会的姊妹们带上纸笔进教室。共十一人(李应平、刘先枝、向凤平、孟喜存、池发玲、李琼、李丽、杨池娇、田明坤、谢泽信、张秀英),每人坐一张桌子,每张桌子的距离拉开,安全员在黑板上给我们抄了十几道题,让我们各自如实回答,不准交头接耳,回答完了再出工,不识字的口述安全员代笔。
    久压的心语和信仰观点立场,借回答题目一吐为快,任干部和学员去评说。结果我们回答的内容大同小异,都否定了华南教会是邪教,阐明了“华南教”与“华南教会”在性质上的区别,其实这些问题是针对上半年的减期而出的,我们的回答无疑是放弃了减期的机会。车间干部李梦霞曾对杨池娇、池发玲说: “你们‘华南教’学员各方面表现都好,就是不认罪认错,只要你们写决裂书,减期名额将都是你们的,每月的安全奖也马上会提高……”以后就干脆流传说,华南教会的不能减期,张秀英、池发玲姊妹被学员评选出的减期名额,也被别人替代了。但对学员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几位车间干部每次开会还是为我们说话,争取每月的几天安全奖。
    2003年12月底队上开通“亲情电话”,向凤平姊妹想打电话问候家人并让送几件衣服。排队好不容易轮到她。刘琴干部问:“向凤平,你也打电话?回去还搞(信)不搞(信)?”向凤平姊妹笑着说:“还搞(信)呀!”刘琴干部说:“还信就不准打电话!我们这电话是给那些思想改造好的人打的,你看人家李翠兰(旷野窄门)、王金华(恢复派)都承认信的是邪教,还写了决裂书,王金华交了职培(交600元钱学二个月的缝纫技术,信教的写决裂书了,就可减一个月的期),还减一个月的期。孟喜存和你一样傻,交了职培却不写决裂书,结果一天也没减。”向姊妹以为刘干部只是说说而已,又要求说:“刘干部,这一年多来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让我打一个吧!”刘琴干部说:“我可不是开玩笑,不准打就是不准打,你刚才说的话已录音了,凭这就可给你加期。”向姊妹只得回寝室。第二天向姊妹仍向刘琴干部、汪芹队长要求,仍被拒绝。最难堪的是每次的接见,年迈的母亲也因我的信仰之故,遭到非言,不信耶稣的哥哥姐姐接见时就和干部一道奉劝我:“趁早看清形势与邪教决裂,不要再被蒙骗。我们盼着你回头,以后还是我们的好妹妹……”
    因信仰基督遭遇这些倒不足挂齿,难以理解的是经法庭都不能定邪教的华南教会,在劳教所却处处时时被邪教的枷锁却压制,并引起更多不明真相的人群痛恨我们。学员和干部们不约而同地说:“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信耶稣,那是愚昧人干的事。”“随着科技的发展,宗教观念在人们心中逐渐消失!人定胜天。”“我怎么不喜欢你们,你们要是吸毒的,我会更喜欢。”“你第一次来劳教是幼稚,第二次来劳教是愚昧,若是第三次再来就是猪脑袋!”信仰无时无刻不受冲击。总之,在她们眼中我们是不可理喻的人。
    大部分的姊妹们在03年年底及04年元月相继解教,只剩下我们姊妹四人(向凤平、孟喜存、张秀英和我),2004年2月1日我们同时解教。
    我们满口嘻笑,满舌欢呼,因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如同南地的河水复流。
    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显得越发漆黑、幽暗、艰难,面对脚下的信仰之路,我倍感艰险和负重。一想起狱中的龚老师和弟兄姊妹们及受压过重的教会。我便含忍不住,有火在我骨中焚烧,我若静默不言,石头都要呼叫!纵或我以后不能传福音了,但为了见证耶稣的名,为了中国的家庭教会获得一个信仰的自由和空间,我要将华南基督教案的真相告白天下。
     刘先枝 笔
     二○○四年四月一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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