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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渐进/冼岩
(博讯2006年1月19日)
    [冼岩投稿]

    任何时代,人们对社会的要求都非单一,都需兼顾多种价值、多项目标。如果说已经被实践证明而非仅由理论推导的“好社会”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那么这种理想效果的出现,正是因为此种模式内含多个要素,能够兼顾多种价值。各项要素缺一不可,缺一即可能淮橘成枳。没有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市场和民主可能被少数人操控,不能实现公正、平等;没有民主的政治平等不能兼顾自由,没有市场的经济平等不能兼顾效率。

     一,市场经济不可逆转 (博讯 boxun.com)

    由于“效率优先”的改革取向造成了今日贫富分化的负面效应,使得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之争至今不能停息。确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也能创造高效率,但这往往只是暂时的、个别的;私有制相对于公有制,具有激励相容的优势。正如列宁所说:人们不可能长时间处于心醉神迷状态,只有经济上的需要才能形成长期激励。在公有制下也会产生焦裕禄、雷锋,但那只是个别现象;计划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短期的。但在私有制下,私企老板几乎都是事业上的焦裕禄与拼命三郎,因为激励相容,这种强大而普遍的激励动力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形成生产力的关键,企业家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利益格局下能迸发出超强的积极性,这是市场经济效率优于计划经济的奥妙所在。

    有人说,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可以搞经济民主,让群众献计献策、参与决策管理,从而提高效率--这种设想中的效率只有在人人皆“大公无私”的理想状态才能实现;否则,由一大群人共同决策、管理,每个人公心中夹杂私心,其结果只会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如果没有外部竞争,效率高一点低一点也无所谓;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寡欲清心,也没什么不好,所谓文明的进步换一个角度看可能即是退步。但是,全球化进程使一切其它选项都成了镜花水月,全世界都已经别无选择。“赢得竞争”是时代强加给当代每个国家的命运,效率,正是决定竞争成败胜负的关键。中国既然已被迫穿上这双脱不下去的红舞鞋,既然已无法退出西方列强以枪炮强迫我们参与的竞争性游戏,就只能遵循讲求效率的游戏规则。

    当然,市场也非万能。由于企业行为在宏观上具有盲目性,市场的宏观效率需通过经济的周期消长实现。现代经济的敏感性决定了自发的市场周期已超出经济体所能承受之重,于是乃有凯恩斯主义问世--这说明市场调节也有其局限性,宏观层面的效率实现离不开政府作用。没有市场基础的政府计划不可行,没有政府干预、调控的市场同样不可取,“混合经济”才是被各国广泛践行的模式。

    二,中国政治的悖论

    中产阶级、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都是已知“好社会”的必要构件,但中国怎么才能迈向这种理想模式?在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说一千道一万,经济发展与国力强盛是理想实现的必要条件。有了经济发展与国力强盛未必能建成好社会,但没有这两条,肯定不可能建成好社会。这就要求,中国不能玩象前苏联那种国家分裂、经济倒退五十年、货币贬值六万倍的蹦极游戏;知识精英更不能再幻想着自己能够在各种被压抑欲望集中迸放的关键时刻“理智”地指明道路、让全社会避开陷阱--经验一再表明,此时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只会被潮流裹挟而行,极少数的“先知”注定在当时无人理睬。

    因此,中国只能渐进。尤其在现在经济还保持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政治上更不能燥动。说渐进,现在反对的人已不多,但有两个问题:1,怎么判断是否在进步?2,取何种路径渐进?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冷战后已得到国际主流社会普遍认同的西方理论及其实践模式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评判“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准。前进的目标不妨暂定为“中产阶级+市场经济+宪政民主”,但路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路径,评价标准不同,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只能从现实可能性出发,从福利增进、经济发展与国力强盛等指标的变化来确定社会是否在进步,因为这些指标是迈向“好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问题“怎么渐进”,政府和民间应该怎么做?这才是思想分歧的关键,也是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根源之一。在政治方面,困局不易解开。一方面渐进可以有所作为,如思想界左派提到的建设社会主义民间、右派所说的建设公民社会,都既是建设性的可行方向,又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但另一方面,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即意味着政府权威的削弱,意味着传统“执政能力”与整合手段的削弱;在矛盾积淀深厚的背景下,这也意味着“不稳定”的前景。正因为如此,政府对公民社会及其它政治开放性进程始终保持警惕,渐进在许多方面表现为不进。不进虽能暂时维系稳定,但也默认和加剧了现状中的失衡。

    怎么解决这一稳定与进步的悖论?十全十美的方案似乎没有,或许政府与民间应该分头使劲,政府有政府的需要,民间有民间的理由;政府致力于稳定,民间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最终结果由双方博弈互动决定。

    由于政府背负维持稳定的包袱,更由于在当下中国实现稳定的难度很大,所以现阶段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作的有限。在社会矛盾厚积的刚性结构下,政治结构的变化适于从分权到集权,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渐进”不可能循西方模式而进,只能在保守权威的前提下积累寸进。具体说,政府现在可做的是致力于健全法制,提高法律程序的地位;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内部机制;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推广决策咨询制度;在党内民主建设及基层民主推广方面积累进步。

    民间可以将维权作为聚力点,扩展社会自组织力量,逐步改变力量对比,同时增进言论自由。民间的这种努力当然会与政府维持稳定的努力发生磨擦、冲突,但两方都不应轻易走向极端,而应该试着实现磨合,社会的最终走向将由双方的博弈互动决定。

    当下,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仍然倡导政治民主化,这种观点看到了现状中的缺陷与不足、希望用一种理想方案一举解决问题。他们的着眼点在“应该怎样”,对于“能够怎样”体认不深。他们更多是从观念、理想、道德出发来选择、评判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而不是从现实的可行性出发。

    人均资源与人均经济收入水平的低下,决定了中国现阶段不可能拥有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利益需求、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物质手段,决定了社会结构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必然处于刚性之中。要维持稳定,就只能暂且压抑已经被压抑的社会需求与能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政治的进步、悖论的消解只能伴随着经济的实质进步。

    三,中国经济的悖论

    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已取得长足进步,更有人引用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已超出5000美元,具有了保障政治转型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其实,中国经济虽进步明显,但仍未实现实质性突破,它仍然停留在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与“出口主导”的增长阶段。只有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由“出口主导”转变为“内需为主”,中国经济才算完成了“由虫到龙”的蜕变,才具有了带动政治进步的基础。

    但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存在悖论。一方面资本对劳工的压榨造成种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人间丑恶,另一方面低成本劳动力至今还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以前,这一悖论无解。

    但这条路已不可能一直走下去。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已日渐抬头,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已近极限;国内贫富分化所积累的社会负面能量也日益逼近爆发的临界点,急须进行收入分配的调整。事情的严重性迫使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发出“转向内需”的呼吁,但问题是谁都知道转向的重要性,但谁也解不开“由此及彼”的难题。

    由出口变内需的增长模式转换难就难在社会生产率水平的不足,难在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在诸如科技开发、内部管理、市场营销等其它方面未形成足够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二十多年,许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现同步提高的最深层根源。

    模式转变的关键是调整分配、启动内需,这意味着必须放弃劳动力低成本价格优势;而在国民经济的其它要素禀赋优势发育成熟以前、在企业的其它竞争优势形成以前,这样做意味着“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可能不堪一击。中国企业将丢失的不仅是国际市场,还包括国内市场;启动内需很可能变成为人作嫁、自掘坟墓。所以,经济活动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难以超越,只能循序渐进。这种转与不转的两难,才是中国经济必须解决的真正危机。

    在危机解决以前,一方面对各种极端侵权事件应该坚决制止,制止方式除寄望于政府清明外,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还应该主动站在弱势群体一方,形成权力、资本而外的第三种力量,改变社会的力量对比。知识分子并非超然,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立场,一些人未必真心同意如此站队,但至少可以在舆论上以大义名份形成压力,作此要求。另一方面,在宏观上只能暂时容忍一定程度不公平的剥削,其理由有三:1,现阶段如果全面提高劳动者工资,其结果只会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引发经济衰退与更大面积失业,劳动者从整体而言可能处境不但不会因此改善,反而更糟。2,目前的经济发展尽管是不公平的,但它毕竟在发展,其结果之一是增加了国家财力,使它更有可能以转移支付方式扶贫济困(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同样需要知识分子站在弱势群体立场上鼓与呼)。3,这种发展的另一后果是,中国经济由此有可能积累进步,逐渐实现增长方式(以内需为主)与要素禀赋优势(资金与技术)的升级,走向越来越公平的经济格局。在现阶段市场经济即意味着不公平,要在这种游戏中尝试牺牲效率以求公平,其结果只会导致普遍贫困。较之暂时的不公正,贫困是更大的罪恶,因为它没有自我改善的可能。

    公平总是相对的,不公平才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意味着人均利益资源稀缺,除非实行平均主义,否则只能满足其中部分人的需要,大多数人注定艰难;在效率竞争的市场社会及全球化背景下,分配结构必然趋向于优先满足极少数人的需要。这意味着社会只有实际建立起金字塔型的秩序结构才能维持基本稳定,否则动荡永无宁日。在金字塔型结构中,居于顶端的少数人与处于底端的大多数人呈现信息不对称与力量不对称,否则金字塔将坍塌。如果制度设计解决不了如何制造可满足多数人需要的利益资源的难题,它就只能屈服于更基本的力量与利益格局,屈服于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即便是民主宪政也会被扭曲为多重少数的统治。

    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大多数人制衡不了居于顶端的少数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改变不了这一由基本的力量与利益格局决定的事实。只有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社会基本格局发生变化,金字塔型结构变形为扁平的橄榄型结构,多数人的意志才能实现、利益才能满足。

    在此之前,只能主要依靠金字塔的顶端制衡顶端。现代市场社会比之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大变化是,政治权力再难维持一强独大局面;即使在政治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工商阶层也已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政治权力在今天已不得不承认工商阶层的存在,到明天它将不得不承认其力量,将其接纳到金字塔高层。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蜜月消逝,当国有资源逐渐转化为私有、经济精英从政治精英处再难觅得利益交换以获取“超额利润”的好处而只能蒙受合法伤害权所带来的屈辱与损失时,精英联盟就会破裂,工商阶层就会起而制衡权力。在这种力量格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制衡制度,才真正具有制衡权力的实际效果,但同时它也无可避免会被打上资本意志的烙印。

    四,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不宜过于乐观。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增长并非必然,它来之不易;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仍属未定之数,谁也说不准,随时可能翻船。这是中国现实的危机,其中所涉,并非仅仅只有人们经常谈到的资源瓶颈。

    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是必然的,因为那是恢复性的、松绑式的增长。当时外部环境对中国有利,操作不难,难的只是初期决心,障碍主要在内部意识形态。进入1990年代,经济增长即非易事,漏船载酒泛中流,随时有舟覆人亡的危险。最大危险不在资源瓶颈或外界盛传的金融黑洞,而在以下两点:

    一是如何在内部熨平经济周期。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周期性起伏,兴衰交替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只是家常便饭。但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脆弱性注定了它承受不起太大的起伏震荡,否则可能人仰马翻。因此,政府必须干预经济,熨平市场经济周期,保持持续增长。这需要对宏观经济极高的掌控能力与平衡能力,也决定了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长期性,以及中国经济必然具有某些“反市场”特性。

    二是如何对抗外部环境的恶化及传统发达国家的敌意。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崛起不可能不依赖外部的市场与资源。中国今天不但已没有当年日本、四小龙的外部有利条件,没有中国自己在1980年代曾经拥有的那种有利态势,而且比当今任何一个后发展大国(例如俄罗斯、印度)都要承受更多敌意与遏制。这种内在需要与外部环境的矛盾,决定了中国与主流国际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

    美国为什么视中国为“首要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这其中当然有制度原因,但战略利益是首要考量。美国自己从不讳言国家利益是其行为决策的第一考量,它甚至在国情报告中明言其战略目标是保持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在全球资源、利益总量难有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对所有既得利益国家都是噩梦,对美国的战略目标而言更是致命。这种竞争,不可能只局限于市场;作为力量优势的一方,必然想方设法将各种优势运用到利益竞争上。这种竞争也不会因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而根本改观,看看美国对民主转型后俄罗斯的态度即不难明了:美国对中国敌意的收敛,只会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会伴随着中国的民主化,除非另外出现了更迅猛的挑战者或更迫切的威胁。

    从全球而言,冷战后战争危险大为缓和,但并未消失。对中国而言,现在形势比1980年代更严峻,因为中国需要直接面对世界霸主的压力,这种压力绝非仅仅发生在市场层面。

    中国既难真正“融入主流国际社会”,也不可能直接与主流对抗;只能利用全球化时代各国在不同方面的相互需要,纵横捭阂,在合作与磨擦之间徘徊,行走于钢丝绳上,力求以柔克刚。王小东先生说西方如果不同意中国以劳动力交换市场与资源,中国就要挑战西方。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挑战国际主流的实力与资格,否则国际格局早已大相径庭。如果形势已发展到西方不同意中国以劳动力交换市场、资源的地步,即说明中国已经输了,游戏可以结束了。

    五,中国如何渐进

    工商界喜欢把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功劳视为己有,认为与政府无关;声称政府干预越少,他们干得越好--这是不真实的。中国的企业家比之国外企业家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那么多国家政府干预都比中国少,为什么经济表现反而不如中国?这不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有什么特殊,而只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政府确实有点与众不同,不可否认政府对这二十多年发展进步的贡献。虽然减少政府干预是市场化的趋势和方向,但在这方面也只能渐进,不能急行。

    中国现在的战略定位很明确、也很理性,那就是在国内尽可能保证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以求崛起;同时对前一段时期“效率优先”政策所积累的负面性进行适度调整,更多关注分配公平,强调科学发展观,倡建“和谐社会”,这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并非迎合流行观念,而主要是根据形势及其需要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改变前行方向,争取实现螺旋状进步。

    在国际战略上,中国致力于推动多极化格局,同时又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争取与传统强国和平共处。

    社会进步需要民间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但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战略争论与探讨、集思广益在现阶段还不需要以民主制度作为前提。一方面,媒体可作为公共讨论的平台,在这方面没有必要设立禁区;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可以设计、安排社会各界参入战略讨论的接纳机制,这就是康晓光先生所说的“精英吸纳”机制中的“决策咨询”。当然,现在这方面所涉还过于仄小,需要进一步扩展、完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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