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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1世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武振荣
(博讯2006年1月16日)

——刘国凯《论人民文革》读后感(再续)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1)
    《论人民文革》一文指出,“关于人民文革的评判已完全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我们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和关系着我们中国人民对21世纪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洞悉,因此“极具有民主斗争的现实政治意义。”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并且为这样如此杰出的观点能不能为那些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宣传所“扭曲”了的人所接受而忧心如焚;也恰好在这个时刻,《北京之春》为刘国凯的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说:“今年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1966-2006)。自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发表对文革的叙述和研究文章,欢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来稿。”好了,有了这样的支持,我在准备发表我于20年前在部队上写作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之前,先写作几篇响应刘国凯“论人民文革”的文章就很有必要。在这样作的时候,我相信一个民主的真理在经历了30-40年的被“扭曲”的历史之后,总是会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的。到那时,人们发现这样的真理同人们的历史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时,我们中国人寻找真理的事情就不再需要眼睛向上和眼睛向外了。眼睛向上,我们所看到的也不外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3个代表”(这是“一蟹不如一蟹”),眼睛向外,我们看到的也只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在今天,我们即使看到了个“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也是不能够用以直接指导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
    
    (2)
    
    《论人民文革》一文中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此,作者运用“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的小题目作了充分的论述,读者们可以读一读原文。我认为这种论述对于有一定理解能力的读者们来讲是非常适合的,可以为他们理解1966年的中国重大事件提供很多的启发。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位大陆青年”所写作的名叫“谁能够阻止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据作者讲,它刊登在《黄花岗》杂志04年第2期上。我在网上想查找它,但是因水平有限,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不过据作者介绍,“既然是青年,当在文革后才出生,那么他对文革的了解无疑是来源于那种扭曲的灌输记忆。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于中共,中共必将再次发动文革的荒谬结论。”既然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是这样,那么我看不看就关系不大了;不过我却认为这“一位大陆青年”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之价值(“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和他已经发表出来的论点(“文革有利于中共”)之价值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一个“出生在文革之后”的青年人,能够想到“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还挖空心思地想“谁能阻止”它是很不容易的。可见他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人,所以我在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时候却对他对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行为表示敬佩。无论怎么说,这个青年人用一个根本没有价值的观点却在谈论着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在这一组文章的第1篇中,我说到了5种不同的叙述文革的版本,因此我们也就可以从中得出5个不同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认为在涉及到“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式是先问一问要发生的是那一种文化大革命?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进入这个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范围,若不是这样的话,你认为”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同1966年的一样,也有5个文化大革命同时出现,你不感觉问题的蹊跷吗?
    
    为了把我的问题说清楚,我根据第1篇文章中的思路把5个文革版本中叙述的东西列为下面的5个文革,然后逐个分析看21世纪发生的会是哪一类的文革,也只有这样,“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才有谈论的价值,否则的话,如刘国凯文章中所说的那位“大陆青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那不是闹出了政治上的笑话的吗?可是,我告诉各位,这样的“笑话”出于一个没有名气的“大陆青年”之口,也许没有什么更可笑的内容,但是真正具有讽刺意味是这样的“笑话”目前还套在“改革开放”中国官方文化的上面,并且被吹之为一种“宝贵”的价值。
    
    A、
    
    21 世纪绝不会发生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的疑义的,因此也是完全用不着担心的,所以对上面的那“大陆青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你尽管放心吧”。其论证如下:
    
    如果你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都有研究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是一个“孤版”的东西,因此随着毛的死亡,它就变成了一个“绝版”的东西了,于是,我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绝种”了,所有害怕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的来临的人都是杞人忧天。与这样的道理相关的是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是绝对出现不了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的,即就是出了,他也会百分之百的夭折。在过去写作的《论毛3篇》中我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说产生了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共产党虽然是一个统治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政党,但是它却站在了一个从政治上可以教导人民的“高度”,并且在道德上也占着一个“制高点”,把这些情况和此时此刻的人民是刚刚走出“社会大动乱”(1919-1949年)时代的情形联系起来看,人民亟需要一种政治的教育——这就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抓不住它,而谈论毛泽东问题或者共产党问题都是不好的。如果说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政治教育需要“童话”而不需要“理论”的话,毛泽东思想就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东西了。在毛的鼎盛时期,他的确是人民的“导师”,而人民也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教导”——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就这种“事实”看,当人民的政治发展在已经走出了“童话时代”而进入了“成人时期”,谁还在去想着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呢?在一个人民对生活和真理都已经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看法和理解的世纪中,就必然地失去了“产生”毛泽东所需要的那种“历史的土壤”了。因此,我和许多人的看法是不同的,毛泽东不仅仅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产物,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专制制度“特定”时期(不是任意时期和一般时期)的产物,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至死毛以后,虽然谁都想作毛泽东,但是谁又作得了呢?
    
    我记得中共4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因为大陆报纸上公开刊登出了毛泽东在进入北京前夕给周恩来说的“我们进京赶考”的话后,并且胡锦涛也提出了“3民”的句字,“舆论”就以为胡锦涛是第二个毛泽东了。我对这样的“舆论”,真有啼笑皆非之感觉,我以为,胡锦涛如果敢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若不敢的话,怎么能够说是毛泽东呢?要说毛泽东在中外所有的共产党主席、总书记中有一个不同之点的话,那就是他可以站在个人立场上反对共产党,说共产党的“17年”统治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敢“炮打”共产党中央,并且顺理成章的、当仁不让的用个人的名义代替中央,不止是这样,他还敢把共产党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的位置上,并且告诉给人民群众“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原则”……如此等等才构成了毛泽东的本质,不就这个本质着眼,认为谁的屁股坐在了共产党内的第一把交椅上谁就是毛泽东,就失之简陋了!因此,伙计:毛只有一个——这就是我给你说的话,你如果认为世界上还有第二个毛的话,就是你个人的错误了,干毛何事?
    
    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怪问题,许多平平常常的中国人却非常害怕自己犯毛泽东的错误,特别是怕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错误,也正是对这样的问题保持着记忆,我才对刘国凯所说的“扭曲”的话,有了个深刻的体会。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我们如果要搞中国的民主,那么我们就得要很好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东西,把那些我们可以叫作“包袱”的东西统统地摔掉,以求减轻自己的“负荷”,而在这些“负荷”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最主要的了。
    
    在2004年3月份,我写作的《恐毛、非毛与出毛》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在这里,我有必要指出一个十分糊涂的观念在很长的时间内支配着许多普通的中国人,那种便是他们怕自己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至于在这种心理的束缚下好象就以为自己变成了毛泽东,享有毛泽东犯错误的那些‘条件’;若我没有说错的话,这完全是一种愚蠢的误会……。我们普通人根本就不存在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那种‘条件’,也不具备那样的资格和享有那种权力……,对普通人讲,你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吗?你不能!这并不只因为你是普通人,就是说你当上了共产党的总书记也是不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你有老婆,但是她绝不是江青;你有亲密战友,但是他绝对不会是林彪元帅;你有个总理,但是他绝不会是周恩来,因此我假设你是‘重生’的毛泽东(知识允许这样的假设存在),没有以上3个人的配合,你也是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的。”把这个意思推到极端,无非是说,中国即使有了“重生”的毛泽东,也没有“重现”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要对上述的意思做一个结合中国大事件的解读的话,那么很好,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末的“89运动”中,我们倒是发现了一个躲躲闪闪的想做毛泽东但又不敢做的赵紫阳,说实在的,当邓小平出于他的一贯的“反动本性”在对1989年4月份发生的中国大学生运动作出了和文化大革命发生时一模一样的政治判断后,赵紫阳若是毛泽东的话,那么他不是就要写一张《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吗?他不就是也可以象毛泽东那样地在1966年8月21日、22日分别签署《绝对不许动部队武装用镇压学生运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两个通令”吗?再则,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大学生们用手提喇叭发表讲话时,就不应“哭丧着脸”(邓小平语),而应该象毛泽东那样地把“巨手”一挥,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他这样做来吗?他敢这样做吗?他“怕字当头”,怕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怕“打烂”共产党的“坛坛罐罐”、怕学生和人民起来“造反”、“怕老婆离婚”、“怕坐牢”,那能算是毛泽东吗?因此,我做出的毛泽东在中国“绝种”的结论不是对毛泽东的诅咒,而是对毛泽东这个具体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情形的一种说明。因此我断言,20年、30年以后中国如果不幸出了权力很大的独裁者,他可能是张作霖式的、蒋介石式的,或者邓小平式的,但绝对不会是毛泽东式的。若不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1989年的赵紫阳如果真的象1966年的毛泽东那样采取了行动,那么我们中国有可能在“赵紫阳万岁”的声音中呼唤来民主!
    
    B 、
    
    21世纪的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个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呢?这可能是上面那位“大陆青年”的主要耽心,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对于一个“完整”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有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时间这个东西有时候往往可以把人和党给搞糊涂,因此记忆中共产党好象是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所有的政治上的当权派都“革命的人民群众”当成了批判的对象,“在个大城市里,党的老干部被当作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挂牌子,跟在卡车的后面结队而行,被他们青年三分之二的红卫兵趋赶着他们游街;还有充实着把各级领导人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内容的大字报”(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这就是外国一流的历史学家为我们勾画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图像,就这样的图像看,你说文化大革命“有利于共产党”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对于那个从流行电视剧中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大陆青年”来说,他怎么会得出这么奇怪的一种结论,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位青年在写作他那篇题目很引人注目的文章时,如果有机会能够跟我这个当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卫兵造反派了解情况的话,我会告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学生,就这样我也曾经堂堂正正地“炮打”过7级共产党组织:于阡中学党支部、小南大队党支部、店张公社党委、兴平县文教局党组、兴平县党委、陕西省党委、西北局党委等,虽然在“炮打西北局”和“火烧陕西省委”的斗争中,我充当的是拉拉队员式的角色,但是在“炮打”前面的4级中共党组织的行动中,我的确提供了我个人的“炮弹”(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亲眼目睹过兴平县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向人民“低头认罪”的情景……,因此,在我个的印象中,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不可一世的人物在人民政治大造反运动时兴起来之后,他们又是多么的狼狈和可怜啊。所以,我想在21世纪,共产党又要“发动”一次“自下而上的、全面地打倒”自己的“文化大革命”,那岂不是政治上的一场笑话!
    
    那位“大陆青年”在思考“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思考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种一场也同样是震惊了全世界的伟大政治运动,因此,他在没有厘清20世纪的“亚文化大革命”时,就想着谈21世纪的,就有些的太性急了,于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题目,在他的手里却作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就事出有因了。文化大革命如果真的是“有利于中共”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6、4惨案”,邓小平们其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下命令开枪镇压,他们是怕当时的形势会在一夜之间发展成为“第二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学生们闹成了,我们这些人就要被软禁起来的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不光是邓小平发现了学生们要搞文化大革命,几乎参与镇压的所有的“老家伙”都是不谋而合地在同一个时间里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这里,我引用张良《6、4真相》一书中的资料如下:
    
    1989年“4月20日,彭真(笔者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级别最高的“落水狗”)打电话对陈希同说:‘这几天北京这么乱,要防止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同日,王震打电话给邓小平:‘小平同志,这些学生要造反啦!……搞串联’“。
    “4月26日,何东昌在国家教委会上说:‘要记取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们鼓动起来’”。
    “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用枪炮,用拳头、木棍也可以打得很凶。’薄一波说:‘这几天为声援绝食而连续数天的10万人的游行,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的年代。’”
    就在这时,还在上海的“江泽民非常”担心文化大革命的重演,在看到当时上海的情况时,他不由自主地说:文化大革命时上海“工总司有100万人呢?”(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230页)
    
    作了以上那么多的引证无非是要说明当中国共产党内的“实权派”人物在发现1989年的政治运动有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才坚决镇压,毫不留情,而在这样作的时候,他们完全忘记了毛泽东的“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话,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和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相比,下场可能还要惨。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的人对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辨认肯定要比我上面所的那位“大陆青年”高明得多,因此所有担心共产党会会发动“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在瞎操心。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文化大革命真正地“有利于共产党”的话,那么它就会在1989发生年,而不会留给21世纪的!
    
    C、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厘清了3个问题,就是说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发生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更不可能发生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毛叫它“革命”,而邓叫它“动乱”而已。正因为这样,你在“6、4镇压”之后就没有必要担心还会出现毛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至于说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出现的另外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已经在宣布中国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后已经“完全、彻底”的丧失了“革命精神”,因此它现在的全部任务就是防止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以推翻他们的统治,因此那位“大陆青年”如果具有民主的思想和意识的话,就不应当想着要去“阻止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可见,在我们中国的今天,你要搞民主,那就得有你自己的东西,若不是这样,你“利用”中国社会上这么多的现成的价值,那么有什么办法保证你不同邓小平们在政治上穿连裆裤呢?
    
    说到“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就剩下了“文学版”的文化大革命和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了。因为在今后的时间中,我将要对“人民版”的文化大革命发表更多的意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就只能一笔代过,主要的谈一下“文学版”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这个“版本”最初是由宋、王二博士建立的,但是为这个“版本”工作的中国“作家”们那简直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正是这些“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才一致成功地运行在邓小平所需要的水平上。谁都知道,这个“文学版本”包含的是一个“受害者”的故事,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号”“受害者”的事实也许有人都记不得了,因此,我在过去写作的某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的一个“假设”情况又会如何呢?我假设在1966年的“人民”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整死了(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毛发未损,因此他自己也承认,“毛主席……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301页)),那么,会不会有“6、4镇压”?我看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要批评和批判这个“文学的版本”,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建立这个“版本”的人对政治事件的理解缺乏必要的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历史知识的话,那么这个“版本”的故事即使放进了“文革博物馆”(第一个已经落成了),我想也不会因此而就“永垂不朽”!与此相关的是当一个民族对自己已经作出了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的理解仅仅是“文学”式的,而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学的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参与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命运也不会因此种理解而有任何的好转。
    
    在“文学版本”中最典型、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应该算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了。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翻过这本书,但是没有仔细读阅过,出国后,我在网站上倒是用心地阅读了它,但是孰我直言,我对这本大名鼎鼎的书却没有留下更好的印象,我以为这本“记实”的书中出现的人物好象都是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就人物的面孔去辨认或就事件发生的性质去分析,都贯穿着卡夫卡风格。如果这一本书和卡夫卡的书一样,不是“记实”的作品,那么在中国出现它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文学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只是卡夫卡的方式若是被运用到纯粹的“记实文学”去就没有多少价值的了。
    
    不过话虽然这样说,我还是同意冯骥才在文革问题上所说的两句话:“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对文革要“掘地三尺”。关于“进入了我们的血液”的话,对于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讲,它是一句流行语言,谁都会想起来它的,因此这和许多人过去说的66运动塑造了我们中国一代人和而后的中国历史的话,是没有多少分歧的,因此我在附和刘国凯的“人民文革”时,并不想着要“否认”这“文学版本”,我认为这版本的批判精神如果能够为1966年的“人民文革”的迫切性作一个脚注的话,那么一种“害人”的行为把人民逼迫到人不“造反”就不得安生的地步就是“走上了正轨”的中国文学精神展示自己的空间,否则,一个即使批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批判者们可以带领人们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家也需要“出毛”,他们的“出毛”甚至比政治人士还要难。对于他的第二句话“掘地三尺”我是这样看的,如果在“掘”了“三尺”后,你还只是发现了一个“害人”东西,而没有发现“解放”人的宝藏,那么,我就要向所有守著着“文学版本”的人们作以下的发问:
    
    假设明天,北京大学的7个师生,贴出了“炮打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认为北京大学的党委在目前的“保先教育”中“执行了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如果这样的大字报引起了全国各大学的热烈响应,各大学的党委都遭到了“炮轰”——试问:这样的行为你支持于否?
    假设明天北京市在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以及所有的官办组织之外出现了学生、市民的自治的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地指向各级共产党当权派——试问你它的态度如何?是支持还是反对?
    又假如你在这个时刻也获得了和你“一个鼻孔出气”的人的结社自由的权利——试问你现在是呆在扼杀你权利和个性的共产党内、共青团内,还是从中“杀”了出去参加自治的组织?
    又假如在太石村、汕尾事件的刺激下广东省的农民认为靠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自己组织起了“广东农民造反司令部”——对此你怎么评论,认为他们是“搞动乱”还是搞民主?
    又假如明天上海的工人们又挂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牌子,“炮打”上海市委,你是站在“工总司”(就是江泽民所说的“100万人”)一边,还是站在上海市委一边?
    又假如,明天的中国城乡到处出现人民的游行队伍,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出现了冲着当权的共产党人而开展的绝食、罢工、罢课——试问这样的局势是“动乱”还是民主?
    又假如在这个时刻,组织起来的人民又一次地分成了两派,他们象美国政治中的人民一样都把自己的一派捧到了天上,而把对方派说得一钱不值(民主党人在共和党的布什就职时抬着1000口纸糊的棺材说明了什么?),试问:你叫它多党制还是叫“资产阶级派性”?
    又假如,“我们的胡哥”(就是锦涛)在看到了上述这一切后,突然一反常态地支持“炮打”党委的北大学生、广东农民和上海工人,试问,你作人,是“拥护”“胡哥”,还是要立即“炮打”“胡哥”?
    ……等等,我不一一地列举了……。
    (3)
    
    好了,这篇文章写得这么长可能倒了读者们阅读的胃口,但是考虑到本文涉及的问题事关重大这一点,因此不能不拉长篇幅也请读者们谅解。这样一说,我虽然没有正面提出来21世纪会不会再一次地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我以外所有的人都似乎认为“会”,因此讨论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谁来阻止”它或者谁来“发动”它的问题了。当然这样的问题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求得个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听一听世界上第一流的历史学专家们是怎么说得就很有必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过,事过境迁,留给人们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起来,回想文化大革命将显得比今天更壮观和有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可能仍会成为中国下一次为政权而斗争的样板,或者是另一次试图发动群众纠正特权、腐败和人治现象的样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诸位,听了以上第一流专家们的话,你的感想如何?反正我是想起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这一句俗语。在我们中国人认识不了自己国家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时,外国专家们的这一番话倒是说得非常好,如果这个被他们已经说出了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属于刘国凯的“人民文革”的话,那么“谁能阻止”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话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我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述:在21世纪的中国如果存在着专制、独裁,存在着压迫和有组织的迫害,谁也“阻止”不了“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完)!
    
    2006-1-15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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