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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论人民文革》一文读后感/武振荣
(博讯2006年1月11日)
民运人士应该纪念“人民文革

    武振荣
     1、 “论人民文革”是一篇好文章 (博讯 boxun.com)

    
    刘国凯在2005年末写作的《论人民文革》的文章,刊登在06年1月号的《北京之春》上,这一篇文章写得很有水平,通篇充满了说理,无剑拔弩张之气,亦无学者论述问题时容易犯的那种枯燥无味之毛病,他用一种非常平稳的语言把一个在全世界和全中国范围内受到严重歪曲的“人民文革”给整理出来了,并且赋予了它以民主的意义,的确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值得所有热衷于研究中国民主运动和民主问题的朋友们的阅读。这篇文章我阅读了3篇,并且在博讯网站上发了几句简单的支持性的帖子,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这一篇文章不是专门地评论性的文章,而是在一篇读后感。
    
    我认为中国民主运动现在发生着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具有研究能力和水平的中国民运人士不善于有价值地提出问题,因此中国民主运动已经出现的那种“死结”就有着一种长时间解不开的困惑。正因为因此,中国民主运动一直走不出低谷的现象就是一个非常困惑人的问题,在民主问题上,别说以“业内”人士的眼光看中国的专制制度快要“完蛋”了,就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它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这样的情况,按理说应该是海外民运人士和国内维权人士大展鸿图的时候,但是恰恰相反,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对之无所措其手脚;就这样的现象着眼,我认为刘国凯的文章有着要解开中国民主的“死结”的作用,所以我对这一篇文章持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就不至是对文章的作者持有敬意,而同时也是对他们善于提出问题的方式持有敬意。在刘国凯的文章的启发下,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成不了气候,是不是目前运动的现状与它的历史和传统脱节?
    
    2、 多元的文革和对文革研究的多元化问题
    
    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个现象非常复杂、内容非常庞大、意义非常深奥的问题却往往被人们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讨论着和议论着,好象这种东西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如我们日常说所的“傻瓜型”问题,如同“傻瓜照相机”可以由“傻瓜”摆弄那样。在我们中国,1966年的问题就是这样。在中国几乎没有认为自己不可以谈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所以连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的人也不认为自己就没有谈论它的资格,在许多的场合他们是可以大摆文化大革命的龙门阵的,特别是在今天,当多元化这样的字眼所表示出的内容已经有了一个流行的趋势的时候,在议论或叙述一件事情时,就没有需要强求一个统一,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给那些半瓶醋的人谈论自己不懂的事情提供了“时代”的方便,于是,那些真正有资格进入问题研究的人,反倒显得不重要了或者是应该“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我叫它66运动)发生在一元化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出现了3元化分裂的时刻,就这一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我在1985年写作的《66运动论说》一书稿中对这样现象做了一个专门的说明,其观点是,在1966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社会虽然也有毛泽东的一元、共产党的一元和中国人民的一元存在,但是这3元是以同心圆形式存在着,因此可以看成是一元的东西;但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个同心圆的社会出现了“大分化、大组合”的现象,于是毛泽东这一元(个人的)和人民的这一元都从共产党那种一元中分裂出来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3元现象,就这个现象看,一个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被分解成为3个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和人民的;但是就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元化的,而且是多元化的,分裂为至少2个以上的派别对立和派别冲突。如果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现象的话,那么,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和叙述如果只出现一个版本那才是不正常的,所以在我们中国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天算起,就已经存在着多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叙述”版本,而且其中的版本内容相互冲突之事乃是从那时就有的。
    
    在一元化的时代中,我们认为一个事情的发生只有一种情况,而对这一种情况的“叙述”也存在着一个版本,那是自然的,用不着说明的,因此人们在已经获得了一个版本的对事物的“叙述”的时候,就意味着它是“正确”的,于此相应的是不同于这个版本的“叙述”(不论它是可能的或者现实的)都被归类在“错误”之中。就这一点来看,在毛泽东逝世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上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好还是坏的辩论”也好象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当毛泽东在用一元化的思想和观点去组织价值时,这样的价值非但没有被组织起来,反而受到了破坏——这样的事情很早就已经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元化的研究方式的失败和无效,因此到今天的时候,所有认为中国社会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用刘国凯的话说,这叫“文革不止一套。”
    
    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发现对40年前中国的这一个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5个不同的“叙述”版本:
    
    1毛泽东版(无产阶级革命论);
    2邓小平版(毛泽东错误论);
    3共产党版(社会大动乱论)
    4宋永毅、王玉琴版(受难论);
    5刘国凯版(人民文革论);
    
    
    在分类意义上,以上的5个版本可以分为“解放”的和“害人”的两大类:“解放”类有1和4、;“害人”的有2、3、4。但是无论是“解放”人的,还是“害人”的,除版本3外,我认为都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版本都有着大量的事实的支持,都在一定的程度上道出了一个道理或者说列举出了一种“真理”,也都同时地维系着这个版本的“叙述者”的人性价值。
    
    就纯粹的理论意义分析,版本1说不上有什么错误,如果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的,而“无产阶级革命”革命要解放全人类,而解放全人类的事情在1966年表现为“解放人民群众”,用毛的话讲“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看不出有什么错误,用民主的方式把所有不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当权派拉下马,也好象没有什么错误?版本2,好象也是有道理能够说通的,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本应该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怎么能够容忍他学着红卫兵的样子“造反”“炮打”共产党中央呢?如果共产党中央里都出现这样的毛泽东式的“孙大圣”,不就是“乌乎哀哉”的了吗?宋、王的第个4 版,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错误,它是一个文学的版本,为社会上的不幸的人哂泪的行为是文学和艺术的伟大力量之所在,因此它的价值也是一流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个版本对于文化大革命激活了的数以亿记的普通中国人的解放意识的忽视却使它偏离了民主,因此也就没有机会可以在自己已经创造出来了的空间中安置“解放”的价值,于是一个“受害者”的版本在本来可以为建立“解放”的版本的“桥梁”时却变成了对“解放”版本的“否定”——这就好象有些可惜的了。因此说来说去,我反对的只是版本3,即共产党的“社会动乱论”,我认为给民主的运动套上“大动乱”的紧箍咒,的确是所有的要求民主的人都应该反对的,因此,我原则上只认为这一个版本是“错误”的(版本2和它有内在的联系的那些部分也是错误的),值得我们所有的热爱民主爱好自由的人的批评和批判,并且人们应该运用发动第2次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如1989年伟大运动的参与者那样)以求摆脱它。至于说到版本5,那么……
    
    3、人民应该纪念自己的“文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在去年写作的《论1966年》的文章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196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上发生了中国乃至全世界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就是在这同一年,中国社会事实上可以说是同时产生出了以上5类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于把所有的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弄得如堕5里雾之中了。这样的一个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现象就叫66现象,当然要研究它不是每一个都能够胜任的事情了。也许是经过40年的时间的积淀,对66现象的研究就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5个版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其中确有一个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的话,那么“人民”纪念自己的“文革”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但是在我们中国,如果你认为所有的天经地义的事情都是本当如此,或者说是明明白白的,那么你就太糊涂了,其实,在中国就是有那么一部分人要千方百计地摸去“人民文革”在人民中间的记忆,如果说这样的记忆联系着“7亿中国人民”用民主的政治造反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打倒了(除解放军师以下党组织外)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以及各级组织中的当权派人物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次运动一定要由中国人民再做一次的事情就不是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的偏好所能够决定的,在这我们得承认有一个“天命”的问题或者“天意”的空间,它在某种彻底上也相当于辨证唯物论历史观中的所谓“客观规律”。
    
    在这里,我认为在民主的生活和民主的秩序中,如果不存在一个集合意义的人民的话,那么这样的意思丝毫都不能够说在专制的社会中也不存在集合意义上的人民。在专制的生活中,人民遭受专制压迫的这一种事实,使得人民对于共同命运的认识有着基于人性意义上的一致性,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就要求着所有关心人的解放运动的人要在有关人民观念、人民思想以及人民历史意识等等方面进行探索,因为民主的运动如果在今天的条件下若不被理解成为一个人民的运动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找到中国民主之门,何谈登堂入室呢?在40年的时间中,如果我们中国人民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已经认识到了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即“人民文革”的历史意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纪念它的行为就不是象共产党中央那样的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一个茶话会那样的就完事了,一种在纪念中将要复活的人民造反精神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可以战胜中国专制主义的法宝。在伟大的1966年,不正是人民广泛运用这“法宝”同各级当权派作战,才夺取了政治大解放运动的胜利吗?
    
    4、我对“人民文革”的研究与理解
    
    刘国凯的文章激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准确地说,我研究“人民文革”的事情开始于1974年的春天,那时我在陕西省军区某部任排长(当时代理团宣传股干事)。就在那时我写作了专门批评、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的书稿,但是同朋友们想象的不同,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遭到了邓小平“否定”的20世纪80年代它也没有可能公开面世,因为它在尖锐地批判了毛的理论的同时却为“人民文革”作出了热情的歌颂和赞扬,并且预言这个已经失败了的“人民文革”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部写作这部书稿时,我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因此,我运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引用的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一定会以两次形式出现,第1次是“悲剧”,第2次是“喜剧”。
    
    随着我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我也就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人民文革”的性质和意义,因此为了同“毛泽东文革”、“邓小平的文革”和“共产党的文革”区别开来,我对“人民文革”起了一个“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名字,其所以要起这么一个名字就在于我认为,这个名字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人民文革”的性质,也就是说“人民文革”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不是一个阶级的(如毛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而是超阶级的“人民”的,即是学生的运动,又是工人阶级、市民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普通干部阶层的运动;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也不是防修反修的问题,而是政治上如何解放人的问题;它不是象华国锋、邓小平所说的搞了10年,而是2年零11个月;它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在它的最红火时刻,除第4个版本中的那些一贯可怜的人(当时叫“地、富、反、坏、右”)以外(大约占当时中国大陆总人口的5%)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获得了批评、批判政治当权派的权利,获得了在“一个鼻孔出气”的基础上的人的自由结社权,获得了散发挥发性言论的自由权利,并且用大字报的方式获得了事实上的“出版”言论的权利,因此,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你要为中国人民列出一个“权利的清单”的话,我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权利清单”的话一点儿也不过分。因此若不是就这样广泛的权利忽然间得来,又忽然间失去的情况着眼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民何尝没有经历过民主的生活呢?当然这样的生活和正常的民主生活比较起来若说是有一个距离的话,那么中国人民学习民主的事情也可能是一步又一步的,就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则了……。
    
    总之一句话,我认为“人民文革”是一个伟大的中国民主的版本,这个版本已经把中国民主的话语权完全地赋给了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守住这个伟大的版本,我们当年被消磨得将要完结了的人民精神就会再一次的伟大起来,这样以来我们就会打破目前这种在无意识状态中由我们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悲观、消极、沉闷、愚蠢的气氛,使我们又一次地振作起来,又一次呼吸到伟大的“人民文革”的自由空气,把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进行到底!
    
    不过我告诉大家,我虽然在31年的时间中为研究“人民文革”而写作了10几本专门的书稿,可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书稿没有一本可以公开地在大陆出版,所以在刘国凯文章的鼓励下,我准备从2006年开始,陆续地发表我已经整理好的名叫《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约25万字),以实际行为迎接“人民文革”40周年。因此我也趁此机会建议刘国凯君能够倡导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纪念“人民文革40周年”的活动,能否在在这个自由的国际社会舞台上展示一下我们中国人民对“文革”的自我理解,而在中国,这样的理解从“文革”发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控制和压制。
    2006-1-10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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