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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千古奇冤葛佩琦
(博讯2006年1月02日)
(博讯编者按:此文通过自由发稿给博讯,估计投稿者是从其他论坛转载,将论坛发布人作为作者转来。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从原始出处转载的人将题目、作者、出处篡改、删除造成的。作者提出后,特将作者、题目、出处恢复。)
    
    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博讯 boxun.com)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一)“离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离奇曲折的冤案”。
    
    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这样对葛佩琦更增加了注意的兴趣。
    
    (二)1957年,”无名英雄”葛佩琦名震全国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党员十好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分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分子的老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如悬河,而且一笔画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个深夜里,他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了无所知。三十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险的电视连续剧。我想,当毛泽东周恩来读到那源源不绝的东北国军的情报的时候,不会不了解他们安插在那里的一位高级情报员。所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果没有这些高级特工,他哪能有这些神话?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因为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我在六评白皮书中已经写到,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谓“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并且连“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的指标都确定了。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他只等着收容战俘了。比起兵败如山倒的蒋匪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就更不堪一击了。
    
    现在,毛泽东正在竭尽全力,组织各级宣传部召开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会议,把“敌人”引出洞穴地堡,掉进他布设的八卦阵,火力网。束星北从青岛到济南参加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是一例,这个葛佩琦参加人大教师座谈会也是一例。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各级宣传部门,都在忙忙碌碌地动员、劝说知识分子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
    
    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
    
    为了打消入会者的顾虑,使大家踊跃发言,党委书记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而且他还补充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方针。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产党会乔装蒙骗国民党,却不懂得共产党还会乔装蒙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
    
    3天后,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的发言。葛佩琦作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岂能没有意见?所以他的开场白别有潜台词:“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一个“混”字包含了不尽的辛酸苦涩。
    
    葛佩琦在会上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
    
    但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说“打倒”、“推翻”、“杀”这些词,听到了也会吓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说此话出自自己的口。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的自己的这个发言,感到非常惊讶后怕,因为上述这段话不是他说的,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当天下午,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他。当时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查证这个诬陷的由来,也无法查证聂真副书记是否与闻其事,不过可以推想聂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这是“无意诬陷”,聂真他能够“更正”吗?
    
    葛佩琦更没有料到,不但《人大周报》没有给他“更正”,而且4天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5月31日的第七版发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顾实际,断章取义,横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续貂,拔高成了反共言论。编辑用了一个长长的提示语作为标题,以示醒目。原文为: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标题)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被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转引自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随后,《人民日报》在6月5、6、7日天天都发表了批判葛佩琦的文章。8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毛泽东发布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总攻击令,同时在第七版又发表了一篇批判葛佩琦的3000字的长文,其中摘录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论”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说:“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流过汗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此等等。
    
    时间是一位冷面法官。葛佩琦的这些话,如果等到今天来说,即使在某个正式场合,恐怕吹不皱一池春水,但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诽谤攻击。
    
    直到这一天,葛佩琦才知道,《人民日报》已经向他重炮连击。他糊里糊涂地过了这十来天。
    
    葛佩琦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我们已经永远无法查证《人民日报》根据什么发表如此诬陷一个公民的文章,不过,倒是可以推想。容我另文陈述。
    
    《人民日报》自然不会发表葛佩琦的更正信,而且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每天最少发表一篇批判、痛斥、抨击头号“反共分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的文章。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其作者有劳动模范、复员军人、普通农民、大学教授、大学生,甚至于德高望重的马寅初先生也要出来“发表些意见”,那真是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在右派分子中,葛佩琦几乎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他的知名度名列右派前茅。
    
    
    (三)画鬼容易画人难
    
    韩非子有一个有趣的美学观点。他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在政治运动中,为了斗倒斗臭那些牛鬼蛇神,人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妖魔化,把对象极尽丑恶之能事。 中共真是把韩非子的美学发挥到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的佳境。
    
    葛佩琦和胡风分子阿垅一样,是中共的高级军事情报人员,从抗日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关于葛佩琦的历史,因为本文写得实在太长,笔者只引用当时《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请大家从反面去领会,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动面目”。若要知道详细梗概请读他本人写的《葛佩琦回忆录》。《文汇报》的文章如下: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引自《反右派始末》)
    
    有了这样反动的历史,葛佩琦从过去到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恶鬼。葛佩琦被戴上了三顶帽子,判无期徒刑。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三座大山。这在反右派的当时也是极为稀罕的情况,可见毛泽东对他真是恨入骨髓,只差食其肉,寝其皮了。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还有陈述。
    
    走笔至此,笔者我忽发奇想,入境非非,如果48年前的那一场整风运动,果真像《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说的,是作为建设民主政治的“探索”,真诚地向既定目标前行,目标对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把葛佩琦们的诅咒、漫骂、攻击、讽刺全都当作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坦然善待,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坚强的伟大的政党,甚至于国际共运的历史也可能改写,不幸的是历史的列车,在一刹那间,被喝醉了酒的扳道工引向了歧途,所以使作为手下败将的连战、宋楚瑜到大陆朝圣,反而叫人有衣锦荣归、满堂喝彩的感觉。打右派固然是右派们的灾难,但对于矢言要救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何尝不是更大的致命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呢?!所以今天中共对于反右这桩历史冤案才讳莫如深。
    
    以反胡风和反右派为标志,中共走上了专制独裁的不归之路。
    
    不过,葛佩琦之所以有这些感悟,是因为他有失路之痛,被潮流抛弃,沉入到了水底。如果他像那些功德圆满的情报高手,等到了革命成功,论功行赏,封官晋爵,登堂入室,也就不会有这些牢骚怪话气话刺话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像白皮书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可以查一下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一大党章以及后来各个版本的党章就可以了然。它的基本目标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不知目前正在大力进行的“保鲜——保先”运动,是否能够扶大厦之将倾。
    
    
    (四)离奇曲折的改正路
    
    葛佩琦这位1938年入党,做了12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在他为之奋斗、获得了解放的明朗的天空下,坐了18年红色监狱。他先被判为无期徒刑,1975年减为18年,沾了特赦战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顶梦寐未求的“战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我不必详细地叙述葛佩琦那离奇曲折的改正之路了。我只交代结果。直到1983年北京市委组织部才发文宣布给他恢复党籍,1986年北京市委办公厅才发文给他宣布右派为“错划”。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改正”的人,应该还记得,绝大多数右派在1979年就“改正”了。那么,葛佩琦走过的这条“改正”路是何等的离奇曲折漫长就不难想象了。
    
    这是因为“改正”右派的工作,虽然有文件依据,但是整个过程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葛佩琦的“改正”问题,最后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4月2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访”。由于胡耀邦的批示,亲自过问,这才为他打开了绿灯。这段佳话,葛佩琦写了一篇文章《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曾经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最近著文,记录胡耀邦的政治遗言,说:“一个不图自己任何私利,倾注全身心血和才智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富裕强盛起来的人,一个平反了千万冤假错案的人,最后自己却被泼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泥浊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谓‘民主生活会’压力下黯然下台的领导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这其实还是因为没有从“人治”转化为“法治”。正如束星北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
    
    对于葛佩琦打右派,《人民日报》当然是元凶,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于他的“改正”《人民日报》也有首功。这就是从档案库中找到了葛佩琦1957年6月9日写的那封要求更正的原信。这封信的历史功绩可以说早已不是在于证明葛佩琦个人受到的诬陷,更大价值是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证明毛泽东玩弄的“阳谋”,那真是不择手段啊!为了在自己的同志中、在所属的子民中,树立“敌人”,不惜丧尽良知,施行诬陷。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卑劣下浊的政治道德吗?
    
    人们说政治就是一局肮脏的龌龊的游戏。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基雅弗利,集党国大权于一人,把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玩弄得得心应手,叹为观止。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对于阿垅的诬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于葛佩琦的诬陷,真是令人齿冷!
    
    但是,无论是对阿垅,还是对葛佩琦,毛泽东都是坐在中南海里,好如野鹤孤云,来去无踪,一字不着,尽得风流。白脸相公都是《人民日报》。
    
    今天的年轻人和未来的年轻人,你们相信这个革命故事吗?即使有丰富想象力,大概也难编造出这样离奇曲折的故事来。
    
    至于葛佩琦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有两条战线,第一战线是军事斗争,第二战线是地下斗争。葛佩琦处身第二战线,危险之大,可想而知。许多中共的老干部都有过被俘、被捕、脱党、掉队等等难以避免的遭遇,一经遇到简直是跳进黄河洗刷不清。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葛佩琦在解放后申诉了八年,入党介绍人以及其他相关的证明人都一个个健在,档案材料还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就是拖延不解决,可是最后却易如反掌地解决了。今天来看此事,实在觉得滑稽。这样的革命谁敢前赴后继?
    
    葛佩琦生于1911年,死于1993年。如果他健在于世,看到今天中共的腐败,不知他是否还要为自己辩诬?如果毛泽东转世,是否会放他一马?据说,他是钦犯。
    
    笔者因为急于去云南旅游,因此写《千古奇冤葛佩琦》没有完全煞尾,留下了两个推论,没有论述。这就是第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锦上添花加上的话应该是毛泽东的手笔;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级情工身份,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都知道。
    
    现在来加以论述。
    
    (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编造的诬陷不实之词是谁的手笔?
    
    葛佩琦被“改正”已经有20年了,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追问过,葛佩琦本人水
    
    否追问过不知道。关于葛佩琦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文字,一有1994年葛佩琦自己写作的《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二有1998年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可是对于《人民日报》给葛佩琦编造的诬陷不实之词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极为关键的问题,上述两本书却都是避而不提,好像没有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连交代都没有必要了。这种显然故意的回避,说明有难言之隐需要隐瞒。
    
    当初葛佩琦最恶毒的反党言论就是《人民日报》添加上的,其实就是没有找到葛佩琦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的信,也不难证明是恶意添加的诬陷不实之词。现在既然找到了那封信当然很好,因此追问一下是谁锦上添花的并非没有必要。
    
    (二)葛佩琦的回避难道不是有难言之隐吗?
    
    戴煌在书中,转引了葛佩琦给1957年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的信,信中说:“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抄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这里的三条诬陷不实之词中,关键在第2条。可是,“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的过程却前后都没有交代。难道葛佩琦本人对于这么重大的诬陷问题竟然可以不予追问吗?因为“查出那封更正信”就可以不追问了吗?这是违背情理的。
    
    一个本来应该专门叙述的首要问题,反而轻轻带过。葛佩琦的这种故意回避难道不是有难言之隐吗?这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极为敏感的机密,一个不可泄露的机密。
    
    (三)毛泽东的“阳谋”
    
    作为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他最最自鸣得意的,也是最最受人敝屣不屑的就是他坦然公开的自己的谋略:阳谋。那种不加掩饰的坦白性好象出自十里洋场上海的“白相人”之口。人在得意时,难免忘形失态。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永远修复不了的败笔。
    
    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发动战争的时候,都讲究师出有名。毛泽东由发动“大鸣大放”转而发动“反击右派进攻”,那不是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而是从信誓旦旦虚怀纳谏转为失信失义倒打一耙。这样的180度的骤然转变,不能仅仅依靠强词夺理。发动战争首先是要找到口实,以证明师出有名。要调动起右派向党进攻才反击有理。因此他说“这是一场大战”。
    
    通过解密的苏联档案,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有计划有预谋在斯大林支持下发动的,而不是韩国或美国发动的,但是,当初朝鲜以及中国方面制造了许多证据拼命宣传是韩国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的。这样使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就有了口实,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出有名,成了正义之师。
    
    不过,发动反右运动不是和美国交锋,也不是和国民党较量,而是对付自己的臣民,几百万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说:“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
    
    ,你怕他干什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实,他还是怕师出无名。正如以前发动三反运动抓出了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五反运动抓出了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李康年,反胡风与肃反运动抓出了胡风、阿垅一样,需要口实,找到一个战略的突破口,使自己站到道德的制高点,把全国人民的千仇万狠
    
    调动起来,一炮打响,把最坚固的堡垒炸开。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谋略家,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鹤立鸡群。
    
    5月15日,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中,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怎么叫“猖狂”呢?毛泽东用比喻说就是“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其实,远在1月份,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坦露了他底牌。他说:“对民主人士……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让魑魅魍魉,‘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引文均见毛选第五卷)
    
    毛泽东希望的就是“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刮“七级以上的台风” ,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如此等等。为什么有这种期望呢?就是可以找到发动反击的口实。
    
    五十年之后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实在是妙趣横生。在一个封锁的中国,在一个封闭的中国,在一个自外于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掌握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利的毛泽东,他总是能够把实现自己专制独裁和共产乌托邦的理想,化解为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纵横捭阖,为所欲为,心想事成。这是令他的后继者永远只能仰望与羡慕而无法望其项背的了。
    
    中国人实在要谢天谢地,毛泽东时代是难以克隆了。笔者有时候忽发奇想:如果毛泽东早死10年,或20年,或30年,中国的历史会怎样书写呢?共产帝国的兴衰要寄托于领袖的寿命长短,这成了一条血酬定律。
    
    
    (四)生花妙笔出毛泽东
    
    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找到了一个阿垅作为典型,一个当过国民党军官、思想又极为反动的作家,这样,声讨一个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具有了道德上的正义性,政治上的正当性——毛泽东搞政治运动从来无所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当抛出阿垅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
    
    但是这样“完美”的典型,即既有反动历史、鸣放中又有反动言论的人物,是不容易“引蛇出洞”的。那些真有反动历史的人,他们早就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哪里敢跳出来大鸣大放啊?连小鸣小放也不敢。1957年敢于跳出来大鸣大放的人,都是自以为爱党爱国的忠贞之士,起码也是“民主人士”,在反蒋夺权的过程中,和共产党同舟共济过,起码也是“同路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掉进毛泽东掘开的陷阱。葛佩琦因为自以为是问心无愧的共产党员,所以才敢于发点牢骚。但是,葛佩琦的“反动少将”身份加上他的发言具有接近“完美典型”的条件,略略不足之处只是发言的内容还达不到“七级以上”的毒、错、反动,不过也只差一步之远了。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代笔写作或将看中要发表的文章加以修改、增删是平常的事。某些文章因为他的润色而妙笔生花,作者还会感到莫大的幸运。在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把读报当作指导运动的法宝。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是用在读报上。他像猎人的眼睛寻找猎物。经过《人大周报》润色过的葛佩琦的发言,已经初步具备了他理想中的“猎物”条件,因此,顺着原文的思路与逻辑,锦上添花,说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反动的话,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一个由毛泽东塑造的右派典型葛佩琦就成了出炉的热烧饼。
    
    (五)葛佩琦的典型作用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调动起全国工农兵学商的义愤,群起而攻之。戴煌是这样记叙的:
    
    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语。《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活,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是这样描述葛佩琦的典型开路作用:
    
    随后,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他已被《人民日报》吊死的“尸体”上,大脚小脚纷至沓来,全国各地大小报刊跳起了盛大的迪斯科。而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将他的发言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说了一辈子假话、空话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至少给全人类留下了一句真话:谣言说了三遍以上,便成了。
    
    (六)生花妙笔为什么不是出自《人民日报》之手
    
    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人民日报》保存了葛佩琦的要求更正信。大概,我推想,中共党内,至少是《人民日报》内有一个规定,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章原稿,都要专门列目存档。这既是对毛泽东的重视,也是便于追查责任。
    
    鸣放时期,毛泽东亲自直接掌握报纸的动态。《人民日报》是他手上的第一号工具。因此,他的任何文字都具有神圣崇高不容置疑的地位。
    
    对葛佩琦的文章,《人民日报》的编辑们乃至主编是不敢妄加篡改的。他们不知道增添这几句话的分量吗?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他们不知道责任的重大吗?
    
    那个时候,《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来信来稿最少要数以千计。葛佩琦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顶风臭一万里。可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为什么还要保存葛佩琦的来信呢?通常对于这种已经被政治运动打翻在地的人,《人民日报》编辑部完全可以把他的来信扔到字纸篓里去,但是他们却存档保存。这样,就透露出一个消息:葛佩琦的文章是御笔所添。编辑部有难言之隐,因此为推脱责任,把葛佩琦的来信与原稿一起归档。
    
    二十几年之后,当葛佩琦去追查更正信的时候,信的原件因此才得以找到,但是妙笔生花的改稿人就不能追查了。即使告诉了葛佩琦本人,他也无可奈何了。他还得以党性来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使之不受到玷污,至于个人的万般屈辱,为了摆脱政治贱民的地位,他不但要忍受,还得感恩戴德,还得感激涕泠。
    
    从此葛佩琦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实现了他回到“母亲怀抱”的愿望,享受了几天姗姗来迟的功名利禄。他比阿垅死在牢狱中要好得多。像阿垅那样到死也没有被承认共产党情工身份而只能含冤九泉的人,还有不少。一方面是痴情的忠诚,一方面是无情的冷酷。这是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中共血泪史
    
    我的这个推理,即生花妙笔为什么不是出自《人民日报》之手,而是出自毛泽东之手,不知是否合情合理?这是根据我的机关文牍工作经验和阅读体验作出的。在今天历史地研究葛佩琦的时候,追查改稿人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关键问题。
    
    (七)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50年代初期,我在军队工作,直接接触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身为高干的军人,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闲谈之中,他们最为佩服毛泽东用兵如神,能够调动敌军、诱敌深入、把敌军装进“口袋”的高超指挥艺术。他们认为,这除了毛泽东的神机妙算,就是他有几位善于破解密码的译电高手。
    
    但是,现在有了大量的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的神机妙算,毛泽东的用兵如神,其实是因为中共在蒋介石的心脏中,安插了大量情报工作人员,有的人本身就是显赫一方的高官。他们把国民党最机密的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绝地传递给毛泽东,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调动布局国军,这样,毛泽东当然就有了神机妙算,就用兵如神了。
    
    文革中,周恩来临终之前,告诉《辞海》编辑部,一个在近中国近现代史上极为顽固反动显赫的人物杨度是地下共产党员,要《辞海》为他恢复名誉,一时传为美谈。最近《炎黄春秋》载文证实,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叫人惊讶莫名,目瞪口呆。
    
    稍早,郑义著《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说:“国民党失败应归咎于保密防谍漏洞。”该书写了“丧师30万葬送东北的共谍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指挥一百万重兵不幸败于间谍战的杜聿明”、“莱芜战役兵败十四年才知是被共谍诱入重围的中将司令官李仙洲”、“把四十六军送入绝境后逃出战地的共谍韩练成”、“潜伏国军十九年的‘反革命投机分子’中将副司令官张克侠”、“策反程潜、陈明仁、傅作义的共谍李明灏”、“故意作出许多错误的部署使国军兵败如山倒的参谋次长刘斐”、“与中共勾结造成国军精锐30万人被歼的罪魁祸首卫立煌”等。
    
    以刘斐而言,在淮海战役中(台湾叫徐蚌会战),“他一面对蒋公及军事当局虚与委蛇,一面却暗中将所有军事配置和部署以及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一个为当局所器重的‘战略家’手里。”毛泽东死后22年,程潜揭示了刘斐的真相。他说:“在1946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刘斐的字)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
    
    读了这些历史,人们自然要惊讶,但是新近有一位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著了一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传记,根据从莫斯科解密的苏联档案以及其它史料,证明“我们发现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四大间谍,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蒋经国带到苏联作人质,俄罗斯档案馆有邵力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完全表明他是共产党间谍。第二个就是张治中,他与苏大使馆武官有亲密关系,全面抗战的打响,不是芦沟桥事变,七七后蒋没有开始全面抗战,日本人也没有南进占领全中国的计划。斯大林最怕日本巩固华北后,向北进攻苏联,所以利用张治中搞了八一三沪淞之战,把日本人拖进中国广大腹地而不再进攻苏联,这是斯大林外交上绝大的成功。另两名间谍是胡宗南与卫立煌,他们对中共功劳很大。”(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这就更加叫人惊讶莫名了。关于卫立煌,郑义已经揭露了他的通共身份。张治中,郑义写他的题目是“识时务,求苟全,使臣使命未达而降敌的懦夫张治中”,就不是共谍了。对于胡宗南受到的通共怀疑,郑义更始极力为他清白辩护,说他是“浴血苦战,坚守西康四个月的忠义军人胡宗南”,但是现在证明他早已是共家的人了。
    
    胡宗南的长子、现为台湾驻新加坡代表的胡为真先生对于张戎的叙述当然很不满意,但是他拿不出反证来推翻张戎。
    
    笔者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背景资料,是要说明葛佩琦的“无名英雄”历史的特殊性。毛泽东周恩来能够不知道安插在国军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里的这位高级间谍吗?
    
    《禅机》是这样描述的: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葛佩琦)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面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当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人了该组织,又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黄华、姚依林等人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人物。
    
    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仿佛因为他的名字便是个秘密,他与秘密工作有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单独策动伪军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入我抗日部队序列。解放战争时期,他前往沈阳,打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
    
    这时他才韬光养晦了。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像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仅在通辽一地他便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在智商上,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均是优良的,葛佩琦却不但一次次化险为夷,而且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了自己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东北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于是,历史便以自己的全部目光,注视着“辽沈战役”这只硕大的果子被摘下来的那一刻,并由衷地赞叹起毛泽东林彪的双目如炬,用兵如神,而忽略了在这只果子摘下之前,垂吊它的枝桠上已被葛佩琦一类的“鼹鼠”不避一脚踏空的风险而留下的或深或浅“牙印”……
    
    葛佩琦在《葛佩琦回忆录》中,用了一章来写《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包括5个小节: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做情报工作,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我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一些同志被捕,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放。书中对于自己在敌营工作的情况叙述甚详。
    
    既然这样,那么当毛泽东读到葛佩琦源源不断送来的情报的时候,按照情理推想,第一就是要辨析情报的真实性。要鉴别情报的真实性首先要调查清楚情报的来源,即提供者。因此,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当然要知道葛佩琦这个人。葛佩琦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给了习惯于长夜工作的毛泽东多大的兴奋啊!如果没有葛佩琦、卫立煌这些“无名英雄”的贡献,毛泽东在东北战场能够决战决胜吗?
    
    葛佩琦“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戴煌《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其实,中共虽然长期处在地下工作或战争时期,但是对于档案的保存与管理是极端重视的,为此而牺牲的人也不少,根据这些故事而编撰的作品也不少。这样做是因为中共长期持续地搞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像毛泽东,经常是出尔反尔,嫁祸于人,只有保存好了档案,才便于追究责任。
    
    因此,我们实在难以理解,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葛佩琦是货真价实的打入国民党的地下情报人员,但是为了抓一个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竟然不择手段地施行诬陷。毛泽东极端反对人性,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党性、阶级性?!
    
    那些大言不惭地奢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专家、学者、博导们,请问中国的民主在哪里?中国的宪政在哪里?阿垅、束星北、葛佩琦这些千古奇冤都是偶然产生的特例吗?一个层出不穷地产生政治冤狱的国家,可以名副其实地叫做民主宪政国家吗?一个对于自己制造了无穷的政治冤狱的执政党可以靠言论封锁一笔勾销吗?

(我的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乃即兴之作,有感而发,70天中,竟然写了七评八篇,46000字。2005年除夕来到,到此刹笔。2005/12/31。)

来源:新世纪
(Modified on 2006/1/04)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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