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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广东:从改革先锋到首恶之区
(博讯2006年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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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2月6日,在中国广东汕尾红海湾东洲镇,当中共广东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武警向徒手请愿的村民们开枪、甚至动用防暴装甲车封锁东洲之时,无论被射杀的村民是三人还是三十人,其性质都是政府暴力对徒手民众的屠杀,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必将作为令人发指的暴行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也必将使中共当局丧失最起码的道义合法性。
     (博讯 boxun.com)

    尽管在国内媒体上,东洲血案的真相被官方严密封锁,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采访,有关此一血案的境外报道和评论,还是传遍世界并反馈回大陆,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震惊,将之称为六四血案十六年来中共当局再次大规模动用军警屠杀民众事件,也使在中国改革中最先富起来的广东省再次变成众矢之的。
    
    近年来,由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公正的奇缺,大规模群体性维权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频繁出现,而并非是广东所独有;各地政府对民间群体维权的镇压,也大都要出动大批警力,动用催泪弹、水龙头和警棍殴打维权民众,还要抓捕维权领袖,由此导致的激烈官民冲突、甚至流血事件也不在少数,但很少有地方政府敢于像广东当局那样,命令全副武装的武警向徒手示威请愿的民众开枪。
    
    2004年10月27日到11月7日,四川雅安市汉源县爆发了有十万民众参与的维权斗争,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引发更大规模的官民冲突,愤怒的民众冲击县政府、捣毁设施,政府机关被迫停止运作,全县店铺关门,市场关闭,甚至一度将前去平息冲突的四川省省委书记围住不放,四川省当局紧急调动万名武警包围汉源,当地交通,通讯被切断,网络被管控。据BBC中文网报道,在这次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警民双方皆有伤亡,死亡七名农民和两名武警,四十多人受伤。
    
    2005年4月11日,浙江东阳县画水村村民为抗议当地化工场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而进行群体维权,当地政府出动三千警力对付画水村两万名维权农民,但在冲突中,警方因寡不敌众而撤离,愤怒的民众掀翻并炸毁多辆警车,官方并没有开枪镇压。最后的结果是官权向民间维权的妥协。
    
    2005年7月-10月,重庆特钢的工人维权与官方压制之间的斗争,在10月7日演变为大规模警民冲突,但特钢工人没有屈服,通宵站马路以示抗议。官方平息事件的手段是惯用的镇压与收买相结合,一面逮捕了工人维权的两位代表,多人在冲突中受伤,一面不得不满足工人们提出的权益诉求。
    
    反观广东当局处理群体维权事件的手段,在厚黑性和残忍性的方面都超过其他地区。
    
    中共一向把农村基层民主试验作为对外展示的“民主秀”,全国各地发生过无数起村民根据中共现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合法罢免村官的事件,其中不乏成功罢免的实例,也没有引发大规模官民冲突。但到了广东番禺区窝头镇太石村,即便村民们自发罢免村官的行动完全合法合理合情,但广东地方官权为了乌纱帽及其既得利益,仍然能够执法违法地践踏村民们的法定权利,仍然可以动用无法无天地动用一切手段来进行野蛮的镇压,以至于,小小太石村维权变成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
    
    当番禺官权动用民政局的行政手段来压制村民维权而失效之后,就动用专政暴力进行强行镇压,面对太石村村民的“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非暴力的理性维权,当局多次出动大量军警进行暴力镇压,打人抓人、强行冲进村委会财务室抢走关键证据,玩弄两面派阴谋和喉舌的舆论造势,逼迫村民退出选举和民选的罢免委员会成员辞职。
    
    当以上暴力手段和阴谋权术还无法完全奏效时,番禺官权甚至不惜指使黑社会手段对付维权人士。挥舞着棍棒和砍刀的黑社会暴徒对参与太石村维权的知识分子和法律人士进行围追堵截的恫吓和群殴,连续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暴行:围追堵截并围殴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及律师;围殴凤凰卫视、《南华早报》、《法国国际广播公司》和《卫报》的记者;最后,黑社会打手的肆无忌惮已经到了疯狂程度,对人大代表照样进行残忍的围殴,帮助太石村村民的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被几十人围殴,曾经把吕先生打得昏死过去。人大代表具有法定豁免权,但在番禺官权雇佣的黑社会面前却毫无权威。
    
    更鲜明的对比在于:吕邦列先生之所以能够当选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就在于他在当地曾率领村民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维权活动,他最早开始的成功维权活动,恰恰是他在当地开展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自发维权,不但罢免获得成功,他也在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由此在当地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靠选票成为枝江市人大代表。而当吕邦列先生来到广东想为太石村的罢免活动提供经验、贡献智慧和激励勇气之时,遭遇的却是番禺官权的层层围堵和黑社会群殴!
    
    由此可见,在全国各地方官权中,现在的广东官权无异是最无法无天、也最暴虐的官权,以至于首开武警射杀徒手维权的村民的血腥方式。
    
    其实,现行广东官权对民间维权使用超常残暴,不光是表现在对太石村维权和东洲维权的血腥镇压上,也表现在一系列轰动国内外的政治丑闻上。
    
    无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代,还是六四后邓小平到广东南巡发动第二次经济改革的九十年代,由于毗邻香港的地区优势,广东都被中共高层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一直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广东不仅在经济上先富了起来,且在政治上也属于开明的省份,特别是广东媒体的开明更受到国内外的赞誉。八十年代的《深圳青年报》和《蛇口通讯报》举国知名,九十年代的南方报业集团下辖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风窗》半月刊,以及新世纪创办的21世纪报系,皆被誉为中国媒体界的改革先锋。
    
    广东在全国的先富起来和政治开明,既得力于中共高层给予的优惠政策,更依赖于习仲勋和任仲夷等广东主政者的异常开明,由此形成了广东当局的开明传统。其他主政广东的吴南生、林若、叶选平、谢非,大都以维护这一开明传统为己任。可以说,直到张德江主政广东之前,出自广东的轰动性事件大都是正面的,而很少出现轰动国内外的政治丑闻。即便在李长春主政广东期间,虽然关闭了《21世纪环球报道》,也整肃过《南方周末》,但也并没有制造出轰动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丑闻。
    
    然而,张德江于2002年11月23日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以来,一系列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丑闻接二连三。张德江上任不到半年,2003年的广州春天就被两大政治丑闻所污染,年轻大学生的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收容所里,引发全国性的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声,最终导致了这一恶法的废除;隐瞒SARS疫情致使病毒扩展到全中国和全世界,招致国内外的同声谴责,结果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做了替罪羊,而作为隐瞒SARS疫情的直接责任人广东省最高官员的张德江,非但毫发无损,反而在SARS危机过后变得更为猖狂。
    
    以往,广东高层一向有为保护本地区开明媒体而抵制中宣部问罪的美誉,但张德江对本地开明媒体的态度却恰恰相反。由于孙志刚案和SARS危机都是《南方都市报》率先披露,必然有损于广东高层的政治形象,惹得张德江恼羞成怒,遂对广东开明媒体下了狠手,整肃的严厉远远超过以往的历次打压。
    
    首先,张德江对《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管理层进行大换血,让那些完全不懂媒体管理而只会整人的党棍代替原主编,致使两媒体的执行主编、副主编和多名资深记者先后辞职,也使曾经是中国最为开明且赢利颇丰的报纸《南方周末》一落千丈。
    
    其次,关闭敢言的报纸,连续六年获全国优秀报刊,多次获全国新闻奖、全国法制好新闻、广东省好新闻等奖项的《深圳法制报》,在发行量急遽攀升到20万份的时候被突然关闭,表面的说法是报纸亏损,实际上是因为该报的近期倾向以大胆揭露阴暗面为主。
    
    再次,张德江的最阴毒、也最凶狠的媒体整肃,是针对敢于揭露本地区丑闻的《南方都市报》的管理层,以经济罪名来行政治清洗之实。于是,优秀新闻人程益中、俞华峰和李英民被诬陷下狱,制造轰动国内外的文字狱。只是在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声援和三位前广东省委书记的联名谴责所形成的巨大道义压力之下,程益中才得以无罪释放,俞华峰和李英民才得以被大幅度改判。
    
    以前,在矿难频繁的中国,广东很少发生恶性的重大矿难,但2005年7月14日和8月8日却接连发生矿难,而且是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的两次恶性矿难,导致139多名矿工死亡,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谴责。
    
    以前,很少听说广东出现大规模的草根维权事件,但近两年的广东却成为群体事件的多发地区。同时,其他地区的群体事件也会导致激烈的官民冲突,但其他地区的镇压远不如广东那样残酷。
    
    仅就2005年而论,在引起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型群体事件中,4月11日和7月15日浙江两起,5月陕北一起(即持续三年的陕北私营油老板维权案,在2005年5月遭到当地政府的强力镇压,代理律师朱久虎被逮捕),6月11日河北定州市一起,6月14日广西南宁市一起,6月26日安徽池州一起,6月29日湖南衡山县一起,7月-10月重庆一起,11月16日辽宁大连一起。然而,在广东省却连续发生多起大型群体事件,除了著名的“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东洲血案”之外,还有深圳、佛山、中山和东莞等地的大型群体事件。
    
    2月26日,深圳市发生逾千员工与几百名防暴警察的警民冲突,冲突持续三个多小时,致使交通瘫痪,警方拘捕四名工人。
    
    5月31日,佛山民众因对强制拆迁的不满而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维权,官权出动了四千多名军警,包括了一些打手和地痞流氓,还出动了四十多辆推土机,二十多辆挖土机,致使和平维权演变为大规模警民冲突。
    
    6月3日广州郊区的西州福太纺织厂罢工抗议的三千工人遭到警察镇压,20人被监禁并有人受伤致死。
    
    6月13日,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上千村民,因不满当地卖地所得款项下落不明,认为有官员贪污,连续多天堵路抗议。当局出动近千名武警和公安驱散村民,10多人被捕并有多名村民受伤。
    
    6月14日,东莞塘厦镇民众因反对强制拆迁而爆发大规模警民流血冲突,传闻有八名的士司机在冲突中死亡。
    
    11月5日,深圳市发生逾千名基建工程兵及家属上街示威事件,示威者包围香蜜湖派出所并一度冲击市政府,深圳警方抽调数百名公安、保安及防暴大队到场,警员同示威者多次发生冲突。
    
    在六四后此起彼伏的官民冲突中,汕尾东洲血案无疑官权制造的最恶劣、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在胡温政权急遽左转的政治高压政策的纵容下,仅凭太石村事件和东洲血案,广东已经由改革先锋沦为全国首恶之区,张德江也沦为省级大员中的首恶诸侯。
    
    在当下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私利,地方官权对草根维权的镇压,已经残暴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中央对地方官权的胡作非为的默许,也已经到了宁愿屡屡自打嘴巴的程度:中共高层信誓旦旦地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但太石村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维权活动却遭遇无法无天的镇压;胡温政权每天高喊“亲民”、“和谐”的口号,现实中发生却是官权对民权的野蛮践踏和官民冲突的愈演愈烈。
    
    当下中国的社会公正危机之所以日显加深,首要祸魁是制度使然,独裁体制下的官权与民权的严重失衡,致使权贵阶层对底层民众的巧取豪夺愈演愈烈且越来越肆无忌惮,二者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越发频繁和强烈。其次是独裁强权主导下的跛足改革使然,它让普通百姓和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综合代价,不仅是普遍腐败、金融黑洞、公正奇缺、环境破坏和道德沉沦,而且持续增长的巨大债务正在透支着百姓的未来,这些代价的持续积累使民间怨恨日益加深。
    
    在此意义上,制造东洲血案的直接罪魁,固然是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官权,但这绝非单纯的地方官权的自私、贪婪和残暴使然,也是中共体制的纵容和中央政权的默许使然,是胡锦涛在政治上急遽左转和高压政策的必然结果。东洲血案再次证明:无论关注底层和社会公正的口号喊得多么动听,中共政权的执政理念和处理危机的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滥用权力和贪得无厌依旧,敌视民意和践踏人权依旧,蔑视生命和野蛮嗜血依旧,黑箱操作和撒谎成性依旧,狂妄肆意和机会主义,不择手段和狡猾阴险……这些恶政恶德已经渗透这个政权及其官员们的骨髓。正因为有了独裁政权的制度性的保护和纵容,各级地方政府才敢于滥用权力和榨取百姓,广东当局才敢射杀生命。比如,全国媒体在东洲血案上的统一沉默,显然是中共高层的命令使然,而把血案真相封闭在黑箱之中,事实上构成对广东官权滥施暴力的默许和纵容,也是对被射杀的冤魂的第二次谋杀,正如中共现政权仍然将六四血案封锁在黑箱之中一样。
    
    在此情况下,面对从太石村到东洲的民间维权,广东当局居然屡屡强行采用暴力镇压,动用从黑社会群殴到武警射杀的残暴手段来对付合法的草根维权的做法,已经给各地官权提供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如果全国各地的官权群起而效仿广东当局,势必在各地造成官民之间的更多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不要说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就是跛足改革所积累的深层危机也更加难以解决,甚至连危机的缓解也将变得不可能,久而久之,必将演变成社会的广泛对立和总体危机。
    
    以目前中共政权的内外政策而论,“胡温新政”早已变成破碎的舆论泡沫,所以,大陆民间社会决不能指望中共官权的开恩,更不要指望中共内部出现蒋经国式的开明政治家,而只能寄希望于民间的权利觉醒和抗争勇气,寄希望于持之以恒的民间维权和国际自由社会的支持。
    
    请记住血染的2005年12月6日,正如记住泣血的1989年6月4日!记住大小独裁者们屠戮无辜生命的罪恶,就要用坚定的勇气和行动来证明:中国人是有尊严有权利的人,而不是面包和自由的乞丐;我们敢于抗议恐怖政治、揭穿独裁谎言,维护民间尊严,争取民间独立,即通过民间自身的改变,逐渐摆脱依附性、分散性和犬儒化,以民间持续的努力来赢得国际主流社会的尊重和支持,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的民主转型。
    
    2005年12月15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6年1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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