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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人士7论(5)/武振荣
(博讯2005年12月26日)

____论民运人士与人民的关系
    武振荣
     (1) 民运人士是人民社会中的一员 (博讯 boxun.com)

    
    为什么我在本文中不使用公民社会而采用人民社会的概念呢?我主要考虑到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的概念,而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是处于专制的时期,因此,我认为采取人民社会这样的概念比较好,如果说它可以引起人们对前毛泽东时代的有关人民的那些东西的记忆和回想的话,那么由人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度的历史就可以被方便地表示出来。于是,中国社会近50年发展的那种一条历史的线索就有可能被我们的民运人士扑捉住,这样以来,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就不会因为存在着毛泽东时代而被割裂开来,庶几,人民社会历史线索也就为民运人士的出场提供了一种最好的说明。
    
    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是要建立一个公民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这个公民的社会需要一种历史的时候,民运人士就是可以提供出来,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那个传统的“断裂式”的内在“否定”的共产党模式就会被我们彻底抛弃,结果是:在共产党“错误”的地方,我们的人民和民运人士却获得了历史的“正确性”。这个意思还可以表述如下:在一个“错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历史并不因此而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在上述具体的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专制的和民主的两种历史观的冲突和斗争的话,那么理解民运人士所赖以产生的土壤的问题,我们不是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吗?在有的时候,我们反对共产党的方式好象是很“激烈”的,狠不得把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一笔摸掉,好象这个由一伙坏人所组成的团体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存在过一样。可是,伙计们,这的行为可以使我们“完整”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去了的情形你也许一点都没有体会得来,仔细想一想,共产党当年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和方式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们是要在中国彻底拔掉国民党的根,但是朋友,拔了56年,根也没有拔掉,反而倒把国民党给“请”了回来!在这里如果说历史有一个辩证法的话,那么抓住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应该是中国民运人士。
    
    就这样的情形去理解民运人士所产生的中国的大环境,你能够发现的东西肯定要被你想象的多,因此,你在用轻蔑的口气谈论民运人士的问题时,就会三缄其口,不会那样草率地发表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了。如果说在中国近50多年的时间中人民社会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话,那么未来的公民社会就不会无源之水了,就这样的意思去研究共产党社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异质的因素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研究和分析,在某一个方面就变成为民运人士的“业务”,现在我们有少数的民运人士不顾自己的“业务”,而一心想在“业务”之外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岂不谬哉?民运人士若要想提供一种可以诅咒的共产党历史,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部历史如果把自己也包了进去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就这样的意思讲,处理共产党的历史的一半儿是处理我们自己的历史,因此这样的行为是容不得“全盘否定”的,它必须是既有批评、批判,还得有肯定和包容,否则,一个民主的历史观怎么可能建立起来呢?在这里,民运人士如果和中国共产党员一样地持一种“否定”的历史观,那么你的民主的立场就不可能最后地站稳!
    
    (2)民运人士所面临的3个不同层次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对共产党社会中的不同人的感受和由不同感受而产生的对待共产党社会的不同态度作出区分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3个不同性质的社会社会,一个叫“个人社会”,另一个可以叫“知识分子社会”,还有可以叫“工农的社会”,这个3个不同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了各自社会中的人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同态度,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民运人士就必须要问自己:“你到底要把自己投入到其中的哪个社会中去”?套用共产党的话说,你到底代表那个社会的利益,替哪一个社会说话。只有这样民运人士才有可能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否则,他们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漂族,最终漂到他们一个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所有目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可以分成为以下的3类:1、个人立场上的;2、知识分子的;3、人民的。我们分析前一类人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些人一部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受了委屈和遭受辛酸的“五类分子”,他们在那个时代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是中国历史上所很少见的现象,和前苏联比较,虽然这些人在肉体上受到的迫害不是骇人听闻的,但是在精神上和人格所遭受的迫害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这些人对一个迫害人的时代的记忆是一辈子也都忘记不了的,因此这些人即是站在“复仇”的立场上来批判共产党,我看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这些人的队伍中又参加了法轮功这样的修炼者的群体,他们也是因为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毫无理由的变成了继“五类分子”之后的又一批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上述人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和批判,有着一个从人性深出所激发出来的那种一种反抗的力量,具有很强烈的冲击性质。但是我以为把这种站在“个人”感受的立场上所出发的批判之“成果”若不能组织到民主的政治运动中去,显然是一种损失。
    
    就上述的第2点看,中国知识分子在近半个世纪的遭遇如果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够于之比较的话,那么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群体,就非常的适合,问题不是这个有可能变成为中国人的“大脑”的群体只是受到了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的打击和压迫,而且还在于它事实上经历了共产党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同共产党对“五类分子”和人民的“改造”所形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说这种“改造”已经“造”出了一个一个不伦不类的共产党式的知识分子群的话,我的话就不会错误。事实上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有一个真诚的曾经向共产党“交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后面的确出现一个半共产党化了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今天这个社会虽然也出现了解体的许多迹象,但是它还是存在着,并且还是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在中国发生着影响。
    
    因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在1989年有外界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造反”,但是人们却很难发现这种“造反”越出了邓小平的底线的,因此在那一场巨大的风波中,知识分子们即使站了胡耀邦、赵紫阳的立场上来反对邓小平也还是没有摆脱得了“改造”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在今天,这些人想把胡、赵这样的人物作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旗帜的想法也同时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即使对于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人物的批评和批判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是没有能力去组织中国民主运动的;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上那个发生于39年前的“超级”民主运动(66运动)所抱有的戒心使他们在未来的“超级”民主运动前止步不前。民运人士如果把自己的定位在这个特殊的社会中,那么我相信是作不了中国民主化这样的伟大事业的。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两种情况的简单说明,我认为中国民运人士应该投身到中国人民社会中间去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人民虽然也受到了“改造”,但是人民对于这种“改造”的感受和这种“改造”在人民社会中间的真实意义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因此在这样的“改造”发生的时间内,普通人没有象知识分子那样地失去了知识和思想,也没有象“五类分子”那样的失去了人格,但是他们却真正地“获得”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张政治上的“支票”,在那个时候,这一张支票虽然是典型的“空头支票”,但是它是“民主”性质的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何况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中,人民却要求着它的“兑换”——其意义就不可低估了。“兑换”的事情虽然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就那一张“空头支票”的获得而言,普通人在政治上的“得”是完全的事实,今天当人民再一次地要求着“兑换”时,民主运动的历史就不在表现为不可见之物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可见”的人民要求民主的历史,所以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希望的曙光就出现了。
    
    就此而言民运人士应该投身于人民的社会和人民的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因此摆在他们的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做一个共产党社会的“异议人士”,也不仅仅在民主的问题上去迎合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要“回到”人民社会中间去,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自己所产生的那种“土壤”的营养了。只有这样,民主运动才会有希望,否则就一直象今天这个一样,再过50年,他们也还是一些被“牢骚武装”起来的否定性人物。
    
    (3)民运人士是人民在过去时代中得与失的总结者
    
    民运人士不象中国共产党员那样的要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客观真理”,从而迫使人民去学习它,领会它,并且服从它的教导,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民运人士也要向人民传播真理和真理的观念,但是被视之为真理的东西不在是“客观”的外在于人民的东西了,而是人民可以理解的和能够理解的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真理不但关乎着人民在过去时代中的所作所为,而还关乎着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认识。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同过去的共产党员传播共产主义的行为大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民主知识与人民的关系了。
    
    就上面的意思你去看中国社会民主之缺乏,缺乏中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答案。如果你从哲学的观点说出它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你就已经吃透了中国民主问题的本质。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目前不是要把民主运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相反,要在我们中国人“感性”的东西中去寻找民主的历史和民主的现在。在这里如果说那些指导人民行为的东西已经很难说是“理性”或者“感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坚持一个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理性”呢?如果说这个口号在策略上有一个意义的话,那么我不否认,坚持它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好处”如果和我们人民在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的经验与教训的事情有冲突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取舍,结果我们宁可要“感性”的民主,也不要“理性”的民主。
    
    试想,你现在是站在民主的投票站前的一个人,你要在选举国家元首时投上你神圣的一票,你如果以“理性”的方式投它,即认识你所选择的候选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有内政和外交的才能,所以你郑重地投上一票;但是情况若不是这样,你在选择你的候选人的时候,不是出于上述的“理性”的渠道,而是完全地凭自己的偏好行事,也就是说,你其所以要投他一票,是因为你喜欢他头发的式样(哪怕他的发式同小泉的一样,不是政治家的一般发式),或者是因为他的相貌象你,或者因为他生活上有着和你一样的怪僻……,所以你投他一票,试问民主的票箱能够使前面的一票的价值超过后面的一票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上面的事情换成另外的事情,譬如把它换成1989年的大学生绝食、王扶林用自己的肉体去挡解放军的坦克车,或者1979年的西单墙上的大字报,或者1966年的红卫兵自治组织的出世和人民造反,情况又是怎样呢?你难道就以为这些事情都缺乏一个“理性的设计”就认为它不是民主的,就把它看成是“动乱”,这样以来,你所要的民主运动到底是什么?谁又能够搞明白哩。
    
    从上面的事情中我们若发现,民主在中国的缺乏是于我们对民主只作出了片面的“理性”的理解有关,因此它不能够看成是一种“客观”上的缺乏,实质上它是一个“主观”上的缺乏,于是我们就可以理出中国民主的头绪。这样以来,在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工作方面,民运人士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说清楚了:深入到人民社会中去,替普通人总结出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在过去的时代人民的得于失同上面所说的“不幸的个人”和知识分子不同,人民虽然也有着失,但是他们的确也有得,而那个“得”是于民主的基本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必须要给出一个积极的意义。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发生的事件当成是中国人民全面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的话,那么这种教育的价值就具有“蒙昧”的性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若运用否定的手段去对待它就会否定我们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和积极的手段去应对之。
    
    就纯粹的政治的眼光看,那种所谓的政治教育是完全失败的,但是这种失败却有着一个非政治的道德上的意义,有的时候这种意义还会转化成为宗教的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不要用武断的否定的方式和方法,而应该本着一种创造的精神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以便提取其中的价值。在《非制度性民主价值的失却和寻找》一文中,我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诸如“人民当家作主”、“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翁”、“为人民服务”、“人民对当权派的造反有理”等等,都是一种前民主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民主时不但不应该否定它,而还必须要发展它,最后把它组织在民主的基本架构内。要说民运人士能干什么?我认为就能干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看到,在过去的政治教育中,普通人既看了“地狱”,又瞥见了“天堂”,因此把这个意义用宗教的方式加以提取的话,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问题上,我们只要是可以改变我们原有的思想和看法,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的。民主在今天,已经被我们前面的人和我们自己作了几回,而不是如一个未知的“新生事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用对待“新生事物”的那种方式和方法去对待它。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发现它在过去的时间里多次失败的原因,然后再分析这些原因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问题;在这样做时,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的话,那也就对的,因为在我们的前面没有出现过象我们中国人民这样的问题,我们缺乏一个参照系,也缺乏一个现成的可以套用的经验,一切都要我们“自力更生”的去完成它。如果说这样的事情普通人因生计所迫很难做成的,那么民运人士的用武之地也就顺便地开辟了。
    
    问题就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人民的社会领域,我们因为已经面对着的是人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观念都没有人民化,而还是保守着我们在作为“异议人士”时候的本分,我们即使混在了人民中间也还是妄然。在这里民运人士和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造,若不是这样的话,目前这个我行我素的局面就不可能被打破。在这里,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值得我们借鉴。如果说“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运转”的话,现在这“新的一轮”,已经“轮”到我们了!我们能不能做成中国民主的伟大事业,也就看人民买不买我们的帐了;如果要人民买我们的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看一看民主社会中的那些政党怎样对待自己国家中的选民就知道了。
    
    在《论民运人士的人民观》一文中,我说道,一个“异议人士”有没有人民观的问题并不重要,他们只要有了自己的言论,那么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切,因此就理论上讲他们可以目空一切,也可以没有一切,根本不存在“讨好”人民的必要和需要,所以他们或者居高临下地向人民发表自己的高论,把人民当成会听话的机器人,或者象宗教领袖一样把人民当成了群羊,善意地挥动鞭子去驱赶他们,或者象文学家那样挥动如椽之笔,对他们热潮冷讽,大肆鞭达——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也说得过去的现象,但是民运人士却不能够这样,绝对不能够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在是“角色”中的民运人士了。我一再说民运人士是政治人士,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就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人民在政治上和他们一样,都是可以掂量来轻重的,都可以晓谕国家的大事,都可以明辨政治上的是非,而不论他们是否如此;要不然,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在政治上的高论去讲给只关心“柴米油盐”的人去听呢?如果说这就是政治的话,那么为民主政治奋斗的人却极端的轻视人民,这就是一桩令人不可理喻的事情了。在共产党那里,“尊重人民”的话是一个口号,而在我们民运人士这里他一定要表现在一系列的事情上面,它目前就表现为尊重人民的过去,尊重人民的历史,尊重人民的政治判断和政治表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可做毛泽东所批评的“人民群众的尾巴”,也不做他们的“龙头”。
    
    (4)关于人民社会中的多元化问题和民运人士中的多派别问题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只是对比地提出问题,因此在说到人民社会的问题时,如果给大家形成了人民社会是一个一元化的社会的印象的话,我的论证就是不成功的。其实我们只要肯回忆过去的事情,那么就一定会对人民社会中的问题有一种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人民一旦获得了民主和自由就一定要分派,而分派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互相对立的组织。我这样一说,凡是亲身经历多1966年政治运动的人就会立刻想起派性、派性组织和派性斗争的老问题。但是恕我直言,这样的回想如果使我们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而知道或者理解了多元化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进入问题研究领域的人,反之,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理论上的一些应声虫而已。
    
    我和大家一样经常地浏览民主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发现没有几个人反对把民主理解为一个多元化的东西,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诸如美国、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中的政治多元化现象看得异常的真切和正确,但是这眼睛一旦转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上面就马上的变化了风景,因此即使我们的事情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我们也会把他放到“动乱”中去,并且对之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好象它才是阻碍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就这样问题来看,有人批评民运人士,认为他们一文不值,我看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我们现在认为民主的体制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因此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也是要在中国建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却“否定”了我们中国人民历史上出现的最普遍、也是最典型的多元化运动时,我们不是变成为自相矛盾的人了吗?同样是派性这个东西,表现在外国人的身上,我们就说多元化,多党制,但是在表现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身上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派性”的那一套去看待它,解释它,而根本就没有理解到这便是我们中国人最生动、最活泼的多元化时期。如果说我们要对中国民主的多元化问题刨根问地的话,那么1966年的这一关就是我们应该把守的了。可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听了邓小平的话而执迷不悟,总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社会大动乱”,于是,我们就对在将来不久的政治表现中一定要表现出来的派性没有办法来安顿其意义了。
    
    顾准——这个被许多的民运人士看成是“体制内异议人士”的人,对我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却有着一种非常高明的看法,在〈〈顾准文集〉〉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把它抄录如下,以飨读者:“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依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以变成为进步的动力”。就沿着这样的思路他提出了“大民主”“应予以制度化”的思考,无论怎么说,他在文化大革命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两党制”。在这里,我并不认为顾准是民运人士,但是他的这个看法却是我们民运人士应该尊重的和应该思考的。顾准并没有把66运动看成是一个民主的运动,即使这样,他在这个运动中发现了价值的行为却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提醒我们中国人应该注意,当民主的多元化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中有了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多元化的认识就不应该是纸上谈兵的了,就应当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记忆、感受、经验、教训去理解和接受它的了。又如果认为这些以前的价值在不被我们理解时,那么我们的未来的行为中当那个多元化的东西又一次地出现时,我们也还是会象从前那样的把它看成是派性,这不就是坏事了吗?
    
    在一个民主的体系中,对任何事情可能都有多种人的不同感受和认识,其中的每一种的认识和感受也可能并不比其它的更优越或者更正确,但是民主在这里必须要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选择其中的一种可以用数学的方式计算出的多数,而民主恰恰就是需要这样的多数。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中国近50年以来的事情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发现和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在对中国最重大的事情的看法和认识上一个多数的也可以叫“人民”的看法和认识就是我们当取的东西。现在,我们的民运人士不是都要着民主的运动吗?但是这样的运动如果只是理解为少数人的运动,或者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或者是社会中那些过去因为阶级出身问题而受过迫害的人运动,那么,我们的路线不就是走偏了的吗?
    
    (5)民主运动是人民的事业
    
    对民主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你认为民主应该搞毛泽东的那一套,如现在的新毛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也可能在广义上说并不违背民主的原则,你如果以为民主可以采取邓小平的那一套,也是说得过去的,就是你认为胡锦涛的那一套中也有民主,也不是完全地没有道理的,因此如果我们在对比中去分析那一种理解是最符合民主的,这里就大有文章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就民主的本意去认识民主的话,那么民主是人民的事业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如果说在一个社会中真正的存在着“人民”(这个“人民”虽然不是一个数学上东西却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的选择的话,那么民主就是要使这一种选择变成为社会事实。就从这一点去理解民主的运动和民主本身的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差别的。
    
    现在的问题是民运人士没有完全地脱去“异议分子”的立场,我在其它的文章已经说到了这是许多民运人士“出世”时的“身份”,因此他们在事实上变化成为新的角色人物时却没有产生出随着角色而来之的变化,于是就不能够有效地区分民主的运动和异议运动,以为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是一个运动,这样的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了我们行为上的懈怠,以至于他们虽然把自己当成了民运人士却在做着异议人士的事,说着异议人士的话,走着异议人士的路,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要专门地研究它,所以这里不再做更多的说明。此处仅仅是说明民运人士的全部的作为和全部的工作就是要动员人民进入民主的运动,并且在民主的运动中充当真正的主角。
    
    在这篇文章中我特别要强调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中国没有民主运动的传统,象现在的越南、朝鲜、古巴一样,那么现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队伍中目前的情况就不值得批评,就是说我们就是先要在一个小范围内造就“异议运动”,然后用这个运动去发动人民的运动,只是我们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叶就已经产生出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运动和运动的伟大传统,因此,我们今天不顾它,而要着去“从零开始”,或者说“从头做起”,那不是完全地错误吗?20多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什么总是打不开局面?问题也是出在了这里。毫无疑问,66运动对中国人民来讲的确意味着一次巨大的挫折,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人民要振兴是不可能越过它的,因此在挫折中以求振兴——这就中国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的经验,舍去了它,我们去喊民主的口号,再喊上100年也是无济于事的,情况真正的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正好应了邓小平共产党专政“100年不变”的话了。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强调民运人士的“出毛去邓”的问题,就是说民运人士应该彻底地走出毛主义,而与这样的走出的行为有联系的是他们又必须超越毛主义,走出毛主义的意思是也在某一种程度上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进步是有起点的,也是有历史的,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还是出不了毛的;出的第二个意思是说他们的应该“超越”毛主义,而与这一点相应的是他们对毛主义的批判也应当是高水准的,科学的,这和乱骂一通的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此去分析,毛泽东在他的红火时期把1966年的人民造反行为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理论高度上去看待的确是一种非常出格的行为,如果说这样的行为不被共产党所“否定”的话,那么中国的现状绝对堕落不到如此的境地;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复辟派”人物非得要“否定”毛的理论也在于毛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讲不是属于“统治的理论”,因此,我认为毛主义在1966年的这种“理论”上的“创造”(当时社会是这样认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出偏”,如果说这正好迎合了人民在政治解放上的需要的话,那么人民在这个解放的时期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并且应用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理解为民主的事情的话,就没有一个民主的意义可以扑捉的了。民运人士如果要为人民的这一时期的行为总结经验的话,就不应当把这种已经上了人民之手的民主看成是毛泽东的错误,这里,我并不否认毛有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是支持了人民的政治造反,而是对人民的造反行为做了一个和民主的解释完全不同的解释。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叫民主的运动获得一个民主的解释和民主的正面意义,与此相关的是这样的“政治还原”行为也就顺便地提出一个庄严的人民运动历史,人民在历史上的尊严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历史的实践。
    
    当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我们一些民运人士还在认为自己和40年前一样的处在在了探路阶段,好象民主的道路始于我们之足下,就是非常错误的了,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是走在了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上的人,对于我们来讲不存在探路的问题,而是在我们如何认识路的问题上存在着探索。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在民主化的这一条中国的道路上彷徨徘徊了。这样以来,我们就是处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了,根本不存在一个我们要故意地去和人民群众的“结合”。因此,就这样的意思来讲民运人士在思考民主问题时,就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民主的话语对于我们民运人士来讲的确有许多许多,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说其中的哪一种话?用哪样一种方式和方法说?只有这样我们才配称为民运人士。若不是这样,我们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任何的话都可以讲,而讲话的方式和方法又都是任意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算是一个民运人士呢?
    
    目前,在我们的民运人士的队伍中存在着一些现代的“叶公式”的人物,他们是民主运动的爱好者,也认为只有民主运动才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理解的民主运动是秩序井然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从设计开始到运动的最后的成功都不允许人民带着“感性”参与,如果说到某一个时间上,他们也认为人民有参与的必要的话,那么他们会象当年的共产党一样地要把人民“改造好”才允许,而不允许人民在没有“改造好”的时候去搞运动,若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再一次地出现“暴民运动”。考虑到中国有13亿人口,而一个由13亿参与的运动如果是“暴民运动”的话,那么中国不就是完蛋了吗?因此这些人就想着要在民主运动之前如何地去“改造好”人民,以最后地去掉他们的“暴民基因”,这样以来,共产党“改造”人民的那种行为在他们的身上不就是完全地再现了吗?共产党认为人民中间存在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事情,和这些人认为人民中间存在着“暴民”基因,不都是出入一辙吗?
    
    在这一篇文章的末尾,我要作这样的一个小结:民运人士必须建立起对中国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或者缺乏这种信任的话,那么你可能是另外的一种人而绝对不会是民运人士!在民主的体系中,一个人可以在理论上和事实上“与人民为敌”(这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区别),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为和本文中的民运人士不能有任何的混同,民运人士是“自由人士”中间的特别的一个种类,也就说,他们是一些在政治上建立了对人民的信任的人,在这里如果我们象某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把“信任”看成“是对成功预先支付的‘预付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建立了信任人民的信念,我们就已经给未来的民主运动“支付”了“预付款”,于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后的胜利,就有了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保证了!
    
    2005-12-6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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