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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共密件/冼岩
(博讯2005年12月24日)
    

    最近,一份定名为《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变化》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党内流传。文件从中国新一届执政集团立场出发、运用传统的意识形态语言,首次对当前国内外重大课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信息。

     一,文件显示,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政府仍将主要倚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这并不令人意外,既然客观条件限制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多党竞争式的政治体制,对于一党执政的权威政体而言,没有哪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何况,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转型时代,群体利益、社会关系还在发生变化,一切还处于变动之中,不适于构筑稳定的意识形态模型。现在需要的,只是过渡,意识形态动不如静。 (博讯 boxun.com)

    二,文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诠释了中国执政党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论证其理论与现实的合理性。其中,比较具新意的主要有三点,集中反映了新一届执政集团治党治国的新思路。

    1,在致力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社会公平

    将执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淡化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这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它使中国共产党迄今能一枝独秀于世界共产党之林。但世易时移,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片面强调经济效率的战略已积累许多负面效应,必须与时俱进予以调整。本届政府的“向左转”,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都是顺时应势的表现。

    2,突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

    文件前所未有的突出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将它提到事关“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的高度,这与胡温最近同时强调“中国确切无疑迈向民主”的宣示是一致的。这意味着,本届政府将在“党内民主”建设上推出一系列举措。

    执政高层对“党内民主”异乎寻常的强调,既出于顺应国际潮流的需要,也体现了执政党面对新时期诸多新问题的艰难抉择。文件称,“执政的共产党还必须解决好国家和社会的人民民主建设,即实行和完善人民民主的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和应对各种风险的根本途径”--这其中,或许隐涵了执政高层对一些久拖未决难题(例如治理腐败)的担忧,表现了在现行体制下解决此类难题的无奈。

    3,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文件在伸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权的同时,强调“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不断以创新精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文件本身就是体制内理论家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成果。迄今为止,体制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发展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质是借鉴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将执政党由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代表界定为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使从事传统阶级斗争的政党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文件中有两个提法引人注目,其一是特别提出要“建立领袖产生、更替和监督、制约的正常机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党的最高领袖的作用对党的事业至关重要”,这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特别提到的“一个核心”是一致的。

    实际上,执政党在这方面已作了许多努力,经过四代传承,已取得一定成功经验,建立了“领袖产生、更替的正常机制”,这就是任期制加禅让制。不仅如此,为使胡锦涛在正式继位时拥有足够权威,邓江两代核心曾煞费苦心,一些安排堪称经典,必定为后继者效仿。在继位前十年,胡锦涛已成为最高权力核心--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员,这使他在本届领导人中资历独占鳌头,无人堪与比肩;不仅如此,胡还长期掌控组织人事大权,领衔培训干部的中央党校,这更使他在中高层干部中拥有难以比拟的影响力。以资历构筑威望、以人事权培植影响力,这就是中共塑造新权威的“胡锦涛模式”。以此推断,胡锦涛时代将于2013年至少在名义上终结,后继者将在十七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培植威望期只有五年。与之相配套,他应该同时担纲组织人事,领衔中央党校;为保证他继位时在资历上不存在挑战者,应该预作安排,使十七大常委中能过渡到十八大的只有他一个。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挑选,现在应该已经在默默进行。

    虽然已有基本的经验传承与程序设计,但由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文件仍将其作为重要问题列出--权威政体在这方面具有一种“容不得出错”的刚性与局限性。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提法是特别提出“防止和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和分裂主义”,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文件并不是在泛泛而谈、无的放矢,而是具体确有所指。但是,文件对“派别活动和分裂主义”的疑惧必然会使人们质疑执政高层推动“党内民主”的决心,“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和分裂主义”与“党内民主”建设是背道而驰的。民主是一种易于被剥夺、扭曲的权利,它需要有某种力量为其背书。因此,“党内民主”即意味着允许党内派别的出现。如果党员只能作为原子化的个人存在,什么样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和措施”也无法保障党内民主的落实。

    四,在对外战略方面,文件仍秉持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指针。既积极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尽力争取同它们(西方强国)改善和发展正常的关系”,学会利用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又“始终保持忧患意识”,警惕它们的“西化”、“分化”图谋。

    文件认为,当前“世界范围的竞争主要是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可利用的矛盾和因素多得很,我们面临的机遇仍大于挑战”--将这种判断印证于当前美国对华态度的系列变化,似乎过于乐观。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是执政党不得不然的选择:历史已证明对抗没有出路,在当前“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现实态势下,中国更不能与超级大国对抗。要避免对抗就只有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委曲求全,致力于脚下,著眼于将来。因此,文件提出,“我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牢牢抓住历史提供给我们的难得机遇,毫不动摇地继续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合作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五,文件只是对现实中所作所为、欲作欲为的理论包装,它不能代替解决现实问题。对于中国当前与未来最棘手的三大难题,文件并没有给出有效解决方案。

    问题一:如何应对美国的步步紧逼?

    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怂恿下,美国政府正高举民主大旗,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也加紧了对中国的步步催逼。最近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就是为应对美方攻势。但是,无论是白皮书还是本文件中的相关叙述,都与美方要求南辕北辙,显然不可能令对方满意,也难以阻遏对方的步步进逼。

    问题二:如何制约权力、遏制腐败?

    腐败源于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由于权威政体必须依靠基层官员维护稳定,因此难以真正有效限制官员权力。文件对此也未提出新的治理思路,只是抽象指出“实行和完善人民民主”“是执政党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和应对各种风险的根本途径”。

    问题三:如何应对未来的经济衰退?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不经历停滞与衰退,永远持续增长是不可想象的。无论从国际环境的恶化还是从国内瓶颈的限制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乃至停滞、衰退都不会发生在太遥远的将来。一旦发生,对于以“政绩合法性”作为主要政治资本的体制、政权来说,就将是严峻考验。对此,它准备好了吗?

    从经验推测,到时候,执政集团可能不得不更加依靠强化的专政手段。这种方式有可能渡过危机(如果外部环境有利的话),也有可能跌入恶性循环。显然,人们难以寄望外部环境的宽松,经济危机更可能引发中国的多诺米骨牌效应。

    六,理论是灰色的,它总是落后于现实的可能性。所谓理论的指导作用,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凝聚人心、鼓舞人气的作用。对于理想已褪色、实用主义盛行的当代中国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奢望。

    文件只是做到了自圆其说、自说自话,在所有它希望产生作用或人们寄希望于它的地方都难取得满意效果。究其原因,与当前遏制创新活力的学术体制有关。文件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教条、僵化”,但没有学术创新机制方面的改善,理论就不可能摆脱僵化与平庸。

附:《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变化》

     纵观二战后外国共产党发展变化的历程,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大大推动了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功不可没。非执政的各国共产党在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中,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各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实践,既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以下基本启示:

     一、必须充分认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在正确认识所处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处理好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与各个阶段的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上,都表现出一种“左”倾的、幼稚的理想主义倾向,不懂得争取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复杂的,只有通过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斗争和努力,才能一步一步地迈向理想目标,因而不善于立足于现实去制定出与所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最低斗争纲领。相当多的非执政的共产党在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的选择上脱离国情,脱离实际,多数表现出过激或激进的倾向。而执政的共产党普遍存在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急性病,急于向社会主义、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由此导致了许多“左”的政策和实践,造成了不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结果是欲速而不达。从理论根源上看,主要问题在于对如何搞社会主义都看得过于简单,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混淆了理想和现实的界限。

    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理论诞生才150多年,作为实践也不过80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有5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过去清楚多了。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更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在坚持最高纲领的同时,更要制定好和实现好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和行动纲领,做好现阶段的工作。切不可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超越阶段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入探索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

     二、必须把握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认清国际力量对比将长期处于“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状态的现实,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和策略方针,抓住机遇,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发展自己。 正确判断时代主题,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清我们的国际处境,既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战略依据,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与时俱进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为主要趋势,以各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明文化竞争并存为基本特征之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既不存在革命形势,东西矛盾也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范围的竞争主要是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可利用的矛盾和因素多得很,我们面临的机遇仍大于挑战。我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牢牢抓住历史提供给我们的难得机遇,毫不动摇地继续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合作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反对从右的方面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反对从“左”的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教条、僵化的极端,这两种倾向都会葬送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不断以创新精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实现执政长久,事业长盛,国家长兴。

     纵观二战后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相当多的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对现实斗争中遇到的问题,都总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凡是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的问题,就不敢或不能去想、去说、去做;党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的独立思考、寻求理论创新的努力,常常被视为离经叛道,甚至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大加挞伐。在整个国际共运内部,在相当多的党内,这种一波又一波的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斗争都十分尖锐,甚至十分残酷,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历史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当前要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其中极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的今天,如何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这就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大胆探索,锐意创新。进入21世纪,世界还会发生难以预料的重大变化,我们党将处于更加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将经受全球化竞争的考验。我们必须以宽广的胸怀、世界的眼光、务实的态度和改革的意识,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理论和体制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竞争的历史环境中,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

     四、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坚持以强国富民为己任,注意体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社会公平的新社会,其中包括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人必须同时承担两副历史的重担:一是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维护和促进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二战结束以来,多数非执政的共产党主要致力于阶级斗争和实现社会公平,对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有限的,这使他们常常处于社会的边缘。执政的共产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个主题。这是在社会历史发生变化、时代主题发生变换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陷于被动地位的重要的社会经济根源。正确处理开展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关乎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生存发展的重大课题。必须牢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这是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物质基础。

    在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分配的问题,兼顾公平与效率。要特别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共产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应该是让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经济建设中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忽视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致使“短缺经济”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代名词。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得到相应的提高,许多人逐渐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怀疑,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丧失信心。实践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未必是社会主义,只有相对公平的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共产党的社会政策必须注意防止两种片面性:一是强调绝对公平,甚至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公平;二是只注重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和效率原则,不注重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来调节分配,最后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动荡进而造成社会新的分裂。我们一定要坚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妥善处理积累与消费、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改革与稳定发展等重大关系。

     五、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既要毫不妥协地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模式,又要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领导体制的完善,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外民主监督机制,保证党的领导与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作用的统一。

     争取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历来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大都背负着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的历史包袱,再加上相对严酷的生存和斗争环境,普遍过于强调集中制和集权,因而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党内民主机制。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生存在资产阶级民主相对发达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有的深受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影响,只强调民主,不实行集中,使党变成了俱乐部式的松散组织;有的则简单套用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照搬苏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建模式,把集中变成了实际上的集权,忽视了党内的民主诉求,使党与其所生存的社会格格不入,导致了许多党的衰亡,对这一模式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处于执政的共产党在强调专政、统治、管理的同时,往往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同时,往往忽视党内的民主建设,因而未能探索出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也未能真正建立起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动活泼的党内机制。这些不仅有损于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也未能使党充分获得运用民主机制自我更新完善的机能,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共产党内的民主建设,关键是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只讲民主不讲集中不行,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也不行,该讲集中的时候不讲集中也不行。只有把民主与集中辩证地协调统一起来,才能建立健康、有效的党内民主制度。健全和发扬党内民主,目的在于集中全党的智慧,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并带动和影响人民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都要从党情和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加强党内民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并实行党内民主监督,这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根本环节。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是保持党的高度团结、统一,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力的根本要求。真正实行好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要靠一套有效的、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和措施来保障、来实现,这是需要共产党人下功夫探讨解决的一大课题。

     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防止和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和分裂主义,是共产党的内部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外国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都经历过分裂的痛苦,这种分裂往往成为党走向衰落甚至走向失败的起点。防止派别和分裂活动需要从两方面去努力:一方面,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并且运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和消除党内派别活动和分裂行为,不允许把党变成自由论坛和俱乐部;另一方面,必须正确地对待党内的思想,适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决党内矛盾,而不能容忍甚至倡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往往并不惧怕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压力,但往往可能被内部的争斗和分裂所搞垮,这些深刻的教训必须汲取。

    执政的共产党还必须解决好国家和社会的人民民主建设,即实行和完善人民民主的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和应对各种风险的根本途径。党要发展人民民主,就必须解决好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机制问题,解决好党与政府、议会、司法等机构以及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解决好国家权力的设置与分工、相互协作、制约和监督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要搞清楚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社会里,党应该管什么,不管什么,怎么管,根本途径是通过体制创新和改革,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使党的政治领导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科学化的道路。

     六、必须正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正确认识执政的共产党的双重属性,跳出狭隘的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束缚,不断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惟有如此,党才能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实现长期执政。

     各国共产党在建党时都确定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这与建党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有关。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传统的工人阶级加上农业劳动者,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共产党仍然只代表不到人口百分之十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必然难以生存,更说不上发展壮大,而只会被社会边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农业社会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共产党如果只代表占社会人口少数的工人阶级,而不同时代表农民及其他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也担当不起领导或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利益高度一致,执政党是阶级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我们党不能仅仅代表传统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不能仅仅以不断扩大工人阶级内涵的方式解决增强阶级基础问题,而应体现民族国家利益的根本要求,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基础,成为全民族的代表和先锋队。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整个民族国家的领导和主导力量,为各阶层人民所拥戴。

    党要保持执政地位和社会长治久安,除了在纲领路线上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组织上注意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符合共产党标准的优秀分子入党,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外,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牢固地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党治国理念。在党的作风、工作方式等方面,执政党应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行动上、制度上而不是口头上密切联系群众,自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摒弃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恶习,坚持不懈地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以取信于民。特别要防止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防止它们侵蚀党和社会的机体。

     七、必须妥善处理领袖、领导集体与党的关系,建立领袖产生、更替和监督、制约的正常机制,在努力保持全党思想统一和组织团结的基础上,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并拥有全党拥戴的领袖人物。

    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党的最高领袖的作用对党的事业至关重要。能否形成一个以卓越的领袖人物为核心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集体,正确处理领袖、领导集体与党的关系,往往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长期以来,一些党忽视领导集体的作用,把党的领袖的作用绝对化、神圣化,甚至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实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靠领袖个人权威来维持党的统一。也有一些党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党的领袖个人的重要作用,不惜用全盘否定领袖的历史作用来推行所谓的“党内民主”,结果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不仅给党的历史抹黑,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党。还有一些共产党始终没有形成团结统一和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没有建立起领袖接班和交替的正常机制,实行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或指定接班人制。由于没有一套培养、选拔、推举的机制和民主程序,这些党常常因领袖接班问题而导致领导层内明争暗斗,有的党甚至因为内部夺权斗争激化而导致分裂。在这种非正常状态下产生的新领袖,其领导素质、领导水平乃至于人格力量很难得到保证,也很难得到全党的公认,因而无法建立、主持一个稳定的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一个政党,特别是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为全党所拥戴的稳定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作为党的权威的代表,没有这个权威,党无以立身。但领袖和领导集体的产生和确立,应通过党内充分的民主机制,通过一整套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来形成,否则,其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都难以确立。为了保证领袖和领导集体成员的政治和领导素质,必须注重造就大批高素质的、经得起考验的、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以便优中选优。对于这批人才,必须以适当方式严格培养、严格监督、严格管理,以防不称职的人进入党的领导核心。这是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需下大力气探索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八、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始终不渝地立足于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舞台,扎扎实实地把本国的事情办好,通过坚定不移地代表和体现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理想和事业具有国际性质,但各国党面临的斗争任务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己的纲领主张中体现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既不照搬别国的模式和经验,盲目遵从人为杜撰的所谓“共同规律”,也不滥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对外输出革命,搞所谓的“联合行动”。长期以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苏共严重扭曲,一些共产党也习惯于听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对内遵循所谓“共同规律”,对外搞所谓“联合行动”,以此代表对本国国情的实际判断和对自己国家革命道路、发展模式的探索。一些非执政的共产党长期依赖别国党的支持,为别国党的利益而开展斗争,结果在本国人民群众眼中成为外国的代理人。有的党甚至只有依靠其他国家、其他党的支持和援助才能生存下去。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则把苏联经验当做社会主义的楷模,对内照抄苏联模式,对外紧跟苏联,以“输出革命”为己任,甚至以军事手段来推进所谓的“世界革命”。苏联共产党也自认为苏联模式是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对别国别党“偏离”苏联经验,不是妄加批判就是横加干涉,甚至党同伐异。今天,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斗争的现实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什么“指挥中心”。各国共产党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不当“头”,不当各国共产党的“头”,不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要始终不渝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发展、合作、进步的良好的建设性的形象,这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到底,也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和人类的进步事业。

     九、必须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竞争共存的历史进程,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学会利用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

     战后以来,各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方面主要存在三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二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和肤浅,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岌岌可危,行将退出历史舞台,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三是把当今世界的许多文明成果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否定。这些倾向导致各国共产党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出现许多偏差和失误。总体看来,在国际共运中,许多党强调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而较少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中有无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同非社会主义力量的关系搞得很僵。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指责对方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时甚至兵戎相见。在各国共产党内部,也频频爆发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内外环境始终是紧张的,也大大地消耗了党和社会主义的自身力量,损害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由于当代资本主义还有其生存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在一个长时期内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到目前为止最成熟的社会经济形态,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也完全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汲取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这一现实,树立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观念、相互竞争的观念、求同存异的观念,正确、妥善地处理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既始终保持忧患意识,警惕它“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又尽力争取同它们改善和发展正常的关系,巧于周旋,求得社会主义的生存、发展、壮大,是一个事关执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问题,在当代世界显得尤为重要。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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