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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是怎么炼成的?/冼岩
(博讯2005年12月19日)
    [冼岩投稿]

    上个世纪末,前苏联与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与难题,两国领导人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什么会作出不同选择?时至今日众说纷纭,中外政、学两界给出了多种解释。一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原因必定是复杂的。但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可以将问题简化的视角。从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言行看,他与戈尔巴乔夫一样,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有许多认同,并不准备抗拒所谓“世界潮流”。邓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抓不到老鼠,再漂亮的猫也没用。邓小平之所以作出与戈尔巴乔夫截然不同的抉择,是因为他对形势作出了与戈尔巴乔夫截然不同的判断。 (博讯 boxun.com)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成为戈尔巴乔夫,是因为在当时情境下他相信自己能够带领苏联成功转型;邓小平之所以成为邓小平,是因为他知道转型之路风险莫测,改革只能渐进,不能剧变。造成两人不同判断的原因很复杂,既有苏中两国、戈邓两人处境不完全相同这样的客观原因,也有两人政治经验、思维方式有别这样的主观因素。由于中国改革初步成功的示范效应,由于苏联国内民意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热烈呼应,更由于西方主流社会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欢迎、给予了极大赞誉、甚至暗示了种种许诺,戈尔巴乔夫的理智一时被淹没在这种“历史潮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在邓小平改革的示范压力下启动的,改革一旦启动,就难以停下脚步。面对保守派的抵制与反对,戈尔巴乔夫不象邓小平那样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凭个人力量压制不同声音,他只能越来越倚重激进派,从而使改革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政治家个人的理想抱负与建树意识。在戈尔巴乔夫履任之初,苏联已落在中国后面,戈尔巴乔夫很可能希望是自己而不是他的中国邻居成为第一个因走出决定性一步而名垂青史的人;而邓小平更多考虑的,只是如何抓到更多老鼠,如何能够在中国持续发展、稳步复兴的事业上有所建树。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政治抱负,微妙地影响了两人的政治视角。

    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戈尔巴乔夫错了,对的是邓小平,客观冷静再一次战胜了热情洋溢。苏联剧变不但导致戈尔巴乔夫个人被苏联人民抛弃,而且演变出为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失序等局面;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多次表示悔不当初。而邓小平选择的道路却使中国一直保持了平稳发展,期间中国虽遭西方列强因意识形态理由而发动的全面围堵,却坚韧顽强地保持了发展与渐进;时至今日,中国的实力与发展势头已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感到威胁。虽然今日中国同样还要面对新的问题与危机,但邓小平已可含笑九泉。

    如果说当年的邓小平没有带领中国完成政治转型的信心,那么经历了八九风波、目睹了苏东剧变与“颜色革命”后相对弱势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更难拥有这种自信,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它也展示了普遍人性中与权威体制中一些难以改变的成份: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对处在颠峰的政治家是最大诱惑,执政集团的利益倾向不足以阻止执政核心的这种个人追求;因为在这种体制力量内部,实行的也是集权制,而不是民主制。

    笔者毫不怀疑,如果有人或有某种方案能够消除执政者的疑惑,使他们相信政治转型不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只会使中国走向辉煌,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很快就会在中国出现。遗憾的是,主张政治转型的中国知识分子除王力雄先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并积极作出认真探索外,其他人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他们根本不知道阻碍他们理想实现的关键障碍究竟在哪里。他们既不知道阻止执政者启动政治改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也不知道中国政治转型的风险究竟将来自何方。他们的全部努力只是试图使人们相信两点:一,如果中国不转型,将来不得了;二,政治转型的条件早就熟烂了,转型没有风险或风险易于回避--虽然他们从来就不愿意直面风险,更没有提出过可真正回避风险的现实可行方案。

    上述第一点是废话,第二点近乎谎言。世界史演变至今,没有哪个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如此条件下能够平稳实现政治转型,他们凭什么给中国打包票?条件最相似、最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转型,当时在那儿发生了国家分裂、经济倒退五十年、货币贬值六万倍、社会严重失序的悲剧。今日中国在某些方面确实强于当年苏联(例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但硬性约束也更多,回旋的余地更小。例如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稀缺,社会矛盾积淀深厚。在这种具体约束条件下,政治转型导致“天下大乱”的可能性更大;一旦乱,中国很可能过不了这个坎。当年俄罗斯是依靠丰富的人均资源与深厚的人均经济积累挺过来的,今日中国没有这种家底。一旦发生社会动荡,最可能的后果是大多数人丧失基本生存保障,难民遍地,哀鸿遍野。

    执着于“民主即行”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能够在旧权威解体的真空时期为社会带来理性,第一次拥有了政治选择权利的民众会跟随自己理性的声音。但是,已有太多例子(包括八九运动)证伪了这一幻觉。向下开放政治参与的社会转型有其自身规律:由于长期被压抑欲望的集中释放,由于社会远不具备满足这些欲望的物资条件,运动极易趋向激进,此时只有激进者才能赢得群众。这种“淘汰温和”定律导致运动中人人争先,唯恐落后于潮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知识分子要想不被潮流抛弃,也只能追随潮流,竞相激进,否则将无人问津--这种趋势特征,在今日稍微开放的网络舆论中也已现端倪:受到最多追捧与应和的,往往是激进的声音,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知识分子的理性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就存在多种声音,他们彼此也吵得难解难分,谁也不服谁。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自信到时候民众只会听你的,不听别人的?

    知识分子的眼高手低固然天真浪漫,但也不能将没有提供可行方案的责任完全归之于彼。形势比人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许在中国当前这种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可能设计出真正能够回避风险的转型方案。政治转型的启动,有赖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政治决策主要服从于客观情势的指引,主观设计的作用范围有其难以逾越的边界。

    只要没有把握回避风险,执政者就不可能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他们只会在乐观时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在悲观时想着与其“找死”、不如“等死”。只有在两种情势下,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才有可能实质性开放:一,形势好转,各种硬性约束条件得到改善,或者出现了新的有利条件,使执政者相信自己能够带领社会平稳转型,就象当年台湾的蒋经国;二,形势严重恶化,不转型眼前就捱不过,形势逼迫执政者不得不启动转型,就象晚清政府。在第一种情况下,政治转型代表了全社会的良性预期;在第二种情况下,转型只是执政者应一时之急、争取渡过难关的手段。

    当下中国与上述两种情境都距之尚远,知识分子对政治进程的期盼与努力注定只能是镜花水月。处今日之境,信仰宪政民主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保持温和理性,争取与政府实现良性互动。在条件不成熟时,将“民主化”的旗帜束之高阁。在目前条件下高倡民主化,注定不能被执政者接受,只会迫使他们作出反向应对,越来越向后收缩,同时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化,加剧社会结构的刚性化。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中国离民主化的前景越来越远,离宪政民主支持者的愿望越来越远,离上述第二种情境越来越近,这应该不是宪政民主支持者们的初衷。在民主理念之上,还有民族的复兴、民众的福利。知识分子应该在行动上致力于使中国社会的演进趋向于上述第一种而不是第二种情境,在思想上分别为未来的两种可能性进行理论储备。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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