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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余杰有坚持"毛式思维"的自由
(博讯200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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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杰有坚持"毛式思维"的自由——给一个基督徒的圣诞礼物
    
    陈小雅
    
    
    
    不久前,收到一篇余杰讨伐我的"檄文 " ,题目叫做《破除毛泽东崇拜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 驳陈小雅〈不必用 ' 毛式思维 ' 对待毛泽东〉》。看了以后,只觉得这位"小侄"不过是在和我开玩笑——一个"愚人节"的玩笑:一则他的落款日期,是我的生日,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件"小礼物 ";二则他使用和我的主旨完全一致的话—— 对历史负责的理性"评毛",……是知识分子不因时事迁播而转移的航程 ——当正标题,而副标题却说"驳陈小雅……"。而且文中几乎所有论点所使用的论据,都是我在几篇答问或《中国"牛仔"》一书中讲过的话,这不是有一点搞笑么?
    
    素闻余杰常常开着唐老鸭式的"疯狂之车"把全世界横竖碾了个遍,但余杰有"幽默感",我这是初次领教。
    
    
    访谈发表的曲折过程
    
    但是,有一点误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余杰所批判的我的那篇答问录,是我接受张伟国采访的最后一部分。这次采访,是《中国"牛仔"》出版后,我接受的第一个采访,时间是在 2005 年7 月。问题是,张伟国并没有将采访材料一次用完,而是先发了一篇"两位女性评毛"的报导,他准备在另一篇专访中发余下的内容。在这余下的部分中,我是先谈毛的尸体处理、取走毛像,然后谈对民间崇毛现象如何看待的。在那里,我谈到,可以让毛作为一种"小神"存在,也是语带调侃的。但《动向》限制了字数,我不得不把这个论题剖做两篇答问录,后面这部分另投了《北春》(当时《北春》正好来约稿)。没想到《北春》这篇先发出来,这样,就只有一篇好像是单单谈把毛作为 "小神"供奉的文章问世了。虽然张伟国后来把《动向》延期的那篇也一起投了《北春》,但两文发表出现了时间差,再加上国外的咨讯传到国内还有时间差,这就给不了解我的观点的人,留下做文章的"口实"了。显然,余杰机灵鬼似地抓住了这一空当,正是利用了他曾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的共产党的"文化专制"。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这个"事件"当作一场误会看待的。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余杰的"檄文"提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非得我出面解答,才算有个了结。因为我觉得,就"是非高下"层面的问题说,世界上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一个人在自己不同的年龄阶段,本来就不可能有相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是可以通过换位思考,互补缺陷,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来达到一致的。我觉得,就余杰提出的争论看,那也不过是他自己尚未想清楚,而他的上两代先驱们已经想清楚,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一直用行动回答的问题。我既不认为一场重复的争论可以结束历史上曾发生多次,以后还将不断发生的争论,也不认为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必要。
    
    
    给余杰的一道"是非题"
    
    我不回答余杰提出的挑战,余杰大概不会认为我是看不起他,或者害怕了他。既然如此,我何必还要来费事写这篇小文呢?因为我感到余杰这样的人,生活在"冰"与"火"的两重天地里——听到的要么是吹捧,要么是谩骂,这对他的心智成长,其实是很不利的。而且,他所论及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真假题",而不是"是非题",尽管它们是以"论个是非"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在圣诞将临之际,为礼貌起见,我决定还是对他的挑战作一个答复。
    
    当然,在这之前,我想提出文章之外的一道"是非题":
    
    我和余杰从来没有照过面。虽然两人有幸在2004 年6 月都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四 * 六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我被安排第二个作了发言,他被安排第三个作了发言。但那次会后,他有事先走一步,我们也就失掉了结识的缘分。此后,听说余杰曾质问会议主办者:"为什么让XXX 这样的人参会?"
    
    据我所知,余杰说的那个人,至少比他更有资格参加那次会议。因为,1989 年赵紫阳的"五四 "讲话,是参考了这个人和李泽厚的文章写出的;这个人也是当时一份著名公开信的执笔人。这封公开信,是 89年第一份以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向党中央发出的公开呼吁,上面有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各所所长和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的签名,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在四 * 六以后的清查和批判中,他也是被中宣部点名批判的四个"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推崇的人物,不是萨特、尼采,而是雷蒙 . 阿隆,……我认为,即使余杰与他有观点上的争执,也不必质疑别人参会的权利和资格吧!一个信奉民主理想的人,至少应懂得一条原则,就是伏尔泰说过的那句话: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原则。
    
    余杰的行为表明,他作一个合格的民主战士,还是存在差距的。
    
    
    三类"信徒",你属于哪一类?
    
    读余杰的文章,我也有一些感叹,有一些反省:
    
    一是感叹知识积累与眼界开阔,对于一个评论家的重要性。以"小神"问题而论,民间神话研究的成果显示,中国民间神祗不下百个:凡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江河湖泽,四时节气,金木水火,飞禽走兽,桌椅板凳门窗灶台扫帚……恐怕除了茅坑以外,都被赋予了"神灵"。不过,在我刚刚读到的萧瑜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他还真提到了 "厕所之神"。故事讲,他刚刚当老师的时候,比他年长的学生对他很不服气,要考考他的对联。学校马上就要举办丧事了,怎么办?他很着急,但进厕所转了一圈出来,联句就有了。他认为这是厕神赐予的灵感——可见是 "万物有灵"。在哲学家那里,这成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证明。笔者谈"小神",就是在中国民间文化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余杰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想到"唯一神",想到"信仰",想到"崇拜"和"膜拜"呢?我觉得,这不是他有意刁难,而是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
    
    其实,在信仰问题上,东西方的情况也差不多。陀思妥耶夫就曾把"信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卖圣像者"——他们"信仰"、宣称自己信仰或鼓动他人信仰,是为了谋取钱财。在巴黎的卢浮宫内,有关宗教题材的画廊中,就有好几幅这个题目的油画,可见这是一个不论基督教还是东正教都普遍认同的现象。
    第二类是"谋财害命者"——当他紧盯着别人的钱袋,对自己的同胞举起屠刀时,依然不忘在胸前划十字,让"上帝保佑"他的手不要发抖。这类事例,从共同信奉佛教的日本人屠杀他们的黄种兄弟,也可以找到佐证。可见这也是世界各大宗教信仰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三类是"生活中的基督"——他们对待自己的信仰,就象一个母亲对待初生的婴儿发出的微笑一样自然,那是从内心流露的,毫无做作,也不是表现给别人看的;是只求奉献不问索取,并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情感和觉悟;是从爱和牺牲中得到满足的体验,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
    
    ——显然,老杜的这个发见,既可以检验我们周围的众生相,也可以检验我们自身。
    
    
    俄罗斯宪法大,还是余杰的眼大?
    
    余杰惘顾我批判斯大林"专制极权主义"的一贯立场,在行文中给我栽赃了一个"崇拜斯大林"的罪名。原因何在呢?他不喜欢我谈"俄罗斯文化的包容精神"。他似乎不知道新俄罗斯宪法中关于国家标志性事物的规定。它们是:
    国徽——双头鹰——苏共时代的国徽;
    国旗——白、蓝、红三色旗——沙皇俄国的国旗;
    国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国歌;
    国都——莫斯科——大公国和苏共时代的国都。
    究竟是俄国宪法更能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还是俄文大字一个不识的余杰,走马看花留下的印象更能代表俄罗斯精神呢?我想,这应当是有"公论"的。
    
    
    "投射现象"与"排犹风潮"
    
    心理学家认为,在大众文化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投射现象。这表现在,行为人并不了解辩论对象,也不懂得在什么层次上与人辩论,只要听到对方某句话不顺耳,就把它与自己所敏感的某件事联系起来,加以放大,并实施攻击。所谓"民族主义"风潮,排犹运动,就是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依据这种原理,"滚雪球"般地"滚"出来的。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国民就是听说自己的同胞在东北被中国人打死,被煽动起来了 ;而纳粹运动,则是根据一本伪造的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秘笈——犹太贤士议定书——煽动起来的……
    
    我并不赞成余杰的教友把他的行为与文革中的红卫兵 或者纳粹的冲锋队员加以比较,因为余杰还年轻,他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在一般人看来,心理与物理、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是自我意识成熟、人类理智清明的象征。但诗人、文学家这类特殊人才需要的恰恰不是清明的区分,而是混为一体。我是非常羡慕这种天赋才能的。我想,如果余杰去当诗人,他大概会比我的一位朋友——黄翔还要"狂";但如果要介入社科,则可能需要剪裁掉他的许多天分;如果要搞政治……对不起,这的确会让我想起毛泽东,——那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天下人的不幸!
    
    除了听风就是雨的敏感,外加煽动性极强的语言,你是否还需要补充一些其他的修养呢?
    
    
    是谁在"颠倒黑白"?
    
    余杰在文中还对我所描述的89 民运中的"利用毛"现象提出了质疑。但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文债"欠得太多,还是因为他对那场运动根本就缺乏研究,所以,作为"原告"他并没有拿出像样的论据来进行反证,只是匆匆地给人戴了几顶帽子,就溜之大吉了。如果他真有探讨的兴趣,我建议他去看看朱晓阳和陈佩华写的《象征与暗流》(载《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门民主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那里提供了一个极其完整的案例。曾有好几位 80年代著名精英人物推荐我看。他们说你搞八九研究,可不要光看到大专院校和研究所里的事情,还要了解市民、工人……。此外,也可以看看浏阳"三壮士"中的余志坚所描述的他的家人的情况,另外,还有作为为数不多的目击者的我的"目击记"。如果不愿意了解这些,余杰至少应该知道,"三壮士"是被学生"选举" 出来的"代表"经过民主讨论的程序,送交公安局的,而不是公安局来抓的,事后陈希同也没有借此做文章,这些,总是不能改写的事实吧?如果余杰的逻辑说得通,这些学生及其代表们岂不都成了"崇毛"分子?按照余杰所说," 绝大部分崇拜毛泽东的国民完全支持六四屠杀,崇尚暴力和杀戮",那么,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们岂不"绝大部分""完全"是主张屠杀自己的?!而警察和陈希同倒是不主张"暴力和杀戮"的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颠倒黑白"!
    
    到此,笔者不禁要问,余杰连这些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在逻辑上又是这样首尾不能相顾,他那洋洋几十万言的"大著"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
    倘若他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更没有对它作过深入的研究,那是可以被读者谅解的,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外地的中学生,谁也不会去求全责备。
    
    
    当心网络依赖症
    
    再说近二十年来的"崇毛热",我认为那只是一种有"周期性"的文化现象。虽然近年来有所升温,但并未构成一种社会危胁。而"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所构成的周期性 循环 ,不仅可以验诸近三十年的文化史,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也可以找到证明。
    
    因为不上网,我的视野可能有盲点。但我也知道,天天和网络打交道,尤其是和特定主题的网站打交道的人,对社会的认识是会失真的。打个比方,现在大陆关心"同性恋"话题的网站已有三百多家,如果我天天泡在里面,我恐怕要忧虑:中国人会不会"绝后"了?再比方,目前中国关心"安乐死"话题的网站也有两百多家,假使我天天沉浸在里面,我可能又会忧虑"谋杀"已迫在眉睫了!但退一步想,中国有多大?人口有多少?网站有多少?有几万、几十万人或几百家网站关注某一话题,这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又算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现在的中国,各种歌星、球星、卡通明星,比政治领袖的待遇高多了。不久前,我看到国内大报上有一篇文章——《米奇只要求与毛泽东同等待遇》,原来是米老鼠广告要与毛争锋。但我注意到"毛泽东日"的提议至少没有上过报纸。签名附议者中间也没有中央委员和人大代表。相反,在大陆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 :毛像或者语录价格升至几何,"红色收藏"的行情如何,这个"生意"甚至还做到台湾去了 。我想,那里总不会有什么"毛崇拜"吧?
    
    我不想散布"麻痹情绪",但我也不愿作"杞人"之忧。更何况,哈维尔说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面包店的营业并无关系呢!
    
    胡锦涛不打老邓、老江的旗帜,也不树自己的旗帜,这正是政治风水流转的症候。那恰恰可以证明我提出的模式,不仅在文化领域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存在。所以,余杰不仅不能把它作为批驳我的证据,相反,应该拿来证明我的论点。至于这种政治上的轮转,究竟是政府对于社会需要和情绪的适应?还是相反:社会情绪被官方的说辞牵着鼻子走?这完全是可以讨论的。
    
    我担心的不是"革命文化"的潮永远不退,而是在下一轮西方文化主潮到来时,中国人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像八十年代末期一样,让它很快就成为了过去……
    
    
    
    "语言暴力"与"口唇人格"
    
    我对余杰文章的另一个感慨,是它的"语言暴力"。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在人格发育的"口唇阶段","语言暴力" 是常见现象。如果一个人的"人格发育"不顺利,它就会成为成年人永久的毛病。目前,心理学家已经把这个成果扩大到研究"社会心理"现象了,比如,文革的" 大辩论"发展为"语言暴力",是不是一个民族的"口唇阶段"尚未结束的标志呢?而我认为,这个"人格"的最初阶段,如果再退化,就会退化到"丧失人性"。这也是可以验诸事实的:文革由"大辩论"转变为"武斗",语言暴力的出现,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在毛泽东的个案里,这个特色和过程就更清晰:他喜欢发挥"口唇"优势——给人无限上纲,把别人没有的意思强加于人,然后批倒批臭;他讲理讲不过的时候,就骂人;骂人骂不过的时候,就打人(斗争人,对人实行"专政")。当毛的个人专制化为"群众专政"时,尸横遍野的景象就出现了——那的确是比野兽袭击更可怕的情景……
    
    余杰今天能把我解释"毛泽东热"的文化现象,等同于为毛崇拜"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把我主张"多元化"指控为"屠杀",明天——他当权的那一天——想必也能名正言顺地对我实行"正义裁断"了!
    
    
    从"砍人头"到"数人头",路有多长?
    
    余杰的檄文,有一个最动人之处,那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民主社会的急切希望。他暗示,要达到理想目标,应采取"最迅捷"的方法。而"最迅捷"的方法,莫过于将毛的脑壳一砖头"啪丫个稀巴烂"。这比起我所提倡的"解剖 - 分析 - 化验"方法,对于结果一个人的肉体生命,无疑是更"迅捷"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思想体系,它已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在许多方面——比如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它是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东西,我们能将每个人的脑壳"啪丫个稀巴烂"就了事吗?为要"迅捷" 的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屠杀!
    
    其实,寻找"最迅捷"途径本身就是"毛式思维"。用之于从事革命必然选择暗杀手段和暴力途径,用之于从事建设事业必然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用之解决社会矛盾则必然由"语言暴力"导致血腥镇压。
    讲到这里,我想起李锐先生最近送我的一本书中,有一段他和菲利普 . 肖特的有趣对话,兹录于此:
    
    肖特:从英国历史进程来看,是慢慢消弱皇帝制度的,用了800年(?)才走到今天的民主社会。中国如果从1911 年算起,改变皇帝制度还不到 100年的历史。
    
    李锐:你们一直有皇帝,而我们已有九十多年没有,但你们的民主比我们好。
    
    如果按照余杰的标准,中国的革命应该算"迅捷"的了,但这个"迅捷"的革命,不仅并未带来民主,相反比有皇帝的制度"专制极权"程度更高,原因何在呢?
    
    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奉行的都是"砍人头"的政治,直到近一百年,才开始实践"数人头"的政治。但数着数着又大砍一番,为什么呢?没有耐心,不愿意说服人,只愿意压服人;不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既是专制制度的人性基础,也是它的哲学基础。这其实也正是基督教徒的最基本课程。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余杰硬是要坚持"毛式思维",那也是他的自由,我是不主张赶尽杀绝的。只不过,他的自由不是无限的,别人的自由权利,便是他自由的边界,这一点,希望他任何时候不要忘记。
    
    2005年12 月 14日
    (12/16/20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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