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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笑蜀们的伪公正/冼岩
(博讯2005年11月14日)
     [冼岩投稿]

    虽然与笑蜀多次争论,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令人尊重的对手,事前很难想象他会漠视起码的是非曲直,写出如此偏帮之作。

     说什么“依据任何私人的判断来裁决某个项目乃至某个学者的命运,都是不严肃的,都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因此都不值得效法”--方舟子哪里有“载决某个项目乃至某个学者的命运”的能力?他与他的网站,代表的“只是一家之言”而已。问题是自称主张“言论自由”的自由派诸君,容不容得这种“一家之言”的存在? (博讯 boxun.com)

    以自由派自诩的人,却突然声称某种“言论自由”“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新的问题,使得学术秩序更趋混乱”,因而“不值得效法”--既然承认“学术公共品(学术监督,学术公正)的极度匮乏”,“导致私人打假大有市场”,难道结论竟然是在有效的学术监督、学术公正机制建立之前,“私人打假”“不值得效法”,应该任由假冒伪劣在学术界横行?

    说什么学术讨论“应该限于严格的学术范畴,不能超出学术范围之外,变成道德审判甚至是人身攻击”--假冒伪劣首先是道德问题,学术打假打的就是道德人品。难道面对剽窃者,人们只能“平等的讨论”、“文明的讨论”他所剽窃部分的学术价值高低,而不能指出这是不道德的剽窃吗?

    于建嵘是我所尊重的、当代学界少有的取得了切实学术成就的学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犯错、无可指责,也不意味着公众不应该了解他的缺陷与不足;方舟子是我最厌恶的人之一,但这并不能取代事件明显的是非曲直。争论至今,方舟子唯一可指责的是,他在自己网站上大量刊载网上支持他的文章、而对网上批评他、质疑他的文章避之若蝎。这显然不是一句“不选用新冒出的ID发表的”文章所可以推搪的,公众需要听到的,是不同声音,不管这个声音是谁发出的;何况网络是匿名的,没有发言者是否“可信赖”的问题,只有发言内容是否“可信赖”的问题。

    方舟子的做法,适足衬托出此人思想、器局的偏狭。但这种偏狭,与被许多国内公众视为“良心”象征的《南方周末》这次的做法差不多。同样是网罗一边倒的声音,考虑到方舟子属于当事人之一,而《南方周末》则是对事件进行客观报道,因此,《南方周末》在此事上比方舟子偏离公正立场更远。二者的做法又都比海外自由派的思想重镇《新世纪》更公道,至少他们还容许被围攻的当事人发出声音。

    方舟子发表严晋的“一家之言”没有错,于建嵘首先的应对也没有错。错误是从“骂娘”开始的,我是不相信于建嵘“骂娘”的人,但“于建嵘”始而坚持、邀方舟子相见于法庭,继而表示“惊异”并道歉、撇清,最后竟然对记者说“我就是要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方舟子”,“如果方舟子承认严晋就是他,那么我也可以承认,写信骂他的就是我”--不但态度与道德标准可以翻云覆雨,甚至就连基本事实也可以“服从需要”任意反转,这实在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他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怪不得连温铁军也说:“于建嵘的意见结论可能不全是现实主义的”。

    不管对于建嵘的学术成就作何评判,不管对于方二人作何评价,这一场争论的是非曲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争论于公众有益,绝非如笑蜀所说的是“一场悲剧”,“学术和社会也不能从中受益”--至少,公众听到了不同声音,看到了公众人物的另一面。难道只让公众听到赞扬你们所赞扬的、批评你们所批评的声音,只看到你们所推崇人物的光芒四射、你们所厌恶人物的丑陋不堪,才有益于“学术和社会”?

    这一回主动出来为于建嵘站台、不顾事实与是非党同伐异者,不乏笑蜀、杨支柱这样的“良心”之士。他们确实有“良心”,但这种良心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固了他们的偏心。他们的目的,是要造成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话语氛围,制造一种带有道德标高的语语霸权,将一切有利于他们观点的声音放大、不利于他们的言论扭曲、掩盖甚或抹杀。这与公众对公共舆论的要求南辕北辙,公众要求的是就事论事,他们做的却是党同伐异。

    良心之士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已丧失起码的事实判断能力,而是源于“服从大局”的需要。就象上一回的方杨之争一样,杨支柱们可能认为,于建嵘纵然“有不少缺点,但大节不亏”,因此他们要全力维护,同声声讨“大节有亏”的方舟子。“大节”暗含在几乎一切民间学界的公共讨论中,隐约成为公共言论的一个道德支点。对于良心之士们来说,具体的是非曲直不重要,“大节”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它可以颠倒黑白与是非。良心之士们抱成一团,以“大节不亏”相标榜、相包容,相曲意回护;其他人无权置嘬,否则就是“大节”有亏、居心叵测,这样即造成一种持“大节”者可“免于批评”的特权地位。在这里,良心之士们关心的并不是具体争论的对错,而是争论输赢后的后果;换言之他们不是在搞思想、搞学术,而是在搞意识形态斗争,这是一种泛意识形态情结。

    在这种泛意识形态情结下,一切都归结为简单的立场问题。被情节笼罩的思想学术界,不可能有正常的学术创新,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公正与学术监督。笑蜀所主张的“通过学术自治达成学术民主”,无非是由他们这些人来治、来主而已。这种泛意识形态情结也必然毒化公共舆论,影响所及,受众将成为只懂得“黑白二分法”、丧失独立判断能力的愚民。

    这才是于方之争所揭示的病根,魔鬼就在某些人心中。而此时却有“评论家赵晖”出来告诉我们:“这种是非的虚幻化,既是出于人们本身的性情,也与学术界长久以来是非混沌的状态息息相关”--意思是说事情没有是非曲直,当事人谁也没有对错,错的只是“深层”的体制--好一个道貌岸然!

    方舟子的价值在于:在良心之士与“大节”所笼罩的公共领域,发出了另一种不同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有其能量,不容忽视。尽管声音刺耳,甚至可能令人厌恶,但它毕竟令我们这个遮蔽过多的世界坦露出更多真实,让受众有了通过比较作出独立判断的可能。

    正因为如此,试图遮蔽真相的人也试图遮蔽方舟子的声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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