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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衍转:最优秀的指导者才能具有最优越的方略
(博讯2005年10月30日)
     在人类的长河里,涌现着并不太多的济世伟人,而我们的历史中,由于用生命相搏的习性仍在继续,就难免有些喋血或杀戮。历史无时不刻地滚动着,尽管这也需要权者牺牲着民众权益或制造着许多不幸才能行驶,但就是在这不幸的时势中,又自然会有新的指导者为民族事业的有效发展而指点迷津,并借助民力地来实现他的新的目标。
     美国的一位前总统在一本书中写道:
     “使领袖着迷的伟大事业可能是一项创新和护旧的事业,冲突中互为对立的,精明强干的首领经常会有不同的奋斗目标。一位精明的人物尽管为之奋斗的事业生命力有些脆弱,但却能战胜僵持的、不知变通的现实中的首领,或能用一项并不多美好的事业取代已不美好的旧业。在许许多多的政略里面,即没有一套完整的、或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来谱写历史,又不能使拥有强大实力的首领没有原则地缴械,它需要更准确的方法加以诱导,或者利用民力使对手丧失继续旺兴的条件,方有可能使对手失败。所有的奋斗者都能目光远大,并能知晓僵化腐朽的倾覆所已存在的自然规律,只有博大的胸怀,才能容得下更清楚。” (博讯 boxun.com)

     还说:“在关键时刻,一个指导者(领袖),自然要站在重要关口的背后,导演几局戏剧化的演变,他把果敢和睿智,建立在更多慧者的智慧组合上,使发现的自然规律和条件得到细致地甄别,在理论上又能够过关,使预定的目标不走偏辙。而这种指导者,首先是一位能够给现实把脉的精明人,又能把组合后的智慧更实际地提炼出来,也就能导演好一场大幕剧。
     属员们只能把各种事情本能地办得正确,指导者的责任是必须做更正确的校正。”
    若想在现实中干好一番事业,就须有超前的预测,然后根据实情进行必须的预防(失败)又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当然,在现实社会里,给愚昧人讲道理,就很费力气,还不一定能够讲得通,到不如在其不能醒悟时与其同行,然后再顺势发展,使其感我有同意趣,方才能使每一步都有所用,才更能益于做成,最终做好。而准确的预测才能为做成服务,没有这种预测,怎能更好地发展事业呢?
     上乘的策略在暴露的事物里之所以能够熠熠生辉,不仅不会与公开的、或表面上的存在相互排斥,而且还能启发或促使每一个切合实际的指导者更益于指导其新的更神圣的事业。
     而围绕指导者勤恳工作的人,只是能使指导者都能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并能帮助指导者整理好更多的指导理论,使指导者更正确地思维并合宜地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
     但是,越是危难之时,越不易产生出这种奇才,使局势发展越易产生阵痛(在这种时候,最易应验国人赌脑袋省事的招数),或者是更不利于形势的发展。而现实的权威们,往往是由于习惯于已有的就很难产生出新的理念,更不会轻易接受新潮思想。
     目前中国大陆的邓派党人,仍在独裁专制中挣脱不出来,更弄不出更好的为民为国服务的合理机制,虽说民主的程序暂时尚需要他们来排列,但是,他们由于不能丧失自己的实际利益,仍在安于损害民益国益地进行主导,或则虽说胡们表面上已经放开了一些国家权力,也有了以胡为首的却没有实际权力的领导班子,但国家权力北京还用独裁的形式,又有个五十年不变的宣布,使国人仍看不到全面民主开放的程序在公有社会里正常地出笼,导致了国内外无法不厌恶与轻蔑,也导致了胡先生还得象江一样不去八宝山就放不下独裁专制政体的结局。也是中国大陆政治家的短视的缘故。也是说,邓派党人在和平过渡时期尚没有不变根本的程序又能使国人不脱开共产主义巢臼地被变革。作为需要输入新鲜血液的公有体制若继续不能输入的话,也就很难不被取代,而且,为了巩固独裁政权,邓派党人也就只能采取落后、蛮横的方法来加以捍卫。
     一个国家,真正的指导者,他应具备开拓新局具有新的认知的功能,清楚未来事业的正确发展路数,即使这样,我们仍不能只会亟待胡们作出新的有益于国家的新决策。因为,他们自己的命运还不知道是何?
     也可以说,马克思们的预言不无道理,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还有它的幼稚气,但它的正确就是扎根于自然界的演变规律里的。而作为理性的、居住在中国地域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加以否定,或者全盘推倒。是的,公有制由于被****人血醒化了,怎能这样地让人类全面接受?但一旦调整得好,不再独裁化,而是真正的民主化,那么,我们人类发展到了经济不必再竞争的那一天,人们只需按需分配物资的时候,马克思的这种预言你说一点道理就没有了吗?再说,在中国大陆上,现行的社会一样能发展国民经济,虽然财富被邓派党人基本占有了,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公有制的优越吧?也是说,为了实现真正的公有制,我们就要在这种大势之中,找到自己可心的政治事业的突破口,才能更好地达到我们的目标。
     作为总趋的指导者,不仅注重自己的作用,还应更顺乎自然才能获得实益,众人是听从道理的,没有道理的正确、怎能使更多的人乐意接受和愿意支持呢?再加上你能给予人们需要的实际利益时,怎能得不到他们的心哪?而有些指导者,只能在大方向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却不容易使更多的人接受,更不易于使人们加以利用、这未免自己太缺乏智慧了啊。
     而作为一个再英明的指导者,即不能使前人的正确得到更实际的升华,又不能给予众人实际利益的时候,怎能拥有折服众人的手段呢?而那种仅会利用严厉的、不能转圜的伎俩,使我们看到,不仅要损害众益,还能丢失自己的美德。可那些一相情愿地我行我素的指导人,又有什么不被淘汰出局的道理呢?
     列宁、毛泽东,在国家权力获得后,都受到过大相径庭的崇拜,那些崇拜者,又不得不在觉悟地损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的继承者蒋老先生、对国民党基业的经营,也算用心良苦,但到了后来,又大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是因为,这些后继者,除了崇拜前人外,并没有更正确的升华智略。在80年代里,若不是邓的指点迷津,恐怕今日的中国也难免逃脱四分五裂、或大倒退的颓局,虽然现在又跌入了败局,但邓已死矣,接棒人若不能扭转败局,怎能说是更英明的指导者呢?因为他又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啊?所以说,有了正确的又能升华正确的后继者,才能稳定江山,使国家民族受益而不是受害。在苏联,我们都能知道,达从列宁以后的继承者,一蟹不如一蟹,所以苏联被葬送是必然的结果。
    大家都明白,因为后继的指导者除了会自相残杀自己的精英外,就是不认为自己愚昧,也就一旦到了自己登台,就忘记了这样的经验教训。再例如,国民党的颓败达从蒋先生在内部力排异己,使国民党的元气大伤以后,甚至今天的一蹶不振,还不是没有能升华正确的政略的根本所在?(每个时代的精英都是有限的,你不能加以利用,就很容易被你的敌人利用。封建时代自己不用就宰杀虽然不道德,但也不无道理。而在今天,这种道理行不通时,也只有更好地利用了。否则,你不被打倒,却是怪事了)
     人人总是要有自己的不同,总需要获取些私利,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为人而不为己的,自私原本出在人的本性,否则就不可能自然的存在。但是,只有不以私利损害公益的人,才能配享精明指导者的称号。而那些因为须保留人的本性为理由而害人的人,他就不配做好最英明的指导者。
     在中国大陆上,不同领域里的官员们无不愿做不同领域里的首领,这是因为,这个职务能使私欲得到更好的满足,而且大陆所推行的政策又是为满足官僚机构利益服务的,怎能使广大人民安于现状呢?人民虽然奈何不了权威者,但心里的怒火早就等待点燃了,不外暂时还没有条件燃烧罢了。
    有君说,一个小老百姓,有口饭吃就行了,干么要想这么多呢?然尔,现实中的邓派党人——这些权力者,今天的所作所为,做事已经到了实在不象话的程度,怎能让广大群众相信自己不努力、不参与,日久天长,就能不再加重砝码地损害他们的利益呢?怎能相信,这些邓派党人,没有众人的影响、思想觉悟就会逐渐变好呢?而民众,又是一个最复杂的群体,他们所需要的不可能是清一色的需求,而且,在现实中,仅仅用共产主义理想去说服民众,自己却在背离共产主义,根本就不可能调好众人的胃口,使其乐不思蜀。
    而对于邓派党人来说,最佳的方案是使他们得到官员们已具备的各项权利,拥有合乎情理的占有权和占用权,并能尽快地得到改造环境美化环境的实际利益,组成一个真正符合大众利益的新的指导体——不管这个指导体是多么复杂,多么的层次不同,都应能使国民人人为了更好地获取私利,敞开权利的门户,使绝大部分时间服务于人民,才是新时期的发展方向。
     对于邓派党人来说,不是杜绝与之共存的人在指导权上进行实益地挑战或无着边际地破坏大陆自然的条件,杜绝民众拥有主导权,而是自己首先要有新潮理念的同时,及时产生出切合实际的新指导大纲,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只管自己的实益而忘记了对手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现有的权利,而能影响他们的指导格局。倘若想更有益地与民众共生共存,就应能使官员们的各种不同的实际占有权也能有效地交给广大人民,使广大人民也能得到相近的权利,而不能今天般地把距离拉开得这么大。
     每一位大智若愚的政治活动家,他都能在不同的领域里,收容一切不同的思想,让那些不愿“归队”或不能“归队”的人看到其归队的实益,使对立的不再对立,使小异屈从于大同,使未能逐渐转变成能,使寡助演变成多助,使对手进入总趋里更有益于自己的宏大目标又不影响及时地实现。
     而这种政治活动家,岂能不成为一流的指导者?
     我认为,邓派党人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必须的抓好国民经济,还应能把政治民主发展及时地搬上社会,虽说这种民主形式难免与党益、私益有些冲突,但在大方向上却能更创收,特别是符合国家总体利益上,就更有益一些。只有宗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才能站稳脚跟,成为永不倒塌的先锋队伍,否则就难免丢失政权,成为苏共第二。而广大民众得到正当的自由民主权利以后,也不是冲击****的主导以能事,相反,他们能够在邓派党人的指导下,更能升华中国的公有机制里的先进政略,同时,也是回归自然的必备条件。
     任何政略的开发与运用,都不能与人类发展规律相排斥,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最优秀的方略。若不具备一流的方略,就无法解决好社会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不产生出负面影响,只有一流的、优秀的指导者,才能逐步完善旧的纲要,完备自己的治国方针,至于五十年不变其义理的想法,未免太错了,因为,大方向上,一万年不变没有什么错,而在具体的政务中,作为一组精明的指导者,如果发现不了哪些不行或明知不行而不找到可行的自然规律去依附或变更它、未免是不合时宜了吧?倘若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就没有一个在最优秀的思想时不知道及时地调整的,但这种调整,不能只依赖自己英明,而应能触及到大众的正确思考与本能地做好方为上上之策。特别是,在发现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不合拍时,就更应该把不情愿的改革转变成情愿牺牲自己的私利,才能显出大家的风范来,显出自己的理智来。同时也就能从根本上不丢失手中的权力,也就自然不会因时间的长久而丢失了在民众心中的威望。
     眼下,邓派党人已经观察到了,他们与民众的根本矛盾是民众已丧失了对国家行使自己的政治基本权力的同时,也丢失了同等的享受国家财富积累后的公平分配或利用,尽管宪法并未剥夺这种权利,而在实际活动中,已经有了“不准允”的具体条款加以约束,甚至是民众想做些与政府意愿不相同的事时,政府能权威地加以遏止,哪怕是不合法。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仅仅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就足以令民众行使自己的政治基本权利却被现实的不准允给拦截住了,因为,一旦人民行使权利,就必然与邓派党人发生利害冲突。可悲就可悲在,邓派党人不再化解民众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就须与其冲突的根本因素而一味地遏制民众行使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利的环境,这怎么能说是一流的想法和一流的决策呢?而目前,在政治舞台上的,没有哪位指导者能够帮助权力者改变得了党与民的根本矛盾,这就是因为缺少新认知的缘故。而改变一些现行的政策法规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不改变****的基本原则和不动摇公有机制的持续发展,又有什么鸿沟不可填平的呢?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歧见不可以在同一个太阳下接受温馨?而实现公有制下的全面民主政治开放政策、已是新的指导者取替邓时代江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它能使使顽固不化、易产生腐朽成为过去,当然,它一样可以不脱离****的指导,因为,对立的制衡不仅仅是多数人少数人积极参与的问题,还有不可动摇的社会基本制度在起到原则上的约束作用。当然,社会的矛盾激化到了我们的同志也变成了我们的敌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一提到共产主义就如吞了个苍蝇般地难受。我认为,这不能只怪人家难受,还要怪我们让人家受害得过于严重。即使信奉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能说不被排斥吗?笔者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却成了社会渣滓,当然是少数官渣的渣滓,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对共产主义嗤之以鼻。
     在今天,由于大陆上的管理体制受到腐败与保守势力的怂恿和延误,其它的实力又不能在实际奋搏中进行实益于人民的推动,导致了中华民族事业仍不能更成熟更文明地迅速发展。而精明的指导者,他应懂得,在中国大陆上,避开共产社会再谈或不推动其向前发展是最愚昧最不切合时宜的行为。或则说,既然认为自己精明,又想做好通盘指导的工作,为什么不能使公共社会尽快地在社会上发展与西方社会相媲美呢?为什么在稳定社会秩序地及时出台完全能服务于国民的新政略?虽然是北京的指导思想在原则上已经很值得怀疑,但为什么广大民众在政治上的需要、却得不到全面地满足与发展?我说那些敌对势力也都不是明白的主。最起码,他们还没有把主次分清。一旦分清,恐怕中国的政局不会不动荡。
     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再正确的指导,也难免有些不适局的具体政略,如果不能及时地消除,那么这种指导就肯定不利于国家事业迅速地、更好地发展,尽管都能用良好的意愿做国家的指导者(在这里,还须排除腐败官僚者),但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活动中,怎能说昨天很正确的今天就须加以怀疑而到了明天就可能是欠当了呢?
     作为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成就,除了乐观地面对未来外,就应能高兴之余,采取冷静的态度去专心思考新的问题,能够及时分辨出哪些成份有益哪些成份已无益,方可更利于自己迈好前进的步伐。笔者认为,完全依靠共产理念包容现实人所有的思想,是不准确的,若能掺杂些其它形式的理念才能更好地步调一致,更况,邓派党人自己也已经不再信奉共产主义?而他们所拥有的制约之所以被视为独裁专制,就是因为它只能独家经营原不是独家的国家权利所致,不能容纳其他不同政见者与其竞争国家权利的缘故。当然,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防卫与发展的功能,但仅仅放纵少数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亵渎人民的利益,怎能不出偏差呢?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在这方面,都需要脱开自以为是的局限思想,应能面对现实,任由所有的人积极参与,才能更有效地避免在社会发展上走更多的弯路,当然,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做得要好得太多。
     在理性的指导者眼里,他不会破坏国家稳定地发展这一主要的旋律而能根据目前实情更能产生出(在稳定秩序的前提下)更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具体策略,帮助有点落伍的人有效地矫正自己的步调。虽说这种人也许一时尚未有什么权威,还需要在学术上进行实益地探讨,但是,人类上所有的指导者,都离不开被指导,这不是权威不权威的问题,而是利益驱使人们怎能做更正确的事,而不至于被自己局限在未知和未能之中。
     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些地域已经打开了民众开放的大门,如港台澳地区,但较多的区域仍然紧闭着这一大门不敢放开,如大陆。也就只能用搞好国民经济实际并没有搞好而近些年来、被江时期把国有资产变更到了极少数人手里,来迷惑不明事理的人们不去追索自己也很需要的政治权利,这就需要新的指导者责无旁贷地指出可行的道路让众人及时地获得到具体的方略,才能够有益于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持续进化。
     我们已很清楚,邓派党人不能给予国人鼓励公平竞争国家政治权利就是害怕失去自己的领导主权,说白了,就是害怕失去自己的党益和私益,也就必然产生出许多不合理、许多营私舞弊的现象不能禁绝,也就顾不得不合民意时还得付出什么代价的后果了,便导致了国人逐渐背离了过去的信仰。如果此时此刻,不同的政治信仰者,不能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怎能更好地促动祖国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呢?怎能杜绝真正的社会渣滓不逐渐流入管理体系而贻害国家和人民呢?
     如今看来,虽然邓派党人不提倡和不支持民众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但在独家经营国权的今天,由于弊病太多,已具备了国人有效地突破条件,至使北京在未来合理的要求下,不得不出台新的法规来基本满足国人的需求。
     在中国的地域里,现有的指导权威们,暂时是能有效地维系自己的社会秩序、和能够推动大陆各项事业的进展;但这不可是稳定的,因为内部的腐败与不公决定了人民必须走反抗的道路才能获取公正、不受损害。我们的先哲郁离子对大官艾先生说:“先王使用百姓靠的是仁义和公正,适时和适度,想人民所想,从不隐瞒内情,所以百姓服从他,就象手足服从内心一样,何必依靠耍手段呢?如今你的百姓只知害怕,不知敬慕,只知逃避不知抗争,而你所用的那些人无非是些聚敛贪狠的官吏,所施行的无非是朝三暮四的那一套手段。你以为人们不知道的却不知人们都知道了。所以你用这样的手段对待百姓,百姓外表的融合,你却不知内里的分离,只看见他们的外表,却不能体察他们的内心想什么。所以沾沾自喜,认为这样做得对,而不考虑厌恶劳动、想要安闲是人们的共同心理。如今你反其道而行,岂不是欺骗老百姓吗?上欺下,就不亲近;下欺上,就不恭顺,不恭不亲,祸乱自然蕴积了。(见《刘伯温智谋全书》道术)”
    这是郁离子对当时做大官的艾长官洋洋得意的最理性的敬告,然而,艾先生并不以为然,其结果,不说,大家凡是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而我们的邓派党人们,不是在从复着这种艾先生的老行为吗?可想而知,中国的前途,完全交给他们,对于国人来说,已经是最愚蠢的事情了。所以,应时产生新的指导者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而这种指导者必须具备适时的政略又能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才能更利于人民的民主事业迅速发展。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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