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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收藏──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3之2)
(博讯2005年10月21日)
    六、历史问题应该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或者说掌握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个马克思所主张的,我们总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语言环境或者特定的问题情景中接触、学习或者接受它的,因此,即使我们所持之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纯正的,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同马克思所创立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样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之后,我们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僵化的毛病,就可以在一团混乱的问题中整理出问题的主要头续,使我们在学问上立足于一个自由的立场之上。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一个自己创立的特殊时间,但是任何一门学问也都具有突破这样的特殊时间而在所谓的人类公共的时间中实现价值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学说和学问,它也是有这样的性质的,因此,别说在上一个世纪,就是在今天这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也不会“过时”到没有人问的地步的。某些学识肤浅的人在看到了上一个世纪末的苏联、东欧解体现象的时候,作出的马克思主义从此就会灭亡的预言事实是仓促的。于这种现象有些相似的是,在我们中国,一些民运人士也把中国的专制问题记在了马克思的帐本上,好象中国民主化的运动就必然是一场声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其实呢,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同在前苏联、东欧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即使在苏联和东欧的事变中人们发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失落,在中国同样的现象你也许不会完全发现的。正因为存在着上述的问题,我们在说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应当掌握一个基本的思考要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关乎我们自己的价值?因此,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一样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博讯 boxun.com)

    
    在大多数的场合中,我们以为我们普通人所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书本上所写着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共产党教给我们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不分青白皂红地对它实行“一锅煮”,这就很不好。在我们普通人过去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并没有拿到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达到使自己马克思主义化的那种程度,“上”我们之“手”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一种“掺了假”的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因为受流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影响,认为这是一种“缺点”,现在我却发现了它的价值,那个被“掺”了进去的“假东西”若不是我们自己的“货色”那种就奇怪了。因此,马克思主义过去在我们的思想中是一种“变质”的存在物,而藉着这样的“变质”我们在没有刻意地寻求民主的时候却搭上了民主的那班车。如果说对这样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问题我们完全地懵懂无知,我们却要想在政治上闹出一个名堂,岂非咄咄怪事!在历史上,我们中国人民曾经和马克思主义有过这样的两次大的交往:第1次是在30~40年代,第2次是在60年代。在第1次交往中,我们的“人民”事实上是“农民”,而农民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现代阶级,因此,我们的人民是在一个蒙昧的环境之中,被住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共产党所代表,而由毛泽东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人民”的选择。如果说经过了毛泽东的解释之后,人民在遭受压迫的情况下有权利拿起枪杆子进行反抗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不是表现出了它的特定的西方文化的背景,而完全是用一种西方的文化语式对中国一贯的人民造反的传统作了1个背书。第2次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了,在这个1次新的人民造反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变成了亿万造反人民手里的政治武器了,而这样的造反不是冲着“五类分子”,而是冲着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和各级机构。
    
    因此,在伟大的1966年,真理是这样的在社会上得到表述的:即对于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人民享有政治造反的权利!试问:这样的表述如果是“动乱”的而不是民主的,那么,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你怎样表述民主,我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当我们远离这个运动已经有了39年的时间时,我们对它的意义的民主式认定也还是如此摸棱两可的,难怪我们的民主运动同中国人民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鸿沟!在第1次的交往中,当毛泽东在为中国式的传统革命作马克思主义的背书的时候,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正在陷入“中西文化优劣论”的那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而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方法跳出了这一场注定不会有积极结果的争论,于是,一个本来应该由文化界的人作的事,却由一个拿枪杆子的人给作了,到今天为止许多人反过来把文化败坏的责任倒掀在了毛泽东身上。如果说在毛泽东的这一次“结合”中,我们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最坏”的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够在我们中国生根的问题肯定会有另外的答案的。
    
    在第2次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又一次的提出了“文化的毁灭”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讨论和谈论却不是出于有教养的文化人和哲学家之口,大部分出于二流的文学家和三流的影视作者的手笔,由他们描述的1966年人民政治造反运动就成为一个“文化破坏运动”的了。
    
    当然,在这样的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是要负责任的。我承认,上述的看法和说法不是完全就没有道理,只是当我们在需要几个的道理去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说明时,我们的技术就不够用了,因此,我们在看到了事物的消极的一面的时候,就会以一概全,认为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种完全消极的事物。
    
    其实,情况远远的不是这样,我们在传统的文化遭到“破坏”的时候不也是同时看到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人类文化交流、交通、相互学习现象在中国的兴起吗?当那些住在延安土窑洞的“土包子”们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文化界中的那一场“中西文化优劣论”的争论所造成的鸿沟不是就被“跨越”过去的了吗?七、一个先知的档案在《流行马克思主义概述──科学?神学?亦或经学?》的书稿中,我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有神无害论”的解释,依者这样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这些别人用政治的方式迫使我们远离了传统宗教的人们来说,意味着“第2种宗教”(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为人民服务的宗教”),因此,在我们已经走出了蒙昧时代的时候,回过头去看我们先前的那种一段路,我们是如何的感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同从前一样还是无神论者,那么我们把“第2宗教”统治时期看成是“坏的”,就言之有理;如果我们走出了“无神论时代”,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不是就应该另外地寻求解释吗?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的幼稚时代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如果某个人因为在回忆自己幼稚时代时仅仅因为它充满了许多的荒唐、可笑的事件而对它表现出厌恶,认为它一文不值的话,此人就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这样的人存在的,最聪明最有才智的人都可以用非常有价值的方式去评价自己的幼稚时代的所作所为。但是同样的话,若移之于某一个民族,我们又当说什么呢?把马克思主义化的那个时代看成是我们民族政治上的幼稚时代恐怕不会有多少的错误,只是,人们对自己的这个幼稚的时代表示出了极大的厌恶,甚至他们之中的人可以想象自己如果没有经历这个时代就好象自己的身上会长出翅膀飞上天似的(毛泽东曾经说过“鸡毛可以飞上天”的话)──如此这般的现象不就是存在于我们面前吗?我认为,我们民运人士容不得这样的想象,如果我们是职业文学家,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我们想象华盛顿在当了两任美国总统后没有退回到他的庄园,而是来到了我们中国,替乾隆爷坐朝,那么,中国民主化的“挑子”就会在200年前“成熟”后从“树”上给掉了下来!可是,这个究竟不是历史,也不是事实,而我们民运人士现在要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是一项“历史的任务”,而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事业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所以,在许多的问题上我们得有一个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对问题的看法,而不要被中国社会上的那些异议人士们牵着鼻子走。在许多的异议人士的看法中,我们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包括中国人在内。
    
    如果我们民运人士也随声附和这种看法,那么你在从事中国民主化一定时,就得要从“改造中国人”入手,这样你不就重复了马克思、毛泽东的错误了吗?异议人士有时候以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有时候又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在前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项谬论,在后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又被人给糟蹋了,因此他们的立场和看法尽管相去很远,但是他们都毫不例外地给我们出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段“错误历史”。
    
    正是因为他们的话题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意义,因此他们事实上也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预设”了一段“正确历史”的存在的可能性,虽然这样的可能性意义他们永远地表达不出来,但是,这总是他们如蚕一样地想要吐出来的丝。民运人士不应该是这样,他们应该有勇气对待自己的历史,哪怕这样的历史被认为是有缺欠的。如果我们认为民主的运动应该对未来有一种洞察的话,那么“第2种宗教”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的程度上替我们作了洞察的情形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对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所作出的那种分析,对于我们洞察人类的未来有着一种先知的意味。
    
    如果说乐观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可以在产生上解放人类的话,那么,马克思就同《旧约》时代的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一样的发出了人类亦然要遭受苦难的预言。这样在人们普遍认为的进步的福音中,马克思掺进了人类要遭受苦难的沙子,无产阶级如果想要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解放自己的话,那么肯定的结果是付出重新做奴隶的代价。论述止此,我认为上述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不可以接受民主的解读,这当然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但是在学术之外,我们就政治来理解它,一个斗争的积极意义不是也夹杂在中间吗?把这样的意思如果展开的来研究,那么在1966年,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发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人民亦然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对象,就有些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永远要耶和华的惩罚的道理有些相似成分了。因此在空缺了传统宗教的时候,我们依着“第2宗教”明白了进入民主的生活必须要懂得的道理,并且以此为进入民主的“准备”,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把上述是意思说得明白一点,在进入民主之前,我们要遭受一种专制主义的奴役──这不是马克思给我们的教训吗?从这样的教训中我们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中,藉着马克思的名义大声地呐喊民主,我不知道错在了哪里?在这一方面,我个人是有切身的体会的。
    
    在伟大的1966年,17岁的刚刚从初中毕业的我,就凭自己背了几条马克思的语录,在我们的县上乱窜乱跳,对着中共县委副书记,对着文教局党组书记,对着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对着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不是大声地训斥“你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吗?但是,当别人在要求我出示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时,我就高声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试问:我又错在了哪里?如果说在这里,民主的意义如果不支持我的行为的话,那么,你对民主的理解低于毛泽东就是一个不用说明的问题了。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其所以受到了我们的崇拜,就在于他运用自己的语言已经说明了对共产党当权派“造反有理”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脱离了毛的解释而回到权利的观点和立场上,问题到底会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呢?我的看法是,变化不大。因为,因为你的行为的本质是你在运用自己的权利,至于说,你在这样作的时候出示了什么样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站在绝对的立场上说,一个行使权利的行为即使不出据任何的理由(这样的事情在民主的生活中屡见不鲜)也丝毫不影响行为本身,何况你到底还是出示了理由!我不理解,我们当中的那些“民运人士”为什么在今天没有从当年的政治造反立场上“前进”,反倒从它而“后退”了,民主的运动在今天还是死气沉沉,不都是于这样的“后退”的行为有关吗?我们笑共产党实行“倒退”,这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又是什么呢?“人只是要有点精神”,这话的确是毛泽东说的,但是我们若还把这样的话,不放到“错误”的一栏去解度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第2宗教”在我们“精神短缺”的时候主张了我们精神的发展,这样的事情也不可以放到“错误”的一栏中去的。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如果说这样的精神在普通中国人中间又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联系在一起,那么,民主的必须的“准备”中也还是多了许多的内容的。
    
    在这里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把“别人”想让我们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当成了我们已经成为的样子,于是,我们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高估了“别人”的力量而轻视了我们行为的本来意义。在中国,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动机已经被我们揭露的淋漓尽致的了,唯一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事实上把毛泽东的力量和作为估计的太高太高的了,以为他真的把我们“马克思化”和“毛化”了!其实,在人间这个上帝也作不到的事情,毛泽东怎么就能够做到呢?正如我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所说的那样,当年在我的“心中升起”的那颗“红太阳”其实是我自己的“头像”,不过是它套上了一个毛泽东头像的木刻画罢了。
    
    现在正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一部精神发展历史采取了“否认”的态度,今天民主的队伍中才出现了精神上的非常短缺现象,这样的现象在1989年的运动中就已经有了表现,可不是吗?我们想着要民主,但是,我们却不敢斗争,于是,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那些实权在握的大人物了,但是我们丝毫都没有想到这些人在1966年的伟大运动中就是主张“镇压”的人们。这都不用说,到后来当人要为我们的“89运动”总结经验时,又冒出了甘地主义欲取代我们的从孙中山革命以来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传统。所有的这一笔糊涂帐到今天也没有被整理清楚的原因在于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借着“自由”的翅膀想作“飞越”历史的自由人。
    
    民主是有一种精神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辨认民主的精神却存在着很内大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民主的精神没有一个统一的面貌可以供人辨认,某些时候,它以基督教的面目出现,有的时候会以佛教的面貌出现,有的时候它表现为资本主义,有的时候又表现为社会主义,特别的时候还会戴上马克思的面具,甚至还是还会穿着毛泽东的制服,因此,一个民主的精神就不是象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精神品种,恰恰相反,民主的精神是真正的大海,它其所以永不枯竭的原因是其“纳江河而吸百川”,所有的人类的“精神之水”都应当汇集到它那里去。
    
    八、一个解放的文本大凡在存在着解放的需要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涓涓细流,所以,你就不能够把它阻塞住,单就这一个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在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上取得了胜利。学究式的看问题,你就会发现马克思仅仅关注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在这个话题之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可以如果你放弃了上述的学究式的观点,就会发现在“应用”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话题”之外广泛地存在着解放的意义。
    
    因此,在21世纪如果你发现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对马克思的兴趣已经完全是完全提不起来时,你最好不要瞥嘴,因为你稍稍地移动视线后就会发现他在中产阶级中、在知识分子中或者是在现代的“愤青”中却是享有很大的市场的,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得不出一个自己的解释的话,你就得认真地检讨一下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认识是否有问题。正确的看法是:马克思通过工业无产阶级解放的话题树立了一个解放的文本──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同其它的事情一样,这个解放的文本的建立是在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并且也运用的是排它性的题材,因此,具有强烈的“专业”性质容不得半点的混乱与含糊。譬如,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农民阶级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是被马克思作为“反动”的一个阶级看待的,特别是当这个阶级在同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马克思就把它归类在“反动的一帮”,最著名的马克思说法就是“马铃薯论”。但是,在这个文本事实上建成之后,谁又有权利阻止农民阶级“利用”它呢?毛泽东──这个曾经在20世纪60~70年代在世界上可算是“辫子上栓辣椒──轮红了”的人不就是用他来解释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吗?所有被我们称之为文本或者本文的东西都需要诠释,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的思想越来越普及时,诠释学已经从宗教、文学的传统领域日益地转移到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等等领域了,就拿我们民运人士目前所鼓吹的民主来说,它在本质上也是对产生于18世纪的一些观念和教条的诠释。就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理解马克思文本被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人所宣扬,就不会感觉到很奇怪的了。
    
    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创建了一个文本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文本的诠释享有任何的垄断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是公共的,是开放的,它面向所有的人。因此著作权和诠释权没有任何的关系。情况既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分析流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如果运用过去毛泽东对待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就完全是错误的。“修正”是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和那些自己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之权利对比,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关于如上的问题我自己是有切身体会的。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在教我们如何写作文时曾经说过:“天下的文章一大套,就看你套的妙不妙!”当时我们那些做小孩的学生们听了后哈哈大笑,认为老师在说笑话。其实呢,后来我才知道了老师是用顺口溜的形式给我们讲了一个诠释学的道理,只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当时是没有可能听懂的。就拿建立了解放的文本的马克思来说吧,他这个解放工业无产阶级的文本也是受了从法国大革命这个“社会的文本”的启发而建立的,更远一点,我们在基督教的《新约》中也可以看出它是从其中怎样接受灵感的,尽管他批宗教为“人民的精神鸦片”,在下面的议论中,我还要谈到这一点。在破除了我们对修正主义的一般的成见之后,接着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解放的文本在过去的时间里是怎样被我们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解读的。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过两次,在第一次解读中,毛把一个传统的同时又是古典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放到马克思这样的语境中去了,弄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如果说这个意义在中国存在已久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感动中国人民的话,那么它在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的现象。虽然同历史上的许多运动一样,这样的现象是昙花一现,但是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能够作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至于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一次解读中,其意义至今如坠五里雾中,因为人们在谈论1966年话题时都说了些傻瓜们也会说的话,对于其中的价值因素没有多少的留意。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1966年的毛泽东解读已经把一个实行了“17年(1949~1966)”之久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推到了需要人民造反才能够维持其革命性质的地步,那么这个革命的民主性质的“眉眼”不是就已经具全的了吗?因此还没有等到这个革命的“面目”被人民辨别清楚时,毛首先“毁”了它的“容”,到毛死后,已经被毛“毁容”了的“文化大革命”实际时间只剩下一张皮了。邓小平只是说:“我不要它了”,仅此而已,难道是他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吗?毛泽东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的文本时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又生产出了齐齐茬茬的“资产阶级派性呢?”──这个问题毛泽东解释不了,难道我们也解释不了吗?在毛泽东的词典中,  “资产阶级”=“民主”的公式我们谁不知道呢?就从这个公式中,我们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可以推论出66运动的“民主”性质的,可是,我们却因为毛泽东一心要“搞马克思主义”就是推断不出来,这原本是我们的责任。解放的文本既然是面向所有人的,1966年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就非得要例外呢?这也就同时说明了,在1966年政治大解放运动中,我们那些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数以千万记的红卫兵和数以亿记的造反派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这是民主的灵魂)参与了世界乃至中国“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解放运动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的解放的文本的最具有权威性的诠释,这样的诠释即使少了毛,其价值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九、项真理的演示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不难发现它也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成分。今天当我们在分析这种成分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某些重要的启示性质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认识,我们也理解了一个受到压制的信息在对环境和所采取的反映过程中如何地会衍生出意想不到的抵抗力量。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今天的民运人士也是这个系列上的人。但是,当我们在已经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态度就有了一个宽容的理解和宽容的对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终结了同马克思主义的“敌对关系”,才不在把它看成是精神上的“敌人”了。可是非常遗憾,在目前的民运人队伍中却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某些人在极力地游说别人,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敌人。关于上述这一点,我是不赞同的,在思想幼稚的年代里,我们可能存在思想上的敌人,但是,在思想成熟了的时候,就不存在它了。因为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能力和有力量区别精神上、思想上的事物和政治上的事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闹出一个精神上或者思想上的敌人了,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值得民运朋友们思考,且不可粗心大意。只有在此把握住了这个问题的要点,我们在从事复杂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时,才不会晕头转向。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时的第一国际的背景复原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中国民运人士的团体可以同那个时候的共产主义同盟相提并论。就这样的情况去考虑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在民主的任务之中列出一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的确是需要商榷的问题。如果说在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写作的时间里西欧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对自己权利的建设行动的话,那么无产阶级──特别是处于流亡状态的德国的无产者组织还不得不秘密的存在的事情就没有一种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此,这个时期的民主被马克思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多大的错误的,因此当马克思在主张“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时候,他事实上宣布的是一条真理的信息。也正是为这个项新的真理的信息的传播,马克思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至于说,这种“贡献”最后地怎样被20世纪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所“收购”,那则是另外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议论之列。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不太严肃的真理,在其时兴的日子里其所以感动了那么多的人,而这些人又分别地属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中的人,其中的原因是需要深究的。因此我们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兴起时间上的那些图画套在基督教的原始的画面中去,我们好象就可以发现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叫马克思主义为“第2宗教”就好象也没有什么错误。宗教如果是关于我们人类的最终的关怀的信息,那么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就是在建立在地上的“上帝的国”。这样的国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建成,原因是什么不就很清楚的了吗?既然是宗教性质的真理,所以我们在处理这样的真理的时候就不能够采用非宗教的手段──就是我论证中的问题。宗教的真理虽然也有着世俗的“兑现”的意义,但是它的最终的“兑现”是在“天国”,因此,就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没有在苏联、东欧以及和中国实现,就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其实并不是一种高明的见解。在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中所搞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实验没有一个是可以看成是“正路”的,因此,存在着的失败因素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其实是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经典马克思主义结构上的那些价值依然是没有受到致命的损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希特勒嚣张的时候几个受到了纳粹党人吹捧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尼采的例子中,看到同样的情况,难道在希特勒垮台后他们的书也要同纳粹的东西一样地变成为毛泽东所说的“狗屎堆”吗?现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对真理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在我们独立发动运动时已经不需要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旗子的地步了,这当然是我们中国民主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民运人士在寻找这种进步的轨迹时,却要做一个反对马克思的英雄就没有道理的了。在我们过去的那个条道路上,我们在追求民主的时候说出了马克思的话语这是历史对我们的限制,说不到是我们的错误。现在当这样的限制已经被我们超越时,我们的进步又要求我们要能够价值地评论我们的过去,而要作到这一点,把我们以往我们视之为路标的东西和我们自己所走之路的辨认辨认清楚,就要求我们的智慧。可是遗憾的是我们在连连地说了声“否定,否定!”之后,连我们自己如何地走到今天这一步也说它不清。
    
    十、一个历史的话题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以专门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种哲学、政治学,也不一种社会学,更不是经济学,我认为它是一门历史的知识,是一个戴着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帽子的历史学。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要专门地谈到它,此处就它为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事实上,我们说它是历史学的话也得要准备一个引号随时准备着套在它上面。其所以这样说,我不是说它是职业历史学家所作出的那种学问,而是说它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生活及政治生活的题材作了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安排,因此,它不具有专业历史学的外貌,而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话题。如果说这个历史的话题是借用18世纪的理性的语言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就发现了生活于19世纪的马克思是如何把上一个世纪的“理性之光”投射到所谓的历史领域中去的。如果说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在这里被认为是“驱逐黑暗”的人类光明,那么,把人类历史从“黑暗”的状态解放出来就是马克思的一项功劳了。但是马克思不是只在哲学的意义上完成自己的体系构造,而是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化的后果的整理方面表现自己的特色的。因此,从解释人类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的角度以奠定学说的基础,就造成了历史学上的“科学现象”,也正是这个“科学现象”使我们许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时间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百分之百的“科学”,从而使我们自己远离了真正的科学。当然,我不能够在这里借用波普尔的话,说它是“伪科学”,因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的话题中的确包含了大量的精华因素。所以,我们即就是依照列宁的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关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那么,我们在其中却更多地是发现他对资产阶级的论述,或者是说对人类的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条件的论述。在这样的论述中,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东西仅仅是一种“寓意”上的东西。到最后,当他的学术最终地落脚在《资本论》这部未竟的作品上时,中国《红楼梦》那种“神龙断尾”式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新的问题是,这种被一般的人看成是重大遗憾事件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却产生出了中国“红学”的效果,那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的结局叫人永远的在矛盾中猜测。这样伟大和神密就实现了协调,水乳交融地闹到一块了。
    
    就《资本论》的书没有写完的事情来说,马克思已经是给后人留下了“历史”。如果说这种“历史”中的东西是一个“发展”中的因素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动力”问题似乎已经被我说到了。这样以来我们在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不会把它看成是一门普通的历史学了,它实际是任何的一门普通历史学都不能够比拟的东西,它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要解决人类的“终极问题”,对这样的一门特殊历史学来说,普通历史学是不能够望其项背的。布封在涉及到历史的时候,说了如下的话:“历史只画人,并且只画本来面目。因此历史家在只有给最伟大人物画像的时候,在叙述最伟大的行为、最伟大的运动、最伟大的革命时,笔调才变得壮丽;而在其它的场合,他们的笔调只要尊严、庄重就够了”。按照这样的话来分析问题,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把“最伟大的行为、最伟大的运动、最伟大的革命”诉诸于自己的笔端的时候,他的画面如果不激动人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呢?把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如果是看成是一个期待中的问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意义就有可能被我们正确地解读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没有浪费马克思主义!一个产生于19世纪的历史观如果对我们还有着积极的意义的话,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们也是需要历史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主的历史观如果可以最终地呱呱坠地,那么产生它的子宫即使专制的,其历史的意义也不会由此而丧失。
    
    在这篇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小结:在中国民主运动需要反抗、需要斗争、需要解放、需要精神、需要历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不一定就要被我们“铲除”,因为当我们的思想和学问已经具有了成熟的事物应该有的性质之后,我们是会兼容并蓄的,这样以来我们的民主收藏夹就会因我们善于收藏而非常“丰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适得其反,把我们本来就很薄的收藏夹中的那些可怜的东西翻来翻去,以为其中的一个不象是民主的,我们就摔了出去,三摔两摔,到最后我们所收藏的东西就是一个干巴巴的民主的“标本”了!(2005.8.14)
    
    
    《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主编李方请辞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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