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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戈尔巴乔夫反面”的胡锦涛/余杰
(博讯200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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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有可能通过纪念胡耀邦而启动天安门屠杀之后封冻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吗?回答是否定的。 (博讯 boxun.com)

    
    当大部分中国人刚刚陷入“胡温新政”肥皂泡破灭的失望之中时,突然又传出胡锦涛要在十一月举行若干纪念胡耀邦的活动的消息。此消息与其他重要信息一样,首先由海外媒体报道,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口耳相传。在近两年来国内政治、文化、新闻出版处于一篇肃杀的氛围下,这个消息被夸大成为“胡锦涛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先声。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半年前胡锦涛咒骂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的讲话,也忘却了半年前赵紫阳逝世期间胡锦涛政权草木皆兵的丑态——甚至动用安全人员将一些知识分子家门的钥匙孔用万能胶堵上。
    
    胡锦涛有可能通过纪念胡耀邦而启动天安门屠杀之后封冻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胡锦涛允许纪念胡耀邦,并非他本人认同胡耀邦的改革之路和人格模式,也并非他与胡耀邦同属团派系统而对其有亲近感。相反,当年胡耀邦被老人帮非法罢黜之后,胡锦涛是第一个发电拥护此决定的地方大员。感情充沛、生活简朴、言谈随便的胡耀邦,与不苟言笑、呆若木鸡、照本宣科的胡锦涛相比,简直就是人性的两个极端,他们之间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其次,胡锦涛“恩准”由有关部门来纪念的胡耀邦,是一个被“胡锦涛化”的胡耀邦,我相信胡耀邦思想中最敏锐、最“自由化”的部分,绝对不会在此次纪念活动中被凸现出来。因此,这样的纪念其实不是纪念,而是另一次适应现实的“阉割”而已。第三,中共方面此次放出风声说要在纪念胡耀邦上有“大动作”,与年初处理赵紫阳后事时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在今天的中共当局看来,胡耀邦曾经作过自我批评,也顺从老人帮的意志乖乖下台,因此还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但总体尚好的、可以被原谅的前领导人;而在六四屠城的关键时刻拒绝对学生和市民开枪、此后亦一直拒绝认错的赵紫阳,则是不可原谅的、“企图分裂党”的“叛徒”。
    
    迄今为止,胡锦涛没有透露出一点对民主和自由的兴趣,对西方世界也毫无好感。与对西方世界充满艳羡的江相比,胡对西方相当冷淡和疏离——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原因。江是在四十年代接受过美式的大学教育,而胡则是毛泽东时代最左的清华大学中担任政治辅导员,胡所有的文化资源和政治哲学都是毛泽东时代获得的——因此,王元化先生指出:“胡是毛泽东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胡在地方任职期间,几乎全部都在西部地区最贫穷、最封闭的省分,如甘肃、贵州和西藏,他从来没有在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任职,因此即便对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也体会不多。胡不仅在政治上是强硬的左派,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国家控制”。今年中共的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前所未有地纪念陈云,胡锦涛显然有其深意在——提倡“鸟笼经济”的陈云甚至比提拔他的恩主邓小平更加“政治正确”。不过,胡锦涛根本没有办法让已经相当程度自由化的中国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亦无此雄心和魄力;但是,胡却有力量使得政治和文化上向毛泽东时代靠拢:从闹剧般的“保先”到“围堵颜色革命”,从重判网络异议作家到整肃传媒,皆是如此。据一位八十年代曾与胡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士透露,胡的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并在上面圈圈点点。这也难怪胡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回答俄国记者“阅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的问题时,会脱口而出:“我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斯大林时代炮制的、灌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低劣的“儿童文学”,今天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本书。如果换了喜欢炫耀学识的江,他的回答大概会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无论他本人是否真的阅读过。胡的答案在俄罗斯媒体上沦为笑柄。这一细节也说明,胡的学识相当贫乏,其文化知识结构深受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制约,其思想倾向亦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潮流。
    
    俄罗斯学者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指出,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一般来说,试图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当众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因为这种体制会严格挑选掌握它的人。所以,改革成为一个“死结”。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出现的呢?戈尔巴乔夫被提拔,是因为克里姆林宫连续死了三个主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党内外再也无法忍受接二连三的葬礼了,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凭借着年龄的优势脱颖而出,“戈尔巴乔夫是这个体制的人,但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英国思想家波普在谈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这样一个细节:戈氏访问过美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戈氏发现民主和自由带给美国社会的蓬勃生机,他希望死气沉沉的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这比捍卫一党专制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重要。戈氏说过一句名言:“我希望苏联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这句话意味着他已看透了事情的本质,知道苏联的百姓并不是正常的人民。因此,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价值就在于他了解,苏联人民跟美国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中共的体制渊源于苏共。中共的领导人筛选体制也曾出过“差错”——那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尚有一定的思想活力的时候,先后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未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吸取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忠诚”的“教训”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为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慎之又慎。胡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说明在邓的眼中,胡与江没有大的差异,都是“一路货色”。胡之所以能为邓所选中,又在江的治下度过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储”生涯,亦表明他绝不会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由胡锦涛这样的人来担任党魁,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共体制内已不可能出现任何良性的改革力量。胡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民是“不正常”的国民: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治下的老百姓便陷入了专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过着极端“不正常的生活”。刚刚落幕的江泽民时代和刚刚上演的胡锦涛时代,都大大加剧了这种“不正常”——我们都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我们都是现实苦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用鲁迅的话来说,集吃人者和被吃者于一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共和国卫士”们成为铤而走险的抢劫杀人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学生开枪的士兵本身就是工农子弟,服役期满之后却遭到了他们忠心耿耿地服务的政权的抛弃。近年来发生在内地和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抢劫银行和绑架富豪的恶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复员军人。巨大的贫富悬殊所产生的欲望、“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视而导致的愤怒、乡村和城市平民区中令人绝望的现实,使得这些曾经充当过“钢铁长城”的前士兵们继续杀人。这就是中国现实之一种。胡锦涛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生活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出访欧美诸国,却需要使馆出钱雇佣侨民和留学生前来“欢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呢?
    
    胡锦涛是戈尔巴乔夫的反面,与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感的戈氏不同,胡不会考虑永恒的问题。同时,胡也对诺贝尔和平奖不感兴趣——区区一百万美元的奖金,还不如中共一名厅局级官员一届任期内贪污受贿所得的赃款,又岂会被胡总书记放在眼里?胡绝对不会是改革者,这只是部分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抛来的“媚眼”和一些奴性十足的中国知识分子抛出的“绣球”,胡根本不会接受的。当然,胡也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来作为中共这一垂死的“百足之虫”的“强心剂”,而只能继续沿用江时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他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与“三个代表”一样空洞无物,“和谐社会”更是沦为笑柄——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主要因素,恰恰就是一党专政的中共的存在。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
    转载于《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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