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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白色革命”的启示/缚来宾
(博讯2005年10月08日)
    
    【引言:邓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单纯的增长不等于发展。我们现今的情况同当年伊朗的“白色革命”如出一辙,即经济增长、政治高压和经济腐败的“三结合”。伊朗当初的“白色革命”是企图在不变更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幸福,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差别。中国的“改革”已经产生了种种类似于巴列维王朝末期的现象:牺牲绝大多数下层人民的利益,来造就极少数的新权贵。如此,随着社会各阶层民众对现实不满情绪的不断积聚,必将引发社会动乱。作为当政者,为了避免重陷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后果的覆辙,最好的选择是,主动走宪政改革的道路,用开明的、善意的态度对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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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巴列维继承王位。经过漫长的努力,巴列维才取得了一个国王所能有的绝对权利。六十年代初,在最高权力圈内,反对势力已经消除,主要掌权者都服从国王的权力,不再向王位挑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就觉得有必要再搞一场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便使伊朗尽快向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转化的革命,即 “白色革命”。所谓“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包括六项内容:
    
     (1) 农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2) 行政权力下放,全面改进国民教育;
     (3)出售国有企业以筹措土改基金;
     (4)工人入股分红;
     (5) 修改选举法,实行普选,特别是妇女有选举权;
     (6)组织“卫军”、扫盲“大军” 到农村。
    
     后来又扩大到了十二条,但基本内容相差不大。
    
     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改革运动,巴列维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他的“白色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
    
     改革之初,在农业和土地制度方面显现得最有成效。1962年伊朗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涉及到许多方面,从所有权的转移到农业服务项目的增加。它规定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规定数量,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给土地改革局。地主阶层虽然不满,却无法对抗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压力。到1975年土改结束为止,全国有近200万户农民获益,92%的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应该说,“白色革命”初期,国王在处理农民与地主土地占有关系的过程中采取的政策比较得当,也因此受到了农民们的坚决支持和拥护。
    
     从1963年开始,他着手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了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世俗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残酷的打压终于使教权屈服于王权。
    
     巴列维的改革短短几年即推动了伊朗经济的迅速发展。60年代伊朗经济比50年代末增长了3倍多。仅石油收入,就从1964年的不足40亿美元增至1974年的200多亿美元。伊朗开始同美、英、法等工业国家签订一系列协议,购买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其中仅1975年同美国的技术合作协议一项,开支就高达150亿美元,购买包括八个核电厂,十万套公寓住宅,一个港口、二十座预制构件厂等。“白色革命”初期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亦迅速增强。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巴列维的现代化似乎取得稳固的成就:十多年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1969-78年增16-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60美元,1977/78达2250美元。在此期间,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石油,纺织、烟草水泥等部门,还建立了石化、机器制造、冶金等新兴工业部门。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伊朗一蹴而就的现代化梦想却随着人民不满情绪的积聚和王室政府的腐败而迅即破灭。虽然“白色革命”短短十几年里是伊朗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巴列维国王却一直不思进取继续实行专制统治,王室和政府却因此腐败不堪。一般来说,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遏止腐败,但巴列维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只有牢牢地抓住权力,任何人也撼动不了他。经济上改革的成功使巴列维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是个独裁者,所以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经济改革的火箭已经跑到月球上去了,政治改革还停留在设计图纸之中。他不相信两者互为依存的关系,他相信人民吃饱了饭、过上了好日子就应该感谢他。因此1975年3月,他宣布取缔一切政党,组成御用的“伊朗民族复兴党”,实行一党专制。专制和日益加深的腐败则激起了群众的不满,霍梅尼运用宗教力量组织反国王的群众运动,于1978年初,在德黑兰、库姆、大不里士等大城市开展大规模的反国王、反美运动,要求废除君主制。这就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国王先是实行武力镇压,继之妥协让步,但都无济于事。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这等于了巴列维王朝宣布覆灭。同年2月,霍梅尼由法国回伊朗。2月11日,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废除君主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此霍梅尼以宗教为依托的封建势力全面复辟。
    
     这里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为什么很多威权主义国家后来都实现了民主化,从而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巴列维为复兴国家的“白色革命”为什么会彻底失败?
    
     一、伊朗的现代化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幸福,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差别。
    
     “白色革命”初期应当说的确给人民带来了经济实惠。头几年人民还是坚决支持“白色革命”的,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巴列维对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打压并没有引起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朗人民的抵制。一方面巴列维积极倡导改革,一方面却极力维护传统封建势力。现代化的本质趋向于新的社会力量,而旧的社会力量不可能顺应现代性,他们往往是社会变革的绊脚石。由于伊朗的封建专制政体是以小农经济社会为基础的,而伊朗“白色革命”的实施和大工业的发展却无情地摧毁了这一社会基础,为了换取传统势力对改革的支持,只能任由他们肆意吞噬现代化过程中开辟的新的财富和权力。这样就不可避免助长了严重腐化行为。
    
     伊朗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王室、大臣、官员普遍贪污腐败。国王的亲属不仅垄断了伊朗的商业,而且王室成员和当权者在同外国签订合同时,充当中间人、担保人,收取巨额佣金、回扣。王室成员和当权者利用特权经营各种企业,大发横财。首相胡韦达贪污了巨额金钱,而遭免职。尽管国王也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可是却没有一点效果。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也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厕所,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首相和各部部长也照此办理,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除公开的合法收入外,纷纷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设立秘密预算,日常生活甚至“从荷兰买花,从法国买矿泉水,从东地中海购买野味,从非洲购买水果”。曾经担任 14年首相的胡韦达说,反腐败必须“从国王的家庭和随从开始,否则毫无意义。向腐败开战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国王本人在这方面也不是两袖清风。”
    
     农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阶级从经济繁荣中获益,但他们经济地位脆弱,对国王的官僚现代化造成的腐败和贫富悬殊十分不满。伊朗经济的迅速增长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大量思想保守的农民一部分沦落为城市贫民在贫困线上挣扎,而少数有钱人却挥金如土。伊朗的经济是发展了,但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断电、缺粮、高昂的房租、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了人民的极度不满。相反,贫富悬殊却更加明显了。首都德黑兰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里建的是豪华的酒店、舞厅和夜总会、西式别墅,而南部则充斥着贫民窟、小巷子和污染的空气。在人口众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兰世界。下层穆斯林老百姓只得从古兰经冲寻找答案。他们期待真主重临人间,来帮助他们摆脱苦难,重建公平、正义的天国。这一切为以霍梅尼为首的激进派教士集团在伊朗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社会不公与官员的腐败造成了百姓心理上的对抗,封建宗教势力乘虚而入。
    
     “白色革命“触动了宗教界的利益。由于不尊重教会,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就一直非常紧张。当巴列维国王把原先属于寺庙的土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时,就撼动了教会的生存根基。此后,他们将不得不将就着依靠信徒的布施度日。对此,他们无法忍受。此外,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出于本能坚决反对世俗化和现代化。政治上的专制,国王、政府官员的生活腐败,社会风气的败坏,也触动了教会的神经。妇女怎能摘下面纱?又怎能走出厅房?这是违背真主旨意。教会还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
    
     1963年,当国王宣布了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后,毛拉们首先就起来反抗了,大批穆斯林走上街头,沿路看到商店就砸,见到没带面纱的妇女就打。政府出动了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德黑兰上空枪声阵阵,坦克和装甲车肆意横行,一场反政府暴乱终于被镇压下去了。霍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虽然绝大多数伊朗人都是虔诚的信徒,然而他们在国王的改革中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95%以上的伊朗人在国王与霍梅尼的冲突中站到了国王一边,坚决支持国王的现代化目标,使巴列维国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经过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白色革命”的伊朗已经矛盾重重。不满情绪不断在积聚,人民早已经对巴列维王朝的经济成就不屑一顾了,“我们认为这个国王是撒旦,就算他做得好事,我们也认为是邪恶的”。这就是百姓对巴列维的看法!老鼠多了自然就想到猫。人们开始怀念过去虽不富有但是还算公平的社会。喜欢干政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适时把握时机利用了这一点。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在国内影响却极大。70年代后期,他充分利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鼓惑民众坚决反对国王的现代化变革。而腐败不堪的社会为霍梅尼鼓吹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民众基础。霍梅尼成了反对国王的象征。于是反君主专制的群众革命,导致了“原教旨主义”的迅速崛起。
    
     三、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象癌细胞一样吞噬着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
    
     “白色革命”和迅速现代化增强了中产阶级的力量,他们一方面支持国王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强烈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实行民主宪政。国王虽致力于伊朗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但宪政徒有虚名。社会力量因国王实行民族主义和反共主义而容忍了他对宪政的践踏。但巴列维王朝却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国王为了维持专制王权不得不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巴列维的“现代化”政策是在加强特务统治、严禁反对派批评政府的情况下实行的。这个集司法立法于一身的巴列维国王显然不明白,不改变专制制度本身就注定他的革命只能以悲剧收场。
    
     在国王个人独裁统治下,巴列维国王加紧控制舆论,任何被视为对国王和政府有不满的言论都将遭到严厉处置。国家的司法机器越来越充当着执行独裁意志、镇压民间异见、剥夺自由和迫害人权的工具。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制定了“颠覆罪”、“煽动罪”、“泄密罪”等等,用来来打压媒体、拘捕异见者和制造文字狱。巴列维统治的伊朗人权记录却极糟糕,经常成为美国人权外交攻击的对象。美国一再向巴列维施压,要求其改善伊朗政治环境,但巴列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早在49年巴列维国王就向众议院提出了一个限制新闻报道自由的法令,这个法令规定,今后凡是有关国王或王室其他成员的侮辱性的言论,都将认为是犯罪行为,警察当局如发现哪家报纸有这样的言论,就将立即查抄这家报社,并逮捕它的发行人和有关记者。这样一来,舆论自由全部被扼杀了。即使是面对当初坚决支持他变革的一些知识分子们的批评也在所不惜。人们不能在议会里发泄不满情绪,清真寺成了反对政府活动的中心。霍梅尼在国外反对国王的讲话录音被带回伊朗,并通过清真寺在国内四处传播。随着国王的日益骄横,知识分子对他也渐离渐远。当危机来临时,社会各界同教会一起结成了反对君主独裁作为共同目标的广泛联盟。
    
     1977年,伊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巴列维国王不得已着手推行“民主自由化”,实行新闻自由、放松对反对派的压制等。但为时已晚,反国王的斗争如火如荼,巴列维王朝行将就木了。
    
     ………
    
     综观伊朗巴列维国王的改革,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继续维护专制政体,任何蛊惑人心的社会变革只能要么失败要么夭折。
    
     缚来宾
    
     修改于2005.10.5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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