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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衍:关于中国应对新时期的政治机制战略上的思考
(博讯2005年10月06日)
     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里, 斯大林就这样说过:只要能打败希特勒,愿意到地狱与魔鬼握手;丘吉尔也说过:只要能打败希特勒,愿到下院替魔鬼说几句好话。我们若能促使中共放弃手中的应该放开的权利,为何不能与各种信奉的人们或各种派别联盟携手呢?
    
     导语:本论作为探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政治上的理论问题的手稿,希望不同信仰的需要者能够本着中华民族总体利益来共同探讨我们所关心的社会已经存在的一切客观现实问题。该论也是各种党系就能够打败大陆腐败权势的一个进程环节的研究进行根本的探索,因为,只有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我们的利益之上,才能使已经完全失去民心的大陆腐败集团受到根本性的打击。 (博讯 boxun.com)

    鄙人认为,在马克思理论说明里,中国大陆现继承的公共体制应该是我们人类上最佳的机制之一才对,也是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机制,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最基本的程度,但仍不是“九评共产党”所说的共产机制是邪恶轴心的代名词。而对中共来说,最可笑的是,“九评”传播的沸沸扬扬,权威的媒体竟没有一篇能够从理论上导使偏畸的九评被压倒。达从江时期的出笼,共产机制到了中共自己越来越不利于生存的地步,实在是中共具体人在邓时代跌入了歧途的缘故,导使腐败权势阴盛阳衰起来。不过,谁能在官体上能扭转乾坤呢?鄙人认为,即使胡锦涛们有心扭转败局、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腐败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作为国人,也不能再只依靠胡中央来完成这历史的、光荣的进展使命了。因为,原本是大家的事情,仅仅依靠某一个人,某一种弱小势力,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
    当然,鄙人觉得,只要我们人类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公共机制依然会回来。只不过我们中国的政治路线在今天尚须更进一步地得到完善,才能成为更加一流的、人类社会的运作系统。这就需要大家必须做些新的努力,或指导中共积极克服中国管理体系中的许多不良成分,而不是抛弃,更不是因为受害而不理性地加予否定。
    也是说,不论你出至什么目的,来至何方?只要是为中华民族着想,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怎样制造条件地合法、合情、合理地为祖国做出我们应该做出的贡献,并能为中国拓展出宽宏的、公有制下的、民主自由之路。更须明白,作为弱势群体,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欲速而不达,只有徐徐渐进,在不受现实中共绝对制约的前提下,走好我们的近期之路,并拥有适宜的基本条件,争取做好更具有智慧又讲究政略的开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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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由于法轮功练习者的频频攻势与民运组织的极力攻击,加上中国政府的具体权威者的贪污腐败堕落又愿意与人民各种利益方面积极地对立,现在的国内形势已是危机四伏,而退党热潮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响、就更象一枚臭蛋给予中共势力严重地损伤,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进入了摇摇欲坠的边缘。而且,那些寻求民主、需要公平权利的普通民众,也在期待着新的领导体系早日地诞生。
    是说,新的革命斗争须采用新的进步斗争形式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同时,腐败政权已经丧失了对国家权力控制的合法性。
    因为,现实的中共具体腐败的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已趋向了流氓犯罪的状态,国民也在开始渐渐觉醒起来,因此,受欺压的中国人民无不更想早日结束被蹂躏被欺压的痛苦岁月。
    可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形成“我们”这个团结的、具有凝聚力的先进团体,不能够合法地采用各种形式地组织起来,而且还没有正确的基本原则逐步壮大,加上中共的野蛮血腥的扼杀,也就很难形成庞大、不可阻挡的基本洪流,不能够使真正受害者这一广大群体能够有效地进行初始的胜利斗争。使邪恶的中共早一日地在中国声明终结。
    现在,我就当前的国内形势感悟到有五种怨气正在膨胀,这五种怨气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转化成五种不同的力量并起来反对我们表面上强大、实际上已经十分脆弱的邪恶政权。
    我们看到,不仅是我们的一些国人欲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权欲努力推翻中共,就连我们这种尚未形成气候、一旦形成——很快就能形成的庞大势力、也在寻找推倒它的具体办法。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与国家避免一场浩劫。也只有我们、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政治理念,才能够为了我们广泛的根本利益而积极地奋斗!
    二十几年来,针对社会主义中期时代的推论,鄙人撰稿从未得到过多少人的理解与高度重视。四处碰壁以后,依然认为,我们人类的科学机制的导向、应是国人皆能研究和参议的一项课题,为之又深感到:中国大陆许多现行的政策与我们的官俗成见,乃是限制国人在大陆帮助中共更好地发展国家政体并向更科学时代转型的主要障碍。因此,我认为,把公有社会更切合实际的政略要着推入中国社会、已是每位政治至爱者的义务。
    在大陆,实现中期时代的全面民主开放政策和早日结束一党执政的局势乃是当前国家政治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它与发展国民经济一样应能排在首位,方能更好地发展或深化中华民族总体事业的战略目标,理由是:一旦实现了公制下的全面民主开放政体,随之而来的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官僚腐败问题,公平竞争竞余问题,和占有占用占先占余等社会公益均衡问题,也已能迎刃而解了。
      ——中国管理员的大换班,虽然充盈了新的领导群体,由于是私党的大换法,而不是广大民众推崇的,到了今天,不免使国人继续受害。这到不只是说新的领导者已完全失去了或仍不能具备良好的工作能力,或基本素质或条件,而是说,由于社会管理机制的许多不合理,导致了我国政治事业不能迅速发展和人为的障碍不能及时地铲除。作为我们,完全与中共对立已经不利于我们的事业的蓬勃发展,而能把腐败势力与中共完全剥离,才是我们的英明之策。
    我们已能看到,仅凭中共自己在短时期内,已不能使大陆的管理机制从质地上更臻于完善,或使中共能及时跳出一党执局又不得民心的圈子(许多以长官自居,虽然有些还能为人民做事,但由于个人的色彩较浓,已不能潜心为民了),更不可能使国内各种不同信仰者获取正常发展的路数。而实现全面民主开放政策,与实现大中国政治一统,和克服官僚腐败又僵化的独政模式,以及其它存在着的一些社会问题,今天看来,国人尚需拥有新的政治理念或者社会机制朝着社会主义中期时代转型以后才有可能。而实现这些,就须及时有效地进行较实益地变通、方可使中国大陆有条件拥有一个更科学、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管理机制。
    目前在中国,不少僵化反应迟钝的权威先生,除了萧规曹随、自我满足外,就只能原始地维护共产党的私己利益,却未有注入因势利导的方略来深化新时期、全面民主开放政体的、新的竞争程序,以及解决好社会仍存在着的尚不能解决的实际客观问题,或者未看准发展自己路数的机巧,而仅凭几个人的思维来应对人类群体的不良反对,未免不智,更无法完善早就应能完善的历史成命。
    我们知道了,要想使中国进入民主的状态,仅仅依靠几个或几十个精英去努力奋争是不行的了,而利用人民大多数的利益引导国人去形成新的进化起点,是我国政治家必须会做的,我们不苛求推翻什么党、什么政府,而是用民意的需要促动政府或什么党自动的进入状态,哪怕是慢了点,也有益于中国政治事业的发展,欲速而不达,过于追求时速不如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不要妄想让时潮随着我们的理念变化而是我们适应时潮地让我们的理念更切合于实际,更能使大多数人接受。
      然对反共人士来讲,消除中共的现实统治或者推翻公有机制、早已不是大中国的正常通途,更不利于中国事业的正常运营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虽然现实的共产党几乎都用血腥镇压来统治中国大陆,但是,早期的共产党除了选择这种手段,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取代杀戮吗?在中国,只有面对现实,在不回避共产党根本利益和大原则上的领导外,进行一些有效适中的政略转化,方能切合当前形势和有效地发展自己的道路。
    这不是说,中共就没有退让妥协的条件;也不是说,其它党派一旦在大陆合法地作为就非要在中共的羽翼之下继续今日大陆般地搔首弄姿方才能正常地生存,或者是国内不同信仰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绝对权威方可有所成;而是说,在现实环境里,大家都能摒弃前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争取早日进入新的、更合理更健全的时代或能够及时有序地制造出自己适宜生存和进化的政治斗争空间、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早地突破北京的政治羁锁,形成一个不同政见党群的、全新的把政体,使所有的管理人员不能再分裂祖国或强奸众意、践踏民主秩序和人民利益地回归自己的位置。
      而完成这些,当然还须一些时间过渡。
    鄙人并不想看坏中共,虽然一些官霸和官庸已经完全充斥着中国大陆的管理体系,给人民直接制造了不少的悲剧,和损失,但这不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并仍然认为,中共的主导地位在中国暂时无它可代,基本国策不仅不能质变,而且更需要升华。理由是:共产主义依然有利于人类事业的正常运营,不同的乃是人为地缓慢了一些有效的进程。在利害面前,大陆不少的管理人员或衍生的其它纯为己益的权者,由于私欲尚重,不顾及众益,或以己利为先,也就自然玷污了共产党的门庭。更况,共产事业是毛泽东们认定来的,自然会有其道理,而且它能在中国滋生,没有生命力是不会引发这么多的人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再说,在原则上它并没有离开为我们中华民族服务的总航、为何不能继续信奉呢?更况,任何事业都不能与己民族的实际利益相冲突?否则的话,就是形而上学地脱离了人生本根了吧?
    同时,我们还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行机制,乃是为完美个人私欲而设置的现代管理机制,它仍然不是我们所依赖的时髦机制。只有把公益放在首位的才是我们人类应当宠信的。除非你不是站在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思考问题。
    也是说,中华民族的事业,已很需要北京以外的势力进行权威地、独立地参予,或有效地平衡,才能使官权具有竞争的压力,使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兴盛起来,不再仅靠中共的权威者替代民众说与做、民众自己却不能独立地思考、以及不能选择自己的长官只有容忍被长官任意宰割的命运。
    事实上,在大陆,不少的官员综合素质已相当地低劣,一直到中共的多数主要的官吏;还不珍惜现有的章法,导致了广大民众对绝大多数的管理者基本失去了诚信又转化到憎恶的程度;虽然一些共产党人不会忘本,在维护公有机制上也能十分竭力认真,也能在力争与人民同心同德,却抗拒不了缺乏公德的种群;而多数由于不能真正、完全地充实管理中的精英(奴才较多),仍继续丧失着老共产党员们的高尚情操,也就自然恶化着害国害民又害党的趋局,使民众不断地增加着新的受害者……。
    并且,中国大陆施用着的现实制度里,尚存在着恐惧国民平等竞争或独立自主地获取建党议政与监政的基本权利;使民众只能被动地生存在公有社会里(这也是公共事业的致命杀手)又不能使众人支配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乐意去做的事。特别是,随着岁月的递进,官员们,如果不被更有效、更妥当地制约,仅凭他们的觉悟和中共自己建立的监督队伍,在“糖衣炮弹”面前,在刺激感官之中,焉能不做些卑鄙动作?苏共的败北,说是经济崩溃,毋用说是自己的目光短浅,或纵容自己人堕落、僵化、专制、杀戮又不敢准允不同信仰者权威监督和有效校正的缘故。
    在社会群体中,一旦人文素质得到提高,众人对信仰自由的渴求就必然要超过对物质的占有,并且也更不愿意容忍耻辱的非人格待遇,或者说是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来维系自然生命甚至对于这种苛求、仅仅由着长官的恩赐却不允许独立地繁衍众人岂能欢娱?只有把自由权还归给合法的广大民众(包括在野党系),才能满足不同信仰者的政治上的需求。再说,不同政见者,若不能权威地参政议政又不能独立地监督(包括指导),又得不到言论与建立新体系之自由,岂能对中共有多开放的看法?倘若中共真正地赋予了公民们这些权利,广大民众岂能都走向与共产党为敌的道路上去——中共也太小看自己的生命力了吧?人们谁还不都是个百年?所欲享受的不还是拥有相应的社会机遇和权利?或做些自己更喜欢做的事?如果说在合法的权益里就能得到相宜的权益,怎不知道更好地恪守法度而非去做有害国家和本民族的事方才能达到目的?这——,未免污没了国人的基本素质了吧?
      中国大陆上,以公共事业为重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绝大多数,但决定国家运数的、仍然离不开这种人的设计和参与。如若使高瞻远瞩的人们更能高瞻远瞩,就必须促动其完全进入现实政权里公平竞技,公共利益中公平竞余!使真正为民益服务的人又有别于中共原则上的智者拥有独立的、符合民意的基本行动权来取代那些依靠自己独政或喜怒混入管理领域做蠹虫的人们,才能从根本上断掉官僚腐败的源根。当然喽,为了更完整地保证公有社会的健康存在,就不能象苏联那样演绎(那种进步不如说是倒退,历史会证明这一切的错误),或为了不戕害中国的总体利益,有利于国家的强大稳固和进程,就须避免被西方化。但是,北京也没有必要为了防范不测就不再设计公有制里的全面民主开放政体的新模式,因为,国人一旦拥有了这种理念和基本人生权利,那么国外的私有机制便会明显见拙。只要公有机制更加完善美好,私有制的拥有者才会最终领会其奥义,并加以接受。
      对于慧者(特别是中共)来讲,能纵观天下大趋,或能及时出台公有制下的新纲领,方可更加健全好大陆社会的监管系统,也就更利于共产事业的正常运行或发展。
      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若没有共产党的主导思想和领导主权,就不可能使中华民族拥有安定团结、大陆机制不变颜色的保障,虽说也采用了杀戮。同时也能看出,其它党派,一时也没有取代中共的资格和基本条件。大凡关心中国命数的政略家,只要审时度势,便会明白推动社会主义制下的全面民主开放的新时代意义,并能更实效地结合国情来打破西方的自然引诱,积极主动地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领域,来攫取自己应该得到的政治空间。
      在这里,鄙人与民运先生们观点相悖(不是民运的失败影响,而是其政治纲领在中国不应该行通)之处是:虽然西方机制许多成分此时比中国大陆(初期时代)的公有机制尚有不少的优越实益性,但是,我国只要使初级阶段转升到中期阶段,那么西方机制就明显暴露出了许多不足,理由是:社会主义中期时代里,虽然不能完全平均物质上的占有占用占余和占先权,却能得到西方广大民众难以得到的占有占先占余和占用权的平等氛围,同时更不会完全接受西方只有为少数人服务的社会运作系统,虽说可以接受西方的许多确实有益于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些形式,不外就是尚须在公私制中进行适宜地综合,然后产生出更益于人类的先进社会,以此来进化共产事业的路数,同时我更不认为完全取代中共的领导是件好事或正确的事。
    因为,为少数人服务的政治生命是不会持久的,也是私有机制最终结束使命反被公有机制收容的根本所在。
      就今天来看,私公制的转化,条件依旧不成熟,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马克思们的预见,有些理论已经烙上了时代的印迹,让我们现代人感觉到,公私制的转化,已没有必要再用血与火来完成,文明的竞争足以促使不合理的机制逐渐消失(九评里,作者对不同领域和时代的领袖进行人格上的侮辱与诽谤,是不道德和缺乏理性的行为)。
      ——理性者,不会因为已有的就不能大胆地进行超越式地思考,更不会把已有的被对手已实践过、已很正确的路数不能拿过来为己所用。
      目前我国,从初期到中期过渡,还须花费一些时间和国人的自然醒悟才行,而中期时代不到来,众人就很难(合法地)得到不同信仰的自由权。在今天,只有进行切合实际地探索,和正确地深化对时间意义的认知、方才能在新的政治理念促发下,产生出一个比较完备、属于社会主义公有机制必然产物的新结果。
      只要愚昧的权威不受到有效地冲击,新的管理机制就不可能顺利地到来,也导使公有制在人类上无法堂堂正正地受到更多国家民族的崇尚或采用。而消除愚昧权威、是中国不同信仰者共同关心的客观问题,更是投机者或愚昧者逐渐失势的一个新开端,是所有不同政见者求大同存小异的基本纲领。
      真正的政略家,已知道用什么办法促动对手自己乐意去做又能达到政略家目的的谋略乃是最最上乘的谋略;同时也知道,任何敌对的斗争,都难免掺杂着你你我我我我你你,不可能泾渭分明。更况,与实际结合起来,是做成的基本原则,而任何策略与实际相差越远,就越没有成功的可能。成功的机巧就是更能结合实际,使每一步都能有所用,否则,就不可称为大智者。同时还清楚,各种利益的争夺,最易成功的就是为广大民众利益的谋划。
      眼下,江泽民畅谈的三个代表和提高执政能力之所以让我们嗤之一鼻,这到不是中共的总路线不正确,而是一些权威者所具有的品德和行为不能让人敬服或高看,由此也大大暗淡了北京的实际影响。在没有创建出一个更优越些的社会管理系统之时,仅在大原则上的官优富于民众获取实益的时候,小恩小惠岂能让民心所向?也可以说,表面文章做得再好,用一些引诱饵食也难使原本素质太差的追随者按照北京的工作精神完全不变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不营私舞弊,又能使广大民众热烈欢迎,更甚者,他们自己都是否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心态?我们都看得十分地清楚。只有推崇出新的监管系统和出台监管对立系统的形式,才能扩大政治领域的觉悟种群,才能把所有的管理者推向不为民众、只为己利就必须能丧失权利的环境中,使那些也为自己也为民众的官员一样能被摘掉乌纱拔掉花翎,方能从根本上消除管理岗位上尚存在着的许多以权谋私的弊病。然在今天改变大陆现实存在着的一些颓萎现象、就现有官场上的人员所具有的条件或众人的人品来看,更需要对立的势力来进行相宜地监督,使新的觉悟者得到繁衍生息的自由条件方可。
      (合理的组合才更能达到一定的高度。)
      若想得到这些,首先需要中共取缔一切有碍进步、已经不合理、不利于民众政治事业发展的各种禁锢才行。
      前边说过,鄙人从未想看坏中共,虽然经受了一官可害民众和自己也是受害者的可悲时期,但对中共的领导者不断地进化胸怀着比较好些的看法,还有说不清楚的情感,并且,对于任何一位真正为人民鞠躬尽瘁——不管他的立场是何,都不会坏看。这不是出于恭维,也不是弱小对强大有什么需求才产生出这种情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确实艰难地推动了大陆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是,今天的民心工程,也已达到了现时期北京欲从新收回民心的最鼎盛时期,但由于先官后民的基本原则仍没有改变,仍使民众得不到许多原该得到的实际利益,也就只能给社会增添点新气象而已,也就不可能使广大民众从根本上完全接受与谅解,加上中共仍不敢给在野党系具体的、独立的自主工作权力,尚不接受在野党需要自然发展的现实,使广大民众在不乐意权诈的强奸时,又没有捍格的派别来满足其政治需求,而仅给予些无着痛痒的恩惠当然挽不回来民心的远去。也是说,中共在原则上,尚得不到必然的、根本性质的变化,更不易摈除公有制里的、现实存在着的许多弊病(邓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他的先官后民的政策一样也将葬送社会主义)。
      同时间,鄙人也从来不认为什么党派在今天所具有的思想水平上,在没有对立势力有效监督的前提下,能不出现腐化分子又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还能无损于民益。并且,随着岁月的更加文明进化,都需要老去新来;在自然更替之时,需要平稳、祥和、符合国家利益地作为。事实上,权益越大,投机者的滋长率也会越高,只有行监区别开来,把权力更加合理没有“油水”地分散在不同党系的群体中,促使愚昧的贪婪者没有适宜成长的领地,方能在减少私欲者拥获能满足私欲条件地自然地萎缩。
      历史上,每个革新者,都能夹着尾巴做官,为民众也能毫不犹豫地付出极限生命;而在巩固权力以后,官员们的尾巴自然而然地翘了起来。所以,任何时候,没有完美无缺的、又不失策的独裁政府,只有真正走向政治平等竞争的民主道路上来,才能杜绝更多的坏事恶事。 不论实际中人能处在什么位置和地域,拥有什么样不同众的智能,难免有其不足或不能,也无法能够完全杜绝错事蠢事,以至杜绝不了的存在亡路的风险性。
      我们都能看到, 凡是具有对立制衡的国家,都能使管理者俱起积极向上的精神和迈好自己的步伐。西方的私有政体之所以能存在这么长久,就是因为有了对立制衡和较公平的竞争空间,使自己的权人无法非为所致。而在我们中国,法制再健全,没有权威的执法者,就避免不了使弱者受害使官霸或官庸肆虐。而纵容管理者为所欲为的现象继续存在,就无法给民族带来更实益的文明进化。何况,监督人员一旦对能使使他失去手中权力的长官进行依法行权时,很难不考虑个人的利益而退缩而妥协;不可能形成一流的、绝对的与法相匹配的约束景象和公平的公民权利。因为,在权力阶层中,总是以自己人优先作为人选成为自己的管理体系时,一旦发现“柱石”离心离德,除了给予些必要的纠错外,也定下意思地制造些只有权力才能与之抗衡有效的局面,其结果,也就在美好的事业中出现了大煞风景的事了。
      这到不是说,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但也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能保证不会这样;或者说保证“美味佳肴”里不会飞进几只不知死活的“苍蝇”。
    任何事物不仅有其两重性,而且在传统观念中,也很难不夹杂一些庸俗乏味的东西,若仅依靠个人的自觉或本能不如让另外一种人加以正常约束更稳当些。
      然而, 中共至今还不能完全适应或不乐意外人进行权威有效地监督,就是因为一党执局习惯了,犹如侠传里的一流高手,只能给人做出生死决断,而不能任由别人给他点羁锁一样,只能有砍不能者脑壳的理由、没有别人怀疑他是否有这个权力的道理,而且又被众人捧为上等人或什么大人物才感到痒痒地舒适,忘记了,这种快感是很容易使弱者付出被害来弥补上等人们的一些感官刺激的,也更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终生的幸福与安和,更没有多大的能量使所有人的不公得到矫正。最可悲的是:反给后继者增设“美满的”障碍,还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时,弱者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姿态按照长官的意图昧心去做原就不想做的事。也就迥然有害于国体的正常延续,这种我们自己也不情愿看到的不利因素只因一些人的非为而降落在我们的面前。只有对立的制衡、促使权威们有一定的局限,还不至于法力无限地只让信徒们顶礼膜拜却不能另存异端地永远愚昧下去,才有希望迎来社会主义中期时代的到来。
      也是说,唯独中期时代的到来、才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正常延续,使中国的领导权不至于被中共这代人完全丢失,而且又能让那些没有公心的还缺乏道德修养的人万一进入官场也不能肆无忌惮地“行云布雨”,或者干脆没有了入主官场的条件。
      鄙人认为,开初使民众利用在野党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得到独立的监督权比健全法规更重要,它是中国大陆政局真正走向以法治国、排除人治的最终构件;是未来权者必须一心为公才能进入监管系统的伊始;也是结束邓时代使命产生新时代使命的基本法则。
    在江时期,由于中共在政治上已没有再新的推动和巨大的更利于国民演化政治的时期,就很需要有人带动整个国家事业进行行之有效的政治革命,并能够稳定社会现有的基本秩序,拥有不改变国家机制的思想的前提下,方能做好这一工作(其实,一般的长官不仅关心体制的稳定,更关心自己失势与否?也是现实矛盾的、不会公开的症结)。而这种带头人,诚然要一不是反对中共主导大局、继续公有机制、非走西方道路的民运分子们,台北的政治家们;二不可能只是以胡锦涛为首的新的领导群体(由于胡锦涛不学习接受新的政治主导思想,也不会成为一流的中国政略家);还应能产生(估计大陆毛派可以担当此任,但他们必须接受新的政治理念才行)根据国情、审时度势,拥有一套更加科学完善的新理论主导种群、作为更新的派别有效地配合北京来完成大的体制转型或变革。尽管崇信一党执局的中共暂时尚不情愿这种势力正常生存或自然地繁衍,但它是中共暂时不该也不易扼杀的新潮队伍,北京只有与之共勉,才是继续稳固政权、挽回民心、维护自己应有权益的唯一手段。同时,也是视中共为敌的人们(包括陈水扁们),经过一番细缜的推敲以后,再从新设计出自己能走出低谷的最佳选项;更是对北京进行一些让步、方能在新时期中、拥有高瞻远瞩的更高境界。我认为,只有及时地与大陆广大民众的期望接拍——凡事不能一相情愿地去做才能做得最好——才有条件在换来广大民众广泛支持后、形成更有效地、一个能使中华民族更加强盛、更加民主的全新社会。
      对于新界的胡锦涛们来说,不仅是排除人治、走入完全法制的大好时机,还要具有处理好党益与民益位置交换的自然功能,设计好与其它派别更加融洽和弦的条件,试行中期时代的一些内容,使合法的在野党暂先拥有监督权,使人大团体的组成不再是仅仅共产党人为主,并且还应能以其它的在野党人数多寡定席位,并能积极主动地改变不合理的监管系统。
      是的,为之中共若避免在野党利用民众的未知煽动不利于巩固主导权位以及公共事业的运动,完全可以在政策法规中进行有效地扼制。若是如此,明眼人就能看到,广大民众就不会以共党为敌,或帮助其他党派扰乱自己的社会秩序。而如果总是口头上说是民主平等人民却没有相应的权利、怎能不使民众摇头叹息或悲观失望呢?以至于使发达国家的人们耻笑我们中华民族的能度?而提高在野党的作用,就是为了使国家机器运转得更加合理有序,使更多的正派人不仅能在中共的队列中为公共事业服务而且在其它党系中也能为国服务,或更好地驱动正常的管理机械运转。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华民族的文明高智化进入人类的前列,而且更能具备可行的政略使公共事业在人类事业中发扬广大,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也能更好地协调。
      而在野党不能在大陆拥有自由的平等竞争生存权,不仅是中共制约、还有其本身对公共体制有否正确的态度问题。如果象李登辉们阴谋裂国,就须让其首先失去的仍是与我为敌的基本条件。只要中共自己能够更好地存实求正,把准路线,不再今日般地纵容属员饮鸩止渴,并能敞开全面民主政体开放的大门,放开言论的羁锁,归还民众的平等的竞争机会,使大陆的弱者在受到损害时有条件与害人者不合作或具有强势作为后盾,就更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不否认须逐步施行)。至于担心政权易帜,未免过虑,因为,公有机制如果真正地丧失了生命力,不能象马克思们预见的那样,恐怕是再忧虑也是徒劳的——在这点上,尽管东欧共产党失去了对国家主导权,但仍会有一天继续执掌政权,因为,我们人类依然需要公共事业的兴盛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该低估马克思们的公心的科学论断与本质,只不外一时大多数人尚未悟透“我为人人人人才能为我”的内在慈善实质以及众人力量的有效性等。也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最佳模式。而且,只要中国大陆这个活样板能够调节进行得更好,不仅是中共国权不会旁落,并且还能触动更多的国家或民族的青睐,或使更多的“近视者”不得不去医治自己的“眼睛”。
      任何独立的党派,都不愿意被任意宰割,党与党之间,不仅需要相互较量更需要互相制约,还要分流一些国家权利。这种分流,在中国,不再是中共的恩赐,中共应能顺势而行,归入民众真正地需求后的自由选择、国家发展之需要上来,才能使自己的信仰站得住脚。只有这样,才能显出我们的中国体制更优越。若欲做好这一点,就须把民益放在党益之上。因为,任何党派的不懈努力,都不应偏离中国这个公共社会的总航,只不过,国家主权,除了接受、必须接受中共原则上的主导外,更急需出台一些各自不同的政略要则进行有益于民益的公平较量。当然,这种较量,在原则上,仍脱不开中共的原则上的领导。
      ——即使国家需要民主选举,有一些关键性的权力暂时仍然是不能放开的。同时,在当前国家形势里,不要轻信多数人因误入了歧途仍就不会变成无作为的群体,相反亦然。
    有人认为,大陆共产党的势力太大,我们不可能使其能够丧失掉其手中的权力,鄙人不这么认为,因为,只要共产党甚至所有的党派,一旦与人民对立起来了,它就已经具备了丧失权力的基本条件,只不过,还须继续恶化而已。过去,苏联共产党是多数,中国国民党也是多数,不仅已丧失了政权,而且若不及时醒悟,夹紧尾巴,也逐渐会更衰败下去。现在看来,马英九上台执局,有了新的认识,已经具备了兴盛的基本条件,关键是国民党是否能够与大陆人民结合起来?能否接受新的政治主张,结合中国实际地出台新的政略?——是的,前边也已说过,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尽管已失去了主政的权力,但仍存在着执掌政权的条件,关键是是否能把握得住历史的主脉的问题了。
      眼下,中共在政治上虽在某些最关键的环节上固步自封,但它毕竟与苏共与国民党有所不同,因为她凭着自己的本能和狡诈,并未丧失掉自己的权力,但就人类的未来来看,未必不是人类社会的幸事。只不过,由于在野党系尚未能进行有效地制约,至使党体中仍有不少的人们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自然有灭亡的条件——我认为,这个人类社会的“星星之火”,为了产生出燎原之势,就应当抢占人类发展的先机,严格自律,形成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大趋局,并能争取早日获取众心的大转折,或在这顺势之旅,及早完成更有利于公有社会进化的具体措施。在这个问题上,鄙人暂时还相信中共有能力有权略地会产生出相应的决策,能有一天改革好一些不良的态势组合。不过,若要再加速这种运转,还须些外力,当然,这也与中共主流上的是否优越和正确不能区分。
      任何机制,都不过是为自己服务的。在大陆,由于官僚机构不能迅速进化,又能损害人民的实际利益,具体的管理者还不能都一心为公,和仍在以个人的喜怒哀乐决定民族事业的蓬勃发展,若不再受到严肃的适宜的制约,中共其本身又不能完全收敛,岂不误国误民也误自己(毛泽东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早已成为过去,尽管中共也极力想做好,但由于太信任自己的人加上自己的人在公共利益上得到的比普通民众太多,疏忽了今天官员们也为民众也为自己仍然是个好官的拙劣失势性,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停地制造着许多的合法的违法者)?而占据国家管理体系的权人们,高高在上地也想到了为民多做些,表表为民公仆的慈心,但真正做起来,一旦与己益有悖时,难免会停住脚步,或放慢了进化的速度。再说,原本是民众的权益,非要长官们恩赐试想民众能舒心接受么?更况关键利益根本得不到时,心情能会更好吗?在民众受到单相制约却无权制约有权者时,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或反抗,结果由于方法不准确很已遭受更有害的损伤。更可悲的是,即使想用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实际权益时,由于影响了管理者的利益就自然受到管理者有违宪法的迫害,也就造成了巨大的冤与假的社会现象。倘若在西方社会里,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体系就是为少数权势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中,这种现象的生成主要是我们的体制尚未成熟的缘故,更不可能是广大民众意志的再现,到是已能看清西方社会的管理体系好就好在众人自己能用文明的手段选择它,在不利于人民利益时,也能毁灭它!
    而在我们大陆,今天还是不能具备这种条件。
      近廿年来,毛泽东时代的威望被一些虽披着共党外衣的自私自利者丢失的几乎殆尽,虽然北京自然地综合了毛邓时代的不同政略,但达从八九年学潮被残酷镇压,就已残存不多。一些蔑视民力的人,仍在合法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怎能不让国人有所举措?当然,学潮不镇压,公有机制就要被动摇,中共的领导主权也将丧失掉,在当时,共产党,由于不具备实现公有制下的全面民主政体开放的基本条件和不具备稳固共产事业的新的章程,在维护本阶级利益时,不得不采取血腥的、与民愿(这种民愿并不利于自己的总体利益)背道而驰的镇压手段,也是信奉共产事业人的一时未知的肤浅,国民时气未达到一定高度的悲哀。
      由此可见,研究和适用与西方民主相同而本质不能同的政治秩序,来弥补毛邓时代的不足、已是公有制下应该如此的政略。恕我拙见,只有形成参政议政监政不在一个体系里,再逐渐放开自由言论与公平竞争领域,才能扩大百家竞技的政治空间,给公有机制增添更多的可行理论以实践,及时弥补邓时代的一些令人遗憾或能给下层社会制造痛心的缺陷,才是中共唯一的决策。
    未来的管理权,在中国,对于个人来讲,已没有多大的私利可采,只不外使更多的智者从不同的角度皆能获取为国效力的客观条件而已。而这种转化,暂时仍不需要脱开公有制制约和中共权威的主导。
      鄙人认为,中国既然是人民的国家,权界又自视为国家公仆,为何不能允许“主人”拥有更宽展的言地、而能不顺着官家的意图行势呢?没有主人的言地,怎能印证所有主人的政治见解的对与错?而仅凭几个权威指手画脚万一耽误了国家和民族更好的前程岂不又多制造了一个历史罪人?古往今来,这种罪人又是多的太多,还不都是独裁专制造成的?就连我们崇信的孙中山、毛泽东先生,未还犯过这种错误?好在毛泽东们比苏联早期革命家明白得多,尚未把邓先生们赶尽杀绝,否者,中国将何处去,也很难料吧?作为我们这些后继者,不应不在原则上加以思考,使人类现存的制度加以总结,对比,或认真地对待现有的、过去一直从根本上解决不了的实质性问题,和及时完成一些我们应能完成的中心任务。由此我认为,对于某些不合理的挑战,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只有如此,才能杜绝和平演变所造成的各种形式的恶果,并能使中国的未来走向主导世界公共社会发展的金光大道。
      也是说,社会主义基本法则,更应能集思广益,撷采诸家之长,逐步完善我国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倘若这般化的行为在新的世纪里都不能形成,还妄谈什么先进与超越,岂不令百步者笑五十步耳?如果有谁演示原始打斗,或故意损害我们的国体,扰乱我们的社会合理秩序,阻挠我们的社会进程,给予其必要的打压并不为过;如若不是,又是推动时代进步与发展,就应当给予有益的支持,为我所用。因为,有时候,“皇帝的新衣”很能令自己蒙骗自己,在有利可图可持的人眼里,揭穿它才不是明智的选择,只有敢直言能直言又不受任何拘束的广大群体,才能时刻不至于使权威们万一在迷中不有所悟。
      (也知道,有些人对新生事物疾首蹙眉,或表面上心平气和委曲求全与排斥新生物种也并不是他的本意,乃是出至他的利益。只要新生物种变得合于他的利益的时候,他也能做积极的推动者,并更会权威地调节,不过,大多数政略家,缺乏的却是更好的演化速度。而没有顾忌,需要改变自己弱势地位的奋进者,却都知道在速度上加以弥补)
      在陆台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上,在报章、在屏幕上,中国花费的人力物力、不易累计,至今却看不到一款从某个角度上切中了实弊,得到了积极地回馈,而是阿谀的看法漫天飞,又践踏媒业的空间,蒙污决策人的眼睛,还达不到多少好效果,官人悲乎?民人悲乎?说穿了,还不是与中国内部的政略家尚未成熟新的理念、依旧独个执局不能更有效地改革所致?我认为,根本不是中国大陆不能更好地进入中期时代和国人尚未在政略上构成新的理念来代替西方私有制的根本所在的缘故,而是台北与北京在政治统一实现上,都有不同的实益但又无损于自己正常存在的逻理尚未甄清;不知道怎样进入新的状态中做好新的国务,到是显而易见地封闭了自己;不能够在对局中找到新的条件形成更完美的政局。也只有明白这一点的人,才有望主导中国和平统一的总趋,否者,就只能挥舞屠刀和制造挥舞屠刀的必备的条件。
      我们原就有调和、折中的习性,在国家政治统一方面,即使利用好本身的这一功能,也就足够了。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在一国两制的总廓内、形成国家内部多元化领导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事实上,一旦实现了政治统一,便能给新型的政略家制造出一个施展不同政略的好机会;给国人公平竞争权益增添了更多的系数和把一国两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而不是局限在两地。而有些政略国手,在这点上,不是不知,而是佯装不知不会,或自感回天乏术,只好坐壁上观,静候变因。因为,谁提出来把民益放在党益之上,那么有实权的庸者便会群起而攻之,反到与事无补。不过,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生活的不同政见者,只因有了新的环境,也就必然启发更多人想到更新更美好的环境更快地到来。同时也能看出,在今后的岁月里,任何不同的政见者在中国领域里,只可以传播自己的理念但已不是用诽谤中伤“杀死”对方的手段才能解决好政治分歧了。也是说,只能是对手不再是敌人的未来社会已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利用扼制对手繁衍、生存的方法不如使其为国所用更实益些,关键还不是掌握好力度?
    我认为,只要是国家政治统一,中共个别的霸权的肆虐在中国的范围内也必将荡然无存。
    多年来,我们知道,问题的症结就是中共尚未能克服掉现时存在着的顽疾——只能一党执局,何况其它党派特别是台湾的权威们?然而,中共仍“陶醉”在这个圈子里不能自拔,岂能乐意其它党派主动权威地参予国务?或与他们共同地坐在首脑位置上?尽管这种首脑位置完全要在中共权威主导与监督之下才能允准其它党派公平地竞争?但是,由于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不能妥善地解决好,焉能不出现进度缓慢的政治格局?在我们的国度里,官者及长者,有句俗话叫着“官打民不羞”,于是在社会上,管理者也就愿意颐指气使地藐视民众。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权威者即使成为官霸或官渣、也会受到一些吹捧和崇拜,或明明是违法而又能堂哉皇哉地不是违法,更不会象西方较文明社会里的管理者还要对他的下属低三下四那样,害怕得罪下属而被过早地取缔权利或与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使他逐渐失势,降低在人民中的威望,失去更多的支持率。而在中国,只要上司满意,就是好官,权座就不会动摇,于是如何得到民心在不少官者的眼里根本就不存在。
    (鄙人认为,中共最佳位置不是执政,而是权威地监国,但不同于西方社会里的监督体系是:拥有和人大共同的制宪权;暂时还有单独地拥有军权、治安权、指导权、审纪权;对于任何有损于公共事业的行为都有权校正。)
    在今天,大陆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腾飞猛进,也更需要不同信仰者合法地汇翠北京,甘愿在公有制和中共权威主导下,进行各自不同的合法活动。否则的话,就这般地运营下去,不仅是自己在政治上无大的进展,也不利于共产事业的迅速发展,更有损共产机制的正常运营。同时,对于中共来讲,不进行更科学转型,虽一时不会产生“戈叶变制”,但不远的将来,很难不说已有肯定,甚至是更加残酷。而对反对势力的处理,对中共来说,放任不如收容,因为,在我们人类上,利用的好,能使反者促动公有制这个彳亍的“幽灵在人类上得道成神仙”,还能使更多的王国不再在我们的人类上继续走弯路。最低还不至于自己的领导者反被自己的人民(一部分人)在国际法庭上起诉。
    在我们人类家族里,西方的管理机制并不是十分地完美,平权平益是我们人类家族的终极目标,那种用意思形态的理念来干预中国事务的行为不是出在什么主义上的妥当与否,而是出在他们的私利上——这种现象,即使体制相同,也一样会损毁,俄罗斯在这方面深受其害,世人早已有目共睹。
    我认为,只要公有社会中期能够到来,各种优越让世人已能看到已大大超越私有制时,那么,不仅使民主运动完全成为历史,而且还能完成广大民众需要的各项权益的赋予,使民众真正地从新在法制的轨道里得到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又能拥护中共的权威领导。也是说,根治一党执局已是国人最希望能够完成的未竟事业之一。
    对于中国不同利益的追逐者来讲,也只有积极推动共有机制的进化,提高国人的文明度,帮助众人得到竞权机竞益的机会,督催中共允许国人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以及中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切合实益地发展,才是向中期时代转型的唯一通途;也是不同信仰者各得其所的基本条件;是配合中国经济腾升的同时又能及时解决好社会所存在着的各色各样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而实现天下大统,首先就得实现公有机制框架内的全面民主政体开放的第一步程序。而实现这种程序,又有可能打乱一些现有的秩序,导使一些平庸的官员和一脑子嫉贤妒能的人、很难不坚决地反对,这些习惯于中庸、不爱进取的人,也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法,并从不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或总是埋怨别人走得太远,促使他的内心极端地不平衡。也是说,只要改革,就必然会使一部分俗人失去他们已得的利益和再得利的机会,也就难免使这种人进行有效地抵制了。
    眼下,以胡锦涛为首的大陆政府早已形成,但是,由于江派的一些影响,暂时仍在徐徐渐进,江派有过的误导明显使政治进程转缓了速度,这些不认为给予外党系自主权力也能确保中共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邓时代忠实的护法者,不具备接受中国新形势更需要注入新的激素来激活公有机制仍在接近死线的趋局,因为人已老矣,所希望的祥和安稳又不愿意再弄几手险棋,再加上在任期间做了一些与人民背道而弛的坏事,不得不考虑离去的后果。但是,他应该清楚,倘若国人亟待的全面民主政体开放能够真正地到来,那么广大民众一样能象毛泽东时代对中共对公有机制继续拥护崇信,不至于为敌或成为破坏者,而只是与他为敌时,他也只能悲哀自己的过去太轻看了民众的执著。历史就曾有过这种例证。
    再强大的势力,在今天和未来,一旦与民众的利益不合拍,就难免被民众的力量逐渐削弱,或自然失势。在理智人眼里,小不见得不能击败大,弱不见得不能击败强,关键是需要小弱者能把无形状的强大挖掘出来,加上更能完善自己的政策能使广大民众踊跃支持,所以,对中共来讲,能把自己的政策变化成民众的政策是及其重要的事情,也是理性人在发现过去的一些路数真的不行时便能迅速地进行有益地变革或理智地选择。若能如此,谁又能说弱小不是战胜强大的开始(共产党在人类上,毕竟还不算太弱小)?
    作为反对势力,虽能看到中共官僚腐败又僵化的管理阶层对其有利,但也不否认自己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加上又不能注入自己的影响,只能窥视着中国内部变化却没有能力把有益的成分吸取过去,更不能与广大民众同心同德地共同促使中共自然转变,使其再不丧失政权的前提下仍能得到自己的实益;不明白,若是与北京作对,就应使中共产生小漏洞、小矛盾、小冲突,以此积致大漏洞、大矛盾、大冲突。而作为中共,为了避免被政敌击败或削弱,除了使敌为友乃是最佳政略外,那就是必须和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能有效地根除各种小害而不至于使其转化为大害。而化敌为友的基本条件就是首先要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聪明的敌人终会借助民力与其作对),早日实现全面民主政体开放这一开明的政策,达到开国初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准,最后实现社会主义中期阶段的完全转型。也是说,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亦好外党亦好,看就看谁走得最准、走得最快,最对民有益,方能在内部斗争中掌握住主动权。因为在二十一世纪里,已不仅仅是小不能击败大,弱不能击败强——现实中,还有快能击败慢的机巧。例如阿拉伯国家,地广人众,却对地窄人稀的以色列的威慑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阿拉伯国家内部不团结和贫穷落后的缘故,还有缺少快节奏的内部变革的影响。倘若他们能及时改掉一些落后的民俗习惯以及一些偏见,使国人更精明,国家更富庶,以色列国就会从鼎盛国家队列中滑落下来。
    在我们地球上,当前最飞扬跋扈者顶数美国权者了,这不能只埋怨人家霸道,因为它虽然还处在资本主义衰竭时期,但内部仍能团结民主,又能各显其长,所以人家的内部暂时变化的即合理又及时,焉能不翘翘尾巴?我国如果在国民时期不出现独裁局面至今,那么中国的繁荣富强并不亚于美国。当然,从封建社会私天下一下子转变到民主社会的公天下里来,不出现个把袁世凯狂者也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人的行为就不可能不影响国家发展的进度。 同时,鄙人再也不希望中国的土地上再有江泽民似的“正确人物”来影响中国的政治进步了。当然,事实上,历史终于选择了它。
    现在是,美国的政府在国内似乎无事可做,不得不觊觎全球,进行合法不合法的侵略、剥夺,欺辱弱小国家或民族,甚至还欲占领太空。而我们,依然徘徊在内部较量、狂妄自大、愚昧不化之中,若是没有邓小平的开明决策——发展国民经济为第一要则,那么,中国的权界还不知道要僵化到什么时代呢?不外这种经济发展的路数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的、需要弥补的纲领。
    眼下,在我国,对外仍用互惠互益的和平外交政策——这种理性的交往,而对内虽施行了温和的文明管理,但不同信仰者在无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仍与共产党对立或仍在狭隘地面对着大中国的政治环境随同中国的真正敌人鼓噪甚至是反对,不免令人遗憾。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天安门事件,八十年代末的六•四学潮,以及镇压法轮功,所采用的非正当手段使民众深受其害,但在当时,中共除了采用镇压手段还能采用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是的,大凡用牺牲民益来维系生命的方法都是不明智的,可是,不到万不得已,哪位政治家愿意与民为敌呢?而我国民众对政府的对抗,直至至今,在基层,此起彼伏,实在是我们的体制仍有问题未能处理好的缘故。这就自然需要中共须进行较大的转变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因素。同时,不满现状的人们应当清楚,只因政治体制有些问题就与中共为敌的思想乃是愚昧的不适时的思想。
    作为邓时代的领导者,一边要看到,在与众人讲不清楚共产党的道理时,不得不采用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的事,但还应能接受前人的一些经验教训,积极主动地更有实效地走回民众中来,也就更有保证立志革新通途的延续,鼓动民主事业迅速地发展,使国民早日与更新的政府混为一体,形成人类上绝对一流的文明民族。
    社会要进步,民族要发展。大陆二十余年的深化改革,所拥有的成效有目共睹。但是,由于只是在经济上使国人有所收益,却又触使极少数人剥夺了更多的公益,在政治上尚在迟缓地行进中,离广大民众的需求还有不少的距离,能不让众人遗憾惋惜?本来嘛,每位踽踽长行的“历史老人”都须经历一些艰难险阻,才能使后人得到一些切合实益的路数,所以鄙人早在十几年前就欲谈论社会主义中期时代的一些内容,也在极力设想怎样就我国目前形势论述的更实际,更有益于自己祖国的新课题,更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现实逆潮中研讨的更加合理、准确、开拓些……
    我们这些不甘寂寞的开拓者,为了不使国家体制变色和更加准确实际地全面发展,就得在原则上服从中共的领导,利用已有的现实条件,广集众家之长,也以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为主当成基本准则,才能顺利地推动共产事业。而仅会进行意思形态的内部斗争,未免不利于祖国事业的全面发展,应当能够不只从自己所站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并积极有效地筹划出一套优于西方理论来进行实践与综合,调试,才能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利益。
    是说,大陆不仅不再一党执政,还要尽快产生出新的行政法规来完善公有机制。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国人在现实中得到原该得到的一切合法权益,又没有必要逼使一些人跑到国外去,还不会被西化。若能达到这种境界,也不是平庸的政略家所能做到的了。而进行这样的革命,只有吸取真知灼见,才能更稳便地得到共同的目标。
    同时,我们看到,私有化的国家尽管较多,但我国只要对内改革一党执局的趋局,顺应时势,消去用民众鲜血染红顶子的条件,和用人民的物质利益使自己变得更富有,对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把意思形态的理论当着攻击它国的理由,或不把它国的落后当成攻击的引信,就能保证仅有不多的公有社会正常地运营与自然地扩展。因为,我们人类,并不会在意思形态上被完全羁锁住,只要有利于更好地生存,就必然会摈除糟粕吸取精华,剩下的就属自身上必须克服一切恶习,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更科学文明的进化 。也是说,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打击腐败分子而是从我们的体制上得到有效的变革。
    也是说,独有尽快推动初中期过渡,才是在政治上解决好我国实际问题的大架构,是国人走向更开明时代的必备条件,也是我党避免丧失历史责任,能够及时健全共产章程的捷径。
    而不同信仰者,在新的时期中,只有与新的领导者共同携起手来,共建自己的美好家园,才是从新思考政纲的最基本方法,人民还能在这正常平和的气氛中,得到原本就该得到的实际利益。只有愚昧不化的人,才会采取动乱自己的国家,或以倒退的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私利。就象达赖先生,东突独分子,台湾的李登辉们,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就是分裂我国版图——这种最无知又有害于国体的方式,我们谁又会欢迎容许他们呢?
    身为非共产党人,不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不知道发现和接受和利用新的政治观点,只是想不顾中国亡路的又不能开创更益于祖国事业发展的任何想法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也没有成功之理。更况,仅仅共产党的现有条件,就足以击败这种企图的能力?而真正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人,他不仅不是用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先决条件,相反,他的本能就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甚至宁愿牺牲自己的私利,也不会出卖国家人民的公益。
    当然,愈是这样,愈能得到新的路数,还能获取比较实际的私利与从内部战胜中共的招数。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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