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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人士是新闻评论员吗?/武振荣
(博讯2005年9月29日)
    
    武振荣
     (1) (博讯 boxun.com)

    印象中的民运人士好象是新闻评论员,这是我出国后浏览民主网站所得的一个印象。快3年了,这样印象不但没有被谈化,反而更加强烈了。我也曾经同身边的几位朋友们交换过意见,大家也有几分同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纠其主要的原因,我看也不外乎以下的几点:民运人士民大部分居住在海外,他们要生存,要吃饭,变相地受雇于国外的媒体也在情理之中;再则,民主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更多地表现出新闻价值,由新闻来抄作政治,也是国外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点;其次,一旦有名气的民运人士带了头,其他的人就会起而效仿,以至于形成风气,这样以来,那些不能够及时发表对政治事件评论的人,倒显得变成了蹩脚的人。
    
    我的看法是这样:虽然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够认为民运人士对国内的政治新闻就不应该发表评论,非但不是这样,我认为由民运人士所发表的评论应该是高质量的,特别是对于一个象中国这样的新闻受管制的国家来说情况更应该如此;但是情况就在于如果这样的问题不被我们当成中国民主运动诸环节中的一个环节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就难免会出偏,就有可能最终地引导出一个“另类的民主”,而这样的民主恰恰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
    
    (2)
    
    我在《就“民运”一词谈经验意义上的民主》一文中,曾经说到,近20年来,“民运人士”一词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的一个最为成功的创造,经我们创造之后,这个词完全地脱离了50年代初的“民运”的涵义,变成了“民主运动”的简称,于这个简称相关的是民运人士也就是指那些以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为职业的志士仁人。既然是这样,民运人士就应该有一种对自己“本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却恰恰是同中国民主运动对他们的要求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不仅仅有一个批评、批判共产党的职能,而且应该有一个被这个职能更高级的建设中国民主制度的职能。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给人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好象民运人士仅仅是批判共产党的“英雄”。久日久之,如果这样的印象在很段时间内不能够克服,那就很成为问题。在中国,产生专制的“土壤”如果不被民主的“犁头”“耕耘”的话,就没有办法可以保证未来的民主政党不蜕变成“共产党第二”。
    
    20多年来,检查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共产党社会的政治事件,我们发表了许多许多的评论,这固然是我们的一种作为,但是如果这样的作为就使我们引以自豪的话,那么我们的见识就太短的了。因为就连我们自己也清楚,这样的评论于其说是面向国内人民的,不如说是面向国外的受众的,我们常常所说的“作秀”也不过是如此而已,但是在国外,这样的“秀”如果不“作”的话,岂不是等于“失业”。也许为了不使自己“失业”,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任何一次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要发表一番高论。一旦事过境迁,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我们的“高论”时,成就感就大打折扣的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具有100年历史的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民主资源之一,也是许多国家的民主变革的过程中很少能够与之相媲美的现象。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些“丰富资源”还处于未发掘状态。正因为如此,别说是在外国眼睛里,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眼睛里,中国的民主好象跟中国的经济一样,都可以说是“绩劣股”。如果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们在寻求如何才能够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时就把自己置之于尴尬的境地。中国民主化运动 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但是我们总是“伟大”不起来的原因也就在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自己老是绑在了新闻评论员的角色上,那么我们就免不了尴尬,在其他真正的“大家”们的眼睛中,我们也不外乎是“小菜一碟”。
    
    (3)
    
    我们既然是一些政治上的批评家,但是依我之见,我们在说中国的“不民主”问题时,之水平还没有超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被我们骂得狗血淋头。谁都知道,毛泽东临死以前,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当权派放到“党内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中去批判,并且指出共产党如果不能够用“继续革命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就会象“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政党”一样地被“人民推翻”。就在毛泽东死亡以前,他还在提醒中国人,有可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但是这样,他还在理论上许诺了人民对共产党当权派享有“造反的权利”。可是,在毛泽东被列为“中国最大的反面教员”的时候,我们批判共产党的水平倒是从此而大大的后退了,可不是吗,我们作为一个受共产党统治的人连共产党主席已经说过的“造反有力”这4 个字都不敢说了,因此,江泽民——一个政治上的“婊子”就把我们10多亿人压迫的服服帖帖。
    
    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在中国近半个世纪多的时间内去寻找民主和专制的一个切入点的话,那么,舍过了毛,我们是一无所得。因此中国的民主就产生了和外国的民主的区别之点,而恰恰正是这样的区别点使我们的许多民运人士转了方向。于是,我们是要用挖去毛的因素的方法来确立中国民主的行为,就同邓小平统治下的共产党要挖去毛的因素来巩固共产党统治一样。其实,不管我们的方法或者是邓小平的方式都注定要最终失败的道理是一样,一个没有创造性的工作而想要抓住中国的价值,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中国民主形势如此之好,而中国民主运动又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原因不就在于我们自己不行吗?共产党制定政策,我们“生产”出对他们的政策的批评,难道过不就是目前的现实吗?如果我们满足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就是变成了守株待兔的人了吗?何谈是民运人士!
    
    (4)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我们如果只会充当“反对派”的角色,而不能够扮演政治创造者的角色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指望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垮台的。在民主的国家中或者民主的社会中,时间——一个由法律规定的时间——是可以盼望来的,所以政治上的反对派用批评的方式其实是在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我们这些所谓的“反对派”是等不来这样这个时间的。因此,我们自己若象民主国家的反对派一样的行事除了表明我们对民主无知外,可以说明的东西就不多的了。在美国和韩国,反对派只要说上4年批评的话就可以迎来大选,可以呢,我们当“反对派”20年,连个村庄的选举也等不来,何况国家的大选?因此,在民主的国家中,我们发现政治上的反对派仅仅是一些批评的“行家里手”那是不奇怪的,因为到了大选的日子,他们可以因赢得选举而拿到建设性质的政权的。非常明显,在民主的政治中,本身就存在着批评性角色向建设性角色转变的可以预期的时间表,正是这个时间表,才使得那些批评的“行家里手”可以如愿以尝地变成为可能的创造者。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还没有实现民主化正常转变的国家中,情形就完全的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表,因此,20年一贯制的批评者角色就会把我们变成为一个“醋坛子”,除了一肚子的酸水外就所剩无几了。刚开始,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的人,听我们的话,有些新鲜,但是一听就是10多年,甚至20年,还新鲜吗?在民主的国际社会,我们民运人士为什么吃不香,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习惯这东西有时候如此的可怕,人一旦获得了某种习惯,要摆脱它却是非常困难的。一旦我们习惯于说政治上的批评话或者风凉话,我们要说另外的一种语言就会有很多的困难。我议论中的问题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若不变成为政治上的评论员,我们说出的话就立刻地变味了,不要说别人听了不舒服,就是我们自己也觉得别扭。因此如果说习惯在这里是我们的敌人的话,我看它甚至强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不能够迫使我们放弃民主,而习惯却可以把我们引导到放弃民主的地步。看一看鲁迅小说中的“九斤老太爷”,我们不就是有一个自我的画像了吗?
    
    (5)
    
    你如果站在批评者的立场上发言,你必然只能够说共产党的“不是”,于这个“不是”有关的是你也要说人民的“不是”,于是,你就是“两个”“不是”的代表。但是,你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站在了一个建设性的立场上,你就不会这样了,你必然要“眼睛向下看”,要观察和研究人民的历史和过去,看他们在“民主革命”的年代和“民主运动”的时间中的所作所为,这样你就会发现在过去的时间中他们不是没有拿到民主的价值,也不是没有经历民主方面的训练,更不是没有民主的知识,因此,你就不能够把现代条件下的中国社会看成是“一张白纸”(这是40年代末毛泽东共产党的看法),你就尊重其中的价值成分,认为有必要把它发扬光大。这样中国民主运动对你来说,就不是“从零”开始了,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不过是原有的民主之路上的一个“旅客”而已,你的任务是把这个条路走到底。这样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为中国道路的开创者(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认为自己所指的路就是中国的“正路”。
    
    如果你对历史有所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一个时间内共产党自己也是回到了中国历史“正路”上的,而正是这种“回归”才使得共产党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因此如果我们说到共产党失败的这一种事情的话,也是它对这条道路的背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13亿中国人中寻找到我们的用武之地,由我们发出的政治言论才能够“感动”中国人民这个“上帝”,使它同我们一道地为争取中国民主化而奋斗。这样,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批评者或者政治问题的评论员,在共产党任何一个政治举动时,我们发表一些貌似深刻的批评言论就以为尽了自己的本分,好象要在这样的批评性言论中表现出我们的水平,其实在有的问题上,我们的评论可谓“酷论”,除了有几分时兴的趣味外,大部分是一种“反话”。我们如果真正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可以造就一个政治运动,这样的运动也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只要这样的运动能够煽起风浪。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煽风点火”(共产党这样说我们),这一点也不假,我们要在中国煽自由之风,点民主之火!为了民主和自由,“即使天塌下来”,我们也应该义无返顾——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个评论员所可以具备的。
    
    (6)
    
    当一个政治问题的评论员,只要有几分才智就可以的了,特别是对于那些“酷论者”来说,只要有说反话的本事或少许幽默就可以派上用场,但是,要充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民运人士那是需要有行动和精神的。没有这两者,一个人即使有了许多的才智和幽默,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行动和精神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有着一个培养的问题,而培养的途径又无非是从人民那里吸取力量。因此,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自觉的接触人民的思想,那么,我们总是会以为自己是中国最正确的代表者,而完全不念顾这样的一种事实:即人民为什么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接受正确的东西呢?可见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上也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如果我们一味地忽视了它,那么就有可能变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但是如何解决我们队伍中的行动和精神问题,不是本文的议论中心,本文只是说明我们在界定自己的角色时应该时时想到我们是中国民主的“扬声器”,而不是发表个人评论的“小喇叭”,只有这样,我们的方向才不会发生转变,才能够有力地拒绝“另类民主”,而中国民主运动希望的曙光也就会照亮我们的前程。
    2005-9-2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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