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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脚的鞋: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适合于今日中国民主运动之理由/武振荣
(博讯2005年9月27日)
    中国民运的深层困惑: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遇到了鞋不合脚的问题,似乎很好解决,我们或是另换一只鞋,或者因为鞋大而垫一个鞋垫,因小而把它撑大一些。总之,我们掌握着一个原则:是要鞋适合脚,而不是要脚适合鞋。但是此间的道理若是移到我们精神生活或文化生活甚至习惯的领域中来,我们就完全地不能够应付自如了。在许多的情况下,当鞋不合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将就着穿”,直到鞋因大而掉了,或鞋因小而夹破了脚。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哲学家们才写作了《当鞋合脚时》这样的作品。 (博讯 boxun.com)

    
    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走民主道路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民主运动还没有出现之希望曙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民运人士深思吗?我个人认为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鞋有问题,穿着它总是不合脚,因此这篇小文章也就是想研究这个问题,至于说我的研究能不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那就不敢担保的了。
    
    开始于100年前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一场“暴力运动”,这一点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在如何评价它的时候,分歧就产生了。如果说这种分歧是一般意义上的分歧,那么,我以为问题不大,只是这样的分歧在深层次上涉及到因历史而来的现今民主运动之路线和方针,并且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要么我们“全盘地否定”民主革命的历史,在其否定之后企图重新开辟新的道路,要么我们继承传统的革命道路,象在以往的时间中那样把它完全地刷新,并且在继承它的精神的同时,抛弃它那已经“过时”了的“形式”(暴力)。
    
    在所有的认为要重新走路的人当中,最有影响的和最有了力量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民主运动应该穿上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之鞋,若不是这样的话,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会走出暴力主义的束缚,它的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暴力的胜利。持这种看法的人竟然如此地认为自己就符合世界民主化运动的潮流,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正确性,殊不知这样的行为的要害是要我们中国人民穿不合脚的鞋走路。如何对待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不是鞋的问题,也就是说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而是这样的鞋不合我们中国人的脚,我们如果穿上了它于我们不好。假如说我们正在议论的问题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说,那么“换一换鞋”不就是好了的吗?说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回到了我前面所说的问题上了。在日常生活之外,我们要认识鞋合不合脚的问题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中国民主运动这样的问题上围绕鞋合不合脚的争论,就是持续上100年或者几百年,也还是没有个结论的。因此,这篇文章不是争论性质的,而是说明性质,只是对我们所说的鞋的问题一个简单的陈述,但愿这样的陈述能够被大家理解。
    
    我同某些人的认识不一样,我并不否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中国民主运动走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道路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所从事的中国民主运动这样的事业留给我们这些人的“选择”若是任意的或者是无条件的,那么,我和主张非暴力主义的人一样,可以心甘情愿地做中国的甘地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甘地主义”呢?在这里,如果民主之运动对于我们中国普通人来说,意味着和前毛泽东时代一样地要来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的话,使我们13亿中国人由马克思的暴力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者,那么,我们不就是把“民主”理解成了“专制”吗?民主——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其中的一个意义是公民带着自己的偏好、意愿、兴趣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而这种政治本身不能够给他们提出“改变”自己初衷的哪怕一点点的强迫性的要求。就这样的立场去观察问题,我们这些目前还处于“在野状态”的人们,在离“执政”的目标还很远很远时,就酝酿着“改造”国人的方案,难怪人家不买我们的帐!
    
    甘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我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不得不涉及20世纪世界政治家这样的一个特别人物群,结果我发现,在这个我接触到的人物群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办法归类: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甘地。正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所以我索性就把这两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是世界政治史上20世纪的两个特殊的人或者怪人,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在他们死后也是没有继承人的(你能够把尼赫鲁和华国锋认为是甘地和毛的继承人吗)。因此,如果说在20世纪中有一种特别的精神体现在他们身上的话,那么“500年必有王者兴”这样的中国哲学家的话,就有了一个人类的注释。因此再过500年会不会出现毛泽东和、甘地——我不敢说,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从现在起后推500年是绝对出不了这样的人物的。因此你若说甘地和毛泽东是属于“绝种”的人物,我不以为这样的话是刻薄的,而是对事实的一种说明。
    
    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东西不同,所谓的甘地的精神——我们权且称之为非暴力主义——是由甘地这具体的个人体现的,也可以说非暴力抵抗主义的东西是从甘地这个“肉体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棵“树”,因此,在他的“肉体”死亡后,所谓的甘地的精神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物而已,别说在世界上如此,就是在印度它也早已经“干枯”了,只留下了一俱“精神的躯壳”可是呢?我们中国的某些人却把它当成了活生生的精神,以为只要任何人加以提倡,似乎都可以“发生”一种甘地主义!其实,在这里是我们的认识发生了错误,而不是甘地主义有什么的错误。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精神有着它特别的品种和特别的意义的话,那么,我认为甘地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的人类需要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甘地主义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话题了。那时,你用“白头宫女在,静坐说玄宗”话来表达你的意思,谁会反对你呢?但是,你要说我们中国还是要出一个甘地,还要进行一个被我们可以说成是“微缩中国版”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抵抗运动”,那么,这岂不是要笑掉人的大牙。
    
    持上述观点的人的一个主要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甘地这个伟大的人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这样的看法其所以流行,原因主要在于谁都可以把甘地的事业放到政治的范围去观察,观察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得在理论上承认甘地为之奉献了一生最后连自己的生命也赔上了的事业是一桩典型的政治事业。但是如果你从这一点就作出逻辑的判断:甘地是一位位政治家的话,你就完全地错误了。正确的看法是:他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家,是一位“圣人”!你绝对不能够把他归于现代政治家的系列。关于这一点,印度人对他的“圣雄”称号就最明白不过地为我们认识他指引了方向;你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把“圣人”也放到人人都犯错误的那个20世纪的政治家人物群中去,你就失去了谈论甘地的资格。既然是这样,你说你可以在中国搞一个“中国版”的甘地主义的运动,若不是瞎说,就是骗人了。因为我断言:今后中国民主运动中出不了“圣人”!在这里,民主的精神不是圣贤精神,而是普通人精神的这一现代性质决定了民主的运动拒绝“圣人”。至于说在甘地时代,宗教精神是怎样地成全了印、巴人民的自治,那则是本文要议论的问题。
    
    20世纪是一个现代的世纪,这个世纪进步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也许在于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但是,甘地却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人,他用完全的宗教或者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宗教方式和方法完成了一桩人类最崇高也是最光荣的政治事业——这个事业在他死后非但没有破坏,反而更加地表现出了进步的特色。在这样的意义上甘地和他的主义的确是“不朽”的!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你就认为他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中国人可以模仿,他的精神可以克隆的话,你就完全的错误了。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人,而非暴力不过是他“体验真理”的一种方式,诚如他在《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以下简称《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他用这样的口气告诫人们:“我请读者们和我一起向真理的上帝祈祷,求他赐给我们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暴力的恩典。”不了这个一点,我们遇到了绝食,你就想到了甘地的非暴力,那完全是我们自己没有吃准问题,用俗话来说,是我们自己“吃错了药”,还怪谁呢?
    
    在甘地那里,“真理、非暴力、节欲、不偷窃、不私蓄、节食”和“绝食”是一个系列中的“信奉”对象,因此没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单就一个“绝食”,它和和非暴力的关系我是如何也看不出来的。就“绝食”这一项,它在甘地主义中是这样被定义的“绝食对节制感情是很有帮助的。”“我把绝食当做自制的一种手段,”因为“自制需要绝食”。不仅如此,圣雄还把“绝食”当做“消除性欲”的一种手段,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如果不绝食性欲的消除是不可能的。”这些还不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把“绝食当做忏悔”,最初的一次绝食就发生在他于南非办学的时候,一个学生因犯了“腐化”的错误,圣人因此而感觉到自己有罪,进行了一连7天的绝食,过后,又在一连4个月的时间中,一天只吃一吨饭。可见,这样的绝食是向上帝的忏悔,因此,你如果看不到这期间的宗教意义,一看人家不吃饭了,就说这是甘地的非暴力的绝食,那你就完全地弄错了。在我们中国的上古历史中,就有佰夷、叔齐这样的因绝食亡而名垂千古的人物,在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斗争中,“绝食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在没有和甘地联系起来时不也是大量的存在吗?因此我劝那些把1989年的中国大学生绝食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广东太石村的农民绝食行为看成是甘地的非暴力在中国的“版本”的人们好好思考一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甘地一生可能绝食有20-30次之多,可是针对统治当局的绝食可能也不过3、4次(我希望专家提供精确数字),其他的多次绝食都是为了唤起人民的某种感情和精神,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的那几场气动山河的绝食就是为了印穆人民的团结,他“抵抗”的对象是存在于印巴分治前广泛出现于印穆民族中的可怕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情绪和倾向。
    
    大圣若愚
    
    我年轻的时候把中国的毛泽东当成了“圣人”,那时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毛怎么样的热爱人民,小学课本上写着他把自己带到学校里的饭送给其他没有饭吃的小同学的故事,在“长征”的路上他又是如何把自己的马让给生病的卫生员骑,以后在“社会的教育”中,我们知道了他进入北京后看了淮海流域的人民遭受水灾如何掉泪,“3年灾害”期间如何同大家一样地挨饿,以至于身体浮肿等等,又说到了他的破皮鞋、旧睡衣……,总之,我们知道他就是中国的一个“圣人”,从不寻花问柳,和他那性欲旺盛的夫人过着和谐的夫妻生活。等邓小平复辟后,他的黑幕被揭穿了,他原来是一个“驴粪蛋——外面光”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慢慢地对比地接触到了20世纪的真正的圣人——甘地。
    
    同那些“热爱人民的”政治家不同,甘地有着伟大的自知之明,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所以从人民手中拿得这个称号(圣雄),细想起来,无非是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样甘地对人民的爱就同20世纪那些装摸做样的政治家有了区别。在后者那里,他们的“爱人民”往往由一连串的象征性行为表示,因此,只要他们和“人民”的“代表”握一握手,照一张像,或者吃一吨饭,抱上普通人家的小孩子,那么这就同“人民群众结合了”;甘地不是这样,他在已经被社会和人民尊称为“圣雄”后也一直生活在人民的中间,在黑死病肆虐的恐怖时刻,他守在病人的身边,仔细地看护病人,为他们端屎端尿,当同他一起看护的护士在染上了黑死病而一命归天时,他用祷告的力量坚持到最后;他在身为国大党的领袖时,在国大党大会期间,还是照常的打扫大会驻地的环境卫生,清除杂草和粪便……,他不止是一个为具体人“做好事”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医生”,所到之处,用他那“土疗”、“水疗”为无钱者治病,……在他的事业——“印度自治”——已经出现了胜利的曙光的时候,他却躲开了闪光的镜头,为早日结束印度的“不可接触者”制度而一头钻到偏僻农村中的那些“贱民”的草棚里,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喝一个井里的水……这就是“圣雄甘地”,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们当中谁也无法比拟的人。他给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的时候,死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一架纺车,一双拖鞋,三只小猴雕像,一本《薄伽焚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见《甘地传》)。正是他这样的人格的力量,才使他所推行的一种完全地宗教的体系在20世纪取得了任何政治方式和方法都不可能取得的伟大的人类精神上的胜利,虽然他自己生活在一个政治与宗教分离的世纪中。
    
    表明了上述的一点,在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也需要一个“圣人”出来指导不就是变成了一个问题的了吗?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政治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如果想要使它进入宗教的渠道这就有了一个“反动”的意思在内的了。事实上是,在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已经露了面的民运人士中,我看不出有产生甘地的任何的迹象,所以,非但是出不了一个甘地,我看连“半个”也出现不了!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民主运动套在甘地“非暴力”的那个线上呢?试问:没有甘地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的存在,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榜样做为运动的中坚,你能够想象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运动是什么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是把甘地当成了黑格尔、马克列宁这样的人了,以为离了“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著作就可以指导运动的。甘地死后虽然也留下了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是上帝之笔写在他心上的,是一种真正的“神谕”性质的东西,同马、列、毛那些用“笔”写作出来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前者,你心中没有一个存在着的“上帝”是无论如何都读不懂它的,何谈应用?因此,最简单的推论是:你如果要搞一个“中国版”非“微缩的甘地非暴力反抗运动”,那么,你非得请来“上帝”不可,试问:你要请哪一家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伊斯兰的“上帝”,还是印度教的“上帝”(就是甘地信奉的“上帝”)?一个没有“上帝”参与的中国式的绝食运动,参与运动的人满怀对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专政的“愤怒”,这能够说是“中国版”的“甘地运动”吗?甘地非常明确地说过:“不能因愤怒而绝食,愤怒仅次于疯狂”(见徐有珍的《甘地传》)。因此,“正版”的甘地式绝食,是没有愤怒的绝食——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谁能够做到?
    
    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写作了《甘地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微缩中国版——有感于太石村村民的接力绝食抗议》的刘晓波君真的可以如愿已尝地证明自己把太石村民的抗议斗争看成是“中国版”“甘地-运动”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他承认不承认参加接力绝食的村民们对本村的共产党干部和上级共产党政府的态度充满了“愤怒”?如果承认,那么现在他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消除这种“愤怒”?试问“愤怒”若还消除了,还没有有绝食?在上面我已经反复地说过“甘地版”的绝食是没有“愤怒”的,因此世界上的任何绝食如果由“愤怒”激发或者被“愤怒”支配,那它绝不是“甘地版”的——这样的道理还用再说明吗?在“甘地版”之外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绝食,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正因为他是一位圣人,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普通人的眼光去衡量他。他的确有用我们普通人标准所不能够衡量的特征。他最后50年事实上就不过性的生活,同世界上的那些古代的圣人一样把性看成是魔鬼的“工具”,因此,在他的被别人往往认为是他母亲的夫人死后,他和一位年方二八的女子“同榻而眠”以锻炼自己和性欲这个“魔鬼”作斗争的能力……他在一个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中,提倡抵制“洋布”,并且教导人民:“不接触洋布是一种德行”,从而在印度搞土布运动,他对印度人民说:“不能够实现土布运动印度就不能够得救!”他自己就有一辆纺车,“每天抽出半个小时纺线,从不间断。”他的纺线不是在延安的周恩来的装样子,他真纺,并且在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党领导人亲自纺线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才能够有资格进入最高领导层的动议,在遭到否决后,他竟以退党来要挟。他虽然毕业于英国的名牌大学,接受了20世纪的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但是他压跟儿就不相信医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他对于印度那原始的“土疗、水疗”抱着非常浓厚的迷信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入迷。他曾经公开地说:“我还是相信人是不大需要药物的,在1000期病症中,有999期是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那些因为有了一点病就跑去找医生……而且咽下了形形色色的草药和矿物药,不但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自己已经成为肉体的奴隶,而不是他的主人,他便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事情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推断:这样的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见《甘地传》)
    
    诸位,你们阅读到这里,如果说,我们要的那个甘地不是上面的甘地,而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甘地,那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因为之所以构成为一个真实的甘地的东西中是少不了上面那些非科学的东西的,你如果把它去除了,那么你的甘地就是伪的,谁能够相信他呢?不要说我们中国现在出现不了甘地,就在产生了甘地的印度那块伟大的土地上,也永远再产生不出甘地这样的人物了。因此你如果认为打着甘地主义的旗号就可以搞一个“中国版”的甘地运动,那你未必就太天真了。
    
    什么是非暴力运动?
    
    如果我们把非暴力运动看成是一个“抵抗当局的运动,”我们的看法虽然说不上错误,但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在甘地那里,非暴力运动是在伟大的印度教这样的特殊的精神层次上被设计出来的,是一个企图全面地改造印度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的宗教运动。据甘地自己的解释,它是从古老的《罗摩愆那》来的,“它给弱者以帮助,给弱者以力量”。因此,“‘阿希莫杀’(非暴力)、‘婆罗莫恰立亚’(节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等美德”是被列在了一个系统内,要求人们“全心全意不断争取实现。”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真正的非暴力是一种严格的宗教式的自我纯洁运动。据甘地讲:“根据经验,我有一种信念:只有我们的心底是纯洁的,如果遇到灾难,自然会有人和方法来应付。……我急于要在思想上和言行上实行节欲,我热切地把大部分时间贡献给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以此培养纯洁的气质使自己适应这种做法”。可见在甘地那里,非暴力是一个意义广泛的内容体系,而宗教性质的“纯洁”位于意义的核心地带。所以为了使非暴力运动不缺乏“纯洁”,甘地“连盐也不吃了,而且这种禁规”据他自己讲,“我一直执行了10年。”
    
    就名词来讲,“非暴力抵抗运动”中的“抵抗”二字,若被你理解成为“抵抗”当局和当权派,那么你又曲解了它的意义。非暴力抵抗运动这样的东西在甘地的体系中,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坚决的和勇敢的禁欲、节欲的行为作做支撑,那就好比一个车子没有轮子。因此,在这样的体系中,甘地他老人家曾经搞了一个“家庭非暴力抵抗运动”(见《自传》)——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人未必都知晓。在“家庭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抵抗”的对象是圣人自己的“色欲”。在“家庭-运动”中,他的夫人杜斯嘉白活活地受了40多年寡。但是,这个伟大的丈夫的确有一个伟大的夫人,她没有任何怨言地就成全了丈夫的“家庭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成果,和丈夫一直过着无性的夫妻生活,并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我是这样假设的,在今天的中国,你也许可以象甘地那样在“家庭”中搞“非暴力抵抗运动”,但是,你无论如何在我们中国是找不到如杜氏这样的伟大女性的,任你说的天花乱坠,没有女人愿意跟你“活受寡”,可是甘地就有这样的夫人,以至于甘地在说到这样的事情时,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它(家庭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帮助,色欲的心灵是无法期望消除的。”可见,所谓的“抵抗”不仅仅是指政治上的当权派(我没有发现甘地称呼他们为“魔鬼”),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抵抗”精神上的“魔鬼”。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把甘地非暴力运动要“抵抗”的“魔鬼”,换成了共产党人,这不是非暴力的一个“搞笑版”吗?想必甘地再生,也是看不好这个“搞笑”的“中国版”的。在圣人那伟大的胸怀和慈悲发眼睛中,任何有错误的人,哪怕这种错误如“喜马拉雅山一般大”(甘地语),他也是人,而不会是“魔鬼”!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当一个被魔鬼还凶恶的刺客用手枪击穿圣人的胸膛的时候,甘地双手合十,口中喃喃念道:“神啊!”这已经是对刺客的宽恕了!
    
    非暴力运动最初产生在南非(甘地在那里为在南非的印度同胞服务),后来在印度发展壮大,但是无论是南非或者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两国的土地上都实施英国法律。说到这里,我们得需承认,那时的英国法律在世界上可以算是最优良的法律,我们假设它因施加与殖民地而价值大减,但是至少它不是“恶法”,因此,它和这两个殖民地本地的法律比较起来,也还是“文明的”或“先进的”,所以我就有理由这样说,正是在英国法律覆盖的土地上才有可能产生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我做如下的设想不会没有任何的理由,即甘地如果那时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或者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国,我不否认他也许会产生出非暴力抵抗的灵感,我也丝毫都不怀疑这样的灵感在他火热的思想中有可能酝酿为一种运动,但是,我敢百分之百的保证,他找不到使之可以发展成为全国性运动所需要的的群众。我假设他的侄女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他的儿子被送进“731部队”,他还会继续搞他的非暴力运动吗?如果他要一意孤行的坚持搞的话(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那么我断定他的运动会因为失去了群众而半途夭折,也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是一种“运气”使他降生在一个由英国法律管辖下的土地上,也正是这样的土地上才容忍了甘地主义运动。施之于殖民地的英国法律,虽然说不上公正,但是它的确不残暴,而非暴力运动的另一头就系在了它之上。在甘地那里,他只看见了他的“上帝”,却没有发现这个和“上帝”几乎一样重要的法律也起了作用就使他的看法缺乏科学性。但是这样一说,似乎又显得不公道,因为在解释非暴力运动的时候甘地也曾经说过:“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始终是有意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神圣的职责。”就这样的意义来分析,作为社会上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它绝不是一个人民的单方面的行动;在人民行动的那一头有一个统治者的对应的问题,看不到这一点,认为对任何的统治者都可以运用这一手,那不是错误,又是什么呢?由这一条错误引出的另一条错误是,以为任何的法律制度都可能容忍非暴力运动最后的成功。
    
    我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上述错误不但是我们目前所主张“中国版”的人所犯的,就是甘地本人在世的时候也已经犯了。在甘地那颗我们不能够运用普通人思考方式思考的脑袋里,装着自己的非暴力抵抗同样可以对付德国纳粹党的想法。1940年7月3日,在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的信件中,他竟然说出了被我们中国的传记作家批之为“纯属无稽之谈”的话:“我不遄冒昧,向你们建议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的勇敢方式,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向纳粹作战。你们可以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的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做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也不妨出让,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安全撤退,就让你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们任他们屠杀,但决不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引自《甘地传》)诸位写到这里,我以为明天甘地在我们的中国因着“中国版”而复活,他向我们的“天安门母亲”说了“让你们的……孩子任他们屠杀”,向我们的太石村民“呼吁”“无妨出让家园”——这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甘地版”——大家想想看,我们中国人民会怎样反映的,是高呼“甘地万岁”还是高喊“甘地闭嘴”?你们自己说吧!“正版”的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克隆版”的?
    
    中国有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样简单的道路我们难道都搞不明白吗?倘若我们中国人都是虔诚的印度教的信徒,倘若我们中华的5000年文明史上没有汤武革命的传统,而有一部伟大的《罗摩愆那》,倘若孙中山降生为甘地,那么你说非暴力运动在中国搞不成功,我就不相信;但是“倘若”中的东西如果都是子虚乌有,那么,你说非暴力运动可以改天换地,我也还是不相信。在已经有了伟大的人民政治运动的传统和“样板”的时候,你却要我们的13亿人民改弦更张,皈依在甘地的门下,可能吗?
    
    在美国和西藏非暴力运动又怎样?
    
    先说一说美国的情况,可以有助于读者们进一步地了解我的观点。若用我们中国人话来说,那么我们得需要承认甘地非暴力抵抗运动在美国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所领导的非裔人运动中有了一个很好的体现,出现了一个“美国版”的运动。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美国版”的东西稍加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他是美国非裔人自己的创造,虽然在抵抗美国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也曾经发生了非裔人的绝食,但是它并不是运动的主流,运动的主流是象中国共产党的“长征”一样地向华盛顿的“大进军”,在这样的伟大的运动中,“甘地版”已经变化成为了“小马丁、路德金版”了。看不到这一点,你说它是“美国的甘地版”岂不是贻笑于大方之家。
    
    即使这样,我们在美国的非暴力运动中若还发现美国社会的民主性质和自由的法律的基础的话,那么,这个运动的胜利的背景就用不着我来揭示的了。又如美国法律和英国法律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的话,你发现在这样的法律管辖下发生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胜利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如果在这样的事件中你又能够发现小马丁、路德金和甘地一样都是伟大宗教中的最虔诚的人物和最有造诣的人物,你对这个运动的胜利不就是又有一个理解吗?而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中国目前和今后的民主化运动中你是难以寻找到这么多的对应因素的。
    
    在这里我得作这样的一个声明,我反对把1989年的运动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太石村民的绝食运动看成是“中国版”的甘地运动的这一见解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使我否认在人们还没有说到的一个领域中的问题,那就是由流亡海外的伟大的藏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所主张的非暴力运动。这个运动同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首先领导它的都是数一数二的世界级宗教领袖,他们以自己那的任何人都不能够模仿和比拟的伟大人格为这样的运动树立了旗帜;其次,这个运动又完全是在伟大宗教的框架中进行的,而藏传佛教又和印度教同出于一个文化的渊源,因此这种由历史形成的关系把藏民族文化和印度教文明可以水乳交融地合为一流;最后,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是他对于50年代初的“暴力抵抗运动”所做的一种深刻的反思的结果,于是,非暴力运动就具有了符合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趋势的倾向,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达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层次。对这样的“中国版”的非暴力运动我是举双手拥护和赞成的,并且热切地祝愿它早日成功!是合脚的鞋,我们又为什么不穿呢?
    
    结论:
    
    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一个前后一贯的运动,你不能够前面以非暴力开头,而又后面以暴力结束。关于这一点刘晓波在上面的文章中已经说道了:“只要实行了非暴力反抗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非暴力方式,哪怕屡遭暴力的镇压和恶法的迫害。”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说你必须彻底放弃暴力革命的精神和传统,彻底地和它划清界限,不要有任何的动摇和犹豫,如果说这样的意思已经包括了1989年的北京市民参与89运动的行为破坏了大学生绝食运动的“纯洁”性的意思在内的话,那么大学生们没有把非暴力抵抗运动“始终如一”的“坚持”下去而半路上杀出了一个北京市民的暴力抵抗——不就是文章中没有说出来的话吗?这样的话和戴晴所说的“运动过火”,把党内的改革派打下去,使保守派上台的那种言论其不是一唱一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思想如果在我们的民运队伍中占了上风,民主运动的成与败,100年也是见不了分晓。
    
    不合脚的鞋不要穿——道理就这些简单,可是简单的东西往往把人给弄糊涂了。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中国人的“样板运动”(66运动)(见拙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批评〉〉),我们也是走在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未竟之道路上,为什么在半路却要穿甘地的“鞋”呢?要知道,可以被人们放在“暴力与非暴力”模式中的运动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所有的民主运动都可以放进去的,更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民主运动和世界“第三波”的民主运动都可以放进去的,因为后者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模式,也已经在自己的模式表现了或正在表现着意义,只是这样的事情不被某些人认知而已。
    2005-9-16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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